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 志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刊

“无毒”何以可能？

新中国成立初期成都烟毒治理述论

付志刚 郭雨鑫

近代中国烟毒肆虐成灾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西部重要城市成都亦是受害严重之地。烟毒不仅危害民众生命与财产，还严重影响到城市基层社会秩序与稳定。晚清民国以降，历届中央与地方政府都曾多方努力治理烟毒，但成效甚微。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导下，成都烟毒治理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功， 几乎在3年内禁绝烟毒。本文通过梳理成都烟毒治理过程，探究中国共产党如何以铺天盖地之势，推动禁烟斗争深入开展，最终实现“无毒国”的新图景。

鸦片战争 虎门炮台

一、新中国成立前夕成都鸦片烟毒泛滥

晚清以降，鸦片烟毒在四川及成都地区泛滥。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先后厉行禁烟运动，但效果甚微。成都鸦片烟毒的种植、加工、贩运和销售十分猖獗，成为全国重要的鸦片烟毒生产、加工、转运与销售之地。20世纪30年代，位于龙泉山脉丘陵山区的大林、太平一带种植鸦片面积甚至达到总耕地面积的20%左右。据双流县禁烟局1931年统计，全县不足15万人，大小销售鸦片烟毒的店铺就有400多处，瘾民3万余人。 据《四川省概况》记载，1939年新都县每月售卖烟土7担，全县瘾民 5000人左右。通过土地改革调查统计得知， 新中国成立前夕，仅成都市灌县（今都江堰市） 就有大小烟馆831个，烟民 54630人。新中国成立初期，成都市温江县（今成都市温江区）贩运烟毒 95 户，开设烟馆142户，以贩烟毒为生者250人。他们大多伪装成乞丐，利用妇女、小孩或雇人等秘密贩运，在城镇附近之坟园、荒地进行销售。成都市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秘密制毒厂坊有367家，参与制毒者568人、贩运毒品者5211人、售卖者5260人。 成都红灯烟馆遍布城乡，烟民更是数以万计，“十室之邑，必有烟馆；三人行，必有瘾者”，以至形成“四川各地有烟馆无饭馆”的谚语。

新中国成立前夕，成都的烟毒有愈演愈烈趋势，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和新生人民政权受到严重威胁。首先，鸦片直接戕害瘾民身心健康，使他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其时新都县（今成都市新都区）曾流行这样一个顺口溜：“一包白面面，两块银大元。两口吞下肚，四体软绵绵。五形都吃变，六亲不安然。” 烟民们不事生产，终日吞云吐雾、四肢委顿，为吸食昂贵的鸦片，甚至卖儿卖女、倾家荡产。其 次，罂粟的种植严重妨碍农作物生产，从而直接导致粮食短缺。1950年春，西康及川南部分地区，因种烟过多，缺乏食粮，造成严 重灾荒。此外，烟毒败坏社会风气、诱发犯罪， 严重威胁成都新生人民政权的稳固。很多人吸毒过深不能自拔，弄得倾家荡产，沦为乞丐，或铤而走险，沦为盗贼。仅据川东涪陵敦仁镇 第三、八、十二等3个保的调查：因父母家属或本身吸毒而沦为娼妓的，有21人之多；因吸毒而倾家荡产的，即有29户，这些人多半成为流氓赌棍；因吸毒而沦为盗匪小偷的，已发 现的就有30余人。

鸦片战争遗址

二、成都烟毒治理的阶段与过程

新中国成立伊始，带有强烈革命理想与社会建设意愿的中国共产党就将烟毒视为仇雠。1950年初，政务院发布通令，指示当年春季开始禁种鸦片，各级人民政府限期制定办法收缴烟土毒品、登记人员，开启新中国烟毒治理的帷幕。成都禁烟运动既是全国性治理运动的一部分，也是社会改造工作的一部分，顺应了新生人民政权对建立正常社会秩序迫切需要的趋势。

成都解放后对烟毒的治理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50年初政务院颁布通令至1951年底止。主要工作在于“拦腰一棍”，即政府不强调铲烟与强制戒烟而劝其主动不种不吸，但对运、售的烟犯，则严惩不贷，重点卡死流通环节，断绝销路，使种的卖不了，吸的买不着。1950年3月发布的春耕及农业生产指示中，明确未种鸦片地区，绝对禁种；已种地区， 应自动消除，补种粮食。各级政府及所有农村干部应特别注意严禁种植鸦片，提倡种植棉麻， 保证人民健康，恢复与发展生产，增产粮食。成都市人民政府也颁布《关于禁绝鸦片烟毒的通告》，并成立成都市禁烟禁毒委员会，要求所有制毒、贩毒者限期内向公安分局登记并呈缴毒品、烟具等，所有呈缴或没收的毒品一律当众销毁；强调各界人民都应协助政府查禁烟毒、检举毒犯，不得违法贩运、制造各种毒品或隐匿包庇毒贩。1950年12月10日，成都市禁烟禁毒委员会在人民公园召开万人大会，市人民法院当场判处大烟毒犯李春藩、杨临棠二人死刑，当众焚毁鸦片5380两、吗啡2000多包、烟具1万多件。

尽管成都早期采取积极措施禁烟禁毒，但据1952年上半年调查，全成都仍有6679人参与售毒，其中100两以下的1896人，100两至500两的2523人，500两以上的2260人。195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要求集中解决贩毒问题，采取“严厉惩办与改造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处理毒犯，宣告烟毒治理第二阶段开启。在这一阶段，成都市人民政府依托“三反”“五反”运动中群众觉悟的提高和斗争的积极性，在准备充分、计划周密的条件下进行群众性突击破案运动，全面打击制、贩和吸毒问题，从而直接根除烟毒遗毒。至1952年底罗瑞卿作关于全国禁毒运动的总结报告止，成都全市共打击处理烟毒犯6297人，登记毒犯5000余人，其中逮捕毒犯1569人， 占毒犯总数的23.49%，宣判处理1300多人。全市共缴获各种毒品及原料折合大烟2555.8465万两，毒具万余件，有关烟毒证件及反动证件220余件。

成都在党中央领导下所展开的禁烟肃毒运动从根本上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阶级遗留下的旧社会污毒，为完成全市社会改造工作打下坚实基础，对保护人民身心健康、净化社会环境以及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也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了必要条件。

吸食鸦片烟具

三、成都烟毒治理中的社会动员

成都解放时间较晚，无论是群众的政治觉悟，还是城市基层的组织化程度都远不及老解放区。部分民众虽然饱受烟毒之害，但受制于地主、匪特等压迫，或因贪恋吸烟一时的快感，或不舍种烟卖烟的巨大利润，对中国共产党禁烟决心和政策抱有消极观望态度。在错综复杂、各种势力交织的社会背景下，只有竭尽所能动员群众、依靠群众，争取全社会积极参与，才能完成禁绝鸦片烟毒的目标。因此，采取广泛的社会动员、大力发展群众参与，才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成都禁烟工作成功的关键。

宣传教育是有效掀起群众性禁绝烟毒运动的前提工作。在党中央指示下，成都前期的宣传教育工作主要分为两步：其一为统一制定如“禁绝烟毒保证人民健康”等口号以提高群众觉悟；其二则要求随时刊发宣传资料以资推广。1952年7月，为防美帝国主义诽谤生事，党中央决定第二阶段禁绝烟毒运动的宣传教育工作只在人民内部以口头方式进行。 成都各地采取组织报告员、宣传员、宣传车等形式进行宣传，动员工作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成都市金堂县召开各种小型会议360余次，到会干部、群众4万余人次，其中仅城厢镇、赵镇、淮口镇3个镇，收到群众揭发材料就有415件。由此可见，无论是前期的公开宣传还是后期的口头宣传都充分达到了发动群众的目的。

组织动员是成都烟毒治理运动顺利进行的根本保障。动员群众参与烟毒治理运动，不仅仅需要宣传教育群众，还需要将社会民众组织起来。因为单纯的禁烟禁毒宣传教育可能只起到普及相关知识、转变民众态度的作用，而组织工作可以直接带动群众参与到禁烟禁毒运动的浪潮中。1950年2月24日，政务院颁布的严禁鸦片通令强调，各级人民政府须设禁烟禁毒委员会，由民政部门负责组织，公安和各人民团体领导干部参加，并由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组成。为集中力量、便于领导，使禁烟工作顺利进行，1950年10月21日，川西区设禁烟禁毒委员会，邱翥双任主任委员，谷志标任副主任委员，樊建德等13人为委员。 随后，成都市及各区县也设立相应的禁烟禁毒委员会。1951年1月28日，双流县（今成都市双流区）禁烟禁毒委员会成立，开展禁贩、禁售、禁吸食等工作，2个月就查获烟贩84人，没收鸦片1512两、砒子50两。由此，各级禁毒禁烟委员会在传达党中央、政务院禁烟禁毒方针和政策、制裁毒贩、恢复发展生产方面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同时，成都居民委员会也成立劝戒小组和“戒烟所”，对吸毒者实行“劝戒和勒戒相结合”的办法，号召烟民戒毒。工会、青年团也利用自身广泛的网络性和组织性，协助政府深入人民群众内部完成动员工作。上有政府组织严明执法，下有民间团体协助参与，贩毒、吸毒等行为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有效地保障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成都烟毒治理运动的顺利开展。

灵活戒烟策略为动员群众禁烟禁毒提供实践路径。由于烟毒具有较强的成瘾性，大部分烟民难以自发戒毒，要动员群众彻底禁绝烟毒，就必须提供多种有效策略改造瘾民，从而断绝烟毒消费市场的可能性。成都市人民政府对瘾民坚持以教育为主、强迫为辅的政策，将那些无力戒烟或决心不大的瘾民集中于戒烟所，对他们耐心地进行思想教育，令他们参加劳动生产增强体质，学习劳动技能，同时由医药卫生部门配制戒烟药方，免费发药施戒。1952年11月28日，成都市第二区举办戒烟学习班，将411名烟民编为33个学习小组。每日上午上课讲政策、服戒烟药，下午教唱歌、跳舞，并开展诉苦和坦白检举等活动。12月9—15日，各戒烟学习小组还为脱瘾烟民举行欢送会，分批送出。邛崃县瘾民何福成感激道：“我吃三十几年大烟，戒过三十多次都没成功，这次肃毒运动才把我的烟瘾彻底戒掉，我感谢党挽救了我。”

群众大会为动员群众禁烟提供舆论氛围。部分群众不愿意参与新中国的建设，认为禁烟斗争注定无疾而终。要想使民众政治觉悟觉醒， 动员他们参加禁毒运动，还得借助诉苦教育、公审罪犯等形式的群众大会来完成。其中以诉苦教育为主题的群众大会主要是由饱受烟毒之苦的受害者推动完成。如 1952年8月23日成都市如花所群众大会上，杀猪巷的太婆陈玉芳哭诉被烟毒弄得改嫁的事实，会上不少群众被她的哭诉感染，群众当场提供检举烟毒材料43件。个人的、具体的、隐秘的烟毒之苦，在诉苦大会上转化为集体的、一般的、公开的苦难， 群众在感同身受的基础上或哀叹自己似曾相识的不幸，或群情激奋怒骂毒贩的十恶不赦。脆弱可怜的个体也在这种悲愤的氛围中，立即成为典型代表，得到集体的认可与支持。这时民众们再也不愿坐视不理，往往恨不得立即扫清烟毒祸害，积极参与禁烟肃毒运动。如果说诉苦教育激起群众对旧社会的厌弃，那以处置罪犯为主题的公审大会则直接让群众见证中共政权建立新社会的决心和能力。1950年12月，成都禁烟禁毒委员会当众判处大烟毒犯李春藩、杨临棠死刑，昔日被凌辱的百姓们在这场公审中挺直了腰，感受到自己作为“主人”的力量和责任。群众大会以特有的集体舆论氛围激发出底层人民的革命力量和政治觉悟，使他们从内心认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革除旧社会遗毒的决心与强大的政治执行力，转而积极投身到新中国社会改造活动中。

综合治理为动员群众戒毒创造良好社会环境。新中国成立前烟毒 在成都地区禁而不绝，主要是因民国以来，军阀战乱频繁，袍哥、特务以及土匪横行霸道、赌博成风、娼妓成群，这样污浊混乱的社会环境是鸦片种植、贩运、销售和吸食的温床。如成都灌县（今都江堰市）袍哥曾成志1942年借清匪为名，贩运鸦片两万余两。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成都掀起禁绝烟毒运动的同时，也在有计划有规模地禁娼禁赌扫黑。随着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和“三反”“五反”等各项政治运动的深入开展，烟毒失去依附条件，群众受到深刻的禁烟肃毒教育，自发对从事贩卖、吸食烟毒的人进行督促检查，为成都烟毒治理活动的顺利开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新中国成立初期，成都市人民政府充分动员人民群众，与党中央上下联动，将烟毒治理工作置于社会改革运动中，3年内基本完成禁绝鸦片烟毒的目标。这场规模宏大的群众性禁烟斗争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社会治理能力，人民感叹道：“把烟毒禁完，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事，只有毛主席才有这个本领。”

四、结语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烟毒泛滥的严峻形势，为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巩固新生人民政权， 中共中央西南局和成都地方当局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通过宣传教育、完善组织、戒烟策略、群众大会以及综合治理这5种动员方式，最大限度整合社会资源，将人民群众置于这场社会治理运动中。短短 3 年，禁烟肃毒斗争即获得成功，扭转了数百年来烟毒鸦片在成都地区泛滥不绝的局面。声势浩大的禁烟戒毒运动不仅使民众得以改造，推动新社会市民的重塑，还净化了社会风气，使得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新生人民政权得到巩固。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付志刚（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郭雨鑫（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