科学与和平 拓展新天地

——记郭沫若与坂田昌一先生的友情

郭平英

1955年冬,父亲郭沫若率中国科学考察团访问了日本。自从1937年7月他秘密回国投身抗战,已经阔别日本18年了。这次到访,父亲不仅看望了许多过去的老朋友,也结识了不少日本自然科学界的知名学者,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就是其中之一。

未及半年,1956年4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的日本和平代表团收到郭沫若发自北京的信,欢迎代表团在回国途中顺访中国,坂田昌一正是这个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之一。5月7日,坂田昌一实现了对新中国的第一次访问,向中国的物理学家们介绍了他的关于基本粒子的“复合”模型,又与周恩来和郭沫若进行了坦诚的交谈。在结束访问回到日本后,坂田昌一先生即给郭沫若写来回信,就在北京见面时谈到的两件事回复说:一是赞同并且欢迎中国派遣农业技术专家来日本交流访问;二是告知郭沫若,他邀请京都大学教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先生在方便时来华访问的亲笔信,已转给汤川本人。

1963年8月,中国科学院主办的学术期刊《自然辨证法研究通讯》经过3年时间的停顿,重新复刊。坂田昌一的论文《基本粒子的新概念》刊登在复刊后的第1期上。毛泽东主席对坂田先生论文中“基本粒子可以再分”的观点非常认同,还从《庄子》中找出相类似的论述:“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可以说,物质是否无限可分,是毛泽东主席晚年极感兴趣的哲学命题之一,他曾和钱三强、周培源、于光远等科学家们分别进行过探讨。

一年后,一场空前规模的国际科学讨论会将在北京举行,这时坂田先生正在莫斯科参加国际会议。会议期间,他接到郭沫若的来信,希望他和日本科学家会后转赴中国,参加北京的国际科学讨论会。当年日本政府有严格限制,像坂田先生这样重要的科学家,如果未经许可,即在护照上出现进出中国的记录,很有可能被禁止回到日本。利用顺访的方式在中国停留,或是一种变通的方式,但同样存在一定风险。坂田先生不顾一些人的劝阻,再次欣然接受了郭沫若的邀请。据坂田昌一之子坂田文彦回忆,坂田先生这次出席北京科学讨论会返回日本时,果然和前一次一样,又遇到些额外的麻烦。

1964年8月27日,郭沫若(前左二)在北京四川饭店宴请参加科学讨论会的日本代表团时,向坂田昌一(前左一)、有山兼孝(前右一)等日本朋友介绍他书赠的书法作品(前左三为刘德有,时任翻译)

坂田昌一团长率领着由61位科学家组成的日本代表团前来参会,大大提高了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影响力。在参会的44个国家的科学家中,不仅坂田先生的学术地位最高,日本代表团的阵容也是最庞大的。8月23日,毛泽东主席在接见各国代表团时,首先和坂田先生握手,称赞他的文章写得很好。

郭沫若由衷感谢坂田昌一先生的勇气和魄力,在科学讨论会大会日程之外专门晏请了日本代表团,赠给每位代表团成员一幅自己的书法作品。郭沫若的豪爽热情,也让到访的日本朋友印象深刻。

四年过去,1968年深秋,郭沫若收到坂田教授的朋友、日本名古屋市立女子短期大学校长有山兼孝的来信,得知坂田先生不幸罹患代谢性骨病(骨髓癌),病情比较严重,已经接受过放射治疗,坂田昌一本人和他的夫人信子女士都希望能在中国寻找到适合的中药处方,希望郭沫若给予帮助。读罢有山兼孝的来信,郭沫若立即通知中国科学院外事组把有关坂田教授病情的全部资料送往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广安门医院的专家们经过研究,提供了一个比较稳妥的疗养性处方,并且实事求是地指出,尽管病人目前正处于相对稳定阶段,却随时存在恶化可能,处方对于患者会有一定益处,但不可能起到完全治愈的作用。

岂料当时医院里有个别人因为受“极左”思潮影响,或是出于少担风险的顾虑,竟然建议以“不掌握患病详情”为由,婉拒有山兼孝的请求,还说要提防海外对我国治疗癌症的研究成果进行摸底等等。针对这种幼稚、荒谬而不负责任的说法,中国科学院外事部门根据郭沫若的意见,提出了明确倾向性的意见。中科院外事部门的请示报告连同为坂田先生开出的中医处方经过近一个月的辗转报送,总算得到对外友协、外交部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认可。为了使处方的日期和邮寄日期相吻合,办事人员想请广安门医院医生将处方重新抄写一遍,把医嘱时间推迟,而这样做势必又会拖延些时间。郭沫若看到办事人员的请示后,立即指示:“最好航空寄出,不必另抄了。”就这样,广安门医院医生开出的这份中药处方终于在郭沫若再三推动下,打破“常规”地寄往日本。

1970年1月,郭沫若收到有山兼孝寄来的坂田教授的近期病情报告:经过一年时间中药辅助治疗,病情有所缓解。郭沫若当天便报告了周恩来总理,建议卫生部以最合适的办法提供新的治疗意见。周恩来当即批示,同意“迅速办理”。这次的效率比一年前提高了不少,在第二份新处方从北京寄出后,郭沫若又根据坂田夫人的希望,给坂田教授写去一封亲笔信,送去一份精神上的慰藉。

意想不到的是,第二份处方里有两位中药,处方医生书写得不规范,还用了自创的简化字,把鸡血藤、阿胶珠,写成了“鸡血芚”“阿肢珠”,使日本汉药房在配药时发生了疑问。郭沫若得知此讯后,便嘱外事部门与卫生部尽快核实,然后按照处方剂量,买好30剂鸡血藤和阿胶珠,直接托日本友人西园寺公一先生带往日本,转交有山兼孝,好让坂田先生早日开始服药,尽量缩短因处方医生书写不慎所导致的时间延误。他又周到细致地致信有山先生,对处方中那两位中药加以说明:“鸡血芚确即鸡血藤。如无此药,可用丹参五钱代。阿肢珠是阿胶珠之笔误,此药可用阿胶三钱,熬好以后代用。原处方中所列二十种药物,在无以上两种时,亦可继续照服。”

待把这件事处理妥当,郭沫若便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使和中国友好代表团团长,出访尼泊尔和巴基斯坦,进行了21天紧张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后,他见到有山兼孝数日前的回信,令人欣慰。信中说,坂田先生服过中药后,患部疼痛有所消除,食欲增进,精神好转,吃饭时已经能在床上坐起上半身来,医生们对这种西医难以想象的恢复效果都给以高度评价。信中还特别提到,郭沫若写给坂田教授的亲笔信已装入镜框,挂在病床旁边,“中医药方加上先生的题字手迹,对坂田教授是一种科学方面和精神方面的无上支援,使他重新获得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力量”。

的确,两份中药处方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坂田教授的免疫能力,父亲的亲笔信所传递的中国科学家们的关切,也发挥了药物本身所不具备的精神作用。然而,骨髓癌终究是一种未被人类征服的疾病。1970年9月,日本物理学界的权威汤川秀树致信瑞典诺贝尔物理学奖评委会的伊瓦尔·沃勒(Ivar Waller)教授,告知被提名为诺贝尔奖获奖者的坂田昌一健康状况不佳,病情正在恶化。与此同时,北京也得到坂田教授的体征明显恶化的消息,郭沫若立即发去慰问电。10月6日,坂田教授在辞世前10天,起草了给郭沫若的回电,这是坂田教授临终前亲自拟写的最后一份文稿:

希望中日两国科学家携起手来,共同为人类的幸福和世界发展而尽力的日子早日到来。

希望早一刻回到这条战线。

10月16日,坂田教授与世长辞,给日本科学界和诺贝尔奖评委会留下了永远的遗憾。郭沫若为坂田无法实现重返战线的最后愿望而深感痛惜,他在给有山兼孝回信时写道:

坂田先生是有发明创见的学者,身虽永逝,精神长在。他的中国友人将长远怀念。足下对坂田先生的友情,十分真挚,令人感动。我也相信,中日两国的进步科学家必将继续诚意协作。

父亲还应坂田教授的夫人坂田信子女士的请求,为坂田昌一教授的墓碑题写了一首五绝:

科学与和平,创造日日新。

微观小宇宙,力转大车轮。

绝句前两句中的“科学”“和平”“创造”“日新”,概括了坂田教授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既是郭沫若与坂田昌一的思想共鸣,也是有良知的科学工作者共同的人生使命。绝句后两句则用文学语言诠释了坂田教授在理论物理研究中遵循的辩证法则,诠释了微观与宏观,空间与时间的对立统一。

1971年2月25日,父亲收到坂田信子夫人寄来冈山后乐园的丹顶鹤,以及他1955年吟咏丹顶鹤绝句的手迹照片。在回信时,父亲再次寄去对夫人的慰问:

坂田教授辞世,同深悼念。但所留光辉业绩,照耀人寰,长垂不朽。

坂田教授病重期间一直念念不忘和郭沫若的友情,几次对夫人提起,病好后要带夫人一起去北京见见郭沫若……1973年,坂田信子夫人接到中国科学院发去的邀请,请她和有山兼孝等几位日本科学家一起访问中国。坂田昌一先生的遗愿,在郭沫若的授意和中国科学院的运作下,得以现实。坂田信子夫人来访时,百感交集,交谈中几次禁不住潸然落泪。父亲感觉她仍未能从悲痛中解脱出来,特意为她赋七绝一首:

一生充实有光辉,满门桃李正繁枝。

孟光不愧梁鸿志,天下英雄教育之。

坂田信子女史乃故友坂田昌一教授之夫人,决献身于幼儿教育事业,嘱题赋赠。

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七日

郭沫若

坂田夫人有志于从事有听力障碍的儿童教育,为让她早日摆脱哀痛,不至于时常沉浸在对过往的回忆中,父亲还让我们也给夫人写信,嘱咐我们要用繁体字来书写,这样不必译为日文,信的大意也能读懂。父亲的专业虽是社会科学,但他正是通过这种深入细致、有情有义的交友之道,让中日两国自然科学领域的交流合作一步步地扩展开来。

坂田昌一先生的过早病逝,使他未能成为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但他所创建的“名古屋学派”却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1973年,他的两位学生——小林诚、益川敏英提出对称性破缺的理论,和物理学家南部阳一郎一起,共同获得200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小林诚、益川敏英亦先后来华访问,和中国物理学界进行了深入交流。坂田昌一之子坂田文彦先生也是物理学家,在坂田信子女士去世后作为访问学者,和中国科学院等科研单位保持着密切联系,继续为科学与和平的大目标而努力耕耘着。坂田文彦赠送的一尊坂田昌一先生的塑像,亦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永久珍藏。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郭平英(郭沫若女儿,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名誉会长,中日友好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