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如何传承和弘扬革命历史，达成“集体的认同”，使之成为统一的民族意识和共同的历史记忆，都是文艺创作必须直面和思考的重要问题。毋庸置疑，革命历史叙事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形成的红色经典，在完成历史事件的表述、建立集体认同方面发挥了潜移默化的巨大作用。

然而，随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逐渐远去，进入21世纪，革命历史叙事面临着相当的困境。一方面，年轻一代作家们并不像前辈们那样经历过战争或者深受战争文化的影响，无法获得亲历者书写战争的天然合法性；另一方面，置身革命历史宏大叙事一度频频遭遇质疑和解构的文化生态，作家们似乎很难再沿袭传统的创作模式。那些广为人知的红色经典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和革命历史题材本身对作家立场、观念和表现手法等方面的要求，都使得革命历史叙事成为了一种“有难度的写作”。

尽管创作难度不断加大，依然有一批作家在这条创作道路上夙兴夜寐、砥砺前行。特别是军旅作家们，他们肩负着讲述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的使命，因而更具备迎难而上、自我突破的自觉和勇气。他们怀抱着对历史真实的尊重和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不断探寻着进入革命历史题材的新方法、新路径，寻找着未被覆盖的领域和未曾发现的角度，创造性地讲述出新颖别致的红色故事，塑造出符合时代特征的英雄人物，巩固和拓展了革命历史叙事的阵地。2021年适逢建党百年，很多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作品集中呈现，其中不乏具有突破性的精品佳作。

一般来说，女性视域在战争文学中显得较为稀缺，以女性视角阐释革命和战争，其难度也更大。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可谓近年来红色文学的重头作品。小说以32万字的体量、80年的时间跨度，叙述了“一个女人的史诗”，生动而深刻地描摹了一个革命女性的人生。主人公赵秀英（“大姐”）为革命奉献了一切，她的人生经历既跌宕起伏又磨难重重，用生命诠释出了“忠贞”二字的涵义。“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她梦中那匹“远去的白马”，是爱情的意象也是革命理想的图腾，更是她本人超凡脱俗人格精神的写照。“大姐”这个人物形象为革命历史题材文学作品的人物长廊贡献了一个颇具哲学内涵和省察深度的“新人”形象。

朱秀海的中篇小说《一枝红玫瑰》，从故事形态上看可以算作传统“革命加爱情”模式的一种延续。不同的是，小说在描写采芹和老胡（老丁）这对革命时期的恋人时，更强调他们如何被革命改变了命运走向，如何在短暂的交集之后最终渐行渐远，意在凸显革命者的自我牺牲、自我克制的精神品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女主人公采芹，因为她思想的不够“纯粹”，因为她的“爱情至上”意识，这样的形象在以往的红色文学中往往是被忽略和遮蔽的，但作者却围绕这个人物巧做文章，突出表现了她对革命爱人的忠贞不渝，并以她深藏内心的那枝红玫瑰给这个略显残酷的故事增添了一丝浪漫和温情的光芒。

发表于《人民文学》的小说《桃花蝴蝶》也是一篇从女性角度书写革命的短篇小说作品。作者以小说中“我”的身份，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深情追忆了两位牺牲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女性——大姑奶奶和小姑奶奶，表达了对两位将生命定格在青春年华的前辈的无限怀念。“一片花瓣闪闪飘下，一只白蝴蝶飞在祖母和桃花之间”，小说在表现战争的残酷和女性生命的凋零时，没有声嘶力竭的呐喊，也没有哭天喊地的悲泣，而是以空灵的叙述、浪漫的象征来营造感伤的氛围，为革命战争叙事注入了诗性的气质。

陶纯的中篇小说《七姑八姨》“从历史深处要故事”，塑造出庞壮英、苏三妹、罗秀娥、何四姑这样4位“红旗下的红颜”。她们不但以女兵的身份，同时以妻子、母亲和女儿的身份介入战争，用柔弱的身躯承受了战争的代价。作者在塑造她们时尊重历史的本来样貌，没有进行矫饰和美化，并且毫不回避战争与女性生命的冲撞与撕裂。正是这种刻骨铭心的真实，使得小说中每个人物都感人至深，每段故事都催人泪下，这是这部作品能够触痛读者柔软内心的力量所在。

徐贵祥的中篇小说《走出草地》借用了笔记小说中奇人奇事的叙事模式，讲述了出身富贵家庭、满脑子西方艺术的高一凡，主动加入红军宣传队，顽强地走过草地的传奇故事。一个无论从阶级出身、文化背景、审美趣味还是思想观点上看都与红军部队基层官兵迥异的人物，成为介入故事的一种不和谐元素。小说恰恰是在角色的巨大错位和反差之中，对一段人们耳熟能详的革命历史进行了反向观照。这个人物不仅“盘活”了故事，增强了故事的可读性，也使得小说达成了笑中带泪的美学效果。

西元的短篇小说《生》反映的是抗美援朝时期的战场生活，采取了“侧面迂回”的叙事策略。小说以16岁的士兵二斗伢子的视角，展现了战斗过程中我军阵地的真实情况，从侧面描绘志愿军战士们的战斗事迹，彰显他们英勇顽强、视死如归的精神和意志。作者并不刻意追求小说的故事性、传奇性，而是力求逼真地还原真实的战场面貌、战斗过程。那些极具震撼力的细节，充满了代入感和现场感，足以令读者真切地触摸到战争的质感，感受到战争的惨烈。作者经由对那个由焦土、炮弹和死亡组成的世界的建构，叩问了战争的意义，也追索了生命的启示，发出了具有哲学色彩的感怀与喟叹。

西元的中篇小说《南下》与《生》有一定的呼应关系，可以看作是《生》的前篇。小说再现了解放军南下追击国民党军残余部队的历史过程，用饱满而生动的描写告诉读者，战斗的每一步都交织着鲜血与汗水、铭刻着艰辛与牺牲。与《生》的少年视角不同，《南下》采取的是弱女子加少年的双主角模式。霓云姐弟二人对部队南下有着极其特殊和深刻的体验。小说围绕他们的个体生命经验展开，为战争叙事注入了新鲜元素。

王跃斌的短篇小说《箭头松》讲述的则是东北抗日战场上的一个突围故事。在艰苦卓绝的抗联斗争历史中，这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然而作者正是通过对人物经历的精细描写，达成了对战争局部的一种显微镜式的有力呈现。小说将3个人物放置在一个封闭的极端环境中，让他们接受寒冷、饥饿和野兽攻击的考验，让他们相互扶持、彼此付出，从而彰显了纯真的战友情和崇高的人性美。

刘建东的短篇小说《无法完成的画像》是一种隐形的革命叙事。小说并没有直接反映地下工作的残酷激烈，而是以画师杨宝丰为出走13年的女子画像的故事为载体，揭开了革命者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凸显他们坚强、克制、隐忍的性格与情感，伏笔和悬念的加入使整个小说充满戏剧性的张力。

李骏的小说更着力于书写宏大时代之下的“小人物”。他的短篇小说《寻找党证》将读者的视线拉回到遥远的土地革命时期，小说中因为失落党证而丧失党员身份的六大爷，是一个极特殊的人物形象。在他的身上，坚定的信仰、日常的窘境、现实的困惑相互交织，他的个人命运令人唏嘘也值得致敬，这个“小人物”的经历折射出宏阔历史的复杂脉络。同样是书写大历史背景下个体生命的命运遭际，傅汝新的长篇小说《一塘莲》展现出既宏大又精微的历史面相和生活质地。小说以解放战争为背景，讲述了辽南镇海寺的日常生活和卢氏三姐妹的命运沉浮；既有对战争进程及“准前线”的正面书写，也有对战场“后方”、同“生产”和“生活”相关联的农村、乡镇、城市场景的交叉叙述，还有对日常经验与情感纠葛的生动刻画；通过对复杂人性的深刻挖掘与对地方生活质地的细腻表达显露出诗性的审美风格。小说对历史的观照并非从后人总结的发展规律入手，而是采用了卢氏三姐妹的视角，以沉浸式的叙事带领读者体验20世纪后半叶中国地方社会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在作者看来，革命历史题材也好，战争叙事也罢，作为一种高度历史化的概念，其内涵仍有进一步挖掘的可能性。

历史认同是通过历史事件在一代代人的传播中不断形成的。红色革命历史需要被一代代人铭记、认同，当然需要作家们反复重述曾经发生的历史事件，唤醒、刷新、激活民族的历史认知，这也正是红色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所在。而如何个性化地讲述或重述历史事件，让读者的感知始终保持新鲜，则是作家们需要创新和创造之所在。

革命历史本身的宏大、宽阔、壮美使其具有无穷的魅力，吸引着当下的作家进行反复的书写。作家们正试图挖掘出更多的题材资源，在新的文化和文学语境中，用富于时代感的讲述方式，讲好崭新的红色故事。时间上的距离感赋予了作家们驰骋想象的空间，革命历史叙事也展现出了新的时代气象。文学叙事的视角、形式、风格和技巧在作家们的勇敢尝试中不断出新，有力突破了过往优秀作品形成的种种模式，也打破了经典作品制约后发创作的“影响的焦虑”。然而有些东西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创作主体始终坚守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立场与情怀。在这种“红”的本色基调之上，我们有理由期待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带给读者更多的惊喜和更大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