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深夜，四川大学师生手捧《四川日报》号外，欢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资料图片（视觉四川）

“两弹一星”精神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

2021年6月11日，“两弹一星”干部学院客座教授黄元武上了一整天的党课，他主讲的《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专题课，不仅受学员好评，还被中宣部评为2019年度“优秀理论宣讲报告”。黄元武说，不是他的课受欢迎，是“两弹一星”精神受欢迎。

位于梓潼的“两弹城”，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简称“中物院”）院部旧址，当时叫902基地。23年间，中物院先后在此完成29次核试验的实施、原子弹氢弹的武器化与定型以及新一代武器研制攻关等，为国防“亮剑”。与这些煌煌功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基础条件之薄弱，白手起家之艰辛，由此也凸显出我科研人员“两弹一星”精神之可贵。

做协同 上下齐心、集体攻关助科研

1969年，中物院指挥部迁至绵阳梓潼县时，全县人民立刻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支援和建设中，拨土地、腾住房、修道路、建砖厂，为此先后配套了25个专业蔬菜社，潼江沿岸采砂的民工高峰时期每天多达2000余人。

“没有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就难以有如此局面。‘大力协同’的精神在‘两弹一星’上体现得尤为典型。”黄元武说道，当年绵阳一些材料生产厂设备陈旧、生产经营困难，为顾全大局，他们不计得失加班加点，优先确保基地建设的用材用料。

“大力协同”不仅体现在院地之间，也体现在院军之间、院所之间、院校之间、院厂之间。据统计，第一颗原子弹的攻关会战中，全国先后有26个部（院），20个省（市、自治区），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参加。在如此庞大的组织中协调工作，不仅仰仗“一盘棋”的调度，也有赖核心人物的大局观、集体观。

“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讲出这句话的“两弹元勋”彭桓武还有另一句“名言”广为流传。那时，中物院申报的一个项目被授予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作者共有十余人，但彭桓武是第一完成人，理应由他接受奖章。但是当奖章送到彭桓武手里时，他转手就放在了研究院，并题字：“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

如今在中物院，仍流传着许多老一辈大科学家公而忘私的故事：邓稼先请团队吃饭，自己却经常吃挂面凑合；陈能宽“利用职权”，把自己的名字抹掉，将荣誉让给一起攻关的年轻人；彭桓武在做出成绩后悄然引退，将领导职务逐个移交给更年轻的科学家……

不设限 勇于攀登、自力更生谋蝶变

在“两弹城”旧址、邓稼先故居里，一台有点像老式打字机的“古董”颇为奇特。原来这是“手摇计算机”。在中国六七十年代，高级别的单位才装备得起一台这样的机器。但它的使用却谈不上方便，如果需要输入三角函数和对数，就需要查表；要是计算中有括号，就更麻烦了，要正摇几圈，反摇几圈，还要用纸笔记录。研制原子弹涉及的计算是天文级别的，在电影《邓稼先》中，一屋子科研人员“噼里啪啦”用古老的算盘推演数据、计算公式的场景，让很多观众印象深刻。

与之相对的是，美国早在1946年就使用电子计算机来计算炮弹的弹道，上世纪60年代就实现了二代电子计算机的民用和商用。我国“两弹一星”研发条件之贫弱可见一斑。

但是几十年间，我国科技力量突飞猛进，原因之一便是“两弹元勋”的赶超脚步一刻没有停歇。黄元武介绍，在邓稼先梓潼故居里有一份手稿，是交代同事如何修改完善《未来十年中国核武器发展规划建议书》，其中写道：“最后一段要同星球大战（如激光FEL、电磁轨道）等‘高技术’联系起来……”王淦昌也不约而同和另外3位科学家向党中央上书，制定中国自己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它就是“863计划”。今天的超级计算机，大型运载火箭，核聚变试验装置等大国重器，就是这份计划的产物。

“两弹一星”的精神遗产和工作经验都应该继承，黄元武认为，这其中，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尤为重要。譬如，在我国原子弹研制的初期，前苏联曾对我国有过不少帮助，但由于时间和资金等因素，一些工艺、技术在我国很难实现，是放弃还是硬上？科研工作者既没有完全抛弃也没有完全盲从于前苏联的设计，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在理论保证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探索出更好的实现方案和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本版撰稿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吴梦琳吴平王晋朝袁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