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启事：四川省地方志办等五部门联合开展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文字和影像作品征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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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稿时间：2021年6月30日

主办单位将根据作品征集情况，组织省内相关领域专家进行集中评审，分文字作品、影像故事2类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并为获奖者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川观新闻将为本次作品征集活动作宣传推广，搭建线上主题展区，面向全省千万用户展示优秀作品。《巴蜀史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刊”将择优刊发征集作品，所有获奖作品将结集公开出版；川观新闻、四川机关党建网、四川省情网、“方志四川”微信公众号、“天府新青年”微信公众号、“四川共青团”官方微博等平台将择优宣传推广获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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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老党员的革命经历

罗介先 

炎炎烈日照在旧日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二号的房廊前，正厅里十三个男青年正在开会。这正是李达、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张国涛、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和包惠僧（陈独秀的代表）参加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向西去一千四百公里的同一纬度线上的四川省中江县下罗家祠的左厢房内，一个新生命刚哇哇坠地，16年后，她又赴陕北投身革命，在陕北公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就是我的二姐罗蜀华（原名罗瑞先，参加革命后改名罗蜀华）。二姐出生于1921年7月25日（农历六月二十一日），正是党的一大召开期间。啊，二姐生日和党的一大召开同期，与党同庚。

血脉里激荡着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的深情厚意，使我更增添了对二姐的崇敬和惦记，翻开党史，聆听二姐长达数小时的口述录音，当年她参加革命的情景历历在目。

百岁老党员罗蜀华

投笔抗日

1936年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了东三省后，又把魔爪伸向华北、华中；南方红军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在南北两方分别和国民党反动派、日寇展开殊死博斗；国民党内部发生“两广事件”，一致对外抗日的呼声高涨；这年10月7日，红一方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12月12日，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历史处在重大转折的前夜。而“当时‘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折的节点，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在抗日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

这一年秋季，二姐在我家乡中江县唯一的女子中学初中毕业。次年考上距家近百公里的省城（成都）成功中学。年仅16岁的她，只身来陌生的地方念书。不想在这里读书的大多是只想混个文凭的富家子弟，教的也是“之乎者也”之类，学不到什么东西。于是二姐在该校读了半年之后，征得父母同意便转入“协进中学”（现成都28中），继续读书。

当时的协进中学是一所比较进步的学校。学校教务长杨伯凯是和邓小平同时去法国勤工俭学归国的留学生，是周恩来领导的旅欧支部成员。他利用教务长身份，从事革命活动：在这所学校办“学习组”“读书会”“抗日救国会”，宣传马列主义，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组织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在校里建立地下党组织。学校每个星期都要组织学生去郊区搞抗日活动，诸如演抗日剧目，唱抗日救亡歌曲，散发抗日和共产主义传单等等。这些活动，二姐都是最积极的参加者。

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各种不同思潮在学校中传播，各种群众团体在学生中成立，既有拥护共产党的“救国会”“读书会”，也有赞成“三民主义”的“cc派”。这时教二姐语文课的老师李小庭主动和像二姐这样的进步学生接触，向他们宣传革命进步思想：讲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讲共产党的宗旨、奋斗目标，传播共产主义；介绍共产党领导的陕北根据地的情况；指导读《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西行漫记》等革命书籍。这些新思想、新观念、新情况，进一步激发了这些学生的政治热情和爱国主义责任感。革命、抗日的冲动，使不少进步学生都想奔赴抗日前线，为国赴难。二姐对李老师讲：“现在光读书没什么意思了，先救国，先抗日，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李小庭告诉她：“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并说，像你们这样的情况，最好去陕北锻炼。不过那个地方很艰苦。

学校如火如荼的抗日热潮熏陶着她，抗日救国情怀激励着她，共产主义的美好蓝图吸引着她，革命教师的话语引导着她，1938年6月学校考试完毕，她下定决心，离开学校奔赴陕北抗日救国前线……

1938年罗蜀华（右）与朋友合影 

奔向陕北

时间到了1938年6月底，因种种原因，表示要去陕北的十多位同学，临阵打了退堂鼓，真正下决心去陕北的就只有二姐和一个叫王剑清的女同学。临行前，李小庭把去陕北的路线，以及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位置（西安市郊的七贤庄）告诉她俩，并为她们办好去陕西的“通行证”，还亲笔写一封信给罗瑞卿，介绍和推荐她们。

为了稳妥，二姐又回家筹措路费，但她不敢讲明是去陕北。她对父母说：“现在抗战爆发了，书读不成了，我们要抗日救国，要到各县去宣传抗日，做抗日救亡工作。”父母鼓励她说：“你的想法是对的，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你们去做一些义工，发动群众的工作，这很好。”母亲还把她结婚时的金戒指和小手表给了二姐。二姐和王剑清又向朋友借了几块钱，于1938年7月初沿川陕公路乘坐汽车经剑阁去西安。

由于路途遥远，吃饭、住宿，二姐和王剑清很快就花完了仅有的几块钱，人到西安附近，一掏口袋，已身无分文了。无奈之下，她俩除了身上穿的和一床夹被（棉被里面的棉花掏出来卖了换作路费后，棉被成了夹被）、两本书外，把秋冬季穿的棉衣、毛衣、旗袍，统统卖掉，换了几块钱作路费。大约在当月上旬的一天下午，她们终于来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递上李小庭写给罗瑞卿的介绍信，办事处的人一看，是写给罗瑞卿的推荐介绍信，就没有更多地盘查，简单作了登记后，一位男同志对她俩说，已给陕北公学旬邑县分校联系，但只能把你们送到咸阳。并为难地告诉她俩：办事处除了办公有地方外，没有可供你们住宿的地方，但可以给你们介绍一个旅馆。

到了旅馆，刚进入梦乡，咚咚的敲门声把她俩惊醒，打开门进来两个分别戴瓜皮帽和博士帽的男人，自称是来查房的，并问二姐他们，你们是干什么的？！惊恐之下，她们告诉那两人，我们是来西安求学的。一看是两个年轻女孩，又讲是来求学的，那两人又盘问道：你们打算到哪里去？问了一阵，看找不出什么破绽，便主动向二姐她们介绍说，西安有个青年军官学校，大都是美式装备，生活条件好，毕业后薪水也高，你们去读那个学校好。边听那两人讲话，她们心里打着鼓：李老师（小庭）讲陕北很艰苦，他们讲这个学校什么都好，肯定有问题，也许是国民党特务吧？两个年轻女孩越想越不对劲，一夜翻来覆去睡不着，第二天凌晨四点就起来匆匆赶到了七贤庄办事处。

上午8点钟，办事处找了一辆敞篷卡车，连同其他几个上延安去的男同志一路同行，并告诉她们车只能送到咸阳，到那边还有三百多公里，只好你们辛苦一下，步行去了。她们一听就傻了眼：天哪，几百公里，要一步步走着去，怎么行呢？那是黄土高原，下雨满地泥泞，天一晴，黄泥像尖刀一样坚起来，顶着脚特别疼。她们又穿的是学生服，下面还穿着裙子，很不好走。但是大家都来了，没人再打退堂鼓，硬着头皮乘大卡车去了咸阳。

罗家全家福（后排左二为罗蜀华）

到咸阳后住了一夜，第二天，她们就向旬邑县（陕北公学分校所在地）进发，开始了一星期多的艰苦跋涉：白天一天要走近百里路，路上饿了，有一点钱的同志就去路上的幺店子吃饭，二姐她们钱少，就自己买十来个鸡蛋、几个锅盔（烧饼）啃着干粮赶路，晚上就住骡马店（骡马店较大车店便宜），或在大车店的屋檐下随便铺个东西垫着就睡了，有时实在撑不住了，就和同伴商议，一间大车店，男女同志各睡半个晚上。这样艰苦跋涉了七八天，大约在7月中旬，终于到达陕北公学分校所在地—旬邑县“看花宫”。她们梦寐向往的革命圣地终于到了！

艰苦磨炼

她俩被带到到村边一座民房前，同行者告诉她们，这就是学校。进门抬头一看，除了门方上有写着“陕北公学”几个字的横幅外，什么也没有，就是一个老百姓的农家院子，哪象什么学校。她们当晚就在一户老百姓家住下。

第二天早上军号一响，大家翻身起来，跑步到一处农家小院吃早饭。先到的同志都自己准备了碗筷，她们刚来不知道，跑到吃饭的地方一看：小院中央蹲着一口煮着小米粥的大锅，旁边蒸笼里蒸着黑呼呼的窝窝头，学员门有的在舀饭，有的坐在院内的石头上边吃饭，她刚到，又没带碗筷，又不好意思去问别人，就跑在院边的树旁呆呆地站着。这时一个三十来岁的女同志笑嘻嘻地走过来说，“小鬼，是刚来的吧？”“是呀”，“你怎么站在这里不吃饭呀？”“我没有碗筷”。“你到村子前面，有摆地摊的，你去买一个呀。”“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二姐的眼泪扑赤扑赤掉了下来。她安慰地说：“别哭，我去给你找个碗。筷子你拿两根树枝洗洗，当筷子用就行了。”一席开导，关怀的话语顿时消散了二姐心中的委屈。

第一次在陕北公学的早餐就这样对付过去了……那时在陕北公学的生活就是这样：嘴里喝着的是满是稗子的小米粥，啃着的是黑乎乎酸酸的馒头，筷子夹着的是大锅煮熟、清汤寡水的萝卜、白菜。这和在学校读书时的生活，一星期一次大“牙祭”（四川土语“开荤”），两次小“牙祭”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不知道以后怎么过啊。可她转念一想，我是干什么来的，是来参加革命的，别人过得了，我也过得了，继续坚持学习的信心反而增强了。

罗蜀华（左）、张平化（右，曾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及与孩子们合影

二姐身上没有一分钱，什么生活必须品都不能买，没有办法只好给父母写了一封信（国共合作时期，还可以公开通信），信里又不敢说这里生活艰苦，只说这里一切挺好，隐约地表示经济欠宽裕。父母接信后立即东拼西借寄了12块钱，以解燃眉之急。很快夏季过去，秋凉即将到来，来陕北时是带有秋冬季的衣服、被褥的，路上把衣服、棉被内的棉花都卖了，棉被成了夹被。二姐拿着父母寄来的这点钱，又在村外的地摊上买来几斤棉花，补铺在旧夹被中，这样渡过了北方的秋冬。1939年5月，二姐到晋西北前方，又第二次把棉花掏出来卖掉。

在陕北公学旬邑分校学习的学员，来自全国各省，甚至有从南洋乘飞机来的。穿农民服装的有，穿长袍马褂的有，穿西装革履的有，穿校服的也有，各式各样，五花八门。学习期间，有的坚持下来了，有的中途离开了。学校上课没什么教室，开始连板凳都没有，拣个石头垫着就是板凳。讲课的也不是什么专职教员，就是分校的那些负责人，当时负责人就是罗迈（李维汉），后来又是成仿吾、张然和。学的都是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中共党章、马列主义、社会发展史，这些东西。也有一样专门课，就是“游击战争”，由一位男老师授课。学校编制是军事化的，分区队、队，二姐属于37队（女生队），除上课外就是军事训练，如出操、列队、行军、紧急集合等。行军就是跑步，围绕村子一跑就是几个钟头。有时还仿当时的苏联搞“星期六义务劳动日”活动，为当地农民干农活，掏粪积肥。遇到这种时候，二姐总是第一个报名参加，总是抢在别人前头，不怕臭不怕脏，找脏活、累活干，她心里觉得，只有这样才叫真正革命。

在这里，样样事情二姐总走在同学们前头。到校仅2个月，1938年8月，二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转为正式党员。1939年春，二姐又转到高四班（高级研究班）学习，并结业参军。

战地救护

这年夏初，根据当时党中央“到敌后去”的部署，成仿吾等领导把抗大、鲁艺、陕公等学校的部分学员集中起来，在延安成立“第五纵队”（后改组为“华北联大”），准备向晋察冀敌占区开进。二姐和王剑清从陕北公学结业后，便来到延安加入第五纵队。

第五纵队途径晋西北时，二姐生病无法继续跟大队前进，就留下参加了贺龙为师长、关向应为政委的120师所属的独立二旅（又称彭八旅，彭绍辉任旅长，张平化任旅政委），在该旅直属政治处任组织干事。1939年秋，她改任独立二旅卫生处卫生队指导员，带领卫生队参加了一系列敌后游击、反扫荡、反顽固派作战。

卫生队是刚成立的单位，由三十几个小八路组成，只有二姐这个指导员是女的。每次敌人扫荡我们反扫荡时，各相关单位就组织起来，统一安排作战和行军。二姐年龄最大（18岁），又是负责人，所以每次行军都走在卫生队的最后，作收容队。一天晚上行军，卫生队队尾的六、七个人跟前面的队伍走失了。这下急坏了二姐：掉队就有可能被敌人抓住或消灭。情况十分危急，但她很快冷静下来，凭着对行军计划的记忆，她分析了前面队伍可能的行进路线，当机立断，找到并带领掉队的六、七个人奋力追赶、寻找队伍。他们昼夜兼程，翻山越岭，在大山里整整转了一个星期，终于在一天傍晚找到旅卫生处某临时驻地。卫生处领导劈头就问：“你们跑到哪儿去了？一个礼拜都找不到人？”二姐本想解释缘由，可这时已筋疲力尽，无力回答，一头裁倒在卫生处旁边的羊圈里，呼呼睡着了……后来领导了解了真实情况，不但没有批评她，还给她记功授奖。

就是二姐带领的这支年轻的卫生队，在百团大战的阳坊口战役中，在反击顽固派游三师的作战中，冲上火线救护了数十名伤员，为这次战斗作出了应有贡献。

信念如磐

1941年秋，二姐与时任独立二旅政委的张平化结婚，后被调到独立二旅直属教导队任政治教员。独立二旅主要作战活动的区域是晋西北。晋西北后来扩大为晋绥边区。二姐怀第一个孩子后，在晋绥边区党校宣传科临时帮助工作了几个月。1942年9月，二姐和张平化先后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

这年末，延安搞“抢救”运动，刚生完孩子出院后的一天，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二姐突然被隔离审查，连丈夫张平化也不知道。审查她的人逼她承认在协进中学时就“失了足”，是受派遣混进边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特务。此时，不少同一时期从国统区来到边区的革命青年，被迫违心地编造情节，自诬为特务、汉奸，还把亲友、战友诬为“上级”“同党”。他们逼迫二姐交代“罪行”。所谓交代材料写了一遍又一遍，审讯搞了一次又一次，襁褓中的孩子在审问中哭嚎不止，但二姐咬紧牙关，绝不承认莫须有的罪名，绝不乱咬别人来求自我解脱。在一次传达领导整风运动的“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讲话的会上，会议组织者要被“抢救”的“失足者”站到台上去表态，承认自己是“失足者”。会议组织者说，只要到台上表个态承认自己失足，就可给予宽大。但二姐坚决拒绝上台。几个“积极分子”上前，一边哄劝一边把她往台上拉。二姐死拽着会场的椅子不放，就是不上台。要架她上台的“积极分子”怎么也拉不动她，只好作罢。这些人又“规劝”道：“只要象征性地认罪就可以了，如果顶着不承认，对孩子有影响。”二姐顶撞道：“孩子我可以不要，让他爸爸抱走。但我根本就没有你们想让我承认的问题！”后来孩子真的被张平化抱走，并交由120师卫生部医务主任张汝光寄养到老百姓家里。3个月后，政策似乎有所调整。二姐作为中央党校二部第八支部学员继续参加“整风运动”，但转为以学习和自我教育为主，实际上是等待甄别。两年后，甄别结论终于下来，就四个字：“立场坚定”。二姐这才回到晋绥军区与丈夫及3岁的儿子团聚。

虽然在“抢救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二姐忠诚于党，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没有丝毫改变，坚如磐石。这种坚定的信念，即使在25年后的“文革”中也表现得那样坚定不移。二姐告诉过我：张平化任哈尔滨市委书记时（二姐当时任哈尔滨市道外区工作组组长、西傅家区委组织部长），贺龙路过哈尔滨市，曾与张平化会面。1967年湖南造反组织“湘江风雷”的头儿不知从哪儿得到这个“重要线索”，派人到北京找二姐“外调”，要求她揭发张平化与贺龙策划的“二月兵变”和“反对林副统帅”的阴谋。二姐当然不会做这种无中生有的揭发。对方拍着桌子威吓：“你要跟湖南最大的走资派（指张平化）划清界限。否则后果自负！”。二姐也拍着桌子回敬：“你们要敢乱整材料，后果也要自负！”就在这年，二姐在国家计委农林水气计划司工作时，国家计委造反派演出活报剧《敢把皇帝拉下马》，把余秋里弄到台上当道具，拳打脚踢，把他推来拉去，他仅有的一支胳膊都快断裂了。二姐气愤地抗议道：“他在战争中已经掉了一条胳膊，你们还要拉掉他另一只胳膊吗？！简直没有人性……”

1946年春，林彪、罗荣恒、林枫等按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带根据地十万干部北上东北，建立东北解放区。二姐随部队转战数月，由赤峰到达齐齐哈尔中共中央南满分局，后又到哈尔滨市工作。1948年随军南下到武汉市，在市委组织部任组织科长。新中国成立后，二姐去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后留在北京，在国家计委、农垦部、地质部、农业部工作，直到1986年12月，65岁时超龄离休。

一个与党同庚的共产党员，就这样沐浴着党的雨露阳光，走北闯南辛勤地为党的事业工作，为神圣的理想奋斗着……

作者罗介先近影

红心向党

二姐和我相差20多岁，她参加革命时，我还未出生，她的大孩子张自为和我同岁。二姐的相貌、气质、语言和我母亲宛若一人，我又和母亲十分相像。与其说是长姐，还不如说是慈母。许许多多的旧事，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1952年，我们一家从武汉返回家乡，临行时她给父母和未成年的两个小弟添置了所有一切生活必须品，并按月从工资中拿出40元钱，汇回家里，保证全家的生活花销。从1952年起一直到1961年双亲去世，从未间断过，整整近十年。

在1959年至1961年的大饥荒中，二姐还千方百计地节省，不时随信寄来几斤粮票，以补养父母病残的身体。我和五哥，能够念完大学，双亲能够渡过余年，都是二姐的功劳。她把对父母的孝敬，对幼弟的教育，对亲人的关怀，体现在这些具体的行动中。

二姐从武汉回到家乡中江时，我已9岁多，读小学四年级，家和学校相距不过200米，二姐来信要我和五哥念书都要住校，并讲“一定要过惯集体生活，养成独立自主的生活能力，将来才有用于社会，有用于国家。”根据她的要求，我从小学四年级就住校一直到大学毕业，整整13年。集体生活锻炼了我的生活能力，处事能力，培养了多方面的爱好，在为党工作的几十年中，真受益非浅。

读书时我和二姐见面不多，因为年龄的差距常有敬畏之感。后来长期在机关工作，去京机会较多，这种敬畏慢慢消散，手足之情渐渐深厚。1967年7月，当时正值“文革”高潮，社会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全国各地社会秩序十分混乱，到处抢枪、武斗。那时北京相对要“文明”一点，虽然二姐也在运动中受到冲击，她仍来信叫我们（包括三哥、五哥）去京“避难”，以免介入派性武斗。在北京，二姐安排我们的生活，照顾起居，既是对亲人的保护，又是对武斗的抗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中华民族带来新的希望和无限生机，此时二姐已近六旬，她打心底里拥护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她把这种拥护和支持放在具体工作中。记得1984年我在内江市人民政府任常务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联系分管农业方面的工作。当时市里和所属各县（区）都在争取农业基地项目，正好她在农业部计划司任职，不知谁知道了这个信息，告诉了安岳县。安岳县当时分管农业的周县长知道后，找到我，要我给二姐写信，争取把安岳县柠檬基地列上计划。我按要求办了，周县长拿着我的信找到二姐，她十分热情，大力支持。隔了一段时间，我又和市委副书记谢盛耀、农业局长叶传福，甘蔗办主任严小平去北京向农业部争取项目，二姐尽其所能帮助指导我们。结果农业部批准了在内江市建立柠檬（安岳）、柑桔（资中）、花生（资阳）、棉花（简阳）四大农业基地，有力推动了内江的农业经济发展，其中安岳由于农业部把它作为全国唯一的柠檬基地，经过这近三十余年的发展，产量已占全国的80%以上，成为柠檬生产标准确定地，已建成名副其实的柠檬之都。后来内江市报其他生产基地（粮食、畜牧等），只要找到她，她都尽力协助，全力支持，难怪农业部部长何康都说：“罗大姐，为家乡的农业经济建设真呕心历血，尽其所能，真是老同志学习的榜样！”

1992年，我到安岳县任县委第一书记，下半年趁出差北京的机会去看望二姐，并向她兴高采烈地讲起家乡变化和我所在县的规划蓝图。听到中途，她突然冷不丁地冒出一句：“别吹了，讲那么多够了，你只讲讲你为老百姓办了什么实事就够了！”接着她半开玩笑地说：“在县上，书记就是‘土皇帝’，你可得警惕啊！不要瞎吹，要多为老百姓办几件实事……”要警惕，不要瞎吹，要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告诫，引起我心里极大的震撼。回到县里在县人代会上讲话时，我送了一幅对联与代表共勉：怨声、骂声、赞扬声，声声入耳；好事、难事、民众事，事事尽心。横幅是“为民办事”。为告诫和鞭策自己，我请著名将军书法家魏传统把对联写下来，挂在我书房内。每每我看到魏将军挺拔有力的对联时，耳边就响起二姐的期盼和告诫。

2001年，二姐来我的工作地资阳与我们兄弟四人团聚。当年她正年满八十。在聚会中三哥欣然命笔写下那首赞扬她的诗：“十六投笔带吴钩，誓扫倭寇慨敌仇，延河水暖军号频，太行林密马蹄骤，松花江畔狼烟尽，江汉关前百舸流，耄耋之年无所求，乐与家人话春秋。”亲人们都称赞这诗写得好。二姐却不以为然，她说：“什么无所求？什么话春秋！颓废了，消极了，共产党人不是一生都要为共产主义奋斗么，那才是共产党人的志气……”听了这话，我由衷地赞叹：只有像她这样的共产党人，才是不忘初心的革命理想的追求者，实践者，才是铮铮铁骨的共产主义战士！

2010年，二姐上九十岁，亲人们都赶去北京为她祝寿。我们惊奇地发现，她思维还是那么敏捷，说话还是那么爽朗，走起路来身腰笔挺，咚咚的脚步还透着军人的气质。我说你弟媳亲手给您绣了一幅百寿图，就是盼您健康长寿，她哈哈一笑说：“愿大家都长命百岁。”摆谈中她说：“人人都想长命百岁，真正能活到百岁的有几个？趁现在还健在，多为党和国家做一些事最实际。”2010年玉树地震，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二姐都捐了上万元，她说：“我要把今生的全部积蓄分成三份，一份交党费，另两份捐给孤儿和残疾人，就算我对党的最后贡献。”说到此时，她眼里闪动着激动的泪花。

时间过得真快，转瞬又快过十年，二姐的身体随着年龄增长，逐渐虚弱。2013年、2015年，二姐两次摔倒，家人将她送附近朝阳医院抢救，医生把她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但身体受到严重伤害。到2017年，二姐已不能自主行走，语言表达不清，病卧在床。2019年5月，我到北京出差，前去探望，一走进卧室，小川（二姐小女儿）对妈妈说：“妈妈，六舅来看您了！”我们伸手把二姐扶起来，她拉着我的手不松开，嘟囔着似乎要说什么，可发不出声，两行热泪从眼角扑哒扑哒滚落下来，小川说：“舅舅来看您，您怎么哭啦？应该唱首歌才对！”这时她喉咙真的发出了声音，凑上去一听，原来她唱的是“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听着低沉沙哑的旋律，我的眼泪也滚落下来，在她的心里只有党，只有主义，只有领袖……

从北京回来的一年多里，二姐的病情又不断加重，靠鼻饲维持生命，多次视频通话，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半醒半睡的苍老但没有屈服的二姐，她还在和病魔抗争着……几天前我又打开视频，小川拿镜头对着她抚摸着她的脸说：“妈妈，六舅又来看您了。”过了几分钟，她似乎醒来，努力睁开眼，我说：“二姐要坚持住啊，就剩100天了，就会用您的一生来纪念党的一百周年，您是为党而坚持啊！”她似乎听见了，眼角上的泪水淌落下来……

二姐口述的声音还在耳边回荡，她眼角的泪珠还在心里流淌。与党同庚、有着83年党龄的二姐一生的追忆，处处体现对党的忠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执着，对人民疾苦的关怀。在她胸中，不断跳动的是那颗永远向党的红心。“莫为霜台愁岁暮，潜花须待一声雷。”她的追求，她的理想，她的精神，她的话语，如一声贯耳的春雷，时时震撼着我的心灵！

这正是——

华年入党抗倭寇，不惑京畿献青春。

耄耋夙兴报桑梓，期颐夜寐为民谋。

（作者单位：资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