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启事：四川省地方志办等五部门联合开展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文字和影像作品征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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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稿时间：2021年6月30日

主办单位将根据作品征集情况，组织省内相关领域专家进行集中评审，分文字作品、影像故事2类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并为获奖者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川观新闻将为本次作品征集活动作宣传推广，搭建线上主题展区，面向全省千万用户展示优秀作品。《巴蜀史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刊”将择优刊发征集作品，所有获奖作品将结集公开出版；川观新闻、四川机关党建网、四川省情网、“方志四川”微信公众号、“天府新青年”微信公众号、“四川共青团”官方微博等平台将择优宣传推广获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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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泽鸿烈士：生命虽短，精神永存

蒋德均

序

这是一方富饶而贫瘠的土地，这是一方祖祖辈辈渴望自由和安宁的土地，这是一方无数先烈用鲜血浇灌过的土地，它的名字叫长宁！

然而，过往的历史并没有让这方土地的主人如愿以偿。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片土地才开始生长出美丽的新芽，茁壮出丰收的富饶。在这片土地上，无数英雄奏响了生命乐章中的最强音，谱写了一曲又一曲悲壮的忠魂浩歌！

“忘记就意味着背叛！”但是，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今天，我们将心怀崇敬，走近一位先烈。他就是从这片土地上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卓越的政治思想工作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余泽鸿烈士。

让我们沿着先辈的成长足迹，了解烈士的丰功伟绩，感知烈士的人间大爱，领悟宇宙万物的真谛……

少年有志 良师引路

余泽鸿的求学之路有其独特性，动荡的年代与善于思考的他相互激荡，从小就萌生了要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奋斗一生的信念。在求学路上，他有幸遇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家——恽代英，从而使自己的求学之路变得独特而精彩！

（一）有志少年

余泽鸿，原名余世恩，1903年3月3日（农历2月15日）出生在宜宾市长宁县梅硐乡大窝沱（即现在的泽鸿村）。其名字“泽鸿”由他自己所取。那是在余泽鸿去泸州川南师范学校的路上，在一个渡口，他看见一川江水润泽的两岸树木，郁郁葱葱，十分茂盛。他就想，自己的人生目标就像那浩荡江水一样润泽苍生，为天下老百姓谋福祉；此时恰好天上有一群大雁从头顶飞过，从小就有远大志向的余世恩想自己应该有鸿鹄之志，于是就给自己取名：余泽鸿——像江水一样润泽万物，像鸿鹄一样展翅高飞。

余泽鸿年少时聪明伶俐，勤奋好学。6岁发蒙读私整，特别喜欢《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唐演义》《说岳全传》等书籍，倾慕书中的英雄豪杰。13岁进长宁县高等小学，成绩优秀，写得一手好文章。他在《立志读书》一文中写道：“少年要发奋，求学要有志，不仅学文化，志在为国家……”

（二）良师引路

在求学路上，余泽鸿有幸遇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家——恽代英，从此走上了为民族独立与人民幸福流血牺牲、奋斗一生的革命道路。

1921年春，18岁的余泽鸿考入泸州川南师范学校。同1年10月30日，恽代英到该校执教并任教务主任，担任余泽鸿所在班级国文课教师。1922年春，余泽鸿参加恽代英组建的“学行励进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学员主要有余泽鸿、张霁忛、陈泽煌等。他们学习《阶级斗争》《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唯物史观》等进步书刊，接受无产阶级革命的启蒙教育。1922年4月，恽代英任川南师范学校校长。5月7日下午，恽代英通知余泽鸿等6位同学，在泸州忠山亭内组建了泸州历史上第一个团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泸县支部，简称S.Y。余泽鸿成为泸州团组织的第一个学生负责人——团支部书记。

1922年夏，余泽鸿在恽代英领导下，开展“学校公有”和“择师运动”，并取得胜利，初步显示出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因而被誉为“团中旗手、班里豪雄”。

1923年1月，恽代英应吴玉章、王右木等人邀请，到成都高师及西南公学任教，便辞去川南师范学校的职务，离开泸县，经重庆到成都。余泽鸿和川南师范学校的10余名学生，追随老师恽代英，步行一同前往。

1923年3月初，余泽鸿一行随恽代英到达成都，参加成都团地委的活动，被选为成都团地委候补委员。同年夏，余泽鸿进入成都外语专科学校学习，创办刊物《青年之友》。

学运先驱：上海群众运动有名的领导人

1924年6月，余泽鸿等人被选为四川同学会（学联）代表，代表四川同学会（学联）赴上海参加第六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会后即留上海，从此，走向一个更为广阔的革命天地，走向了大革命时期革命的中心地，也走出了余泽鸿别样的人生风景。

1924年7月，经中共党组织推荐，余泽鸿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学习，与先期到达上海大学任教的恩师恽代英再度相聚。上海大学是1922年10月国共合作创建的反帝反封建的一所新型革命大学，校长为于右任，教务长为瞿秋白。这是一所被誉为“武有黄埔、文有上大”的革命学校，今天已跻身全国高校前列，“自强不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校训和“求实创新”的校风在师生中弘扬光大。1925年春，余泽鸿在就读上海大学期间，经恽代英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上大”期间，余泽鸿积极投身学生与群众运动。陈云同志称他是“上海群众运动有名的领导人”。

1924年底，余泽鸿与郭伯和（四川南溪县人，共产党员，1927年被捕牺牲）、李硕勋（四川高县人，共产党员，1931年被捕牺牲）等在上海组织平民世界学社，出版《平民世界》（半月刊），并在上海福煦路同仁里开办平民夜校。余泽鸿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去夜校任教。通过近一年的教学，夜校学员的文化知识和政治觉悟都有较大提高，其中不少人成为“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积极分子，为中国革命储备了人才。

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方殴打工人、克扣工资、无理开除工人而举行罢工抗议。日本资本家竟开枪打死工人顾正红，打伤10余名工人，引发上海工人、学生和市民的愤怒。余泽鸿立即组织上海大学部分学生到街头宣传，揭露帝国主义罪行，声援纱厂工人的斗争。中共中央决定把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转变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以上海学生联合会作为总指挥部，恽代英、侯绍裘任正副总指挥，余泽鸿参加领导指挥工作。5月30日，余泽鸿又率领“上大”等10多所学校学生2000余人与工人、市民示威游行。英国巡捕开枪射击，当场死亡13人，重伤10余人，被捕150余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后，中共中央立即号召全上海人民结成反帝统一战线，展开罢工、罢课、罢市斗争，抗议英帝国主义的暴行。1925年6月4日，上海学生联合会召开代表大会，余泽鸿代表上海大学学生会出席，并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6月7日，中央决定由上海总工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和各马路商界联合会推举代表组成工商学联合会，作为反帝斗争公开的领导机关，余泽鸿任该会执行委员和上海学生联合会驻该会代表，负责主编《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日报》。1925年6月26日，全国学生第七届代表大会在沪召开，余泽鸿作为代表出席会议并撰写欢迎词。大会选举恽代英为党团书记，余泽鸿为执行委员。11月初，上海团地委改选，余泽鸿任团上海地委委员兼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

1926年2月，余泽鸿、李硕勋、何成湘等人参加为期8个月的中共上海地区党的高级培训班学习。同年3月2日，中共上海区委成立纪念孙中山行动委员会，罗亦农、余泽鸿等为委员。余泽鸿发表《纪念我们的领袖——孙中山先生》。1926年6月18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会议，余泽鸿被补选为上海区委候补委员兼学运书记、主任。7月14日，又任江浙区委学运主任、书记。1926年9月5日，英帝国主义军舰炮轰四川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屠杀中国军民，居民死亡600余人，受伤400余人，被毁民房千余间。这就是骇人听闻的“万县惨案”，又称“九五惨案”。

“万县惨案”发生后，上海区委成立万案后援会特委会，余泽鸿任万案后援会特委会委员兼讲演队总指挥，声援万县人民的反帝斗争。余泽鸿等18人被捕。他在敌人的军事法庭上，痛斥英帝国主义的罪行，揭露中国军阀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屈膝卖国的真相。

1927年2月9日，上海区委决定余泽鸿任江浙区委候补委员，协助周恩来等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3月21日中午12时，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开始，余泽鸿任公共租界指挥。3月22日，上海工人阶级用鲜血换取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1927年4月13日，余泽鸿主持召开上海学生联合会执委会。会议决定全市学校罢课，抗议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镇压革命的罪行。1927年8月起，余泽鸿任中共江苏省委候补委员、委员，成为职业革命家。

逆风而行：战斗在白色恐怖的湖北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一片白色恐怖，在全国各地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28年3月，中央派余泽鸿等到湖北恢复党的工作。时值省委第一次遭到破坏，夏明翰等被捕的严峻时刻，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指示余泽鸿等组建临时省委，余任湖北临时省委秘书长、委员。4月中旬，省委又遭到第二次破坏。中央决定由刘少猷、余泽鸿、张永和等再次重组省委，开展工作。省委机关暂设九江，余泽鸿任省委常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湖北时期，余泽鸿深入边远地区在基层建立发展党的组织，领导土地革命斗争。在宜昌会同周逸群等重组鄂中共西特委和鄂东特委，并兼任委员。直至11月上旬，中共湖北省委第三次遭到破坏；中旬，余泽鸿才与刘少猷受命转移回到上海。

进入核心：中共中央秘书长

大革命失败后，举国一片白色恐怖。然而“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正如鲁迅所言：“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越到后来，这队伍也就越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危难之际，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与理想信仰更加坚定而自信。此时，余泽鸿在党内担任起更加重要和关键的领导岗位。

1929年2月，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成立，由周恩来、向忠发、余泽鸿3人组成。周恩来任主席，向忠发、余泽鸿任委员。7月，余泽鸿接任邓小平同志中央秘书长职，负责处理中央日常事务。1930年1月28日，余泽鸿主持制订《中央秘书处的组织及其工作任务》，规范秘书处工作。6月22日，余泽鸿主持召开秘书处科长联系会议，提出技术与政治不可分离，要求大家处理好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可以说，余泽鸿在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期间，对中央秘书处工作进行了科学的规范和极大的提升，保障了党中央的决策执行、情况汇总以及党的中央机关及其领导人的保密与安全。他成为当时“党中央实际负责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和亲密战友。

为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1930年夏，余泽鸿把两个孩子寄养在夫人吴静焘老家（其中虞蜀江尚不满周岁），与吴静焘从上海乘船到天津。在重新恢复设立的中共中央北方局任宣传部长、总行动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改任顺直（河北）省委委员、宣传部部长。

1930年7月，在周恩来直接主持下，中央军委交通总站成立，由周恩来、向忠发、李立三、余泽鸿、吴德峰5人组成。11月，军委交通站改为直属中央政治局，又称交通局。主要任务是打通从上海到瑞金的秘密交通线，布置严密的全国交通网；沟通上海党中央和苏区的信息往来，护送干部，向苏区运送物资等。余泽鸿协助局长吴德峰做了大量工作。

1931年2月，中央再次明确余泽鸿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4月，中央情报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余泽鸿仍留上海负责党的干部向苏区转移工作。6月党的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当时在上海的主要领导人及要害部门都面临着极大危险，中央决定余泽鸿同夫人吴静焘随一批干部转移到苏区，1931年8月转抵江西中央苏区。直至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进行长征。 

苏区楷模：任职苏区重要岗位

1931年7月，余泽鸿以中央巡视员身份到福建省传达中央决议和处理省委问题。8月在瑞金与邓小平、谢唯俊共同商议，推选邓小平任瑞金县委书记，协助邓小平开展工作。10月，余泽鸿任江西永吉泰特委宣传部、组织部部长。

1931年11月7—20日，余泽鸿出席在江西瑞金叶坪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31年10月至1933年5月，余泽鸿在苏区同邓小平一起工作，曾先后担任过宁都、南广、建宁中心县委书记，闽赣省委委员等职。其中，1932年6月任中共江西省宁都县委书记，8月经周恩来建议，任中共南广中心县委书记，11月创建并兼任建黎泰独立师政治委员，12月经周恩来、王稼祥建议，余泽鸿任中共建宁县委书记。

1933年9月14日，周恩来亲笔致信南广中心县委书记余泽鸿，对南广中心县委工作作了具体详细的指示。此时，正是反抗国民党军队第四次“围剿”的关键时候。蒋介石在外是大军压境，在内指示暗藏的特务混入革命队伍，煽动群众闹事，动摇民心、军心。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为何深夜写信给余泽鸿对南广工作作如此细致的安排？

首先，组建南广中心县委，由余泽鸿担任中心县委书记都是周恩来提出的。余泽鸿刚从宁都中心县委书记岗位上调来南广不足一月，对当地情况并不完全熟悉，对一些干部的错误做法不甚了解，担心工作开展困难。因此，周恩来对南广工作给予极大关注。从信中可看出周恩来对群众的深厚感情和对做好群众工作的极端重视，工作安排细致而深刻，体现了党的第一代伟人的高尚风范和品德。

其次，周恩来深知南广地处战斗前沿，是中央苏区北面的门户，面临的困难很大。南广地区能否守住，对于反“围剿”取得胜利极为重要。因此，周恩来对余泽鸿领导的南广工作给予极大关注。

1933年2月9日，红军主力奉命强攻南丰守敌，余泽鸿动员建宁4万余民工负责运输和伤员的救护工作。27日，建黎泰独立师在师长周振国、政委余泽鸿指挥下，配合主力红军击溃驻金溪浒湾国民党军孙连仲、吴奇伟部，缴获洋油万余桶，食盐9万余斤，受到中央军委的嘉奖，表彰他们是“突出的苏区地方武装的表率”。4月，随着中央苏区的巩固和扩大，中央决定建立中共闽赣省委及省革命委员会，余泽鸿被选为省委委员及省革委委员、主席团成员。

中共临时中央局到达中央苏区后，仍然推行王明“左倾”错误政策，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在苏区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1933年5月17—19日，这场斗争扩展到建黎泰地区，闽赣省委主持召开建宁中心县委扩大会议，指责余泽鸿执行机会主义的“罗明路线”，余泽鸿在受到批判后被撤销了建宁中心县委书记及军分区政委职务。

对此，毛泽东在1938年11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说：过去对余泽鸿等同志在政治上组织上的打击是不对的。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自任总司令，调集100万军队向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领导者的错误军事路线，第五次反“围剿”节节失利，继黎川、泰宁失守后，1934年5月16日建宁城失陷。中央和省级机关撤出建宁，迁驻彭湃，成立彭城防司令部，任命余泽鸿为城防司令员。7月，各党政军机关又迁往水茜庙，成立彭泉指挥部，由余泽鸿任总指挥兼政委，负责统一协调彭湃、泉上两县地方武装及驻地防务。8月，余泽鸿被调到中央苏区工农红军学校（后改称“中央红军大学”）作教员，后任红军大学副校长。10月，余泽鸿编入中央红军纵队第一野战队第四梯队干部团，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余泽鸿任干部团政治科长兼上级干队政委，随军参加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临危受命留川南 浴血奋战川滇黔

1935年2月8日，中央红军长征艰难到达云南威信扎西，对部队进行整编，决定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特委和游击纵队在川滇黔边区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抗击了数十倍于我方的敌军，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英勇地完成了牵制敌人、保证中央红军突出重围顺利北上的战略任务。

（一）临危受命，特委纵队留川南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长征。

1935年2月8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云南扎西，为掩护主力红军长征，保护红军伤病员，中央决定：成立以徐策（红三军团五师政委）、余泽鸿（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干队政委）、戴元淮（怀）（红八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夏才曦等5人组成的中共川南特委，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徐策任书记，戴元淮任组织部长，余泽鸿任宣传部长；抽调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五连一个连（200人）为骨干，一个警卫通讯排、一个运输排、一个卫生班和几个修枪工人，会合王逸涛（叙永游击队负责人）领导的当地游击队，共400多名干部战士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王逸涛（后叛变）任司令员，徐策任政委，余泽鸿任政治部主任，并号召行军中掉队的红军伤员留下来加入纵队。

1935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在扎西总部驻地，召开留下组建游击纵队的100多名干部的会议。为做好留下干部的政治思想工作，周恩来亲自到会动员，给干部们讲了当前国内外形势和战斗任务。

周恩来指出：“中央决定抽调你们在这里成立一支游击队，一要打击和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二要安置和保护好伤病员；三要建立革命根据地。大家要服从中央的决定，高兴地在这里战斗，坚持斗争，直到革命的胜利。”周恩来还讲道：“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开创苏区新的局面。我们在这里暂时分开，将来是会见面的，我们川北有了根据地，你们在川南搞起来，革命力量就大了。”

周恩来一席话，对干部们教育很深，大家都表示要服从中央的分配，安下心来，坚持斗争。会后，红军纵队与主力红军分开行动，开始了在云、贵、川三省的艰苦征战。

（二）牵制敌人，浴血川滇黔

1935年2月12日，川南游击纵队随中央红军行至石坎子河坝头，川南特委召开全体人员大会，宣布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决定，余泽鸿在会上作了讲话。

2月13日，纵队跟随中央红军后卫转移，经马家坳、河口、桐子林、陈家寨到达叙永县坛厂四合头，同中央红军主力告别。

2月14日，纵队向叙永树坪进发。

2月18日，纵队与中共叙永地区游击队汇合。特委在五龙山寺庙前召开纵队成立大会。

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成立后，坚持敌后武装斗争、牵制敌军的既定方案，有计划地逐步摧毁国民党基层政权，打开川南重要城镇。作为红军后卫部队，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川南游击纵队与黔北游击队汇合组建）转战川滇黔边区，将川南、滇东北、黔西北20多个县逐步开辟成红军游击区和革命根据地，有效地牵制了敌人对中央主力红军的围困。红军游击纵队的活动使国民党十分震惊，1935年3月开始调集重兵，先后进行3次“三省会剿”。

1935年2月下旬，川南游击纵队开始了牵制敌人的战略行动，纵队在叙永木厂击溃追击主力红军的川军一个团，缴获一批武器。

1935年3月24日，纵队进至珙县石碑乡大石盘山上，在观音岭下的湾头、大田坝一带，估计已甩掉追敌，准备休整后进攻兴文建武城。不料此行被敌侦悉，敌急令江安、长宁、兴文、古宋4县团防队及川军二十一军黄锦章团进驻兴文，敌黄团吴营纠集李品三所率领的4县团防队跟踪追来，连夜赶到大石盘山下，形成数道包围，26日拂晓向纵队发起进攻。由于警戒疏忽，纵队遭到突然袭击，伤亡较大，在五大队的掩护下，向观音岭山上撤退。敌分兵抄捷径抢先占据观音井小丫口要隘，堵住去滇通道，纵队腹背受敌，形势危急。这时，特委组织部长戴元淮（怀），为了部队安全转移，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亲率司令部通讯班阻击包围上来的敌人，吸引敌人火力，掩护纵队乘大雾向云南境内撤退。戴元淮和通讯班10余名战士在掩护纵队突围后仍继续战斗，不幸全部壮烈牺牲。

兴文大石盘突围战，有力配合了主力红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等作战行动。

1935年6月，中央红军渡金沙江北上后，特委指挥纵队在叙永分水岭击溃川军教导师一部，打下朱家山，缴获敌炮5门；不久又在来龙火石坡袭击川军顾小凡部，缴获敌人一个连的武装。

为便于组织广泛的群众性武装斗争，扩大游击区域，粉碎敌人的“会剿”，特委决定由张宏光等领导的黔北游击队和川南游击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游击纵队。7月9日，红军黔北游击队突破敌人重围来到叙永朱家山与川南游击纵队会师。川南特委改组为川滇黔边特委，游击纵队改组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刘干臣任司令员，徐策任政委，张宏光任副政委，余泽鸿任政治部主任。

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依托三省交界的有利地形和群众基础，与敌人进行殊死的斗争。但是，在反动统治基本稳定、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游击纵队减员严重，牺牲很大，战斗到1935年12月初突围后的纵队只剩下30多人。12日战士们紧跟余泽鸿又回到家乡木厂梁子，敌人蜂涌而来，他又率队撤离。14日到达江安板桥乡碗厂坡，15日凌晨余泽鸿率部突围未果，壮烈牺牲，时年32岁。

余泽鸿和他的亲人

谁说革命者不珍惜感情？谁说共产党人不珍视亲情，谁说战士不懂得爱情？“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余泽鸿和他的亲人以及乡邻极其生动地演绎了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感天动地的真情大爱。

余泽鸿参加革命后，其家庭先后被敌人查抄6次，遭受牢狱之灾达14人之众，迫害致死者3人。但任凭敌人如何使用酷刑，余泽鸿的父亲及兄弟姐妹均未吐露红军游击纵队的任何秘密。余家大半财产被反动派分几次充公奖给各县“剿匪”有功人员。

1935年2月中旬，川南特委派红军干部邓凯（又名戴德昌、江西人，人称戴麻子）等人先行侦察。他们化装成乞丐，将余泽鸿写给父亲的亲笔信藏在打狗棍里，秘密潜到长宁梅硐大窝沱，与余泽鸿的父亲接上关系，并表明来意：余泽鸿派他们来是为了建立根据地。邓凯告诉余家亲属及乡亲们红军将要到长宁，并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与配合下，开始发展党员，建立了中共梅硐区委、农会、妇女会和游击队。

3月14日夜，红军纵队秘密到达余泽鸿家乡。离家革命10多年的余泽鸿与父母和乡亲们相聚，余泽鸿与父亲彻夜长谈，心情格外激动，他在自家的吊脚楼墙壁上写下“松鹤遐龄，结草衔环”，以表达对父母的祝福与感恩之情。余泽鸿向亲友和乡亲们讲述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形势，动员亲属和乡亲们参加革命，支持红军。

余泽鸿动员在长宁县教育界有声望的幺叔余春凯、堂弟余章武联系进步师生，组织革命团体，开展反帝爱国斗争；教育担任梅硐乡民丁中队长的堂弟余极之站在革命一边，控制好地方武装，支援红军；要求堂弟余素伯为红军搞情报和武器物资……余泽鸿根据特委决定把红军干部邓凯留下，组建中共梅硐区委，建立梅硐地方武装。由于敌人重兵追至，余泽鸿与惜别10多年的父母兄妹只相处了一夜，第二天黎明分别时，安慰父母说：“儿为革命，党需要我，今后我还会回来的”。于是，带领队伍与亲人挥泪而别。

自1935年3月14日，余泽鸿带领队伍回家乡与亲人团聚后，家人及兄弟姐妹都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支持中共梅硐区委和红军游击纵队。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加紧了对余泽鸿老家的搜查和对其家人的迫害。

6月25日，红军游击纵队在中共梅硐区委和梅硐游击队以及众多余泽鸿亲属的配合下，一举攻克富兴、梅硐二场镇。

8月2日，长宁清共委员黄质文、保安乡队长夏治国等接令后即率保安一分队急进至富兴场，与驻梅硐保安中队队长甘孔昭会合，当晚夜宿富兴。“会同全队拂晓时到达余叔皋（余泽鸿的父亲）家附近。即令一分队由高处抄围后方，甘中队长从余宅前方包围。至余宅时，吆喝余叔皋将家中男女雇工一律遣出，集中厂坝，即令不许自行动……随将余叔皋带县交与保安一中队看管”。

同日，余泽鸿之弟余章武在长宁县教师暑期讲习会上宣传抗日救亡时，被国民党长宁县保安队以私通赤党为由逮捕，关押于县防队。10月14日，余泽鸿叔父余春凯被国民党长宁县保安队以“与红军纵队有联系”的罪名逮捕，次日押解宜宾关押。仅半年时间，余泽鸿家先后被抄家4次，有14名亲属被捕关押，迫害致死3人。但任凭敌人如何使用酷刑，余泽鸿父亲及兄弟姐妹均未吐露红军游击纵队的任何秘密。

国民党四川省第六行政督察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和行营军法官冷薰南签署《军法案件判决书》称：（余泽鸿）“因任共首领”，“其因为匪所得之财产，约值毫洋一千二百元，没收”。余氏受株连亲属也被罚款。1936年10月29日，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亲自电令批准处理余家财产，其大半财产被反动派分几次奖给各县“剿匪”有功人员。

余泽鸿的一生经历了两次爱情，两位夫人都是革命战士，他们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追求，互相扶持，砥砺前行！

吴静焘——余泽鸿的第一任夫人，原名吴蔷葆，江苏武进人，出生于嘉泽镇，先后在常州西校（今西大街小学）、武进女子职业学校、芳晖女子初级中学读书，后考入南京汇文女中。因反对包办婚姻出走上海，1925年与胞兄吴维中同进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读书，并参加中国共产党，任上海区委妇运委委员、中央机关直属支部成员。其间，与中共党员余泽鸿结为夫妇。

1928年秋以后，吴静焘先后在中央组织部、中央秘书处工作。1930年夏，她和丈夫到天津，余泽鸿任北方局宣传部长，她协助工作。1931年秋，两人又奉命赴中苏区工作，余泽鸿任宁都中心县委书记，她任县妇女部长。1933年1月，任建（宁）黎（川）泰（宁）中心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兼妇委书记，是苏区最有威望的妇女干部之一。

1933年4月的一天，吴静焘与宣传干部刘志敏去兴国参加省委扩大会议。会议结束返回建宁途中，在距县城28华里的黄泥埠，被早已埋伏在路旁树丛中的大刀会匪徒张花面等袭击，吴静焘中弹牺牲；刘志敏身负重伤。事件发生后，建宁县警卫队赶到现场，消灭了匪徒。那天，余泽鸿正主持中心县委扩大会议，向红军干部和县委成员传达共产国际的重要文件。消息传来，他万分悲痛，但竭力压抑内心的痛苦，继续传达文件、部署任务，直到会议结束。当吴静焘的遗体抬回县委机关时，余泽鸿满含泪水，为她洗净身上血迹，穿上红军军装入殓、安葬，还亲书“吴静焘烈士之墓”。

余泽鸿和妻子吴静焘从上海转移苏区临行前，将出生仅几个月的儿子虞蜀江和年仅两岁的女儿余渺渺寄养在江苏省武进县其外祖父家。余泽鸿给儿子取名虞蜀江，“虞”与“余”同音，“虞”字内有其母亲吴静焘的姓“吴”字，这是父母双姓的结合；“蜀”是四川的代称，代表其父余泽鸿的故乡；“江”是江苏的简称，代表母亲吴静焘的故乡。给虞蜀江取这个名字的目的：一是避免国民党追查迫害；二是要其牢记父母是谁，不忘其根。

余泽鸿和吴静焘转移到江西苏区工作后，1933年4月吴静焘在江西苏区壮烈牺牲。而余泽鸿在中央红军长征转移途中，为掩护中央主力红军四渡赤水、北上抗日，在川滇黔边区的崇山峻岭中与几十倍甚至上千倍的敌人展开殊死搏斗，最后壮烈牺牲。由此，才有了烈士之子虞蜀江寻找亲生父母的曲折历程与感人故事。

1987年清明节，虞蜀江被确认为余泽鸿、吴静焘烈士后代后，到达长宁，在县委、县政府领导陪同下，虞蜀江终于圆了为父亲扫墓的夙愿。

李桂英又名李桂洪——余泽鸿的第二任夫人，江西省寻邬人，1907年3月12日出生。1929年参加革命，1931年参加红军，历经班长、排长、中共江西省会昌县妇女部长、闵赣省委妇女部长、中央卫生部运输连指导员、新四军服务团妇女分队长、新四军一师政治部妇委书记、苏浙军区直属总支书记、皖南特委妇女部长、华东军区后勤部军需政治部政治科长等职。1935年2月，随余泽鸿参加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战斗在云贵川边区，成为余泽鸿同志的亲密战友和伴侣。

1935年底，女红军、余泽鸿的爱人李桂英秘密留在余泽鸿老家待产分娩。余家上下及其相邻演绎了一出感天动地、惊心动魄的掩护、保护红军烈士遗孤的真实传奇。

长征结束，当周恩来得悉昔日战友余泽鸿牺牲的消息后十分悲痛。1938年1月，李桂英被周恩来设法接到武汉。“宴会间，周恩来把一位身材苗条、留着齐耳短发的女同志介绍给大家：这就是李桂英（洪）同志，长征中她没有走到延安，但她走得比我们还要艰难啊！”随后，周恩来将李桂英送到延安。

生命虽短 精神永存

余泽鸿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卓越的政治思想工作者，以对中国革命的赤诚，临危受命，率领特委和游击纵队在川滇黔边区开展游击战争，艰难地完成了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赋予他们的战略使命！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长宁县委和人民政府，为了纪念余泽鸿烈士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将他的忠骨迁葬于长宁县革命烈士陵园，修建余泽鸿纪念馆，命名余泽鸿出生地为泽鸿村，将余泽鸿率领红军经过长宁安宁桥的一所小学命名为泽鸿小学，将长宁县城的一条街命名为泽鸿路，以此告慰英烈，表达缅怀，以示铭记。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党的每一段革命历史，都是一部理想信念的生动教材。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永远铭记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辈，永远保持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努力为人民创造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

回望过去，知晓来路，我们党领导人民所付出的所有努力、所进行的一切斗争、所作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立足当下，缅怀先烈，重温历史，弘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大无畏的奋斗精神，建设我们美好的家园。我们应展望未来，满怀自信，坚定信念，从革命历史中汲取精神滋养，从革命先烈的事迹中获取前进力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建设美好宜宾、幸福长宁而努力奋斗！

（文章标题为余泽鸿在苏区时期的战友、革命烈士方志敏同志的弟弟方志纯1991年12月的题词）

作者简介

蒋德均，笔名文生，研究员、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写作学会会员，四川省鲁迅研究会常务理事，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宜宾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李庄文化研究院负责人，大型文化丛书《李庄文丛》主编，书剑创意写作坊主人。

主要研究方向：写作学、古代文化、地方文化建设。主持或主研国家级、省部级、市厅级课题12个，负责多个大型文化文学写作项目。已出版《诗歌语言艺术论》《文学再思录》等学术著作5部、文化随笔集9部，《文生抒情哲理诗选》《与名人为伴》《一江春水》《另一种天问》等诗集24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主编或参编高校文科教材8部，主编文学作品选集20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