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四川(17)

毛主席在成都会议期间的读书活动

李定邦

成都会议准备阶段,组织交给我的工作是印发文件、资料,分发报刊等。毛主席到达成都后,又增加了为他老人家借阅图书的任务。为完成这项任务,事前曾与四川省文化局局长林采联系,由他介绍我与四川省图书馆赵熙(阅览部主任)和一位女同志认识,他俩又给我引见了熟悉古书的古书部李主任,还有一位姓钟的和一位年纪较大、对古书管理很熟悉的老同志(找古书主要靠这位老同志)。我们一起商量确定了借阅手续。

1958年3月,毛泽东主席视察四川,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右三)等陪同

一天,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说,要进城看看古籍书店和省图书馆。于是我陪胡乔木、田家英进城到字画市场和人民公园、春熙路古籍书店,为中央办公厅图书馆购买部分古书作了初步选择。下午,我们参观了省图书馆,先到古书部看了看借书的地方,接着到省图书馆书库看了看,并着重翻阅了解放前出版的一些杂志、刊物,其中有几篇是田家英读中学时写的文章。田家英介绍了当时写这些文章的思想和背景。几天后,田家英、逄先知到书店选购了部分古籍书。

1958年3月21日,毛泽东主席视察都江堰水利工程

毛主席的习惯是上午休息,下午开会,晚上10点后才阅批文件和读书,因此,毛主席常常是晚10点后甚至深夜提出要某部书,此时往往找不着图书管理人员。为解决这个问题,省图书馆古书部确定了晚间值班人员,做到一天24小时都可借阅图书。

1958年3月,毛泽东主席在四川成都郊区视察时与农民高勃然亲切谈话

毛主席借阅图书,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白江同志(后历任四川省革委机关事务管理局接待处处长、省革委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省人民政府机关管理局局长等职——编者注)电话转告我。借回来的书亦通过白江转交。当时毛主席提出借阅图书,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是指定书名。这是最不费劲的一种,去省图书馆办个手续将书借出即可;二是提出书名版本。这种情况一般也不大费事;三是提出内容或要求,没有具体书名。这种情况就很难办。有时白江还有把音听错了的时候,那就更困难了。有一次毛主席只是说要找一下唐宋人描述四川的诗词,既未提出书名,又未说明作者。我只好到省图书馆与古书部李主任、老钟等同志商议。大家一起凑集唐宋时哪些人曾到过四川,哪些文人骚客写过四川的诗词,然后再分析他们的作品可能在某本书里,最后找出来查对是否确实,在核对无误后再借出。这样借出来的书,就基本上达到了毛主席的要求。

总的来说当时借书还算顺利,但有时也会遇到一些困难。有的书从登记目录上找到了,但未上架,就要将所有未上架的书籍翻一遍才能找到。一次,毛主席提出要找一篇文章看看,询问了许多同志,都不知这篇文章收集在哪本书内。省图书馆古书部几位老同志读书很多,对古书非常熟悉,这次也被“考倒”了。我又请教李亚群同志,还是提不出一点线索来。最后田家英突然想起一点线索,让我找本《晚清文选》看看。可是省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省委机关图书室都没有这部书。后来,我们终于在成都市图书馆找到了这本书。

1958年3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四川省灌县观看都江堰水利枢纽规划工程模型

有的书籍,特别是一些珍藏本,按规定是不能外借的,有的甚至在图书馆阅览一下也不许可。凡遇到这种情况,往往要费许多周折才能借出来。一次,毛主席指定要借一本书的某个版本。省图书馆的同志介绍说,这个版本存在四川大学图书馆。在他记忆中,全国只有两本,很珍贵,另本存杭州。我到川大找到党委书记丁耿林,向他说明来意。丁书记当即批请图书馆馆长办理。这位馆长年龄很大,费了很长时间总算找到,但无论如何也不准带走,我向他解释说,丁书记已经批准借阅。他说,谁批准都不行,我只好对他讲,我是省委办公厅工作人员,书是中央一位领导同志要看的,他才勉强同意借出来。当时,各图书馆的同志都不知道这些书是毛主席借阅的,如果知道了,可能会少费许多口舌,也不用到处找领导去批了。毛主席走后,我归还书籍时,向他们一一说明,这些图书是毛主席借阅过的,他们听后都很高兴。

毛主席在成都会议期间,除了主持会议、批阅大量文件,处理国家大事和外出参观考察外,还阅读了大量图书。其数量之大,确实使人惊奇。我记得在归还图书时,一辆69嘎斯车满载图书,分别归还给省图书馆、杜甫草堂阅览部、四川大学图书馆、省委机关图书室和成都市图书馆。由于时间太久,全部书目无资料参阅,只有将我记忆中的书名和从毛主席选用的诗词中找线索,现将毛主席借阅过的书目开列于后:

1958年3月7日,毛泽东同志参观杜甫草堂

一、省图书馆

《薛涛诗》《曹操集》《东坡七集》《李长吉集》《王子安集》《升庵集》《李太白集》《刘梦德文集》《竹枝词》《张司业集》《白氏长庆集》《柳枝词》《昌谷集》《东坡乐府》《李清照集》《漱玉集》《白云楼诗集》《独漉堂集》《李义山诗集》《岑嘉州诗集》《花间集》(温庭筠)《一山文集》《毛诗广义》《高常诗集》《温庭筠诗集》《甲乙集》《古今诗删》《沧溟集》《眉庵集》《全蜀文艺志》《浣花集》《剑南诗稿》《四溟集》《竹友词》《李后主集》《华阳国志》《花间集》(常社)《南唐二主词》《都江堰》《苏报案》《老残游记》《章太炎全集》《灌县志》《七发》(枚乘)《革命军》(邹容)《四川省志》(未编完)《徐霞客游记》《土壤学》(威廉斯著)《杨升庵夫妇散曲》《杨状元之妻诗集》。

二、杜甫草堂阅览部

《杜工部集》等三四部书籍是由田家英直接借用的,经我归还,其余书名记不清了。

1958年3月7日,毛泽东主席在四川成都参观杜甫草堂

三、省委机关图书室

《马克思全集》《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鲁迅全集》《唐宋名诗选》《宋词选》。

四、四川大学图书馆

向川大借的一本书,书名回忆不起了,只记得很珍贵。黎本初同志最近提示:“可能是宋本《西厢记》”,我又觉得似乎不是,好像是一本我不熟悉的书,如果是《西厢记》,也许会有印象。当然,太熟悉的书也可能最容易忘记。

五、成都市图书馆

《晚清文选》。

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借阅这么多图书,除了阅读研究外,还同当时会议讨论的问题有关。由于当时毛主席的几次讲话我没找到,使回忆中断。现仅就能记忆的情况说一说。

在许多情况下,毛主席阅读时,都是几种版本对照阅读,因此,前面所列书名许多都借阅过数种版本。毛主席阅读后,还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解。听毛主席的秘书高智讲,他每天都要请毛主席讲解诗词。成都会议期间,选印了《都江堰》《苏报案》《革命军》《七发》(枚乘)《司马错论伐蜀》《登徒子好色赋》等文章发给与会同志参阅,并选编了两个册子,即《诗词若干首》,由毛主席书写了书名,印发与会同志。以后由人民出版社作了注释。当年省委在重庆开扩大会重印时,根据李井泉同志意见,由黎本初、徐泽普等同志加了注释。人民出版社出版时是根据这个版本排印的(也许对注释作过修改,我未核对过)。

毛主席在会议期间,好象去过武侯祠。因为有一天田家英交代,毛主席要求把武侯祠的楹联抄给他。我们当即告诉成都市派人去抄录,并印成小册子送给毛主席,还印发与会同志。

借用的马恩列斯著作,均由陈伯达选定摘录段落(类似以后的语录),由冯希尧、刘传荣等同志抄录,偶尔黄流同志也帮助抄写,我空暇时也抄写点。这部分材料如何使用,我不清楚,但是这些材料肯定是与会议讨论的问题有关。

1958年3月16日傍晚,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视察成都近郊郫县合兴乡红光高级农业合作社,与社员温大娘拉家常

毛主席刻苦读书的精神感人至深,使我永生难忘。在成都会议期间,我感到毛主席读书很有特点,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阅读速度快,数量大。在成都会议期间,我每天都要去图书馆借书,有时一天两三次。他读书之多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仅我还能够回忆到的书就多达60余部。

第二,阅读范围非常广泛。一是诗词占绝大多数;二是地方志,如《华阳国志》《灌县志》《四川省志》等;三是游记,如《老残游记》《徐霞客游记》等;四是近代史,如《苏报案》《革命军》等;五是马恩列斯著作;六是科技图书,如威廉斯的《土壤学》等。

第三,读书非常认真。一是主席读书时,对有的图书作了圈点,如《李长吉集》;二是给封面无书名的书题书名,如《薛涛诗》等;三是有些图书还要找各种版本对照,如各种版本的杜诗等。

第四,目的明确,读是为了用。毛主席在会议期间,利用各种办法向与会同志推荐书籍。一是编印。会议期间,毛主席选编了《都江堰》《苏报案》《七发》(枚乘)《司马错论伐蜀》等。二是引用。会议期间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讲到: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发动群众,要搞得轰轰烈烈,决不能像李清照那样“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接着印发了李清照的《声声慢》。三是向大家推荐。主席在讲话中号召大家学习科学技术知识,推荐读威廉斯的《土壤学》。

1958年3月16日傍晚,毛泽东主席视察四川省郫县红光农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业社的社员们在一起

成都会议距今已很多年,作为会务工作人员,许多事我都淡忘了,唯对毛主席的读书活动印象尤深。因此,根据回忆,道记于此,以志后人。

(本文选自1995年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与四川》一书)

来源:《毛泽东与四川》(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

作者:李定邦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