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要入党

甘元俊

 一天中午，突然接到弟弟从县城打来电话，要我帮他写一份入党申请书，而且还要得比较急，说是当天下班之前就要递交上去，结果却被我婉言拒绝。

 弟弟的这番“举动”，确实让我感到有点意外，我根本没想到，已年过半百的弟弟会有如此进步思想。

 在我们兄弟姐妹5个当中，我的“文笔”受到过弟弟的“崇拜”，加之我本身是一个有着20多年党龄的党员，有写入党申请书的“经验”，所以他才会有让我帮他写入党申请书的想法。

 其实我并不是有意要拒绝他，而是因为当时我确实在乡村开展“人民阅卷·广安行动”这样一个走访活动，正在与群众面对面地交流，抽不开身，一时半会儿赶不回办公室，根本就没有条件也无时间帮他写。但为了不打消弟弟的入党积极性，我只有在电话里回复他说：“入党申请书，最好由本人写，你要结合为什么要入党？入党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然后具体写清楚对党的认识就行了……”后面还给他说了一些鼓励之类的话。

 我与弟弟从小一起长大，关于弟弟的有些事，我还真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

 小时候，弟弟是父母的心肝宝贝，“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这句话用在弟弟身上，我认为一点也不为过。作为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幺的弟弟，他在家中的地位是最高，不仅父母特别宠爱他，我和哥、姐、妹几个人也十分喜爱他，处处谦让他，好吃的好穿的都会先让着他，就连平时家中的扫地、烧火煮饭等细小家务活，也很少让他去干；可以说，那时候的弟弟一直被爱“包围”着。

 弟弟初中毕业后就没有读书，也不知什么原因，他就是不愿意跟我们去坡上干农活；我猜想，或许是怕晒太阳的缘故吧。那时，弟弟从街上买了一些养殖业的书籍独自在家中闭门看书，父母从未说过他一个孬字。与弟弟比起来，我就没他那么好的“待遇”了：弟弟至少可以“光明正大”地看他的养殖书籍，而我只能在农闲之余才能看一些文学书籍（尽管后来我靠自学文学找到工作还成了所谓的“作家”，弟弟后来也成为在社会上受人尊敬的“名人”）。

 在家里“耍”了不到两个月的弟弟，或许是感觉无聊的缘故，开始利用家中空闲的圈舍，边看书边搞起科学养猪，并且一养就是6头（那时，一般农户一年只养2头猪）。为支持弟弟养猪，母亲第一次给家庭成员进行明确“分工”：时任大队支部书记的父亲，每天下乡、下队去忙他的“公务”，大多数时间都是早出晚归，家里的农活根本就指望不上他，所以种庄稼的事情，母亲把他忽略不计。这样一来，农活自然就落到母亲、大姐和我的身上（大哥已结婚分家另过），妹妹负责打猪草、煮饭，弟弟则“专职”负责养猪。

 在我印象里，弟弟这一辈子，基本没干过农活。还记得那年夏天，我们去坡上辛苦劳动（锄包谷草）了一上午，干活结束后汗流浃背回到家里，看见弟弟正躺在父亲用竹篾块专门为他编制的“凉笆箕”（乘凉用的）上面，一手拿着一把“竹蔑扇”，不时摇晃几下；一手拿着一本书，嘴里不时发出关于养猪方面的专业术语；同时，偶尔也抬头观察一下他那6头生猪吃食的情况，猪儿有没有吃饱呀，需不需要加水呀等等。看着弟弟那时那个得意、潇洒和悠哉的样子，不得不令我这个当哥的顿生羡慕。没想到的是，弟弟当年靠他“不务正业”（那时的农村，养殖业被称为“副业”而不是“正业”）养殖出来的6头大肥猪，居然给家里增加了不错的收入。年底，母亲用弟弟养猪收入的钱，给我们每个人分别添置了一套过年衣服，特别是穿上新衣服的妹妹更是笑得合不拢嘴。

 原本以为让全家人尝到甜头的弟弟，第二年还会继续扩大规模发展养猪，没想到，他却不听家人“劝阻”，扛起背包，南下闯荡新世界去了。弟弟这一走，就是好多年。

 没想到的是，从未干过重体力活的弟弟，竟然成了一个敢拼敢闯肯吃苦耐劳的人。弟弟在外面打拼的那些年，从事过建筑，承包过沙场，当过“小老板”，干过很多脏活、苦活，饱受不少的酸甜苦辣。好在辛勤的付出与收获是成正比的，几年下来，弟弟也算是挣了点钱，还在县城买了房，娶了妻、生了子，小日子过得也是有滋有味。

 弟弟曾说过，一个会用钱的人才会挣钱。从那以后，有点“小钱”的弟弟，开始行走“江湖”结交起社会朋友；每次与朋友喝酒吃饭，基本上都是他抢着买单，好像已经忘记打工挣钱难时的那个辛苦。弟弟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尤其是在对待朋友借钱这件事上，也十分慷慨大方。比如，亲戚朋友临时有困难找他借点钱，他一定不会拒绝；就连社会上那些狐朋狗友找他借钱，他也是二话不说，即便自己身上没有，东挪西借也要尽力满足朋友的要求。曾听弟媳说过，弟弟借给他一个朋友几万块钱，好几年都没还。一天中午，弟弟去他那个朋友家里催收借款，当弟弟看到他朋友家里做生意亏了，生活过得十分艰难的那个样子，借款不仅没收到不说，还倒把身上唯一的几百块钱又送给那个朋友在读书的孩子做生活费，最后还一路饿着肚皮回到家里。像这样的人，弟弟还不止遇到一个。只要提起弟弟借钱没有收回的事，弟媳更是埋怨弟弟不断，说弟弟心地太善良、太相信人了。

 自2015年弟弟做过一次大手术病愈康复后，他就好像彻底变了一个人似的，又成了一个喜欢出“风头”的人。他带头成立了初中八六级助学基金会，并担任基金会会长，四处活动筹集资金。基金会每年都要从他们同学中自愿募捐出一定资金，然后又将这些钱用来资助那些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给予每人300—1000元不等的助学金或奖学金。俗话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容易，但要长时间坚持做好事却很难。然而，弟弟这一坚持就是好多年，从未间断过，先后资助100多名优秀的贫困学子考入大学走向社会。弟弟也因此成了“名人”，县电视台、市电视台、省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教育频道等，都先后留下弟弟的声和影。开始，我一直以为，弟弟的这些“所作所为”，就是为“作秀”给别人看，直到后来我多次从一些媒体上看见：帮助贫困户发展生产的人中有他；敬老院慰问孤寡老人的人中有他；看望抗美援朝老战士的人中有他；车站维持秩序的人中有他；过马路搀扶老人的人中有他；居民院落、田边地角取马蜂窝的人中有他；万秀桥水库、荆坪水库等昼夜不停打捞溺水儿童的人中有他……原来，他早就加入了县蓝天救援队和义工队，且还是一名骨干队员，这才彻底改变了我对弟弟的错误看法和认识。邻村70多岁的陈大娘，丈夫、儿子、媳妇都先后去世，一个人抚养5个孙子女。我每次与她一起赶场在半道上偶遇时，她提起弟弟总是赞不绝口，说弟弟及其他们的“组织”，年年都给予她们家捐款捐物，帮助很大。陈大娘的实话实说，也让我有这样一个弟弟暗自高兴，感觉到自己脸上也很有光彩。

 尽管弟弟表面上是一个光鲜亮丽而又受人尊敬的人，但单从他那会说话的眼神，我就能看出弟弟其实是一个有心事的人。弟弟心中的苦，或许也只有我才能读懂。

 弟弟是一个“十处打锣九处都有他”的人。庚子年春节，时值全球疫情暴发。正月初二那天，本来说好，我去上班，留他在家照顾年迈多病的父母。可我前脚刚返回单位没多久，因父亲是二级听力残疾，我那半失语的母亲用她那颤抖的声音打电话告诉我，说弟弟又回县城去了。其实，我不用问，就知道弟弟干什么去了。果不其然，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又在一些媒体上看见：穿着蓝天服戴着防护帽的弟弟，高速路收费站，给车辆及行人检测体温、疏导交通的人中有他；给县城各大小区开展杀菌消毒的人中有他；在医院帮助登记录入信息，忙得晕头转向的人中有他；农村院落，叫老百姓不出门或不聚集的人中有他；在蓝天救援队、义工队，发动员工并带头捐款捐物的人中有他……看着弟弟那个忙乎劲儿，叫我这个“中共党员”也只能感到无语和自愧不如。

 记得，我曾问过他，为什么对蓝天救援和义工这个“职业”如此“有瘾”，弟弟非常乐观地告诉我：“都这个岁数的人了，做点有意义的事，感觉心里很踏实。”弟弟的这番话语很朴实也很真实。

 今年春节，家人小聚中，我曾有意问过他入党的事。当时我心想，要是他的入党申请书还没写好的话，我愿意帮他把上面的一些内容加一点进去，一定会给弟弟的入党申请书增添不少色彩。可弟弟却回答我说，他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这，就是我的弟弟，一个常年坚持行走在公益路上，从未停歇过脚步的人。

 弟弟光荣地成为一名党员，我也感到特别的骄傲和自豪。

作者简介

 甘元俊，四川省邻水县人，广安市作家协会、邻水县作家协会会员。散文《交公粮》获四川省报纸副刊（2018年度）好作品奖二等奖、广安市第六届（2020年）川东周末文艺奖一等奖、第三届邻水县文艺奖（2020年）三等奖，《放牛娃》获四川省报纸副刊（2019年度）好作品奖三等奖。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甘元俊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