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马一生图发展

——记兴文党史人物文功元

刘大如

文功元（1913—2012），1913 年出生于四川省兴文县古宋镇。在上高小时，受到回乡临时任教的早期共产党员秦青川的教诲，思想进步，追求革命。1930年春，经古宋地下党员任晋侯介绍参加中国少年共产党。任过本县少共组长，在泸州读书时任少共泸县公学支部书记，在成都求学时任少共成都志法支部、皇城支部委员。

1933年冬，文功元受组织派遣到川南地区工作，从此抛弃学业，专门从事革命活动。先后担任少共古宋、兴文特支书记；少共江安、兴文特区书记；少共泸县中心县委委员；泸县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少共赤水、合江特区书记；少共叙永、古蔺、古宋特区书记。在川、滇、黔边境一带的城镇乡村新建立一些农民协会、红军之友社、反帝联盟及党团组织。江安党史办资料中写道：“与此同时，红桥、五矿、万里等地农民在宋兴特区支书记文功元的组织发动下开展抗捐、抗税斗争，并在万里筹建了党、团小组。不久，组建成了江长兴特区委，文功元任特区委书记，直接领导江安、长宁、兴文边境地区的党组织。同时，中共宋兴特支在上级党组织号召下，组建了长江游击队，与宋兴游击队一起在江安、长宁、兴文三县交界地区开展游击斗争。”1934年5月，调少共四川省委分管川南地区少共工作，主编《四川晓报》。同年6月末在成都被捕，1937年6月底出狱。

1938年冬去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四大队学习。1939年7月随总校东渡黄河。学习结束后，留校任政治教员。1945年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6年5月随军参加解放东北战争，历任呼伦贝尔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呼伦贝尔公安总队总队长、西满铁路兴安至海拉尔段军事代表。1947年5月后转地方任三肇地委民运部长、安达县委副书记、长春市委委员兼长春区委书记、市工委副书记、市工会主席。1949年8月奉命进军大西南。

1950年8月1日到重庆后，担任西南钢铁工会主席、钢铁厂党委副书记，组织钢铁职工开展劳动竞赛，保证了成渝铁路钢轨与配件的及时供应。撰写《生产主改革的目的、方法和步骤》《集体合同与劳动竞赛》《技术查定与定额管理》等文章，在全市推广其管理经验。1953年春，被全总西南办事处和西南工业部派去云南，协助个旧锡矿、东川铜矿、昆明钢铁厂工作。1953年5月12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名单，文功元为后补执委。1954年大区撤销后，调中央建设工程部，筹建金属结构总局任副局长、代局长。1956年第二机械工业部成立时，任生产局副局长，后任甘肃原子能联合企业厂长、“八〇一”工程领导小组副组长、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副总指挥、核工业三线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计划局副局长、核电局局长等。

在川南的几年地下斗争，他奔走于川滇黔边，发动群众，播下革命火种，建立基层组织，为后来的革命斗争和游击战争打下基础。

关押3年多，他饱尝铁窗之苦，但他不屈不挠。出狱后，仍有着坚定的信念：找党，回到母亲的怀抱。这样，几经辗转，历尽艰辛，越剑门、翻秦岭，穿过三秦大地，来到延安。

在抗大，东渡黄河，在抗日烽火中，经历战火硝烟、生生死死，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到东北，在呼伦贝尔草原上，他带领部队官兵，与敌特斗，与恶劣的天气斗，常年巡逻，保护铁道生命线的安全，保证苏联援助物资源源不断进入东北，为巩固东北民主政权作出贡献。下地方后，领导土改，让东北农民成为第一批分得土地的翻身农民，为全国解放后的土地改革积累了经验。辽沈战役隆隆炮声中，他组织民工支前，组织前方将士急需的粮食、衣服、被子、布鞋；地方有力的支援，是辽沈战役取得胜利的保证。

新中国建立前夕，他奉命进军大西南。这是文功元人生的蜕变，他从军人、革命斗士，来了个华丽转身，成为新中国的建设者，为祖国的富强、国家的强盛，为核工业的发展，殚心竭智，付出他的后半生。

从文功元自己讲述的《难忘小平的两次指示》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他在“转身”后的行事方法和思路：

“1950年8月……当时，刘邓大军入驻重庆不到一年，百废待兴，中央决定由邓小平挑起了西南局第一书记的千钧重担。我刚到西南局时被分配到了西南钢铁工会做主任，在那里曾与邓小平同志有了第一次接触。

当时解放不到一年，无论是建设还是军事，都急需钢铁，因此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钢铁的生产。由于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从沦陷区搬迁了一些工厂到重庆，因此相比其他城市重庆的重工业还有些基础。其中钢铁厂就有大渡口钢厂、磁器口钢厂、相国寺钢厂等几家。不过在刚刚解放的1950年，摆在所有人眼前的首先是如何尽快恢复生产。

1950年9月，四川人民企盼40多年的成渝铁路开始修建，但钢轨的生产出现问题，当时，派我来到负责生产成渝铁路所用钢轨的大渡口钢厂开展工作。当年，厂里全年的生产任务是13000吨，而我刚到时，厂里7—9三个月仅生产了1600吨钢轨，而且9月份的产品中还有70%不合格，而上级下达10月份的任务是合格产品1250吨，厂里的职工都说根本完不成。面对这样的局面，我赶紧下基层了解情况，经过分析，其实工厂真正的轧制时间还不到10天，其他的时间都耽误在等料、运输、更换设备等时间上。经过调整，10月份生产就达1800吨，合格率超过80%。这次调整稳定了军心，在12月，钢轨产量达到了5500吨，有力保障了成渝铁路的需求，得到了邓小平、万里同志的交口称赞。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对钢铁的需求量更大。12月起，我们工会发动钢厂职工订爱国公约，又用集体合同把全体职工都组织到生产中去。大渡口钢厂的炼铁车间原来是钢厂的薄弱环节，产品质量一直很差，最高月炼出的一级生铁只有70%多。在订合同时，我们规定一级生铁产量要达到85%，超过的实行奖励累进奖，这意味着一级生铁产量越多，奖励越高，而且在超过一定的数量时，奖励会更高。结果，炼铁车间当月的一级生铁产量就达到了96%以上，部分工人拿到的奖金甚至超过工资的两倍。

但这个结果也引发了各种议论，有的说是经济发动，不是政治发动，最后还反映到了西南局那里。此时正当值西南局召开工业会议，邓小平以及省、市、区主管工业的领导全部在场。我汇报工作时，把订合同前车间的生产状况、为何采取超额累进奖、奖金占超额计划利润的比例等一一作了汇报。当我检讨奖励额定得过高时，小平同志插话了。他说：‘一级生铁过去只有70%，现在都到95%以上，国家的计划利润没有拿，拿的是超计划部分，奖金还不到超计划利润的3%，剩下的还是国家得了，直接交给工人的只有月工资的20%，其余的拿来修建车间休息室、洗澡堂，这些厂里应该办嘛。这样做得对，哪里说是错。’小平同志的说法平息了各种议论，钢铁厂的工作得到更好的开展。从这个故事我们已能隐约感到‘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理论雏形，27年后邓小平亲自谋篇布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时，很多思维其实在建国时已确立。

文革后，核电建设重新提上日程，但具体怎样发展，却有很多争议。其中的焦点之一是在经过文革十年浩劫，国民经济几近崩溃边缘的情况下，是靠引进外资和技术设备建设，还是以我为主、自力更生发展核电，在中央各部委内部争论非常激烈。电力部的观点是快速上马，尽快发电，满足生产建设的需要；一机部当时的说法是，法国答应可以出口到中国核电站，但必须成套进口四个核电站，在电站的安装、生产过程中帮助中国掌握核电技术；二机部则主张自力更生，首先建造中国自己的原型堆。

当时，我已调到二机部计划局，负责制定核工业发展的长远计划。针对当时的争论，我到各个地方积极进行了调研。结果发现，中国搞核电并不是环境、条件、技术的问题，关键在于能否下定决心。一个最好的例子是上海，当时上海已经搞了22个试验台架，这些试验台架甚至已经具备了100万千瓦的生产规模。1980年，著名的科学家王淦昌也指出，中国已初步形成原子能工业体系，有一定的自主能力。

1980年，我根据调研的情况，向邓小平同志写了报告。这份报告上说，‘现在争论的症结并不在进口或是国产，而是在于很多人不相信中国自己能搞出核电。’不久后，邓小平批示：‘核电应该搞，而且要自力更生。国家计委可以批些钱，先进行试验。’小平同志的这次批示明确了核电发展方向。

1981年10月31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建设中国第一座30万千瓦的压水堆核电站。1982年4月，核电站厂址被确定设在浙江海盐秦山。中国的第一座核电站，经过艰难跋涉，终于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

秦山第三核电有限公司退休干部陈曝之在题为《深切缅怀原二机部核电局首任局长文功元同志》的文章中这样说道：

“1978年2月，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国防科工委联合签发文件向国务院并中央专委报告上海‘728’工程建设问题，明确核电站建设工程为二机部（中核集团前身）直属项目，由二机部全面负责。随后，二机部组建核电局，并由文功元同志担任第一任局长。

1978年6月，我在八二一厂担任基建处副处长，接到二机部的调令，到北京筹建‘728’工程……就这样，我们5个人成立了‘728’工程筹建处，任务是组织筹建新中国自己设计建造的第一座核电站。也就是从这一刻起，开始了我和文功元局长长达30年的交往和友情。

……

针对如此艰难情况，文局长组织核工业系统连培生、左湖、欧阳等专家在王淦昌、姜圣阶等老专家指导下，向有关部委写报告，说明自力更生搞核电的安全性、可靠性及其深远意义。1980年12月23日，文局长组织联合二机部核电局、规划局、基建工程局的主要同志给中央领导写了《建议将3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列入‘六五’建设项目》的报告。报告从建造原型堆核电站的必要性到30万千瓦核电站科研、设计、试制进展情况作了详细汇报，并提出把3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列入‘六五’期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建议。仅仅过了7天，即1980年12月31日邓小平同志就亲自批示：‘请财经小组考虑。’小平同志的批示，极大地推动了秦山3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建设项目的进程。

与此同时，文局长积极组织厂址勘探。1979年底，他利用到上海宣布组建七二八核工程研究设计院的时机，驱车4个多小时，亲赴浙江海盐察看秦山厂址。他这一来，惊动了海盐县政府，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兼科委主任陆佑铭马上给浙江省科委打电话，通报了文局长来海盐选核电站厂址的情况。1980年1月，浙江省科委致函二机部，表示欢迎来浙江选核电站厂址。文局长抓住良机，立刻给省科委复函，希望共同选厂。1980年9月，经过与浙江省科委多次商谈，核电局要求筹建处与浙江省建委和省电力局共同组织了12人小组，先后踏勘了台州、温州及嘉兴3个地区的7个县16个点。通过实地考察，认为在海盐秦山建设新中国第一座核电站是可能的。

1981年5月，文局长联同二机部主管核电的副部长周轶来到浙江省，在省领导的安排下，宣传核电的安全性、可靠性，协商在海盐对秦山厂址进行勘察。11月，我们提出了选厂报告。12月24日至28日，国家建委在杭州召开了90多人参加的厂址复查会议，并于28日向浙江省委作了汇报。初步确定定点秦山，待进行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和地形测量后，再批厂址。1982年5月底，文局长再次陪同周轶副部长抵达杭州，与浙江省协商联合上报厂址报告。会前，文局长和周副部长对联合上报的报告再次进行审阅修改，逐字逐句反复推敲。直到凌晨两点，我们见他俩眼底充血，眼眶通红，便劝他们休息，可他俩还是不放心，又从头到尾审阅一遍，直到自己满意为止。6月1日，浙江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专题讨论了联合上报的‘728’工程（核电站）秦山厂址定点报告，会后正式签发上报。1982年11月2日，国家建委批准首台30万千瓦核电站厂址定在海盐秦山。至此，新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的厂址问题尘埃落定。文局长3年多的心血，为我国大陆核电站在秦山起步奠定了坚定的基础。

1982年9月，离休后的文局长对秦山核电站建设依然极为关心，对曾经一同工作过的下属，仍爱护有加。秦山核电站建设开工不久，一次，我出差到北京，其间和同事谢恩吉一同去看望文局长。文局长详细询问了秦山工程进展情况和工程质量情况。他一再叮嘱我们，一定要确保工程质量，要对工程负责，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晚上，文局长热情地款待了我们，还亲自下厨给我们做汽锅鸡。饭后，他还执意送我们每人两瓶四川特曲酒。

事隔两年，我在国务院第二招特所开会。会场与文局长家只隔了一条马路。晚上我便抽空去看望文局长。文老依旧关心核电站工程质量问题，详细地询问安全壳浇筑问题解决了没有，底板钢浮面焊接过关没有……

1987年，当秦山核电站主体厂房施工进入高峰期时，文局长来到秦山考察。当他看到安全壳拔地而起非常高兴，又再三叮嘱，一定要确保质量，如果进度与质量发生矛盾，一定要确保质量。

2008年4月，我和老伴到北京旅游。其间，同赵宏副部长一同去看望已是95岁高龄的文局长。赵宏副部长向文老介绍秦山核电站已建成投产300万千瓦，秦山一期安全运行17年，二、三期也安全运行四五年。二期扩建2台65万千瓦，一期扩建2台100万千瓦，届时秦山将成为630万千瓦的核电站基地。更有意义的是，培养了大批核电站建设和运行及管理的骨干力量。文老听后非常高兴，他希望核电建设后继者要继续发扬核工业精神，把中国核电事业更安全、更快地发展好。

……

文老是我国大陆核电站建设的开创、奠基的功勋。”

文功元同志1982年9月离休，享受部长级医疗待遇。

1985年10月，核工业部发给他长期从事核工业建设工作荣誉证书；1988年10月1日，国家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发给他“献身国防科技事业”荣誉证章。2008年出版的《军工魂》，收录有记述文功元的篇章——为党的事业而奋斗。2020年1月15日核工业创建65周年（1955—2020）核工业功勋榜，特别上榜14人，全是有名的老科学家；上榜57人，排名第8为文功元：为我国自主核电建设作出重要贡献。对这样的荣誉，他当之无愧。

作者简介

刘大如，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兴文县作家协会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1969年开始在报刊发表文章，先后在报刊发表作品近百篇。出版《石海洞乡》（合著，1983年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纪实文学《大山的呼唤》（2011年）、长篇小说《不灭的山魂》（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