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 诚

邱冬福

  谨以此文献给四川解放初期战斗在雪山草地的公安情报人员。

——题记

 2021 年春节，我响应在成都“就地过年”号召，得以闲暇，翻阅了 24 年前那个泛黄的采访本——1997 年阳春 3 月，我受《警苑》杂志社之约，赴阿坝州采访为党的公安事业奋斗终生的老警察们的工作、生活状态。

那天晚上，春寒料峭的阿坝州府马尔康的夜空分外宁静，深黛色的天幕上布满星星，一轮高悬的明月把牛乳似的月辉洒满大地，地上铺着一层薄薄的冰霜。晚 7 点，十几位退休老警察应邀来到阿坝州公安局会议室。大家听说我是省公安厅的“领导”，而且专门采访他们这批解放初期参加公安工作的老警察，都不免有些兴奋，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地摆谈开来。

 座谈中，一位陕西籍老警察的故事引起我的浓厚兴趣。他名叫青林（化名），籍贯陕西宝鸡，1949 年12月跟随贺龙十八兵团南下入川解放成都，那年他 18 岁；几十年来，他本可在省公安厅工作甚至谋得一官半职，却因忠诚于党的公安情报事业，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雪山草地。6 年前，他在M 县看守所所长岗位上退休， 现居住马尔康。为叙述方便，下面根据采访本上记录的内容，以第一人称纪实文学的写作手法来讲述他传奇的人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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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家在陕西宝鸡某县一个贫穷的山沟里，我出生不久，父亲就只身去延安参加刘志丹、习仲勋领导的陕北红军，家里就剩下我和母亲。后来，母亲被村子里的一个恶霸地主霸占后吊死在房后的苦楝树下，我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18 岁那年，我在宝鸡城里当乞丐，一天，听说南门外正在招兵，我就去报了名。后来，我入了部队，听说我们部队最大的官是贺龙，我才知道自己加入了共产党的部队。

不久，我跟随部队出了宝鸡城，一直往南开拔，翻秦岭、过广元、入剑门，部队一路过关斩将、攻城拔寨，与刘、邓大军合围成都。那时我在部队特务连当侦察兵，冲锋在最前面。我们早两天进入成都，与川康特委地下党的同志一道，组织发动群众，做好保卫成都、迎接解放军进城等工作。12 月 27 日，成都和平解放。4 天后的 1950 年 1 月 1 日，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处成立，我被抽调到公安处当侦查员。

 那时，我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扎好铺盖，和战友们一道哼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歌儿，在大街小巷里张贴标语，抓捕潜伏特务， 清查非法电台和武器，查封烟馆、妓院，带领成都市民打扫城市卫生。这样的日子过得充实并快活。

解放初期剿匪斗争期间的宣传标语

转眼到了 1951 年 7 月，那年成都很热。一天晚上，我正热得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去川西公安厅驻地，说首长要召见我。我很激动，一个小小的侦查人员，竟能得到首长召见，我骑上白天穿街过巷的旧自行车直奔而去。当我莽莽撞撞跑进首长办公室时，见屋子里已坐着七八个人。我刚举手敬礼“报告”，首长就跨步过来，握着我的手说：“就等你啦，咱们开会！”首长是山西人，心直口快，开门见山，片刻，我就知道了首长召见我的意图。成都解放后，一批国民党特务按照蒋介石离开大陆时的授意，纷纷逃进川西阿坝的雪山草地，建立所谓的“陆上台湾”，伺机卷土重来，破坏我新生革命政权。按照西南公安部和川西公安厅领导指示，要在我们这批侦查员中选派精兵强将，组建代号为“208”的情报站，秘密进入阿坝，布建情报网点，获取潜伏特务与当地反动武装相互勾结的兵力部署情况及其活动轨迹，将敌人情报提供给负责剿匪的公安部队，将其一网打尽。

 3 天后，我和战友们穿着长衫马褂，有的手摇转经筒、有的嘴衔旱烟袋，化装成商队，赶着骡马，驮着砖茶、盐巴、凡士林、雪花膏、针筒麻线等日用百货，一路“叮叮当当”地吆喝着穿过都江堰，进入汶川，到达理县杂谷脑， 开始我们的情报工作。

2

我们一行到达杂谷脑镇后，自己动手，很快就将东面山坡上那 3 间废弃的石头房子修缮一新，挂起“利源商号”的牌子；从此，以开百货店为掩护的“208”情报站总部就在这里安营扎寨了。当天晚上，我们围着一盏忽明忽暗的豆油灯，聚精会神地听精明干练的年轻站长给我们部署工作和人员分工。他说，近期“208”情报站的主要任务也是头号任务，就是彻底摸清懋功（今小金）第三次获得解放后，漏网的特务头子周迅予和当地女匪杨孙永贞的行踪。接着，站长介绍了周迅予和杨孙永贞的具体情况：周迅予（1900—1974），四川富顺县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军统骨干分子，1936 年暗杀上海左派人士杨杏佛的元凶。抗战胜利后， 周迅予出任军统成都稽查处处长，1949 年国民党崩溃前夕，他网罗一批惯匪、特务、袍哥、妓女等，在成都北校场中央军校主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培训“地下游击队”，为蒋介石反动集团反攻倒算储备特务力量。为此，他深得蒋介石赏识，被“御封”为“川康人民反共救国军第 3 纵队”中将司令。周迅予深得“领袖” 如此器重，于是更加卖命，誓言肝脑涂地，在所不惜。

 杨孙永贞，原名孙永贞，川西懋功沃日土司杨春善之妻。在解放前夕曾参加周迅予主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受过蒋介石、毛人凤的召见。周迅予抵懋功后委她为“中华反共突击军”第二四九路第一纵队少将副司令，委其夫为司令。

 周迅予、杨孙永贞两个狗男女沆瀣一气，在反攻我刚建立的懋功人民政权中，把教学中的“游击战术”活学活用。加之 1950 年下半年至 1951 年上半年间，懋功地区大雪封山，解放军支援部队不能及时赶赴前线支援，我军三退三进，使得周迅予、杨孙永贞率匪徒 3 次攻占懋功县城。后来，虽经我剿匪部队全力清剿， 夺回懋功县城，但两个匪首还是得以脱逃。因此，获取周迅予、杨孙永贞情报成为“208”情报站的首要任务。

为有利于深入涉藏州县开展工作，站长根据我们这支队伍的人员特长做了角色分工，有的装扮成出诊的门巴（藏语医生），有的装扮成寺庙喇嘛，有的装扮成沿街乞讨的乞丐，有的装扮成走村串户的货郎等。站长考虑到我有一张快嘴和一股能肩挑背磨的力气，安排我装扮成肩挑货郎担、手摇拨浪鼓的货郎。夜色中，我们按照各自分工，纷纷奔赴自己的战斗岗位。

3

 没多久，我就在一个名叫松岗的山村里发现一条重要线索。有位肤色稍显黝黑，但生得一双大眼睛、高鼻梁、瓜子脸、细眉毛、丰乳胸、柳条腰的妖冶女子引起我的注意，她楚楚动人、行为干练，言谈举止中不乏几分风骚和浪荡。第一天，她来到我的货担前挑选了几副橡皮筋；第二天她挑选了几根红头绳；第三天她又买了几瓶凡士林。几天下来，我们混熟了，她主动邀请我上她的官寨衙门“喝茶”。哪知我一进屋，妖冶女子就关上门磨磨唧唧地向我靠了过来，小兄弟长小兄弟短，又是眨眼睛又是挤眉毛又是努嘴唇。那时刻我暗下决心，切不可乱了阵脚，一定要稳住！过了一阵子，妖冶女子看我不接招，突然叫出声来：“你是公安局的探子？！”我快速反应道：“小姐姐哪里话，我是做生意的小二郎啊！”双方僵持一阵，屋子里气氛异常紧张，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裤兜里的手枪，随时准备战斗。即刻，那妖冶女子放松下来，面露笑容道：“呵呵，小兄弟，开你玩笑的！”最后我们约定，第二天给她送雪花膏来。

我离开村庄，迅速将那个可疑女子情况通过布建的情报网点报告站长，站长立即上报剿匪前指。当天晚上，部队将村庄包围，活捉了那妖冶女子；经过审问，她就是匪首杨孙永贞。我清楚地记得，这一天是 1951 年 8 月 7 日，也是我干情报工作的第一个漂亮仗。4 天后，人民政府在懋功召开公审大会，匪首杨孙永贞被人民政府依法处决。

208情报站写给时任川西公安厅领导的专题报告封页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追查特务头子周迅予的行踪轨迹。转眼到了 1953 年 5 月，雪山消融， 草地泛绿。一天，我在阿坝县获取到一条重要线索，特务头子周迅予住进了华尔功臣烈土司的官寨里。当我把发现周迅予的情报迅速报告给“208”情报站时，得知剿匪前指两位首长也住在华尔功臣烈的官寨里，他们正在做华尔功臣烈的统战工作呢！情报很快送了进去。就这样，楼上住着清剿匪徒的解放军首长，楼下住着反攻倒算的特务头子，箭在弦上，危在旦夕， 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那几天，我在两位化装成乞丐、打银匠的战友和两位当年没跟上部队而暂时留在附近寺庙里当喇嘛的红军战士的配合下，组成战斗小组，日夜蹲守在华尔功臣烈的官寨围墙下，情况一旦发生变化，我们将立即冲锋陷阵，投入战斗。几天后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进步上层人士华尔功臣烈土司巧施妙计，将周迅予、何本初、王旭夫一一送进我们和剿匪连、阿坝县公安局预先设置的埋伏圈，3 名匪特束手就擒。

公安机关缴获的潜伏特务电台

4

新中国成立初期，四川匪情严重。据统计，各类匪特达 20 多万之众，多数躲藏在川西北的深山密林中。他们受台湾敌特机关直接指挥，绑架、杀害我党政干部、公安人员及驻地解放军，组织反革命暴乱，对我新生人民政权进行疯狂反扑。建立“208”情报站开展秘密工作，是四川解放初期公安机关肃清匪特、保卫国家政治安全的一项非常举措。像我们这样深入匪巢，化装侦察，成天在“刀尖上舞蹈、虎口中拔牙”的传奇故事，还有很多很多。1951 年 7 月至 1954 年 6 月，“208”情报站由最初的17 人发展到后来的 88 人，同时还组建了近百人的情报关系员。在近 5 万平方公里的雪山草地，我们建立了 148 个情报网点，为剿匪部队和当地公安处、局提供了大量精确情报，有 11 位战友英勇牺牲。

 1954 年 7 月，按照四川省公安厅指示，除少数队员留守在阿坝继续做清剿残匪和帮助建立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工作外，其余人员回省公安厅和成都市公安局工作。我便是留守人员之一。那时的我，也没有繁华都市和边缘地区的概念，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党需要我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党叫我干啥我就干啥”！

川西剿匪档案专卷封面副本

 1956 年“肃反”运动中，由于自己有着公安情报工作的特殊经历，我深入到某监狱开展侦查，与判刑入狱的国民党军、警、宪、特分子近距离贴靠，将一条条有价值的情报经过“上线”送到成都、上海、广州等地，将新中国成立初期混进革命队伍、隐藏深厚的反革命特务分子一一揪了出来，其中有的因新中国成立前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而被判处极刑。同时，我还从服刑匪特口中得到证实并及时送出很多第一手情报资料，为当年在敌人酷刑下坚贞不屈的革命者洗清“叛徒”和“变节”的冤屈。后来，那位与我单线联系的“上线”（当时他的身份是监狱管教干部）在 1969 年监狱闹革命中被造反派活活打死。作为情报人员，我深知断了自己的“上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辈子我将像一枚路边的石子一样永远被遗忘。

 1976 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两年后，省公安厅某首长得到平反并被安排在重要岗位， 他在档案材料中发现我还在某监狱“服刑”，便亲自为我办理各种手续。1978 年国庆前夕，我终于“刑满释放”走出监狱。上级党组织征求我的意见：“回成都还是留阿坝？”我毫不犹豫地说：“留阿坝！”后来，组织上也许考虑到我这 20 多年在监狱里“工作”的缘故，就顺理成章地安排我在 M 县看守所当所长。那一年，我已47 岁，还是单身，早已超过成婚的最佳年龄。也许是天赐良缘，看守所里一位丈夫去世的女狱医看上了我，经过一段时间的恋爱，我与她结为夫妻。6 年前，我和老伴光荣退休。

5

 “我这一辈子，虽然我为了党的公安情报事业耽误了我的青春甚至爱情、婚姻，但我无怨无悔！”青林连续用 4 个“我”结束了他的谈话。采访座谈会一直开到深夜 12 点， 老同志个个还谈兴甚浓，我不得不站起身来，抱拳向他们感谢道：“今晚的座谈会就开到这里，影响各位前辈休息了，明天晚上我们再继续座谈！” 临分手时，那位叫青林的老情报员握着我的手说：“请转达省公安厅首长，什么时候组织我们这些老同志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祖国的山山水水到底有多美。”我说：“一定转达！”并告诉他：“现在的省公安厅在文庙后街办公，离天府广场不远！”青林顿时两眼放光：“天府广场？听说那里有毛主席塑像？”我说：“正是！”青林一下子天真起来，说：“那我一定要活到建党 100 周年，到那时，我要向毛主席敬个礼，报告老人家，他交给我的神圣使命完成了，我这辈子对党无限忠诚！”哪知第二天单位将我召回成都，座谈会也没再继续召开，那些特殊战线上的老警察们的传奇故事也没再继续讲下去。至此以后，我再也没有青林同志的消息。

 掐指算来，青林同志而今也该 90 岁了吧， 他是否还健在？我合上泛黄的采访本，久久陷入沉思中。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邱冬福（四川省公安厅档案馆二级高级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