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日报 》（ 2021年06月17日   第 06 版）

“赴国难二六军团魂驻溪州彰理想，济民生万千将士志与华夏卫和平”。这副镌刻在湖南省永顺县塔卧镇湘鄂川黔苏区烈士陵园大门上的楹联，反映的是8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六军团创建湘鄂川黔苏区的斗争历程。

会师木黄，革命旗帜闪耀黔东地区

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四省交界地区遍布崇山峻岭，西南有云贵高原耸立，西北有川鄂群山环绕，东与洞庭湖衔接，南与雪峰山紧连，酉水、澧水、清江、乌江纵横西东。1934年至1935年，红军在此艰苦转战，开创了湘鄂川黔苏区，成为当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革命根据地之一。

历史的偶然中往往带着必然。1932年10月，湘鄂西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至1934年4月，湘鄂西苏区全部丧失，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提出创建湘鄂川黔新苏区。5月，红3军转战至黔东地区，开始在加强内部建设的同时创建黔东苏区。至9月，在印江、德江、沿河、松桃、酉阳五县毗连地界，建立起17个区革命委员会、67个乡苏维埃，黔东苏区初具规模。

10月24日，任弼时、萧克等率红六军团由湘赣苏区突围西征，历时70多天，行程5000余里，在贵州省印江县木黄同红3军胜利会师。红3军随即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两军团总兵力近8000人。正是由于黔东苏区的建立，为木黄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贺龙回忆：“如果没有这块根据地，六军团没有目标可找，也收不到部队。”

然而，地处湘川黔接合部的山区，纵横不到200里，人口不过10余万，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地瘠民贫，不利于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红军的生存和发展再次面临“路在何方”的重大抉择。

就在木黄会师前两天，中革军委电示红六军团“在松桃、乾城、凤凰地域建立苏区，发展游击战争”。而贺龙、任弼时等认为湘西澧水流域上游的永顺、桑植、龙山、大庸一带，最适宜建立新苏区。

湘西为多民族杂居地，长期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压榨，革命要求强烈。红二军团曾长期在此活动，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加之贺龙就是桑植人，在当地的政治影响力颇大。而湘西的反动力量相对薄弱，多为地方军阀部队，总兵力不足2万，内部矛盾重重，战斗力也不强。进军湘西，既能牵制、调动湘鄂两省国民党军，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又能在游击战、运动战中歼敌，恢复和发展根据地，可谓一举两得。

据此，红二、红六军团决定集中行动，在酉阳、龙山、永顺、保靖、永绥一带创建新苏区。另以地方武装和两军团留下的伤病员组建新的黔东独立师，坚持游击战争，策应主力向湘西发展。

进军湘西，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

位于湘西北武陵山区腹地的张家界，旧称大庸。近百年前，这里遍地饿殍、民不聊生。为实现创建新苏区的战略目标，1934年10月28日，红二、红六军团发起湘西攻势，先克川东重镇酉阳，后于11月7日进占湘西北咽喉永顺县城，极大地震动了湘鄂两省国民党军。驻湖北藕池的第34师开赴湖南津市、澧州地区，阻止红军向东发展；湘西军阀陈渠珍调集万余人的兵力，分四路直扑永顺城。

能否击退进犯之敌是红军立足湘西，进而创建和发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关键所在。贺龙、任弼时等认为，来敌表面上人多势众，但内部派系林立，指挥混乱，军纪极差，官兵多是吸食鸦片的“瘾君子”，战斗力不强且骄纵异常，决定以诱敌深入之计，集中兵力在运动战中予以歼灭。

红军主动放弃永顺城，故意丢下些装备，佯装力弱怯战，诱敌骄怠尾追。敌人果然中计，一路向北猛追。11月16日，红军在十万坪谷地设伏，歼敌2个旅大部。随后乘胜追击，再歼1个旅大部，于18日重占永顺城。至下旬，又占大庸、桑植等县城及其附近地区。

12月初，国民党军独立第34旅移至常德、桃源一带布防。旅长罗启疆自恃兵强马壮，没把红军放在眼里，将所辖3个团呈分散孤立态势分别部署，各部相距数十里。红军决定抓住敌布防上的弱点，首先奔袭浯溪河，而后各个击破。15日，红军冒雨疾行百余里，进抵浯溪河附近。次日晨，突然发起进攻，击溃守敌。残敌向常德败逃。红军以一部兵力猛追，以主力直取河洑，兵临常德城下。

常德是湘西重镇，水陆交通枢纽，仅有敌独立第34旅残部和1个保安团驻守，兵力空虚，士无斗志。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深恐红军攻下常德、进逼长沙，连电蒋介石求救，并急令在湘南围堵中央红军长征的湘军兼程北上，星夜回援。24日，红军撤围常德，26日占领慈利县城。随后返回大庸、永顺地区休整，湘西攻势结束。

此战，红二、红六军团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共击溃敌15个团，歼灭近5个团，迫使国民党军从“追剿”中央红军的部队中抽调4个师驰援湘西，在战略上有力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行动。正如任弼时所总结的：“不到两个月时间，的确我们在湘西北创立了一个新的形势，这在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上是有极大意义的。”

土地革命，湘鄂川黔掀起红色狂飙

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只有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真正做到耕者有其田，才能“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当时中国其他地区一样，湘鄂川黔一带的土地绝大部分被地主豪绅霸占，农民世代辛苦劳作仍食不果腹、地无半垄，迫切要求土地革命。随着红军的到来，立即掀起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红色狂飙。

1934年12月1日，湘鄂川黔边革命委员会颁布《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条例》。16日，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作出《分田工作大纲》。举办土地革命训练班，学习分田政策，布置分田工作；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分田政策；各乡成立贫农团，具体领导群众划分阶级成分、丈量土地，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田。革命根据地内呈现出“分田分地真忙”的火热景象。

与此同时，在湘鄂川黔省委的领导下，红军抽出部分兵力连同地方干部组成工作团，开展群众工作，建立革命政权，发展党组织，相继成立了永保、郭亮、大庸、桑植和龙山5个县委，下设数十个区委和支部。根据地的县、区、乡各级临时政权也相继建立起来，共设51个区232个乡苏维埃政府，鄂川边区的咸丰等地也建立了3个乡苏维埃政府。

为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扩红成为革命根据地建设的一项中心工作。1934年12月1日，湘鄂川黔省委提出在3个月内扩大1.2万名新战士的任务。红军各级机关和连队组织扩红工作队和小组，采用口头、标语、戏剧等宣传方式，动员群众参军。各级政府坚持给红军家属分好田，做好优抚工作，提出“保卫分田分粮的胜利果实”“工农武装上前线”的口号。分得土地的农民革命热情高涨，坚决拥护苏维埃，积极参军参战，涌现出不少母送子、妻送夫、兄弟争相报名参军的感人事迹，仅大庸县郑家坪乡就有900多人当红军。

到1935年1月中旬，湘鄂川黔苏区初步建成，东西200余公里，南北120余公里，人口约50万。主力红军由7000余人发展到1万余人，成立了以贺龙为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分会。同时成立两个军分区，加强对各县独立团、独立营、赤卫队等群众武装组织的领导。

打破“围剿”，红二、红六军团踏上新的征程

湘赣川黔苏区北有长江天堑，南有沅、澧二水，东临洞庭湖，西北是崇山峻岭，进能截断长江交通，威逼常德、岳阳、长沙、武汉等大中城市，退可凭借山河天险，回旋驰骋。这令蒋介石坐卧不安，急调重兵，妄图“聚而歼之”。

1935年初，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集中约11万兵力，分6个纵队，以分进合击、攻堵结合的战法，“围剿”湘鄂川黔苏区。贺龙、任弼时等决定集中主力于大庸、永顺间，待机打击由沅陵北进之敌，而后转移兵力，在运动中各个击破其他各路敌军。

2月初，反“围剿”战斗打响。至3月下旬，大庸、桑植、永顺县城失守。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撤离苏区，北渡长江，转移至湖北南漳、兴山、远安地区创建新苏区。4月12日下午，红二、红六军团在桑植城西陈家河同沿澧水西进之敌第172旅遭遇。战至次日黄昏，全歼该旅。15日，红军侦知敌第58师师部及第174旅等部在桃子溪宿营，乘其立足未稳发起突袭，将其全歼。16日，收复桑植城，并恢复塔卧以北的大块根据地。省委和军委分会遂决定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继续在苏区坚持斗争。

4月下旬，红军主力东进，攻占江垭并前出至慈利城北，造成北渡长江之势。各路敌军张皇失措，力图自保：湘军回兵慈利，鄂军退守长阳、渔洋关。5月，红军北出鄂西，于6月9日以一部兵力突然包围宣恩县城，主力隐蔽集结于城南待机打援。12日，鄂军4个旅分三路增援。红军南下忠堡地区截击，全歼第41师师部和第121旅，俘纵队司令兼师长张振汉。

忠堡大捷后，红军乘胜回师湘西，以一部兵力围困湘鄂两省交通要道龙山，主力分散做群众工作、扩红和整训。7月下旬，敌10个团增援龙山。红军分兵打援，但未能达到歼灭敌有生力量之目的。龙山围困战持续35天，红军自身伤亡很大，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李朴、红17师师长苏杰等指挥员牺牲。

这时，鄂军为将红军堵在湘西，调集兵力分四路向湘鄂边境推进。其中，由江西新调入湖北参加“围剿”的第85师从小关经板栗园前往李家河。红军鉴于该敌初到鄂西，情况不熟，决定集中主力以伏击或截击战法，求歼敌于运动中。8月3日，当第85师进入板栗园伏击地域时，红军突然发起猛攻，全歼该敌，击毙师长谢彬。8日，红军又在芭蕉坨击溃敌军10个团，鄂军被迫后撤，湘军亦收缩转入防御。

在历时半年有余的反“围剿”作战中，红二、红六军团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同10倍于己的敌军作战30次，毙伤敌万余人。但形势依旧不容乐观。国民党军利用苏区周围的山水要隘构建碉堡线，形成重重包围、严密封锁、内外隔绝的态势，同时调集130多个团的兵力，准备发动新的大规模“围剿”。

11月4日，省委和军委分会举行联席会议，认为继续坚持在苏区内进行反“围剿”斗争日益困难，决定突围远征至湘黔边，创建新苏区。19日，红二、红六军团1.7万余人从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告别湘鄂川黔苏区，踏上漫漫长征路。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钳制和吸引了围剿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几十万军队，有力策应和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还让红二、红六军团有了战略依托，使其最终发展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的红二方面军。这是中央红军长征后长江南岸的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亦是中国南部苏维埃运动发展中重要的战略区域。

（执笔人：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徐艳、李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