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文巾帼的先行者

——记兴文党史人物刘筱圃

刘大如

刘筱圃（1902—1980），又名刘为瑶，号觉民，出生于四川省兴文县古宋镇一富裕家庭。刘筱圃童年时代，正值辛亥革命波及古宋城，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反封建礼教、反压迫，倡导民主，倡新学等民主革命的新思潮如同暖风一般，从严冬的桎梏中冲出，渗透进这个川南小镇。刘筱圃受此熏陶，也得益于逐渐开化的社会风气，在古宋高等小学毕业后，冲破家庭束缚，到成都考入女子实业讲习班（即农业专科学校）。在成都5年读书期间，经历五四运动，受到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影响，接触到一些进步书刊。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五卅”惨案后，她积极参加进步学生组织“后援会”，在社会活动中得到锻炼，萌生献身改造社会的志向。

1925年冬，刘筱圃回到古宋，任女子学校校长，她的堂妹，同在成都女子实业讲习班毕业回家的刘为姮（即秦青川爱人）任该校教导主任。两个有知识的新派女性，锐意革新，将女子学校办得红红火火，远近闻名，培养出一批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有知识的新女性。她经常深入社会，调查民情，在学生、教职员工中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组织师生庆祝“三八”妇女节，上街游行宣传“红五月”，号召妇女为争取自由平等联合起来，向封建主义和旧礼教猛烈开火。1928年，共产党人秦青川回乡，她即聘请来女子学校任教，秦青川也在学校利用讲公民课宣讲革命道理，使女子学校追求自由民主和进步之风更甚。当她收到未婚夫傅钟从巴黎托人寄来的进步书刊，即在女校组织“格兰德读书会”，组织青年学习马列主义，传播革命思想。

1931年4月，她接到已回国并在中共中央作兵运工作的傅钟来信后，主即辞去校长职务，奔赴上海。古宋共产党人常化知在回忆中曾记述：“经重庆乘船到上海时，恰与同乡刘为瑶（即刘筱圃）及古宋女子小学另一教员同船，同乡在一起照应，顺利到了上海。”她到上海后，经组织批准，与傅钟结婚，被安排在中共中央军委作机要交通工作。她多次不顾个人安危护送重要干部去苏区，完成充满艰险的重要任务。在中央党史资料中，有这样一段记述：“1932年1月，刘伯承在中共交通员刘筱圃的护送下，由上海经香港、汕头、潮州、大埔（旧县城茶阳）、埔北（青溪）、永定陶坑，来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府——瑞金。”也就在1932年，经过考验的刘筱圃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9月，刘筱圃被国民党逮捕，她在狱中坚持说自己是女工，假装不识字，严守党的机密，忍受敌人折磨，经受严峻考验。后经组织营救出狱，仍在上海、北平从事党的交通工作。

1935年秋，刘筱圃受党组织派遣，作抗日救亡工作。教学，曾是她的职业，可谓轻车熟路。她以教学作掩护，深入实际，调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剥削工人的种种罪行，教育学生和工人，激发他们的抗日爱国热情。她带领师生参观工人领袖顾正红烈士墓，组织师生上街游行，声讨帝国主义镇压工人运动的罪行。同时又开办第二分校，接收30多个穷苦孤儿入学，除照料孤儿们的生活外，还经常指导学生写日记，组织办壁报和《儿童新闻》等，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尽最大努力培养教育下一代。

1936年秋，刘筱圃东渡日本，参加留日青年左翼运动。在东京学习期间，积极参与各种革命活动，被选为“留东妇女会”的领导成员之一。

1937年5月，刘筱圃与唐平铸及同乡常化知一起回国到上海，再辗转到了延安，才与分别已久的傅钟团聚。不久，被调到陕北耀县任红二方面军（后改为八路军）抗属学校校长。任校长期间，正值开展大生产运动，她努力实践“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方针，率领师生开荒种地，创造办学条件。在既无经费又无固定教室等设备的情况下，她团结教职员工，千方百计保护学生安全，搞好教学，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生奔赴抗日前线。在日寇的大扫荡中，她身负重伤，却放心不下教学工作，仍坚持留校治疗。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心灵手巧的她，制作的腌肉和二三十种四川咸菜参加边区大会展览，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称赞，并在《解放日报》上多次发表制作技术文章，介绍经验，对边区军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起到促进作用。她的爱人傅钟将军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毛主席见到我还是那么亲热，说到刘筱圃（我的爱人）撤出延安前给他的那些豆豉，在陕北是好菜，吃光了，要谢谢她。”

1937年洛川会议后，傅钟是第一批来到太行山的八路军将领，刘筱圃与康克清（朱德夫人）一起，在王家裕的八路军总部工作。1940年，刘筱圃与傅钟的第一个孩子在武乡县出生，由于当时条件有限，这个小女孩还未享受到父母的关爱就夭折了。他们的儿子傅晓钟前些年到太行山，参观抗日战争纪念馆时，曾略带伤感地说：“父母早年都是地下党，所以一直没生孩子，等母亲生产时，年龄已经很大了。而且正赶上百团大战，卫生队都上前线去了，母亲就在简陋的窑洞中生下我姐姐。由于条件有限，这个孩子没活下来。不过我记得母亲说过，当时坐月子喝的都是武乡的米汤。姐姐永远留在了太行山。”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她历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总务科长、秘书处副处长、总务处副处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总政管理处副处长，对总政行政机构、生活管理机构的建立和健全，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显著。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受到迫害，连身患精神病的女儿也受株连。

刘筱圃侄女，1966年后到傅钟家做保姆兼秘书的张晓莺，2017年撰写的《憾山易，憾解放军难 开国将帅的风范——纪念建军90周年》一文中写道：

1967年总政被林彪定为“阎王店”，傅钟随即被打倒，他主管军队政治思想教育宣传和全军文艺工作。军队的造反派：总政机关、军博、军艺院校等轮番来抄家、批斗。傅钟夫人也被诬陷为叛徒抓走，隔离审查批斗，她性格刚强，正义凛然，是威武不屈的女军人。当造反派高喊口号“打倒叛徒刘筱圃”时，她也高喊：“我不是叛徒！”“你们才是叛徒，打倒你们！”顶撞造反派的后果可想而知，马上“坐飞机”伺候，她高血压几次晕死过去。最后被开除党籍，每月发30元生活费遣送回家时，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那天，一卡车造反派又闯入家中批斗傅钟走后，因体力不支他瘫倒在办公室，用沙哑微弱的声音对我说：“晓莺啊，我口述，马上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我要请求保护。”我拟好草稿，他修改后，我工工整整地誉抄完，他用毛笔签上“傅钟”，并加盖好印章，连夜让儿子傅晓钟骑自行车送往中南海。周恩来和傅钟曾在法国勤工俭学共同战斗，非常了解傅钟，接到信后立即给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打电话：“傅钟同志没有什么政治问题，有关四方面军的问题，延安时就解决了，要保护傅钟同志。”后来各路造反派再来，一律被北京卫戍区执行命令，挡在大门之外，他这才逃过那场人间浩劫最艰难的时间。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天能够到朱德大元帅家作客。但这一天突然降临。傅钟夫妇都是四川人，“文化大革命”中，姨妈给我讲故事：延安时期大生产运动，大家都要拿出自己的绝手活，参加生产劳动竞赛。我会腌制四川泡菜，做豆豉，经过大家品尝，正宗四川味道评上第一名，是生产劳动模范。做好后送给毛，他很爱吃。朱总司令是四川人，每次我都用泡菜坛腌好后，一整坛的送到他的窑洞。康克清见了我就说：筱圃啊，朱老总可喜欢吃你腌的四川泡菜，很下饭……所以我猜想她和朱德一家关系很要好。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日记写道：1972年3月24日，傅钟因病住院，我和姨妈去301医院看他，遇到了朱德夫人康克清也在301看病。他们已经有很久没有见面了。看完傅钟后，我陪姨妈出来时，在一楼大厅里正好碰到康克清也刚好看完病出来，姨妈就提出送康克清回家，想顺便去看望一下朱老总。“文化大革命”动乱中为了避嫌，老战友都不敢相互来往。在林彪事件后傅钟的生活待遇得以改善，恢复了专车。朱德的西郊寓所，警备森严，在康克清的招手示意下，才顺利放行。一进客厅门，康克清就大声对朱德说：“今天筱圃同志来看望你。”朱德起身迎接我们，姨妈让我叫“朱爹爹”，一下子拉近了我和朱德的感情距离。

1980年3月25日，刘筱圃在北京逝世。家乡人民会永远记住你，你是家乡人民眼中女性的先行者，真正的巾帼英雄！

作者简介

刘大如，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兴文县作家协会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1969年开始在报刊发表文章，先后在报刊发表作品近百篇。出版《石海洞乡》（合著，1983年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纪实文学《大山的呼唤》（2011年）、长篇小说《不灭的山魂》（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