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徐畅《光明日报》（ 2021年03月29日 05版）

在西太平洋海域，“蛟龙号”载人潜水器进行中国大洋38航次最后一潜（2017年6月13日摄）。 新华社发

倡导“863计划”的四位科学家，从左至右分别是陈芳允、王大珩、杨嘉墀和王淦昌。新华社发

“863计划”三个发展阶段

安装在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新华社发

从载人航天的神舟飞船，到深潜入海的“蛟龙号”；从解决粮食自给的超级杂交水稻，到便捷出行的高速列车、新能源汽车；从北京奥运会上获得商业应用的高亮度激光投影产品，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物……这些在当下足以代表中国最高科技水平、提振国人民族自豪感的科技成就，有一个共同的起点——“863计划”。

对于年轻人来说，“863计划”可能不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词，但对于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来说，它无疑是中国高技术奋起发展的重要标志。

如今，站在“十四五”的起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回首来路，“863计划”的开创精神与奋进力量，值得我们在新征程中重温、追随。

1.科学家战略眼光与政治家高瞻远瞩相结合的产物

1983年3月23日，美国总统里根发表了“星球大战”演说，提出实施“战略防御倡议”计划。此举表面上是针对苏联进行战略威胁，实际上是以高技术发展为核心，实施新一轮科技革命。此后两三年间，各国符合或针对“星球大战”计划的对策计划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这种形势下，中国怎么办？

在有关部门组织召开的专家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展开了激烈讨论。一部分观点认为，我们也应该发展采取相应的措施，迎接新技术革命；另一部分观点则认为我们还不具备全面发展高科技的经济实力，可以先搞一些短期见效的项目，等人家搞出来，再为我所用。

“我心里着急啊！这是一次世界性的高科技发展机会，我认为中国应该把握这个机会。”生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863计划”倡导者之一杨嘉墀院士介绍，在各种讨论会上，他与王大珩、王淦昌、陈芳允等科学家观点相近，认为“尽管当时我们的经济实力还不允许全面发展高科技，但争取在一些优势领域首先实现突破是完全有可能的。”

1986年年初的一个夜晚，陈芳允敲响了王大珩的家门。经过一番长谈，二人决定，由王大珩起草一份关于发展我国高技术项目的建议书。后经与王淦昌、杨嘉墀商议定稿后，送给中央领导。3月3日，由这四位科学家撰写的“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呈送到邓小平同志面前。两天后，邓小平同志对此作了重要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此后几个月内，相关部门组织专家作了极为严格的论证。同年11月，编制形成“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并于次年3月正式实施。由于该计划提出时间是1986年3月，因此又称为“863计划”。

这是首个由科学家倡议、政治家决策、中央政治局讨论的科技计划，是中国科技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对于这段历史，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原“863计划”激光技术领域专家委员会主任杜祥琬院士评价为“科学家的战略眼光与政治家的高瞻远瞩相结合的产物，凝练了我国发展高科技的战略需求”。

2.从科研成果到产业发展

根据“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方针，“863计划”确定了7个对我国今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高技术领域，即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领域作为我国高技术研究与开发的重点，后又于1996年增加了海洋技术领域。

在信息技术领域，“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无疑是近年出现在公众视野下的明星。它全部采用国产处理器构建，是世界上首台峰值计算速度超过十亿亿次的超级计算机，多次获得全球超算排行榜第一名。

该成就始于三十多年前。由于西方国家的技术垄断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20世纪90年代初，高性能计算机研发被列入“863”项目。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李国杰带领团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SMP（对称式多处理机）结构计算机——曙光一号计算机，达到90年代初同类计算机国际先进水平。

“研制曙光一号是智能中心历史上精彩的一幕。”多年后，李国杰在撰写回忆文章时仍对这段历史感到自豪。李国杰表示，由于国内的条件有限，当时决定派出一只小分队到国外去研发。这种借树开花、借腹生子的做法大大缩短了机器研制周期。不到一年时间，研究人员就完成了曙光一号研制。

曙光一号的诞生，成功打破外国公司对我国信息技术的垄断。其诞生的几天后，美国便宣布解除10亿次计算机对中国的禁运。

从曙光一号到“神威·太湖之光”，伴随着“863计划”的启动与实施，中国高性能计算机所代表的信息技术从弱到强，从受制于人到自主创新，在不断满足我国工业信息化发展需求的同时，逐渐成为我国异军突起的若干高技术领域之一。

1991年，邓小平同志为“863计划”亲笔题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指明我国高技术的发展内含着产业化方向。“863计划”也确实为我国产业发展、民生改善、重大工程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比如研发出一批自主可控的高速列车核心技术，使高铁成为中国制造“走出去”的重要“名片”。

通过持续稳定的投入，“863计划”有效带动了我国高技术研究领域由点到面、由跟随到创新发展的转变，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人才，推动形成了产学研结合的创新体系，带动了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产生的间接经济和社会效益更是无法估计。

3. 科技体制改革不停歇

作为改革开放后实施的重大科技计划，“863计划”的管理运行机制具有科技体制改革的显著特征。

曾任科技部部长的朱丽兰在《难忘的岁月》一文中回顾了“863计划”开始前的历史：“当时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还是以计划经济为主，科技界习惯于按照国家计划工作，只要完成计划就可以‘交账’了。至于自己的工作如何变成现实的生产力或战斗力，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用不着、也没有能力去操心。”

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揭开了全面科技体制改革的序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863计划”的实施有着不一般的意义。

“‘863计划’的一大特色就是充分相信科学家集体的智慧，打破地区、部门界限，在全国范围遴选专家，组成领域专家委员会和主题专家组，具体组织研发工作。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确定的‘863计划’框架下由这些专家集体通过调研，自主进行技术决策。这对于克服当时面临的种种难题起到了关键作用。”朱丽兰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曾担任“863计划”智能计算机系统主题专家组副组长的李未认为，与研制“两弹一星”时“政府的计划调控是决定性的”特点不同，“863计划”是第一个在科研领域中引入竞争机制的国家计划。他在撰写回忆文章时介绍，这种科研体制和机制经过“863计划”的实践检验后，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计划”以及2006年制定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广泛采用。

随着科技事业的不断发展，我国逐步搭建起包括“863计划”“973计划”等在内的科技计划体系，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媒体统计，到“十二五”期间，我国科技计划有近百项，分别由数十个部门管理，缺乏顶层设计和宏观统筹，难以形成合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科技资源配置“碎片化”问题引起了中央领导高度重视。为解决该问题，使之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要求，2014年底，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提出构建更加强化国家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新的科技计划体系。

2016年，随着《方案》中新五大类科技计划之一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出台，“863计划”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杜祥琬说，这是我国新时期满足国家发展需求、适应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适时之举。

“科技体制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闯难关，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2018年5月28日，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提出，要“深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完善国家科技治理体系，优化国家科技计划体系和运行机制，推动重点领域项目、基地、人才、资金一体化配置。”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不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