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爱情

亓鲁明

父亲早逝，离开我们已近50年了。相比父亲，母亲还算高寿，在父亲逝去33年后，母亲寿满83岁时驾鹤西去。

父亲离世时，我年龄尚小，爱情对于我来说，完全是一个茫然的世界。待我年长一点情窦初开时，爱情曾是我羞于启齿的话题，我也不忍问及母亲她与父亲是怎样相爱的。当我遇见爱情，沉醉于爱情的甜蜜中时，我就常在思考我父母的爱情是什么，常捋着与父母在一起的生活轨迹去找寻父母的爱情。

我的影集中没有父母的双人合影照片，我的记忆中，父亲总是与我的母亲聚少离多。我没有见过父母的花前月下，我也不知道父母之间是否有海誓山盟。我的父母是怎样遇见爱情，怎样结为连理的，现在也更无从探究。

一

在我的记忆中，我的父亲高大魁梧，我的母亲端庄贤淑，父亲的性格如山威严刚烈，母亲的脾气似水温婉柔美。这些也许是他们互相吸引相互爱慕的因素吧。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总是在我们的生活中缺席，我最深刻的记忆就是母亲领着我们姐弟3人跟随着父亲从北方往南方迁移。父亲先期到达的地方，环境总是比我们原来居住的地方差，生活条件也越来越艰苦，可母亲却总是心甘情愿地“夫唱妇随”，拖儿带女地步步追随。从济南到徐州是怎么去的，我那时太小没有记忆了。从徐州到昆明时，我已开始记事，记得母亲带着我们姐弟3人一路辗转颠簸。我们途经一个山很高终日下着雨的地方，满地的水浸湿了我们脚上穿的手工布鞋，雨水淋湿了我们的衣裳。那时我们姐弟3人，姐姐大点不足8岁，弟弟尚小只有2岁多，还不能为母亲分担什么。我们随身带的行李不多，没有更多衣物换下淋湿的衣服浸湿的鞋，常常被冻得瑟瑟发抖。看着我们3个的小可怜样儿，母亲很是心疼，但依然坚持带着我们继续前行，把我们安全带到了昆明。那次，家里为数不多的行装都是“打零担”先期货运到昆明的，可母亲仍随身带了一只绿色的铁皮箱。这只箱子很重，我们都提不动，一路上给母亲增加了更多负担。母亲把这只箱子视如珍宝，形影不离。到了昆明，母亲把我们和箱子一起交给父亲，父亲打开箱子后我们才看到，这箱子里有一支小手枪，这是父亲战争年代在部队使用过的，到地方后按规定配发给父亲的。母亲把我们交给父亲，她好似胜利完成了后方转移任务的战士在向首长汇报，疲惫的面容中透着欣喜和骄傲。母亲把这支小手枪轻轻地拿出递给父亲，父亲的神态俨然是即将冲锋陷阵的勇士在接受将军授枪，那样的庄重刚毅坚定。

在昆明生活的头五六年，是我一生中与父母共同生活时间最长、最快乐的日子。那时，昆明生活条件还很差，我们一度水土不服，因为三年自然灾害，母亲身患重疾，父亲母亲工作都很忙，父亲还常常出差，在家里的时候很少，可我们的生活稳定了，我们姐弟3人都安然地长大上学了、懂事了。我想这五六年间，也是我父母最幸福最甜蜜的时光。

未到昆明前，我们多是由母亲照料。年幼的我心中虽然期盼着父亲，可刚到昆明见到父亲时还是有几分羞涩、几分胆怯。想跟父亲撒娇亲近，却不敢和父亲独处。母亲懂得父亲也知道儿女，尽力地弥合着我们与父亲之间的缺失。父亲有时间在家时，母亲总会放下手中的活，陪伴着父亲看我们嬉戏打闹。有母亲在，我们就会很放松，一点都不拘谨，有时在父母居住的那间大屋子里从地上蹦到床上，从床上钻到床底下，躲在父母身前身后藏猫猫；父亲母亲总是双双相依看着我们，当我扑到父亲身旁时，父亲会展开双臂把我揽入怀里，给我一个大大的强有力的拥抱。我偎在父亲的怀里仰脸看着父亲，威严的父亲竟是那样慈祥和善。

父亲母亲还喜欢在一起听我们姐弟3人的争论，刚刚学了点知识明了一点事理的我们总是爱充分展示自己的本事，坚持自认为有理的观点。父亲母亲会神态安祥地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我们尽情表现，认真地听着我们的争辩，有时我们争得面红耳赤，父母也不恼不怒。有时，我们也会因一些针头线脑不值一提的小事吵得不可开交，这时的父亲会爽朗地笑着让母亲把我们劝解开。记得母亲说我们在小事上的互不相让，是针尖对麦芒，瞎鸟争无米的糠。可当我们出言不逊、口吐脏话，当我们的想法说法不符合道德水准时，父亲会很严厉地制止、批评我们，还会让母亲给我们讲讲道理。

我最高兴的事，还有父母亲带着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去游园，虽然在这五六年间仅有为数不多的几次。看过的电影我早已记不住了，我记住的是每次在夜幕之下我们跟着父母回家的情景。父亲母亲并肩走在一起，我们姐弟3人要么手牵着手跟在父母身后，要么围绕着父母来回奔跑。父母的身影在路灯的映照下一会在身前，一会在身后，一会很长很大，一会很短很小，追逐父母的身影带给我们无限的乐趣。父母亲虽然会时不时地关照一下我们，可一直手挽着手并肩慢慢走，一路喃喃细语着。父母互诉着什么我无从知晓，可他们亲密无间贴在一起的身影，回想起来是那么甜蜜，那么唯美。

刚到昆明时，我们都遭受了水土不服的痛扰，这时母亲从随身携带的箱子中取出一大瓶泥土，父亲不知从哪里也拿回一包土，父母将这两包土混在一起用水浸泡后，过滤出清水烧开了让我们喝。后来听母亲说，这瓶家乡的泥土是父亲让带来的，把熟悉的生活环境中的土和新陌生地的土融合的水喝下，就能克服水土不服。父亲初到昆明时一定也会水土不服，没有带家乡土的他是怎样克服水土不服的？这个方法一定是他那时寻求得到的。这个方法究竟是确有其效还是心理安抚另有意义，我不得而知，可母亲相信，按照父亲的嘱托做了，我们按父母的要求喝了，也抵御住了水土不服的伤害，稳稳当当地留在了远离故土、远离家乡亲人的西南边陲城市。

到昆明后不久，生活刚刚稳定，一切刚刚顺应，就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母亲要照顾好我们3个正开始长身体的孩子，还要格外关照好工作繁重的父亲。当时物质匮乏，食物短缺，母亲总是精打细算，精心制作，变着花样把一些糙粮粗菜制作得更精细一点、可口一点，让我们能爱吃一点、多吃一口。她还常把一些好点的食品留给父亲，单独为父亲炒一小盘菜，烙一张饼。父亲心疼我们也心疼母亲，要将母亲专为他做的饭菜匀给我们，母亲会很坚决地制止父亲。父亲呢，则常借口要品尝母亲为我们制作的饭菜口味，不动声色地把母亲专为他做的饭菜剩下留给我们。那时父亲常乘坐飞机公出，只要是遇到星期休息日出行，父亲总恳请母亲去机场为他送行，母亲又要带上我们，说一起前往去看飞机。后来才知道，那时乘坐飞机的人很少，机场给乘机人的福利还挺高，乘机人可凭登机牌在机场餐厅获取一份乘机餐。父亲疼母亲，想让母亲能补充点营养；母亲疼我们，就带着我们去改善一下生活。在就餐区，母亲让父亲就餐，父亲说他晕机只能空腹乘机，父亲让母亲就餐，母亲说她还不饿，让我们把领来的餐食吃了。当时又饿又馋的我真以为父亲晕机需空腹，真以为母亲不饿吃不下，只顾津津有味地大快朵颐。至今我也不知道父亲是不是真的会晕机，可那时就盼着父亲乘飞机去出差，好有机会吃到飞机场的美食，能看到大飞机起飞，能等待父亲回来时给我们带回飞机上发给的小零食。

在父母的关爱下，我们熬过了这3年，身体都没有受到伤害，可我的母亲一边要承担紧张的工作，一边要担负家庭重担，工作生活的压力、辛劳、饥饿、营养不良损害了母亲的健康，她患上了很严重的浮肿病和坏血症。父亲心急如焚，四处打听治疗良方。从那时起，父亲公出带回的小零食就不再给我们了，而是用一些书、画等小礼品代替给我们的食物，那些小零食父亲只给母亲，还要坚持看着她吃下去。父亲知道母亲的浮肿病是长期营养不良缺乏蛋白质所致，可那个年代，物资太贫乏了，少有的一点食品也需定量指标和票证才能购买，既使父亲常飞赴北京，可无证无券他也无能为力。父亲也只能穷尽所能竭尽全力地给母亲多一点关爱，只能以此办法来弥补他对母亲的亏欠和愧疚。

母亲患坏血症时，父亲又带着母亲到处寻医问药，陪着母亲去治疗，终于找到了一名祖传医术的老中医，母亲服用了长达2年的中药才将疾患治愈。小时候的我身体较壮实，心也比较细，父亲就把抓药熬药的任务交由我完成。记得老中医为母亲开出的中药中有一味药是蜈蚣，从药店抓到的中药是全蜈蚣，而给母亲治疗入药时不能使用全蜈蚣，要将蜈蚣的头和脚全部去除，否则会使母亲的头发和指甲盖脱落。每次我为母亲熬药时，都会小心翼翼地完成这个步骤，可当父亲在家时，他一定会坚持再检查一遍才准许我熬药。父亲检查得可仔细了，他不仅要看全蜈蚣体上是否有残留，还要检查在其他药中是否有遗落。刚开始我还有点不被信任的委屈，可听了父亲对我讲的道理也就释然了。我那时虽已开始懂事能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但毕竟还是不足10岁的孩子。

母亲因患坏血症，颈部长了厚厚的皮癣，按老中医的治疗方法，要先用特制的药膏将厚癣皮软化去除干净，再涂上另外治疗的药物。这些过程，每次都是父亲亲力亲为，我端着药做父亲的助手。这时的父亲一改粗犷，精细得如在绣花。他宽厚的大手拿着小小的镊子，很仔细很仔细地一点点地清除着残皮，还时不时地询问母亲的感受。母亲笔直地坐在椅子上，面部带着从容的微笑，一副好享受好享受的模样，可我分明听到了父亲手中的镊子触碰到伤口时母亲发出的轻微的呻吟，看到母亲会倒吸一口凉气身体不由自主地震颤，看到父亲拿着镊子的大手急速回缩，看到父亲怜惜的眼神……

这就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一对普普通通恩爱有加的夫妻。父亲像山一样刚烈的性格里，深藏着细腻温情；母亲似水一样柔美的脾气中，蕴含着刚强坚毅。父母的爱情就如这山傍着水、水绕着山，相互滋润着，相互辉映着，山水相随深情依恋。

二

1964年秋，父亲又出征了。当时，我并不清楚父亲又去哪儿了。在我的童年时代，我习惯了父亲的忙碌，习惯了父亲出差不在家，习惯了他一次次先期离开我们到新的工作岗位去。后来在与父亲的书信往来和母亲的讲述中，我才知道父亲是去了一个叫渡口的地方（现在的攀枝花市）。那是毛主席最关心的保密的地方，父亲主动请缨去攀枝花，去完成更加艰巨的大三线建设任务。儿时的我曾为之荣耀骄傲，也等待着母亲领着我们后期追随。可在攀枝花建设初期，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生产建设难度大，时间紧迫任务重，不具备家属随迁的条件。待条件稍好一点时，又遭遇“文化大革命”，父亲受到冲击，与我们音讯全无。就这样，我们一等待就足足等了7年。

这7年间，我们经历了国家特殊的历史阶段。身担重责的父亲母亲都受到了冲击和迫害，父亲与我们的联系中断，我们也因父母一夜间成了“狗崽子”被欺辱。我们被驱离原来的住所，全家蜗居在一间房子里，家里还时常被人抄家，时常有人威逼母亲交待她的问题、交待父亲的问题。父亲母亲怎么了？涉事不深而又单纯的我曾迷茫、恐惧。可母亲仍是那样的温暖坚毅，细心呵护着我们，大义凛然地面对一切冲击。驱离我们时，母亲去斡旋，给我们保住一间安身之所。家被抄时，母亲总是把我们护在身旁，之后又很平静地带着我们把翻得乱七八糟的物件整理好，把家又收拾得干净整洁。父亲怎么了？母亲怎么了？母亲并未多言。她只告诉我们相信自己的父亲母亲都是好人，父亲母亲都爱我们。她让我们姐弟互相照顾好，多守在家里做自己喜欢的事，不要去理会他人对父母亲的污蔑，不要外出去与人争辩，要学着保护好自己免受伤害。

父亲只身在外，这是母亲最放不下的牵挂。母亲从她受到的迫害就能想象到父亲的处境，她相信我的父亲，她也担心我的父亲。她担心他的生活无人关照、身体无人照料，她担心他心里的压抑无处诉说、情绪无人疏导，她更担心父亲的刚直不阿会备受打击迫害，宁折不弯的刚烈性格会对不公正作殊死抗衡……那时，父亲虽无法和我们联系，但母亲依然坚持给父亲去信。那时，给父亲的信件都是母亲口授让我写的。在我们写给父亲的信中，没有政治，没有我们生活的困境，没有母亲所受到的摧残和我们姐弟受到的欺辱，母亲让我写的更多的是我们儿女生活中的一些琐事，是那个时候还残存的一些快乐。母亲让我多告诉父亲一些在当时的环境下尚属欢快的事，我在信中写过我养的一群鸡，写过姐姐上山下乡时我们为姐姐送行熬的一大锅鸡汤；写过姐姐带着弟弟去煤管局农场抢收土豆，还上山捡了许多蘑菇；写过我煮好饺子留给母亲，怕饺子粘连就用水泡着最后泡成了面片汤的囧事；告诉过父亲我和弟弟复课都上了初中，我还被选进了学校文艺宣传队；告诉父亲云南地震时，我们被背着枪的大人强行撵到地震棚中避险……母亲为什么让我只写这些，当时我是不解的，之后才慢慢理解了我母亲的心。我想我父亲当年看到这些有生活气息和温度的家书，一定也很温暖，这一定也是支撑他百折不挠坚持下去的力量。

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我在6年之后和父亲再次见面了。1970年的四五月间，昆明家中突然来了几位不速之客，对独自在家的我说父亲出来工作了，我若想去看父亲，可以随他们上攀枝花。念父心切的我并不认识来人是谁，仍不假思索地一口回应要去，之后就急匆匆地赶往母亲的工作单位告诉母亲。这将是我平生的笫一次独自远行，我担心母亲会不同意我去，一路上想了无数理由准备说服母亲。可当母亲听了我的来由后，即刻请假回家，在路经百货大楼时，还买了2瓶酒、2瓶罐头和1罐麦乳精要带去给父亲。回到家母亲帮我收拾了几件衣物，又让我带上针线，叮嘱我去了给父亲缝补衣衫。母亲送我去来客留下地址的攀枝花驻昆办事处，和那几位客人交谈了许久，我也知道了来客是渡口四号信箱（攀煤前称）指挥部革委会副主任及部下，从日后的一些资料中也知道此次父亲复出是为确保攀枝花“七一”出铁出钢，向党的生日献礼，要奋战75天建成龙洞矿开采急需的气肥煤。要打好这一场硬仗，领军攻坚克难非他莫属，父亲是以“戴罪之身”复出，挂帅“龙洞会战”。

我只身到了攀枝花，等待了两天才见到从“龙洞会战”工地回指挥部开会的父亲。父亲面容依然刚毅，眼神依然慈祥，可他高大健硕的身躯已十分消瘦了。父亲见到我，急切地问起遭受冲击的母亲现在身体怎么样、工作怎么样，问姐姐上山下乡插队在边疆农村的情况，问弟弟怎么没跟我一起来。弟弟10岁时曾到过攀枝花，目睹了父亲被殴打被揪斗，曾被恐吓被驱赶，受到过伤害。政治迫害伤及幼子而无能保护，一直是父亲的心痛，弟弟会不会由此埋惧藏恐，由此而不敢再到攀枝花来，更是父亲的担忧。我按母亲的叮嘱一一地回答父亲。父亲听着我讲述好的消息，再看我健康的身体、开朗的性格，略略放心了。

这次，我在攀枝花与父亲相聚，就仅有父亲回指挥部参加会议的那短短的3天多时间。父亲去开会时，我就静静地守在他那间既是宿舍又是办公室的小屋里等着父亲。就餐时，父亲领着我去离宿舍很远很简陋的职工食堂吃饭，每天只有在来去食堂的路上，我和父亲才能单独在一起有时间说更多的话，其他时间父亲不是在忙工作，就是和来看望他的同事、一起就餐的职工交谈。会议刚结束，父亲就对我说“龙洞会战”正值关键时刻，他不能领我到处走走看看，他嘱咐我回家后好好照顾母亲带好弟弟，又把我托付给他人帮助搭车回昆明，就赶回了会战工地。

母亲与父亲再次相见是在一年以后。这时，父亲已经“解放”了。父亲“解放”时，他都没回昆明看看家，而是一心扑入工作。他在去四川省煤炭管理局开会时，在成都照了一张像，随同一封封电报给昆明的我们，给山东老家的亲人报了“解放”的消息。这张照片也成了父亲的遗像。这次能回到昆明见到母亲，还是因他进京开会途经昆明。父亲的身体更加消瘦，许多在昆明的老同事相见都不敢相认了。在昆明时，母亲劝父亲先检查一下身体。父亲宽慰母亲说，他能出来工作，心情好了，身体也好多了，说他自“解放”后开始工作体重还增加了五六斤呢，马上要进京开会接受新的任务，不能再耽误了。母亲和父亲一样，被剥夺过自由，剥夺过工作的权利，重获工作的机会后就更加珍惜，只争朝夕地要把失去的损失补上。母亲担心父亲的身体，更懂得父亲的需求，只得千叮咛万嘱咐父亲百忙之中也要重视身体健康，让他从北京回来后一定要先全面检查一下身体。父亲答应着，安抚着母亲，可从北京回来后他并未在昆明停留，即刻就赶回了攀枝花。

从北京回到攀枝花后，父亲夜以继日地工作，全然忘记了自己的健康。父亲病倒了，患的是胃贲门癌，已发展到晚期，水米都难以下咽。父亲的病应该是在未“解放”时就有病灶了。我一年前到攀枝花看父亲时就看到了父亲的消瘦，就看到了父亲进食困难。我给父亲从昆明带去的猪肉黄豆罐头，父亲只吃了几粒黄豆，还乐呵呵地和一起就餐的同事说，这个好，能咬得动。可我当时真的是太不理事啊，只沉浸在和父亲相聚的欢悦中，而忽略了父亲的健康状况，只听了父亲的嘱咐，只想着少让母亲担忧，而没有如实地向母亲秉报父亲的身体变化。可父亲如果也能多想点自己，能放下工作，能听从母亲的意见早点安排检查治疗，病情也一定不会如此重啊。

组织关怀父亲，派专人送父亲进京治疗，父亲再次途经昆明。在昆明，父母亲商量带我们一起进京。母亲对我们说，父亲说我和弟弟还没去过北京，让我们跟着父母一起去北京看天安门。临行前，父母领着我们照了一张全家合影后，父亲乘飞机先行，随后母亲就带着我们乘火车追随父亲到了北京。10多年间，母亲一直带着我们追随着父亲，而这一次的追随却是何其的悲壮。父亲母亲都知道“癌”意味着什么，也清楚将会面对的不可预判的结果。父亲是做了最积极的抉择和最坏的打算，让我们随行入京是做了诀别的准备。母亲则是做出了最勇敢最温情的决定，要带着我们一起陪伴着父亲，给父亲力量，给父亲期盼。

在北京，父亲得到最好的治疗，可癌魔无情已经转移，不断地吞噬着父亲。医院明确地告诉父亲母亲，留给父亲的生命时长仅有8个月。生命只有8个月了，父亲选择了事业，他对我母亲说，这些年来，一直忙于工作，对她和孩子顾及很少，内心感到愧疚，可他是共产党员，党的事业高于一切，现在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确实想回家与你们多住一些时候，可他离不开宝鼎矿区，离不开攀枝花。他恳请母亲带着我们到攀枝花安家，这样父亲的愿望能实现，更重要的是能让孩子继承他未竟的事业。母亲选择支持父亲，带着我们跟随着父亲一刻也不再分离。父亲手术后在医院康复治疗时，劝我母亲领着我们回了一趟山东老家，这是母亲自离开山东后第一次回去省亲，也是我们第一次回到老家。母亲惦着父亲，山东一行去也急归也急，匆匆地告别了自己的老父老母，匆匆地告别了山东的亲人和同事，急急地赶回了昆明，等待我的父亲出院回家，随即就着手举家迁到攀枝花。

我的父母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战士，都是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我有限的对父亲的记忆中和母亲极简的讲述中，我知道我的父母在战争年代是叱咤风云的将士，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勇士。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又投身于祖国的建设，是新中国建设的中流砥柱。上马征战打天下，下马奉献建国家，这就是我父母的共同信仰、共同追求。在父母心中，党的事业高于一切，这就是我的父亲母亲甘愿牺牲自我、相互理解信赖、相互敬慕的爱情基础吧。

三

1971年8月，父亲从北京出院回到昆明家中。心中惦着工作的父亲归心似箭，一刻也不肯再耽误。他谢绝了云南省委为他安排的去昆明安宁温泉疗养，谢绝了刚从上海瑞金医院分迁到昆明新建成的延安医院的专家建议，没有留在医疗条件好医术高的新医院继续治疗。他也等不及我母亲办理完工作调转，等不及姐姐办理完知青下乡返城安置手续，等不及我和弟弟待暑假结束学校开学办好学籍，执意要立即回攀。为照顾大病未愈的父亲，母亲让我随同父亲先行到了攀枝花。一个多月后，母亲带着姐姐弟弟离开自己钟爱的工作，离开四季如春的昆明，举家搬迁来到攀枝花。这就是母亲带着我们姐弟3人等待了7年，追随着父亲的最后迁移。

1971年的攀枝花，自然环境还很恶劣，生活条件也很艰苦，我们一家人也只能挤在简陋的半永久房里，一切与在昆明时的环境条件根本无法相比。可是有父母亲在一起的家是格外的温馨，有我们陪伴的父母亲是格外的舒心甜蜜。我们姐弟3人常争抢着为父亲做可口的饭菜，常争抢着向父亲母亲讲述自己工作中的所见所闻，还会各抒己见讨论国家大事，发表自己的见解。父亲母亲又像我儿时见到的那样依偎着看着我们，倾听着我们的叽叽喳喳。我最难以忘记的是父亲那慈爱的目光一直注视着我们，我最难忘的是父亲那爽朗的笑声，最难忘父母对视时的含情脉脉……

父亲又开始没时没晌地工作，他抱憾不能为他热爱的工作、忠诚的事业再多作贡献，生命留给他的时间越少，他就越是不顾一切地拼搏。超负荷的工作让父亲的身体不堪重负，但他仍不肯听从组织安排放下工作入住医院治疗。在父亲的坚持下，矿区党委和医生商议后也只好同意父亲半天工作，半天休息，定期检查，服从治疗。组织和医生一松口，父亲又像过去一样下基层跑现场，即使是入院治疗时，也似把办公地点搬到医院，在病房听取基层汇报，一起研究生产工作。

1972年3月26日凌晨，父亲还是匆匆地离开了我们与世长辞。父母亲都清楚父亲的病情发展，可我看到的父亲母亲从来没有认为命运不公，从来没有抱怨、没有消沉。父亲以坚韧的意志、乐观豁达的态度顽强地与病魔抗争。母亲日夜陪护着父亲悉心照料，以她的柔情抚慰着父亲，以她的刚毅支撑着父亲。父亲住院期间，再三告诉我们要好好完成自己的工作，他有医护人员关照，有我母亲和在医院工作的姐姐照顾，让我不要总往医院跑，不要因牵挂他影响工作。母亲和姐姐也是自己承受着巨大的悲痛，极力地保护着我和弟弟，在父亲病情平稳精神状况最好时才安排我们探视。父亲的几次病危几次抢救都是母亲和姐姐守护在身旁承受着煎熬，我却都是在日后相关父亲事迹的报道中才知晓。我每次上医院看到的父亲都是精神矍铄，还时常看到他与医护人员探讨疾病成因和治疗方案，和来探视的同事们研究工作，和来看望他的职工们家属们谈笑风生地唠家长里短。我一直很乐观地认为厄运早已远离父亲，面对父亲的突然离世，我无法接受，痛不欲生。母亲又以她的坚强刚毅影响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父亲去世的凌晨，母亲对我们说的是战争年代他们的浴血奋战，他们面对战友牺牲的前赴后继。母亲让我们不要哭，她说父亲希望我们都学会刚强。母亲领着我们守在父亲身旁，让我们按父亲的遗愿把父亲送上了宝鼎山巅。面对成百上千赶来送别父亲的职工、家属，面对浩荡的送别队伍，母亲由衷地感激我的父亲，由衷地感慨，这是我的父亲获得的群众对他不计较个人荣辱恩怨、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以事业为重无私献身的最有力的肯定、最高的褒奖。

父亲走了，带着深深的眷恋和不舍离开了我们。他眷恋他的未竟事业，他不舍他的儿女，他更难舍与他患难与共、甘苦一生、相濡以沫的爱人。他不舍毕生忠诚的事业，但他知道这宏图伟业后来人会完成得更好。他留下遗嘱，要埋在这片热土的最高处，天天看攀枝花出煤出铁出钢，看一代一代的攀枝花建设者创出的新辉煌。他难舍儿女，但他已看到儿女们在成长，他相信儿女们会在他的事业中理解父亲的追求，理解父亲的无私奉献，会更快地长大成人。他最难舍的是我的母亲，他最忠诚的伴侣。他相信我的母亲会选择刚强，会继续着他们不朽的爱情。他也知道，我的母亲一生无怨无悔地支持他的追求，崇敬他的事业；母亲尊重他的选择，定会为他践行遗愿。父亲对母亲怀有深深的敬意也有深深的内疚。

父亲走了，母亲满怀思念地在父亲生活工作过的地方继续着父亲崇敬的事业，继续着以刚毅支撑着父亲眷恋的家和不舍的儿女们。母亲婉谢了组织让其提出照顾要求的意见，只对组织提了给予父亲政治生命彻底平反的请求，这个请求在党和国家拨乱反正之后拨云见日得到落实。她只从父亲的办公室拿回一盏父亲生前工作学习时使用过的小台灯，和父亲的大幅遗像一起安放在她与父亲生活过的屋中的书桌上。母亲常常静静地看着父亲，轻轻地抚摸着父亲，默默地与父亲心灵对话。几十年间，虽几次搬家都是如此。多年来，每次陪同母亲上宝鼎山看望父亲时，母亲也总是久久凝视父亲的墓碑，静静地抚着碑文。在母亲病重最后一次登上宝鼎山看望父亲时，母亲轻轻地对我说：“你爸爸是公家的人啊。”母亲这轻轻一语真是令我痛彻心扉。几十年来，母亲为支持我的父亲，与父亲不能常共枕卿卿我我，百年后也盼能同穴长眠朝朝暮暮啊。

2005年6月11日清晨7时许，晴空突响一声雷，我的母亲似乎听到了我父亲的召唤，带着对父亲的思念，带着为父亲恪守的忠贞，安详地走完了她的人生之路，追随我的父亲而去。懂得父母，几十年来，我们姐弟悉心照料、孝敬我的母亲；痛心惜别母亲，满堂儿孙守护在母亲身旁程程泪别相送。懂得父母，在母亲百年之后，我们把父亲留有签名的书和生前工作戴过的一顶矿工帽与母亲合墓，安放在终年松柏长青、四季鲜花盛放的福寿园，让我的慈父慈母生在地是同根连理枝，逝归天成齐飞比翼鸟，朝朝暮暮地久天长……

这就是我眼中心中父亲母亲的爱情，这就是我的父亲亓伟、我的母亲陈书兰，一对普普通通的因为爱甘愿牺牲自我、对爱情矢志不渝、让人羡慕的恩爱夫妻，一对忠诚于党、携手同心献身党的事业忠贞不渝、无私奉献共襄宏图伟业琴瑟和鸣、令人荡气回肠、引人仰慕的革命伴侣。

作者简介

亓鲁明，女，攀枝花三线英雄亓伟同志的小女儿，川煤集团攀煤公司退休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