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漫卷西风

代学宁

本文仅作为文史阅读，不作为党史正史资料。读者如需深入研究，请阅读正式党史著作。

 ——作者敬告

1

20世纪的中国，特别是前50年，实在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段，那是一个战火纷飞、风起云涌、英雄辈出的时代。

事情得从更远一点的19世纪和西方国家说起。

中国一向安于本分，只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耕耘生活，不事扩张，更不惯于觊觎别的领地。以至于19世纪中后期，当西方工业革命迅猛发展的时候，大清王朝竟仍以天朝自居，傲视西方。循规蹈矩、按部就班、温良恭俭让、耕读传家的大清帝国没有想到，这种悄然崛起的力量将在不久的将来给自己带来巨大冲击。

终于，1840年，一场以鸦片为借口的战争，将中国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国家，也由此开启了中国近现代屈辱的历史。

正当中国饱受屈辱时，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谁也没有想到，它将要改变中国。但此时，中国还没有人去留意它，更没有人去细心研究它、去思考千百年来封建王朝的各种不合理，似乎一切都是那样的天经地义。没有人会想到“压迫”这样的字眼，更没有人想到“剥削”的存在。以至于此后十多二十年，当西方列强再一次冲撞着国门时，一些有识之士才慢慢觉醒。朝堂之上，一些居安思危的大臣们呼吁开始了改良运动，但似乎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朝廷依然腐败不堪。

终于进入20世纪，一些人决意要彻底推翻这个腐朽透了的封建王朝，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发起暴动。但他们似乎还没有准备好，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收拾这个被打破、被推翻的烂摊子。于是，群雄蠢蠢欲动，国家四分五裂。

1917年11月，当邻邦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共产主义成为可能。这是一种全新的尝试，更是一次成功的实践。这让中国的知识精英看到希望，受到启发。加之，苏联“共产国际”急需将这种成功向全世界推广，要输出他们的这种经验，扩大他们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1919年，以反对“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为导火线的青年示威游行在北京爆发。运动迅速得到广大群众、工人、商人以及各阶层的响应并波及全国。历史评价说，这次运动“打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大门”“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正是这次运动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从那时起，100多年来，中国大地毫无疑问地发生了改天换地的变化。这种变化，被一次次革命运动所推动。起先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之后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

作为两股革命力量，两者因为有接近相同的理想而有过合作，但更有因为“争取领导权”（中共“五大”）的问题而有过激烈的较量。两支革命力量的较量，从一开始分歧不断的合作，到1927年的彻底翻脸，再到1937年的再度合作和1945年的再度决裂。终于以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的建立和国民党败退大陆而告终。

2

中国共产党永远记得1924年1月，在共产国际“拉郎配”的撮合下，他们和国民党开始了第一次合作。但当孙中山去世后不久，国民党当权者便开始排挤共产党。首先是国民党“右”派谢持﹑邹鲁﹑林森﹑张继﹑居正等人，他们以国民党元老自居，成立西山会议派，公开要求国民党政府“清党”。之后，在以戴季陶等人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的撺掇下，国民党汪精卫集团和蒋介石集团先后对共产党下黑手，在1927年先后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 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被逮捕杀害。

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失败，共产党人不得不另起炉灶，决定要推翻这个旧政权。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后来被证明的真理。1927年8月1日，就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半个月，共产党人被迫发动“南昌起义”。几天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汉口紧急召开“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会上，毛泽东更是一针见血地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由此，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斗争道路。

再之后，许多地方又相继爆发武装起义，这种武装力量，先是叫着中国工农革命军，之后被称作中国工农红军。这种红，代表革命、代表鲜血、代表希望、代表正义。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便被称为红色革命、中国共产党被称为红色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革命政权被称为红色政权。

队伍是红色的，旗帜是红的，领章帽徽也是红的……他们有时候也称之为“赤”。而国民党则被称之为“白”，国民党反动政权统治下，反革命暴力所造成的恐怖被称之为白色恐怖，其军队也被称之为白军……等等。

渐渐地，红色便像鲜血流淌一样向四周浸染开去。不久红军就占据了许多地区，像星火一样，点亮了中国大地。于是各种以“剿匪”为名的 “围剿”与“反围剿”之战，在国民党白军和共产党红军两股力量之间开始较量。

从1930年11月的第一次“围剿”，到1933年9月3年时间，中央苏区就遭到国民党当局5次大规模的集中“围剿”。前四次都取得胜利。然而到第五次“围剿”，经过长达1年的反“围剿”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进行转移——这便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开始。

而与此同时，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越来越明目张胆。这是一个令蒋介石集团难堪的局面。外者，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已肆无忌惮，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国内的抗日情绪也日益高涨。在内，共产党的存在，让国民党如鲠在喉，令他不安。尽管如此，蒋介石仍坚持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于是，一场更大规模的“围剿”在大半个中国的土地上上演。

3

历史的目光聚焦到1935年。这一年，是红色军队摆脱国民党追击，寻求生存与发展最艰难的一年。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经过一年的五次反“围剿”苦战之后，遭遇严重挫折，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红军从江西撤出，原计划是要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因为湘江战役的失败，红军再遭重创，部队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计划被迫改变。

“左”倾冒险主义导致战争不断失利，战斗的失利让指战员感到无比担忧，高层争论不休，甚至相互埋怨。一度时期，部队不知何去何从。

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红军改变策略。之后四渡赤水，重返黔北，然后西进，巧渡金沙江进入四川，既而向北，迅速将敌人甩开。

5月中旬，部队进入会理，在这里进行休整。中央在这里召开“会理会议”，总结长征半年多来的经验教训。

从1934年冬到1935年5月，又是半年的围堵追杀，部队消耗不少，前途仍不十分明朗。这一路兜兜转转，尽管取得一些胜利，但部队仍然十分辛苦，以至于在会理会议上，一些高级将领对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所指挥的这些行动发表了不同看法，甚至有要求毛泽东交出指挥权的意见。但好在，更多的人更理性地分析和总结几个月来的战斗，他们支持毛泽东，更坚定了中央决策的正确性。

在会理休整5天之后，红军继续北进。

部队从会理、西昌、冕宁一路走来，到达西康雅安地区。西康省地处中国西南，是汉藏杂居地区，历史上的川康边地。这里地处偏僻，地广人稀，土地贫瘠，特别是藏族民众居住的康巴地区，其语言、习俗、信仰与汉人有较大不同。这里又是横断山区，到处是高山横亘，大河阻隔，原始森林、雪山草地遍布，许多地方甚至为无人区，自然条件十分恶劣。

5月底，当部队进入西康雅安汉源（今石棉）时，首先阻挡他们前进的便是大渡河天险。

横亘在前的大渡河，河水湍急，山高谷深，滔滔河水由北向南一路奔腾，到汉源再折向东汇入岷江和长江。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滔滔江水使之成为难以逾越的天堑，历来为重要的军事要地。这条河，曾一度被清康熙皇帝误为泸水而将安顺场的上游地区叫着泸定。而当年，面对这条河，宋太祖竟也束手无策，无奈地用玉斧在地图上指着大渡河（泸水）一划，说：“此外非吾有也。”从此大渡河便作为宋与南蛮的天然分界线。1863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更是兵败于此，全军覆没。现在，蒋介石集团叫嚣着，要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这是又一次生与死的考验。

时间已进入夏季，正值5月，河面宽阔，河水猛涨，水流湍急。

经过一番战斗，红军再次创造奇迹，更创造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二十二勇士飞夺泸定桥、红军日行240里的战争神话。党史评价说：“红军强渡大渡河，在蒋介石精心布置的大渡河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打破了蒋介石妄想‘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迷梦，为中央红军跳出敌人包围圈迈出了生死攸关的一步。”

即使是今天，每一个亲临大渡河的人，站在古老的铁索桥上，低头看着桥下滚滚流动的河水，无不惊骇、目眩、颤栗。没有人不为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二十二勇士飞夺泸定桥以及红军日行240里的壮举所折服。想象着22名勇士冒着敌人的炮火，在摇摇晃晃的铁索桥上向对岸之敌发起攻击，一举飞夺铁索桥的壮举，仿佛神话一般，令人叹服。

4

5月25日，红军强渡大渡河。

5月29日，22名勇士飞夺泸定桥。

历史将这两场战斗载入史册。一份当时编发的《战士》报报道了红军飞夺泸定桥和战士一天行军240里的事迹，鼓舞了将士们的士气。那些冲锋在前的22名突击队员，还被授予了红军的最高奖章——红星奖章。除此，每个人还获得了一套印有“中央军委奖”字样的“列宁装”以及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一个搪瓷碗、一双筷子等。这些奖品，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和特定的革命岁月，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是让人欣羡的荣誉。

现在这两场胜仗极大地鼓舞了士气，胜利再次鼓起战斗勇气。

泸定桥已然夺取，大部队迅速从桥上过河到达北岸。

过了一关又一关，新的困难，更大的困难又摆在他们面前。依然是前有阻击，后有追兵，一刻也不能放松。6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已移驻成都，行营参谋团团长贺国光发出“阻止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命令”，要求各军加紧修筑碉堡等工事，同时调集各路大军对红军展开围追堵截。蒋介石甚至还亲自飞临成都督战。国民党大兵压境，从四面八方构筑起对红军围攻的态势，战局危机四伏。现在，必须迅速找到四方面军，并与他们会合，这是当前最为迫切的事。

但是，四方面军确切位置到底在哪里？似乎还有些模糊，极不准确。只知道在川北一带，该从哪里北进呢？

作家魏巍在《地球的红飘带》上描写说，当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时，对于走哪条路前往川北，还曾一度犹豫不决。一天，队伍行进到二郎山，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商量行军路线时认为到岷江与四方面军会合可以走三条路线：一条是部队占领天全，从雅安城西经过邛崃、大邑，越过成都坝子，经灌县到达岷江上游；第二条路线，是由天全经过芦山、宝兴到达懋功，占领大小金川一带。这条路，要经过几座大雪山，那里积雪终年不化，空气稀薄，行动极为困难；第三条路线，就是回过头来，经过康定、丹巴、金川，到阿坝一带……两人分析认为，第三条路，那里人烟稀少，粮食缺乏，部队得不到补给，加上路途太长，部队走到将剩不下多少人了；第一条路，问题也很大，那里是成都坝子，敌人重兵把守且容易集结，红军很可能重新陷入重围；最后决定走第二条路，过雪山。

路线一经确定，部队就抓紧行军，很快到达二郎山地区。这是邛崃山脉南段，山以南，是大相岭。历史上，二郎山和大相岭都是南丝绸之路上的茶马古道。大相岭是大道、官道，而二郎山山高路险，原始森林茂密，历史以来仅作为茶马古道进出藏区的小路，不适宜大部队快速翻越。于是，红军再度折返，沿河而下，想要翻越大相岭北端的飞越岭向北行进。

6月1日，红军一部奉命攻打飞越岭（也叫飞越关垭口），这是自古以来内地进入康藏的必经之路，是官道，也是重要的军事要隘。现在古老的茶马古道又将见证这一支远征军的英雄壮举。

又是红二师红四团充当先锋——他们刚刚取得飞夺泸定桥的胜利，为了抢时间，部队来不及休息。140多名勇士，不辞辛苦，在王开湘、杨成武的带领下，一路奔来。来到山脚，爬上山腰，仰望山上，山顶古木参天，怪石林立，陡壁绝峭。四周大雾弥漫，寒风劲吹。红军悄然爬上山顶……又是经过一番激战，红军攻下飞越岭，为全军打开通向汉源、荥经、天全、芦山、宝兴的通道口。

红军一路北进，目的是与四方面军会合。这是早已确定的目标。

6月2日，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向中央发来电报，告知中央：他们已派了一小分队向西南进占懋功，前来与中央红军联络——即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领前来寻找和接应中央红军的部队。这更坚定了红军翻越雪山的决心。

目标是翻越夹金山，部队继续出发，兵分两路向天全进发。

6月3日，先头部队经过泡通岗，越青山垭进入天全县境，然后再经青元、干河、马渡，6日抵达天全城南沙坝村（老船头渡口）。另一路经泗坪、荥河翻越垭子口进入天全铜厂，经陈家坝、后阳、柳家沟到达河源沙漩村。

红军先遣队刘伯承、聂荣臻所部到达沙坝村老船头，被天全河阻隔。这是一条从二郎山、白沙河发源会合而成的河流。天全河虽没有大渡河那样宽大，但河水湍急，深不可测，一时难以横渡。

而此时，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正率领一支队伍翻越二郎山向天全县城袭来。此前2日，红军总司令朱德在夺取天全、芦山的行动部署中已经电令“九军团为左纵队，由泸定直向天全前进。明三日起罗先率两个营轻装以两天半行程赶占天全，何率其余部队暂留泸定。”

为尽快渡过天全河，夺取天全县城，加快与四方面军会合，中央命令必须“以破釜沉舟精神，坚决迅速手段，于6日夜以前不顾一切牺牲渡过天全河”。但由于河水阻挡，加之对手火力猛烈，红三军团先遣队与河对面守敌激战一整天，仍然不克。整个老船头渡口被敌军紧紧封锁。

接中央电令，在泸定桥担任殿后任务的罗炳辉带病率部从泸定翻越二郎山，经长河坝，过两路口铁索桥东进。一路击溃驻守在天全以西数十公里紫石关的守敌，沿天全河北岸直插天全城，出其不意地攻击敌人西北侧，与先期到达沙坝村的红三军团主力先遣队夹击天全守军。敌腹背受敌，不明情况，担心四面受击，慌乱之中弃城逃去。罗炳辉部乘胜将敌人追至飞仙关以外。由此，红军攻占天全县城。这便是天全党史上所称的“老船头战斗”。多年后，当罗炳辉回忆起这一次战斗时还写下一首诗，再现了中央红军在天全受阻时的情形。

辉病沉重旦夕间，

中央陷危在天全。

一息尚存赶营救，

赤诚气勇破强敌。

8日凌晨，红军先遣队渡过天全河进入县城。

《红军长征在天全》记载何长工的回忆时说，为表扬红九军团的功劳，6月9日，周恩来还专门请罗炳辉、何长工吃饭，祝贺红九军团攻取天全的胜利。还说刘伯承也赞扬说：“天全拿不下来，全军都很危险。”

红军攻占天全后，中央纵队领导也跟着进驻天全县城。

与此同时，红一军团林彪所部在始阳三谷椿、凤凰嘴、切山村等地也击败守敌，分兵向芦山进发，攻打芦山县城。

先头部队进入天全县城后一刻也没有停留，经十八道水迅速向宝兴进发。主力部队在天全县城短暂停留，等待前方消息，并筹集粮草准备翻越夹金山。

部队在天全休整，在这里等待先遣部队的消息。依然是红二师四团，他们没有辜负中央重托。四团在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领下首先翻越夹金山，12日与红四方面军前来迎接的第九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团长杨树华）三营在懋功县达维会师。

消息传来，将士们备受鼓舞。两个拳头终于要握在一起，这绝对是振奋人心的，极大地鼓起了士气。

接到喜讯，红军迅速离开天全，向宝兴、夹金山进发。他们将要战胜天险，翻越长征中的第一座雪山。

6月13日，红军总部发捷报，通报两军会师消息。接着，红军总政治部又向各军团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加强政治工作的指令》，指令要求各军团政治部迅速传布这一捷报，以提高战士情绪，迅速争取与四方面军全部会合，并在部队中发动与四方面军联欢与慰问的盛大运动。

两军的会师意味着不再是孤军奋战，意味着找到了亲人和同志，意味着更有战胜敌人的勇气和信心，在革命的浪漫主义鼓动下，这样的战斗力不可想像。

6月13日，大部队在硗碛举行翻越大雪山前的动员大会。会后，部队准备好干粮、火把、路杖，扔掉不必要的物品，束紧腰带向夹金山挺进。如许多回忆或影视文章中所描述的那样，部队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战胜了异常恶劣的天气，也牺牲了许多战士之后，终于翻越了长征中的第一座雪山。

16日，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发布《一、四方面军会合后部队整休的规定》，决定会师后部队一律休息三天。《规定》要求战士在休息期间进行人员武器检查并擦枪，进行射击等教练，并加强新教育，剃头洗衣，进行卫生检查。同时要求，休息时节食，出发前带足五天至七天粮食，每人打草鞋两双，各团调挤存布，补足帽子；要开干部会，报告与四方面军会合赤化川陕甘的战略意义及今后战斗任务，并开各连队军人会进行解释，以团为单位开同乐会，各团政治处进行连队的支部工作检查，每团各连队进行扩红竞赛，每一军团就地组成一支游击队；以团为单位集中各连队战士送四方面军的礼物，各连队将没收土豪物件分送藏民等等。

17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也翻越夹金山，至达维镇。殿后部队也于第二天翻越夹金山，与部队会合。两军终于全面会师。之后，便是各种联欢会，甚至开展篮球比赛，战士们尽情地狂欢。

然而，就在大军胜利会师、喝酒联欢时，却有一个人没有参加这样的盛会。他就是陈云，就在前几天的11日，根据6月1日中央在泸定召开的会议决定，他已在灵关小学校长中共地下党员席懋昭的护送下离开红军部队前往上海。此行，他有着同样重要的使命——他需要前往上海恢复被国民党破坏的党的组织。他还需要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以来的各种情况——因为，这时，由于各种原因，中央已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新的中央领导和他们的各种决策与军事行动，迫切需要得到共产国际的理解、认同和支持。这便是陈云出川，这同样很重要——后来证明，共产国际肯定了中央遵义会议之后的决策。

两军会师后，战士们在狂热地联欢，而高层却为下一步的行动问题在思索、在争论——这是政治问题，也是路线问题。正如后来许多人所知道的那样，事情并没有向着理想的方向发展。历史表明，革命同样也会遭受曲折，甚至会面临着许多困难、矛盾、冲突，甚至斗争。

5

部队在懋功休整了数日，继续出发。6月24日，中共中央抵达懋功以北的两河口。第二天，从理番杂谷脑翻越虹桥雪山赶来的张国焘也抵达两河口。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会议。此前，对于两军会师后下一步的行动，中共中央和张国焘有着不同的意见，虽然通过电文曾做过一些沟通交流，但仍未取得一致。这显然不利于部队行动。那时，会师后空前团结的热忱和狂欢的气氛让这一问题暂时放了下来，现在是需要及时解决的时候。

会议尽管分歧很大，但最终还是基本达成了北上的共识和行动计划。会议同时对军队进行了整编，对中央人事也进行了调整。张国焘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治委员。

但不久，一直举棋不定、心存异心的张国焘变卦。他的变卦，正如徐向前后来回忆时说：当时的张国焘、陈昌浩“是个举棋不定的态度。有时说北取陕甘，有时说南下川西南边，拿不出个成熟的方案来”“他们虽表示同意向川陕甘发展，但认为东出北川和北打松潘地形和敌情均极为不利，因而主张一方面军沿金川地区北进占领阿坝，四方面军从茂、理北上进占松潘西，两军去青海、甘肃，以一部组成远征军占领新疆，主力伺机东向陕西发展。为解决给养困难，隐蔽作战企图，暂时可南下先取岷江以西的天全、芦山、名山、雅安地区。”（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82—283页）

至于到底是什么原因，留待历史学家去研究。但说他一心想着“打到成都吃大米”却是老百姓普遍认同的简单而朴素的理由。他也一直这样鼓动着他的战士。

由于意见严重不一，之后便出现了一系列与中央红军的争论和斗争。9月10日，会师仅3个月两个拳头就被掰开了。

1935年10月，张国焘终于实施他的“南下”行动。大军兵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南下，开始了“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战役计划”。

部队翻越夹金山、二郎山南下，并很快攻占宝兴、天全、芦山，并向大邑、邛崃方向进军，准备攻打成都。

仅仅半个月，红军就已占领邛崃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懋功以南的川康边大片土地。战斗的胜利让张国焘感到他南下战略的“正确”，暂时的胜利也成为他“批评”中央北上“错误”的资本。他甚至在红军占领芦山县城的当天（12日），致电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李富春、徐海东、刘志丹，并要他们转达毛、周、张、王、博。电文说：

（甲）我军于占领天全后，又于本月十二日攻占芦山，是役击溃刘湘之教导师、模范师、新编二师之第□旅、刘文辉之第五旅，并将刘湘独二旅全部缴械。敌仓皇溃退，我军正跟踪追击乘胜夺名、雅，俘获五千以上。

（乙）这一胜利打开了川西门户，奠定了建立川康苏区胜利的基础，证明了向南不利的胡说，达到了配合长江一带的苏区红军发展的战略任务，这是进攻路线的胜利。甚望你们在现地区坚决灭敌，立即巩固扩大苏区和红军，并将详情电告。  

                                                                  朱、张

                                                                  十二日

电文内容有些得意，也有一副高高在上的命令状。

后来的情况证明，军事的胜败是一回事，更重要的还是政治方向起决定性因素。多年后研究者分析认为，红军当时的突然南下，让川军“剿总指挥”刘湘乱了手脚。此前他一直坚持“无直接冲突时就自保实力”原则，对于过境的红军主要采取“防堵”政策，现在红军南下，要直接攻占川军的地盘，这对于所有的四川军阀来说都是不能允许的。

红军攻下宝兴、天全、芦山后，迅速向名山、邛崃、大邑方向进军。刘湘立即调整部署，集中四川军阀力量20余万人，集结于名山、邛崃、大邑、丹棱、洪雅一带，各地地主豪绅、土匪、袍哥等地方武装也是“积极支持”“同舟共济”拼命反抗。一场激烈的战斗即将打响。  

11月13日，百丈关战斗打响。名山是雅安进入成都的门户，百丈关更是门户中的门户，其东面是一马平川的成都平原，往西需要通过金鸡关才能进入西康。这是尚属盆地平原到山区的过渡地带，周围丘陵起伏，沟壑纵横，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就有“获百丈关者，得成都无疑”之说。

为防止红军攻占“门户”，敌人在飞机大炮等强大火力掩护下，先后调集80多个团的兵力，对付仅有15个团的红军。红军在无险可守的情况下，与敌人激战七天七夜，20日双方停止进攻，战斗基本结束。此次战斗尽管歼敌15000余人，红军也伤亡近万人。这是红军长征中除湘江之战外伤亡人员最多的战斗之一，无数英烈永远长眠于此。

百丈关战斗最终失利。11月21日，红四方面军总部不得不作出退却的决定。后来的学者研究分析说，百丈关战斗的失利，既有政治上的错误，也有战略战术上的失败，更有敌我双方力量上的巨大悬殊。

就在红军主力部队在名山百丈关与敌鏖战时，红军右纵队第三十二军罗炳辉所部在掩护第四军翻越二郎山攻占天全后，也跟着翻越二郎山马鞍山垭口进入天全，这是他率部第二次翻越二郎山。6月，他曾奉命翻越二郎山，攻打天全县城，现在他又再度翻越这一座大山。队伍沿着古老的茶马古道，穿越丛林，经长河坝、两河口、紫石关向天全进军，随后又奉命南下，经荥经翻越大相岭进军汉源。随着后来百丈关战斗的失利，部队又撤离汉源、荥经，折返天全与主力会合。

红军既已南下，在雅安以南驻守的国民党中央军薛岳所部加紧了对红军的防守，他们甚至在荥经修筑了飞机场，依仗其优势兵力和武器展开对红军的围追堵截。

11月21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决定部队从名山、邛崃、大邑一带撤离，退却防守。由此，“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战役计划”被迫宣告结束。

与此同时，红四军、红三十二军也从汉源、荥经撤离至雅安、荥经、天全、芦山一带防守。

战役由进攻转向战略退却防守。

1936年春节，在天全以南新场镇丁村村伏龙桥附近防守的红军突然遭到敌人猛烈进攻，红四军二十五团进行了英勇顽强的阻击，战斗从正月初一打到正月十九，打得十分惨烈。最后终因寡不敌众，红军伤亡上千人，全团战士英勇牺牲，部队被迫撤离退守，天全以南的防线被攻破。这次战斗即地方党史上所称峡口阻击战。

战斗的再次失利，让红军的处境日益窘迫。

时间已进入1936年的2月上旬。此时，南下红军相继失去名山、邛崃、大邑、雅安、荥经等多处防守阵地，敌人步步紧逼。

而此时，中央红军却早已达到陕北，并与红二十五、二十六军会师，正在谋求更进一步的民族抗日。

与此同时，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率领的第二、六军团也已于1935年11月开始长征。此时，已转战到贵州和乌蒙山地区。他们还将转辗云南，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再经过巴安、稻城、理塘等地，将在7月间，到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目前，三大主力部队，天各一方，亟待会师以谋求新的发展，否则不仅不利于统一作战，甚至还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

红军南下，张国焘本已犯下严重的政治和路线错误。现在又因为战争的失败，让他感到十分窘迫。但在别人面前，他仍然拒绝承认错误。从1935年他“另立中央”后，他的错误已导致他与中央之间不再是军事意义上的分歧，而是路线斗争了。

斗争已经明朗，但此时，中央仍没有放弃对他的争取劝告。因为谁都知道，现在的中央、共产党的军队必须团结起来，握成一个拳头才能抵御更大风险，才有更大战斗力。张国焘和中央特别是毛泽东等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已经很大，需要第三方来调和。虽然作为党中央负责人的洛浦（张闻天）向四方面军发电，要求张国焘放弃错误行为，服从中央，继续北上，但作用不大。1935年底，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林育英（化名张浩）扮着商人，辗转内蒙从苏联回来。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哥，早年参加革命，同恽代英和他的另一个堂弟林育南一起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后来赴莫斯科学习，并在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工作。现在他刚刚参加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奉命回国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到了延安，他向党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精神，并按共产国际指示力促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然而这期间，张国焘和中央的矛盾与争论，似乎已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1936年1月间，张国焘以“第二中央”名义致电林育英，向他反映情况，仍然要求“坚决反对党的机会主义路线”，此前，他一直称中央北上的决策为机会主义、逃跑主义。现在他希望共产国际站在他这一边，承认他的南下决策的“正确”。1月16日，林育英回电：

请转电四方面军国焘同志：

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转达。

（陕北来）

林育英

1月24日，林育英又再次致电张国焘和朱德。

国焘、朱德同志：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与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同日，张闻天也向四方面军领导发出电文。

××同志：

（甲）党内统一一致，才能挽救殖民地危险，才有（利）于中国革命。接读来电，至为欢迎，兄与国焘兄均党内有数同志，北局同志均取尊重态度。弟等所争持者为政治路线与党组织路线之最高原则，好在国际联络已成，尽可从容解决。既愿放弃第二党，则他事更好商量。

（乙）兄处组织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弟等可以同意。原有之西北局、北方局、上海局、南方局的组织关系照旧，对内对外均无不妥。特复。

张闻天

在与张国焘的来电中，林育英明确表示了对中央的支持，并指出这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意思。基于各方面压力，最后让张国焘放弃了“第二中央”，同意北上，避免了党的分裂。

也许是出于对林育英在促进两军团结、避免党的分裂的肯定与感谢，1942年3月6日，当林育英在延安逝世后，毛泽东为他题写了“忠心为国，虽死犹荣”的挽联，并为他的墓碑题写“张浩同志之墓”几个大字。治丧期间，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陈云、叶剑英等中央领导轮流为他守灵。出殡之时，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林伯渠、杨尚昆等中央领导为他抬棺。这是毛泽东一生唯一一次给人抬棺，也是唯一一次为人守灵、题写挽联、题碑。

6

1936年2月，南下的张国焘面临着无比尴尬的境地。尽管他多次向国产国际反映甚至申述，但是，得到的答复是肯定中央红军的正确，要求他撤销“第二中央”，并一次又一次地催促他北上。而他自己所带的队伍南下后遭到巨大损失，已毫无颜面。朱德、徐向前、刘伯承，甚至包括陈昌浩等高层将领也颇多批判意见。在种种因素逼迫下，张国焘被迫放弃错误主张，决定“西进康北，在道孚、炉霍地区迎候二、六军团，两军会合后共同北上陕甘”。2月中旬，林育英、张闻天再次给朱德、张国焘发来电报，就红四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提出三个方案，并称“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接到电报后，红军总部在宝兴灵关召开会议，讨论中央的这三个方案。最终决定，继续执行上旬制定的《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2月19日，南下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再次翻越夹金山，前往丹巴，西进康北。

此时的张国焘虽勉强同意北上，但是在他心里却有着别的算盘。他这时的所谓北上，并不是坚定地要与党中央会合。从南下到现在，一开始是准备在四川地区建立川康根据地，后来又企图在康北地区建立川康根据地，到现在他的“北上”计划，想的是北上夺取甘肃的河西走廊和新疆，与陕北的红军成犄角之势，建立他自己所认为的“西北抗日根据地”。张国焘依然心存幻想，打着自己的算盘。这让他与共产党走得越来越远，最后终于脱离这个阵营，甚至叛变，晚年客死异国加拿大。

一路上，战斗不断，党内的路线争论也不断。

南下红军再度翻越夹金山，经达维、懋功和丹巴，并翻越党岭雪山向康北转移。如此前那样，红军艰难地翻过夹金山，再翻党岭山。党岭雪山是横亘在丹巴和道孚之间的一座山，也是红军长征中所翻越的大雪山之一。它的主峰高达5470多米，比夹金山还高六七百多米，山上“万年积雪”，空气稀薄。现又正值严冬，风更大，雪更厚，气候更寒冷，气温已下降到零下三四十度。

挑战极限，红军终于翻越了夹金山和党岭雪山，既而进占炉霍、甘孜、瞻化等康北地区。6月22日到30日，红二、六军团先后抵达甘孜县。7月1日，两军胜利会师。同此前和一方面军在达维会师一样，两军都表现了极大的热忱和团结，中央也发来贺电表示祝贺并督促两军早日北上。会师令指战员更加“气壮”，信心倍增。之后根据中央指示，红二、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一共北上。

7月2日，两军兵分三路开始北进。此时的北进，认识统一，行动坚决，会师后的两军基本上没有任何迟疑，几乎是立即就踏上了北进的行程。

红二、四方面军继续翻雪山、过草地，一路向北，走出西康、走出四川，走向胜利！终于于10月9日和22日在甘肃会宁和静宁分别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至此，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红军长征也终于画上句号。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到1936年10月，三大主力会师，红军长征前前后后历经两年。

据后来统计，三大主力红军长征时有将近18.3万人，最后到达陕北的大约5.3万人，牺牲了大部分。有党史资料这样描述：“在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便有数以万计的红军牺牲在四川。他们永远地埋在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之间，10多万红军足迹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在遥远的西部、在四川、在西康大地上印下了厚重的红脚印。

7

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红军长征宣告结束。这时，国际国内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早在1935年8月1日正式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现在为一致对外，抗日救国，中共又明确提出“抗日和反蒋不再并列”的主张，以团结国民党当局，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放弃“剿共”，促成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但一时并没有让蒋介石集团放弃“围剿”的政策，直到1936年底发生“西安事变”。面对日本对华战争的加剧和民众抗日呼声的日益高涨，12月12日，就连蒋介石信赖的拜把子兄弟张学良也忍不住发动了西安事变，用“兵谏”的方式，逼蒋抗日。

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开始，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全面抗战八年，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再然后，经过4年的解放战争，无数人付出牺牲的代价。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开天辟地，换了天地！

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21年，当13名中共党员在上海、在浙江嘉兴南湖红船上召开“一大”时，当“南昌起义”时，当红军在井冈山根据地战斗时，共产党的力量是弱小的，其时正如星星之火。

从1921到1949，历经28载，在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和“九死一生”后，“一大”代表中最后走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的，仅有毛泽东和董必武。

长征是对革命者意志的考验，“自知者英，自胜者雄”。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毛泽东等无数勇敢者和坚定者。

到了这里，早已是红旗漫卷西风，红星照耀整个中国大地，历史开启新纪元！

（作者单位：四川省天全县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