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沐川两起农民暴动的回顾与思考

郑望友

一、沐川的两起农民暴动概述

1930年2月，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四川革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四川省委多次指示各地党组织积极发动农民，开展抗捐、抗粮、抗租、抗债斗争，争取群众，建立游击队，进行武装斗争。中共嘉定中心县委选择沐川舟坝、高笋、凤村等地作为组织游击战争的地区之一，派军科委员梁祚超和共产党员段棋臻到舟坝、高笋、凤村开展党的工作，先后建立舟坝、高笋两个党支部。1935年1月，中央红军转战云、贵、川边境，中共四川省委要求在白区工作的同志发动武装斗争，接应中央红军，牵制军阀后方，以利红军长征。沐川的两起农民暴动，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一）天宝山农民暴动

1935年1月上旬，嘉定中心县委兵运委员赵启民化名张啸涛到高笋、舟坝，统一领导两个党支部，要求积极发展各种组织，准备发动游击战争，牵制敌军，接应中央红军。赵启民白天往返于舟坝和凤村，靠卖米维持生活，夜间到炭厂、农村发动工人和农民。高笋、舟坝的党组织和党员，在各自负责的地方发动群众，还编了12首反映农民疾苦的歌谣，启发农民的觉悟，教育引导农民群众团结起来抗捐、抗粮，发动武装斗争，接应中央红军。

1935年2月23日，西甲甲长刘泽高在凤村乡隆兴村隆兴寺（现属利店镇）召集农民开会，催交捐款，共产党员胡立本、刘本昭等4人趁机前往了解情况。此时，适逢利店区团部派出的两名区丁前来收款，农民纷纷陈述捐税太多、太重，无力缴纳。胡立本等立即进行宣传，历数国民党对农民的压榨，号召大家抗捐抗税。顿时，群情激愤，捆绑了两名区丁。胡立本、刘本昭等随之商议，决定借机打出“川南工农红军游击队第四路纵队第五小队”的旗号，宣布武装暴动，号召大家拿起刀矛、土枪、土炮等武器，准备对付区、乡丁的攻击，截击经凤村回利店的区团长肖善之。随后，有五六十名参加暴动的群众集中到转角庙，由胡立本部署防御和警戒。

后来，因为看守不严，一名区丁挣脱绳索逃到凤村，向乡公所报告了情况。乡长肖华春大为惊恐，急令师爷书呈利店区团部，同时派人去关上（时属仁里乡，现属武圣乡）向肖善之报告。肖善之闻讯后火速回利店，命令精选中队连夜出击。队长李镇波率队赶到凤村，派民丁中队长刘泽安带一个班的乡丁和两名区丁先行，探查虚实。在凉水井碰上暴动队伍第一道警戒，软硬兼施劝散了警戒人员，顺利占领了阵地。

2月24日黎明，双方战斗正式打响。精选中队从正面扑向转角庙，乡丁从旁助攻。暴动队伍用土枪、土炮回击敌人。由于暴动队伍力量薄弱，而且准备不够，仓促上阵，难以抵御敌人的进攻，只得边还击边撤退，最后分散躲藏于山野草丛之中。敌人搜山，胡立本、张兆延、袁公和被捕，暴动以失败告终。

（二）高笋农民暴动

1935年2月下旬，赵启民得知天宝山农民暴动失败的消息后，要求各地更加谨慎、秘密些，抓紧发动群众、培养骨干、建立组织，高笋乡受到教育和发动的农民有300多人，觉悟较高的加入了农民协会，建立农协小组20多个。群利炭厂近百名工人被发动起来，筹建了“炭业工会”。

4月中旬，赵启民听说中央红军已入川，即找党员段玉章、张玉清、朱成之等人商议，决定成立“川南工农革命委员会”和“四川第四路红军游击队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武装起义。随后绣制了红旗，刻制了印章，发动部分农民捐献烂锅废铁打造刀矛，草拟和缮写了布告和标语。

准备工作就绪后，赵启民召集舟坝、关上、青龙、杨村、高笋等地代表开会，正式成立两个委员会。“川南工农革命委员会”委员25名，由张玉清任主席，钟复兴、费熙延任副主席，朱成之任秘书。“四川第四路红军游击队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6名，由赵启民任主席，王正海任副主席。军事委员会设政治部，辖两个大队，由总指挥赵启民统率。在进行组织准备的同时，还做了一些军事准备。赵启民担任教员，对部分骨干讲授一般军事常识，进行射击训练。争取少数保丁，掌握了六、七支团枪。

凤村天宝山发生农民暴动后，国民党地方当局及土豪恶霸就怀疑高笋、舟坝有共产党活动，派人暗中监视。4月下旬至5月初，高笋乡团总、副乡长李如珍数次派保丁到群利炭厂捉拿进步人士，并命令各保长准备好团枪，形势十分紧张。当时，正值春耕生产，贫苦农民缺粮缺种，加之国民党地方当局加紧催收苛捐杂税，农民怨声载道。

5月7日，赵启民、段玉章会同舟坝、高笋党支部党员找来一些骨干，共同研究形势，决定继续发动农民抵制捐税。

5月9日，赵启民、段玉章等10人再次开会研究武装起义问题，决定5月20日举行起义，打击主要目标是地主李如珍家和高笋乡公所。如果暴动成功则乘胜打击舟坝、黄丹等地敌人，迅速壮大红军游击队、扩大游击区，带领部分队伍参加中央红军；暴动失败则退守金台山，建立根据地等。会议快要结束时，得知在汤家岩发动群众的农协小组长刘世友被乡丁逮捕，将于5月11日解送沐川的消息，当即决定将起义时间提前到5月10日。随后安排部署力量，确定行动路线。

5月10日拂晓，暴动队伍100多人集中于高笋黄角坡，分为两路同时行动。一路约 60人由张玉清率领进攻高笋场。乡公所得知消息后，全部人马仓皇逃往乡公所以东三华里的平顶寺山寨，暴动队伍顺利占领乡公所，救出刘世友，张贴了“两个委员会”的布告及大量标语，进行革命宣传，随后撤至乡公所以西两华里的火林冲待命。另一路40余人由张子林率领围攻地主李如珍的家，起义队伍攻下碉楼，活捉老地主李俊山，缴获全部枪弹和土炮，尔后押着李俊山到火林冲会师，但李如珍脱逃。两路起义队伍会合后，赵启民、张玉清等分析形势，决定做好迎击反动武装进攻和退守金台山的准备，部署了警戒，安装了土炮。李如珍逃到黄丹后，向区团长杨九光报告了情况，杨九光立即率区团队前往镇压，不断开枪鸣号，暴动队伍据守阵地组织还击。敌人改用包围战术，向暴动队伍发起攻击。在强敌面前，暴动队伍边打边撤，最后被冲散躲进了深山密林。敌人轮番搜山，朱成之、李桂龙、何安宾等相继被逮捕，高笋农民暴动也以失败告终。

二、暴动失败的原因分析

天宝山农民暴动和高笋农民暴动的组织者、参与者，有的在暴动中壮烈牺牲，有的被逮捕残害致死，有的被迫流亡他乡，很让人痛心与惋惜。哪怕其中一起暴动获胜，沐川的革命历史都将改写。查阅资料发现，这两起暴动失败并非意外，那些年各地农民暴动几乎都失败了，失败原因大同小异。笔者谨以沐川两起农民暴动为例分析失败原因，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组织和发动群众不充分。先谈天宝山农民暴动。利用区团部催粮，群众情绪激动之机，发动农民暴动无可厚非。但暴动队伍人数十分有限，连两名捆住的团丁也守不住，被逃脱报告引来反攻，因人数有限，失败成了必然。再看高笋农民暴动。如果组织者能总结天宝山农民暴动失利的教训，最大限度发动群众，将黄丹区公所周边群众也组织起来，即能集中力量攻下并占据乡公所，作为阻击敌人的阵地，又能制约牵制黄丹区团部的兵力，如果区团部重兵出击，黄丹群众可以对区团部发起攻击，让敌人顾此失彼，甚至两面失守。正因发动群众不够，仅靠100余人的队伍与强敌对阵，失败是必然的结果。

（二）暴动队伍武器装备落后。20世纪30年代的农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中，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是他们的生活写照，拥有刀耕火种的简单农具，缺少与政府武装斗争的有力武器，提前准备的武器多数是镰刀、斧头与长矛，土枪、土炮十分有限。而旧政府和地主土豪不光兵丁众多，武器装备也相当精良。两起农民暴动，都是乘敌不备情况下的短暂小胜，随着敌人的反击，暴动队伍便兵败如山倒。如果暴动队伍能截获一定数量的枪支弹药，便拥有与旧政府武装抗衡的底气，也不至于攻陷乡公所后赶快撤离。

（三）未与红军形成有效策应。无数战争告诉人们，单兵作战不仅难以取胜，也很难巩固战果，联合作战既可各个击破，还可以牵制敌人。如果暴动队伍能与红军部队取得联系，即使不能共同发动进攻，至少在暴动失败后可以投奔红军，不至于逃窜深山、流亡他乡。一旦获胜，即可迎接红军建根据地。在没有策应的情况下，就算暴动获胜，也难以抵抗旧政府武装聚众围攻，最终依然是失败。当然，从客观上讲，并非暴动队伍不与红军队伍联系，是当时通讯条件所限，连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都不知道红军大部到了哪里、将去何方，何况农民暴动队伍呢？历史不能改写，如果只是假设。

（四）缺少有斗争经验的将才。2月初接到组织游击队，迎接中央红军的指示，仅20天左右发起天宝山农民暴动，组织者富有革命精神，但缺乏斗争经验。事前没有精心准备，组织者参与者都是仓促上阵，被绑团丁的脱逃就反映出临阵组织不力。高笋农民暴动组织者汲取天宝山暴动失利的教训不够，虽然在应对反击、战后出路等方面作了一些安排，但仍然显得简单草率。如果能事前策反部分团部人员作内应，“窃取”枪支弹药为我所用，最大限度发动群众既围歼又打援，联络各地同时发动暴动，尽可能与红军部队取得联系，如此这般、多措并举攻陷各地团部，没有了旧政府武装力量，地方恶霸也成不了气候。正因缺少有斗争经验的指挥者，失败在所难免。乐山境内4起农民暴动悉数失败，都不排除有斗争经验不足这一重要原因。

三、暴动失败带来的启示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照耀古今。我们回顾农民暴动这段历史，不仅要学习弘扬先烈们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还要倍加珍惜革命者浴血奋战为大家换来的美好生活，更要以史鉴今、古为今用，从历史事件中汲取有益养分。笔者认为，两起农民暴动能给人们三个方面的启示。

（一）党的领导是革命事业的根本保证。两起农民暴动的组织者胡立本、刘本昭、张玉清、朱成之都是共产党员，但那时的党组织力量十分薄弱，到1935年春，沐川仅有舟坝、高笋两个党支部和10名共产党员。正因为缺乏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培养骨干、带领队伍、统筹谋划、组织协调等极为不力，临时拼凑的队伍与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较量，失败既是自然也是必然。相比红军长征中的力挽狂澜、汶川地震中的抗震救灾、举世瞩目的脱贫攻坚……哪一项伟大胜利不是党坚强领导的结果呢？坚持党的领导，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武装夺取政权，逐步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在百年探索中创造的成功经验，也是我们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全党上下、全国各族人民必须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国上下一盘棋，全民拧成一股绳，才能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才能推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事业全面进步。

（二）准确研判形势是推动工作的先手棋。《孙子·谋攻篇》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用兵的上策，是以谋略取胜。无论搞革命工作，还是抓发展建设，都要“不打无准备之仗”，凡事做足调研，提前谋划，正确研判自身与工作对象的力量对比、优势弱项，根据难易程度、利弊得失，集中优势力量克敌薄弱环节，才能闯关夺隘勇往直前。正是如此，大到推进乡村振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小到调解群众纠纷，开展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都应该正确树立战略思维和全局观念，加强调查研究，谋划工作举措，明确应急预案，调动积极因素，消除不利影响，有的放矢工作，随机应对变化，推动目标实现。

（三）依靠和发动群众是克敌制胜的法宝。“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伊始就笃信这一信条，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赢得了一场又一场“淮海战役”，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在历次大灾大难面前，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坚定不移地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纵使在“困扰全球”的新冠疫情面前，我们党紧紧依靠和发动群众，从容交出了一份惊艳世界的“全民战疫”满分答卷。从农民暴动失败中，我们看到了组织动员群众不力的危害性，知晓了依靠群众和发动群众的重要性。昂首阔步进入新时代，远离了硝烟和战争，需要解决的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做的就是为人民群众谋幸福的“好差事”，不紧紧依靠和发动群众，还能依靠和发动谁呢？作为党员干部，无论担任什么职务，从事什么工作，都必须树牢宗旨意识，走好群众路线，紧紧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发动群众，激发人民群众创造伟力，推动中华民族复兴伟业。

（作者单位：沐川县委党史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