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始末
董宝瑞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一段佳话。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历史，不难发现，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立其基”和“导其先河”者，而《新青年》的创办者、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主要发起和组织者。是李大钊与陈独秀相互呼应，珠联璧合，共同发轫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导致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20世纪30年代中期，研究思想史的著名学者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论及李大钊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位置时说：“李先生是研究历史最有成绩的人，也是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今日中国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思潮这样澎湃，可说都是李先生立其基，导其先河。”五四运动爆发前后，是李大钊最早认清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最彻底最先倡导唯物史观，研究辩证法、唯物论，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深厚的思想与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经了一个很长的过程。而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也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1912年12月，即将走出天津北洋法政学校的李大钊，受到中国社会党北京总部总务干事陈翼龙的思想感染与影响，在北京加入中国社会党，并于1913年春天成为天津支部执事，初步感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魅力，接触已经在西方一些国家盛行的社会主义思潮。1913年冬天，李大钊到日本留学后，有了接触各国社会党资料的机会，也了解到社会党的活动性质，并参加了日本的社会主义同盟组织的某些活动，但他的思想并没有因此一下突破种种局限，对“马尔克派之主义”（马克思主义）发生浓郁的兴趣。直至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在对西方的种种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形形色色的“革命”的探索一再碰壁之后，李大钊才从俄国革命党人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悟出社会主义革命之真谛，在中国率先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高高地举起科学社会主义的大旗，开创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1914年，李大钊(前排左三)在日本留学期间与同学合影
留学日本，是李大钊人生道路上的重要一站，也是他的思想逐渐成熟的重要时期。1916年春天，李大钊在东京静心涤虑，奋笔写出奠定他在新文化运动重要地位的论述《青春》和《民彝与政治》，集中表达了他在中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化时萌生的新的思想与理念。其中在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时发表的《青春》，集中反映了他的新的历史观、宇宙观和人生观。在《青春》中，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具有极大的震撼力和感召力的创造青春之中华的理想。李大钊于1916年5月由日本回国后，在为实现创造青春之中华理想而奋斗时不断遇到挫折。1917年8月，张勋复辟事件发生，他避走上海4个多月，面对中国究竟向何处去这个根本问题，思想一度苦闷到了极点。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使他终于看到了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新的曙光，思想方向开始发生重大转变。
标志李大钊思想方向发生重大转变的文章，是他在1918年7月15日出版的《言治》季刊第3册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这是他研究俄国十月革命不同凡响的重大意义的思想结晶。在这篇文章中，他把发生在20世纪的俄国十月革命同发生在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进行比较，认为“政权全归急进社会党之手，将从来之政治组织、社会组织根本推翻”的“俄国今日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是“非可同日而语”的革命。这表明，在1918年夏天到来时，李大钊已经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的非凡意义，其思想已经冲破传统观念的禁锢，视俄国十月革命为榜样，并触摸到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主义。
就在这一年夏天，思想正处于新旧观念决绝阶段的李大钊，第一次到自己家乡附近的昌黎五峰山韩文公祠避暑。他利用在五峰山度假的静幽环境，潜心研究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资料，继续探索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寻找中国革命屡受挫折的根本原因，选择中国革命新的道路，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拓荒工作。最能体现李大钊在1918年夏天进行事关中国革命方向和道路的理论思索的文章，是他是年11月在北京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群众集会上发表的演说《庶民的胜利》和继而写出的专述《Bolshevism的胜利》。在《庶民的胜利》中，他借谈世界大战究竟是谁的“胜利”的话题，明确指出：“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在《Bolshevism的胜利》中，他讲的更加明确，说“这次战局终结”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是“列宁（Lenin）的功业”，是“马客士（Marx）的功业”。为此，他还充满胜利的憧憬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发表《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时，李大钊已经准备把“革命的社会主义”引入中国，准备开中国的 “Bolshevism”之先河了。为此，完全可以说，李大钊在1918年的入冬时节，“登高一呼群山应”，“微言如闪首传真”，开始发轫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李大钊的思想转移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以后，开始结合国际上在1918年开展的纪念马克思诞辰100周年活动，努力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倡导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唯物论。1918年冬天，他与陈独秀等人一起创办了《每周评论》；转年春天，他帮助《晨报》副刊开辟“自由论坛”和“译丛”等专栏，以介绍“新修养、新知识、新思想”为名，广泛介绍和宣传马克思的学说。同时，他开始着力搜集和寻找日译本和英译本马克思著述，准备撰写介绍马克思主要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并准备把由他负责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编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
1919年7月，李大钊再次到昌黎五峰山避暑，利用假期写出介绍和宣传马克思学说的长篇论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他的这篇文章长达26000多字，包括序言在内共分11个部分，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由于文章较长，《新青年》分两期载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最早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它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成熟与深化。
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后，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不少革命青年的思想，是通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转移的；就连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的思想，也是由李大钊的这一卓越工作，开始转移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并与李大钊一起寻找中国革命“根本解决”的办法，于1920年春天与李大钊南北呼应，共同筹建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的。
研究资料表明，李大钊与陈独秀结识于日本东京，是通过章士钊编辑的《甲寅》杂志而相知相识的。章士钊是李大钊到日本留学后结识的良师益友。后来，他通过章士钊，认识了在东京滞留期间萌发“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念头，日后归国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的文坛宿将陈独秀。1914年7月，陈独秀由上海去日本，在东京雅典娜法语学校攻读法语，并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同年11月，他首次用“独秀”署名在《甲寅》发表了表达一种悲观情绪的《爱国心与自觉心》。李大钊读后，写出《厌世心与自觉心》，对他的文章表达的观点进行了一针见血的批评。就此，两人不打不相识。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于1916年9月1日将杂志改名《新青年》时，发表了李大钊在日本东京写的《青春》。李大钊回国到达上海后，是在1916年7月回到北方筹办《晨钟报》的。在上海逗留的两个多月时间里，他见未见到陈独秀，不见任何记载；时至是年冬天，陈独秀为群益书社与亚东书社合并改建公司事去北京，李大钊曾在南城瑞记饭庄宴请陈独秀等人。1917年1月，陈独秀应蔡元培之聘，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并把《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1917年11月，李大钊被章士钊推荐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与陈独秀开始在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密切交往。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
李大钊到北京大学工作后，陈独秀决定把《新青年》改办为同人刊物，由他总负责，从第5卷第1号起，由李大钊等轮流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人们的思想异常活跃，为了及时发表时评，陈独秀于1918年12月又与李大钊等人发起创办了发行比《新青年》“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接近”，“主张公理、反对强权”的报纸版《每周评论》。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陈独秀在思想界的“旗手”作用越来越突出。1919年春天，一些人“借私行攻击陈独秀”；4月8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迫于种种压力，决定提前实行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使陈独秀的文科学长一职在无形中取消，被迫离开北京大学。被陈独秀引荐到北京大学任教的胡适，认为“撤陈会议”使陈独秀“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等“皆起于此夜之会”，“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陈独秀离开北京大学后，主要致力《每周评论》的编辑工作。他在是年4月20日出版的第18期《每周评论》发表随感录《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开始改变对俄国十月革命“用平民压制中等社会，残杀贵族及反对者”的看法，认为它“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在同期发表的《各国农劳界的势力》一文中，他又说：“自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战胜后，欧洲劳农两界，忽生最大的觉悟，人人出力和资本家决斗，他们的势力已经征服了好几国”；“这种革命，在政治史上算得顶有价值的事体”。他还在4月27日出版的第19期《每周评论》发表了关切俄国革命领袖关系的随感录《克伦斯基与列宁》。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以后，陈独秀和李大钊一起从5月11日起在《每周评论》上组织舆论支援学生的斗争，开辟“山东问题”专栏，报道和评论山东问题交涉经过，及时总结运动的情况和经验，指导运动的发展。鉴于“六三”以后北京政府加紧迫害爱国学生的情况，陈独秀专门撰写随感录《研究室与监狱》，鼓舞人们在与反动政府斗争中要有不怕坐牢杀头的大无畏气概，使“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成为不少有志青年的座右铭。
1919年6月9日，陈独秀起草表达自己“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革命理念的《北京市民宣言》，并到北京大学一个平时印讲义的小印刷所去付印。6月10日，他拿着《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到中央公园（即今北京中山公园）等地散发。6月11日晚，他到香厂新世界去散发传单时，爬上新世界屋顶花园，向下一层露台上看电影者散发，被守在那里的暗探抓捕。陈独秀被捕后，引起全国震惊。各界爱国人士纷纷强烈要求释放陈独秀，李大钊积极参加社会各界营救陈独秀的行动，发起联名保释陈独秀的运动。
陈独秀出狱后，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他不仅在参加欧美同学会成立周年纪念会致词时高度评价五四运动，而且拒绝蔡元培叫他任史学系教授的邀请，决定开始专心从事社会运动。在此期间，陈独秀从《新青年》上读到李大钊悉心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认识到“中国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决计与李大钊共同寻找中国革命的“根本解决”办法。他的这些思想，在转年2月5日应武汉学联文华学生协进会之邀，在文华大学演讲《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时明白地表露出来。他认为，社会改造的方法一是“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二是“打破继承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三是“打破遗产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人们应有的共同信仰是“平等、劳动”。
多年以后，胡适在评论陈独秀出狱后的表现时，曾说：“大概独秀在那八十多天的拘禁期中，曾经过一度精神上的转变。他独自想过一些问题，使他想到他向来不曾想过的一条路上去，使他感到一种宗教的需要。他出狱之后，就宣传这个新见解，主张要有一个新宗教……抱着这种新宗教热忱的陈独秀，后来逐渐地走进那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新宗教，当然是不难的转变。”
在“五四”时期，广为流传有这样一首歌谣：“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此外，当时还流传“北李南陈，两大星辰；漫漫黑夜，吾辈仰承”。其中的“南陈”，指的是多年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北李”指的是在红楼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闻名于世的李大钊。
在中共党史上长期流传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主要源自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李大钊传》的有关记述。《李大钊传》编写组根据与李大钊共同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最早参加李大钊组织的北京共产党小组的朱务善在1960年的回忆，在《李大钊传》第五章《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记有：“一九二○年一月，大钊同志送陈独秀去天津以转往上海。”“他们化装成下乡讨账的商人，坐骡车出朝阳门，走了好几天才到天津。陈独秀北方话说不好，沿途遇到军警检查，都是大钊同志对付，一直把他送上轮船。路上，大钊同志也与他商讨了有关建党的问题。”并在附录《李大钊同志生平活动简表》记“1920年1月”，李大钊“送陈独秀去天津登轮赴上海。此时，陈独秀有倾向马克思主义的表示，大钊同志同他讨论了有关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此外，据1927年5月24日出版的汉口《民国日报》发表的《中大热烈追悼南北烈士》报道，1927年5月22日下午，武昌中山大学在理科讲演厅举行追悼南北死难烈士大会，李大钊的生前文坛好友，时任中山大学教授，兼任法科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译委员会主任委员，并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高一涵，报告李大钊生平事迹，在谈及“陈独秀先生因反对段祺瑞入狱三月”，出狱后“至武汉讲演，北京各报长登载其演辞”，李大钊“化装”掩护其离京时，说他俩“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
《建党伟业》剧照：李大钊与陈独秀
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出险之事，发生在1920年2月。1920年1月下旬，被保释出狱的陈独秀应邀到武汉作学术演讲，秘密离开北京南下。他先赴上海一行，主要是为应西南大学筹办员章士钊之约，共商西南大学筹办事宜。陈独秀在上海商议筹办西南大学之事后，于2月2日乘“大通”轮顺长江水路转行武汉。2月4日下午，他冒雪抵达汉口，留宿文华大学。2月5日下午，他参加武汉学联和文华大学协进会在文华大学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在会上发表了提出消灭私有财产制主张的演讲《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2月6日上午，又应邀参加文华大学毕业典礼，即席发表《知识教育与情感教育问题》的演说。2月7日上午，陈独秀应汉口青年会邀请，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新教育之精神》；下午，又应邀参加堤口下段保安会召开的欢迎大会，晚上在参加武昌学界为他举办的宴会之后连夜乘火车北归。陈独秀在武汉连续讲演，国内各地报纸都用大字刊出其讲演摘要，北京政府有关部门由此而知他已出京。2月8日，陈独秀返回北京之后，突遭警察上门询问，方知又出危险，急忙出外躲藏。李大钊等人决定设法送他离开北京。当时，时至年关，李大钊与陈独秀都化装成收账的生意人模样，雇了一辆骡车，出朝阳门南行，到离北京较远的一个地方改乘火车去了天津。到天津后，陈独秀又去了上海。
李大钊、陈独秀到达天津的情况，章志在其《关于马列主义在天津传播情况》曾经提及。他说：“我于1919年9月开始担任北京《晨报》及上海《时事新报》驻津特派员职务，采访新闻寄到该两报发表，借此机会宣传天津新文化运动情况。因为执笔不慎，得罪了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及南开同学，于1920年1月间被迫离校，搬到姜先生家中暂住。陈独秀先生、李大钊同志，还有一位无政府主义同志（山西人，姓名已忘）正当那时由京来津。这位山西同志也借住姜先生家中，陈独秀先生在租界客栈里，李大钊同志住河北大马路日纬路附近友人家中。次日晚间，李、姜、山西同志、南开胡维宪同学连我到特别一区某苏联同志家中集会商谈京津地下工作情况约一小时。第二天天津《益世报》登载‘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李大钊同志急忙到姜先生家中通知我们防患未然。他立刻搭车回京，我与姜先生及山西同志搭津浦车去上海转福建漳州从事新文化工作。陈独秀先生因事已提前去上海，未能参加集会。”章志文章中所说的“山西同志”是北京大学学生黄凌霜，“特别一区某苏联同志”是指在天津居住的北京大学俄籍教员鲍立维（时为共产国际驻天津的文化联络员）。
李大钊等人找鲍立维之时，陈独秀已经离开天津，并于2月12日到达上海。而李大钊在送走陈独秀后，并未返回北京，在2月12日（农历腊月廿三）由天津直接回了家乡乐亭。陈独秀到达上海后，于2月14日致信京师警察厅厅长吴炳湘，云：“夏间备承优遇，至以感佩。日前接此间友人电促，前来面商西南大学事宜，匆匆启行，未及报厅，颇觉歉仄，特此专函补陈，希为原宥。事了即行回京，再为面谢，敬请勋安。”当时，南北分裂，上海是北京政府鞭长莫及之地，这使陈独秀有了安全保障。
1920年7月，李大钊（右三）、张申府（左四）、邓中夏（左二）等在北京合影
中共早期领导人彭述之，在1983年4月出版的法文版《彭述之回忆录》第一卷回忆说：“长期以来大家公认的说法，是在1920年初，共产国际派了一位代表魏金斯基来中国，才开始中共建党。他先到北京见到李大钊，然后到上海去见陈独秀，从此以后，他帮助陈独秀建立了未来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实在说，魏金斯基并不是共产国际1920年派到中国来联络‘五四’运动中倾向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第一个俄国人，他只是派到中国来的第二个俄国人。在他之前，有一位开路先锋替他安排好路子，这位开路先锋就是荷荷诺夫金。这些事实是1924年6月李大钊在莫斯科亲口告诉我的。”当时，出生于哈尔滨、汉语讲得很好的荷荷诺夫金，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一找到李大钊，就说早就知道李大钊“是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说他是受到在伊尔库斯克第三国际远东局的委托前来同李大钊联系的，“目的是在中国创立一个共产党”，而时下“是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时机”。据彭述之转述，李大钊当时答复他说：“在中国惟一有魄力发动创立共产党这一壮举的人物是陈独秀。陈独秀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是倾向社会主义的。”他说，他需要同已经离开北京去上海的陈独秀用通信方式商讨共产国际提出的建议，“只有陈独秀起而发起组织共产党，事情才能够顺利进行”。后来，李大钊收到陈独秀肯定的答复，立即告知荷荷诺夫金。李大钊说：“他欣喜极了，急忙赶回伊尔库斯克，成为陈独秀和我俩人接受共产国际建议这个佳讯的传递者”。李大钊又说：“不多日，我在京见到另一位第三国际代表伍廷康（即魏金斯基）同志，我催促他即速启程去上海……”彭述之说的若是实际情况的话，这当是1920年3月发生的事情。若说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去天津途中尚未“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话，到这时已是确确实实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了。
荷荷诺夫金作为俄共（布）设在伊尔库斯克的远东局的“秘密使者”回去不久，化名“吴廷康”、在李大钊牺牲后曾用笔名“魏琴”在195期《向导》周刊发表《悼李大钊同志》的维经斯基一行于1922年4月到达北京，与李大钊等人会见，继而经李大钊介绍，转赴上海会见陈独秀，介绍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情况，指导和帮助李大钊和陈独秀开展发起创立中国共产党工作。
1920年5月，经过酝酿讨论，陈独秀决定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邀集李汉俊、俞秀松、沈玄庐、施存统、陈公博等人在自己家里开会，起草了一个很简单的党纲。同年8月，在组织臻于完备之后，成立临时中央局，推举陈独秀为书记，决定由他函约各地社会主义者组织支部。当时，陈独秀约李大钊在北京组织，通过王乐平约王尽美和邓恩铭在济南组织，约毛泽东在长沙组织，并派人去武汉组织，通知赴法勤工俭学的赵世炎在法国进行建党工作。同时，陈独秀决定以《新青年》为党的公开机关刊物，另创办理论月刊《共产党》，作为秘密机关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报道国际工运和苏俄消息。1920年9月，经过充分酝酿与筹备，李大钊在自己的办公室正式成立北京支部。
1920年12月，陈独秀在征求李大钊等人意见之后，应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电邀去广东省政府主持教育工作。到粤后，他联系谭平山等北京大学毕业生成立了广东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发动工人运动，成立工会，并向农民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马林来到中国，到达上海，催促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月，李汉俊等函电交驰，屡催陈独秀及广东代表赴沪参加“一大”。陈独秀在谭植棠家召集广东党员开会，表示自己因兼任大学校长，正在争取一笔钱款修建校舍，怕走后款子无法落实，不能去沪，遂指派陈公博出席中共“一大”。当时，身为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和教授的李大钊，正在担任北京教职员联合会主席，需要利用暑假全力领导持续几个月的反对北京政府拖欠教育经费的“索薪斗争”等工作，遂组织北京支部按照民主程序，推选张国焘、刘仁静参加党的成立大会。
“一大”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陈独秀和李大钊虽然都没有出席，但陈独秀仍然被选举为总书记，李大钊也被视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这正如毛泽东在延安和斯诺谈话时所说：“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前前后后的历史表明，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是李大钊率先在中国肯定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最先也最彻底地倡导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推动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开展，从而成为共产国际和俄共（布）远东局派来的人心目中组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人选。也正是李大钊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把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一直起旗帜作用的陈独秀吸引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影响和团结了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青年，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既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也奠定了组织基础。从这一点上说，在近代中国“研究历史最有成绩”，“最彻底最先倡导唯物史观”的李大钊，不仅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第一人，也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人。而在1919年秋、冬时节思想发生很大变化，章士钊后来所说的“肩住黑暗的闸门”，“一决定事，不能动摇”的“天生领袖”陈独秀，则是展开组建中国共产党工作的首要人选，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当之无愧的领袖。
来源：党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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