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张光昭的“红岩情结”

(下)

马正富

红岩授命 返乡抗日

1944年冬,由于日军猖狂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以至日寇在攻占广西桂林、南宁等城市后,于11月27日至12月18日,大举向贵州进犯。

1044年12月4日,日寇攻陷贵州独山,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黔南事变”,贵州地下党也遭到严重破坏,大批民众抛家外逃,西南各省以及陪都重庆陷入一片混乱,贵州省政府以及重庆国民党中央政府都准备搬迁。

在民族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力挽狂澜,领导贵州各族人民对日寇进行反击。爱国军人(国民党29军91师)也奋力反抗,利用贵州大山地形复杂的优势,和日寇进行勇敢顽强的战斗,炸毁独山“孙河桥”等,阻断日军继续前行的道路,使日军被迫从独山撤退。

抗战史上因此有“北起‘卢沟桥’,南至‘孙河桥’”之说,它是日军的“滑铁卢”,是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丰碑。此后,日本至无条件投降近一年多的时间里,再无反攻之力!

这一重要历史时期,据《中共贵州历史大事记》等党史资料记载:“根据中共中央大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中共南方局工作委员会书记王若飞派贵州籍的张立、田伯萍、张光昭等30多人返乡开辟抗日游击区。”

此时,张光昭正根据川康特委安排,将乐山中心县委书记兼宣传部长一职交给王叙五,到重庆南方局”红岩”学习。

学习尚未结束,1944年12月,南方局组织部秘书荣高棠(曾任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央顾问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和组织部主任秘书张敏(即刘绍文,开国中将)陪同张光昭一块面见王若飞,当场宣布选调张光昭到贵州。王若飞给张光昭分析了当时形势,讲了遵义地区所处战略位置的重要性,还讲了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增强张光昭返乡革命的信心和勇气。

荣高棠告知张光昭,接头人赖映棠,接头暗号为“高棠”。荣高棠对张光昭说:赖是外地人,你是本地人,情况熟悉,当地又有社会关系,组织希望你工作做出成绩。张光昭说,请组织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第三天,荣高棠给了张光昭一个重庆私立银行职员的证件和路费,并派南方局的小车将他送至重庆闹市区较场口,以避免被特务跟踪,然后转乘汽车到遵义。

此前(1942年前后),贵州地下党工委遭破坏,贵州党和南方局失去联系,南方局时任西南委书记兼负责地下党工作的钱瑛就已派赖映棠、李晨(又名李振民,抗战时搬迁到遵义的浙大地下党负责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到贵州恢复党的组织(李晨主要工作是浙大),建立南方局“贵州遵义尚稽大同中学”隐蔽据点。因长征时彭德怀等领导率领的红三军团驻扎该镇较长时间,和老百姓建立了深厚感情,有群众基础,便于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根据当时日寇入侵贵州的紧急情况,赖映棠和张光昭研究,按照王若飞等领导意见,以南方局秘密隐蔽据点—尚稽“大同中学”为依托,培养骨干,壮大革命队伍(许多浙大师生在大同中学教学过程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筹集经费,在保证人员安全的情况下,应尽快筹建遵义抗日游击队,以便日寇入侵遵义后开展武装斗争。

江泽民同志曾于1991年、1996年两次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并题词,看望遵义老红军。图为江泽民同志和老红军张光照(左一)握手

决定尚稽“大同中学”和时在遵义的浙江大学组织三支武装力量:一支以遵义县城浙大校部师生为主,将队伍拉至金鼎山;另一支以浙大湄潭分部师生为主,将队伍拉至遵(义)绥(阳)湄(潭)瓮(安)边境,为今后建立“遵绥湄瓮”抗日根据地做准备;第三支队伍以尚稽“大同中学”师生为主,把队伍拉上高塞坡一带。

这时,张光昭的个人任务最繁重,要动员父亲变卖尚稽家里的田产,筹建敌后武装所需经费;时刻侦查了解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动向,家庭亲属齐上阵,对南方局派来的同志和浙大到尚稽“大同中学”以教书为掩护的师生的安全提供保证,使筹建游击队的各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商议之后,赖映棠先带领“大同中学”学生傅远义去到遵义县城,与隐蔽在浙大的李晨商量,由李在浙大通过地下党与积极分子组织和发动。

赖映棠则利用星期六和星期天亲自带领吴山(曾用名卢云,在“大同中学”以教师身份作掩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光明日报》秘书长等职),学生马正富(原重庆市体委副主任),付远义(原化工部某设计院高工),田景彬(原商业部档案处长)等人,到离校30余里的高塞坡等地察看地形,绘制地图,通过给乡、保长做工作,筹集枪支、盐巴。张光昭有时也参加上述活动。

在尚稽镇,张光昭与吴山起草了《抗日游击队宣言》,发动学生利用在赶集日募集毛巾、香烟、草鞋等,慰问开往前线抗日的国民党军队;举办抗日木刻展览、化妆篮球赛,到乡镇宣传,目的是唤起民众的抗日热情。

这些活动,据有关党史资料记载:“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下,有的人打入国民党设在遵义***乡的子弹分库,做争取士兵和控制子弹库的工作;有的安排在当地学校任教师,利用合法身份,广泛接触和发动群众;有的组织少数可靠的同学,秘密复制黔北地区的地图,供打游击时使用。”

就在这一时间,南方局又相继派出田伯萍等十多名党员干部前往黔东等地,准备发动抗日游击战,抵御日军继续入侵。

后来,由于日军退出贵州,筹建游击队停了下来,但抗日活动仍然坚持。

1945年,中共南方局青年组又通过赖映棠、张光昭的关系,先后派赵谦信(1942年参加革命,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苗漱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国家旅游总局宣传司司长)、韩秀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市虹口区委地司级干部)、朱新兰(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等组织成员,到隐蔽据点“大同中学”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开展抗日工作。

1946年,赖映棠、李晨、张光昭,以及南方局青年组派来的几位同志,均先后回到重庆“红岩”。再后来,李晨去了南京局,赖映棠去了上海局青年组,张光昭则由陈野苹安排,去綦江县一所学校以教书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后经组织安排,辗转又回到遵义尚稽镇并担任“大同中学”校长,以隐蔽据点“大同中学”为依托,开展农村游击武装斗争,成立基层人民政权,为整个遵义的顺利解放做了前期准备。

李瑞环同志到贵州遵义考察期间,和遵义老红军合影留念(前排右二为老红军张光昭)

据张光昭在贵州党史资料“贵州回忆”有关文章中介绍:

“为了完成南方局交给的开展农村游击武装斗争的任务”“1949年11月16日晚,我们召集了地方士绅数10人,在‘大同中学’教室开会,宣布了尚稽副营部武装起义,改组尚稽镇公所,在解放军到来之前,成立人民政权。”“17日这天,我们组织了学生、市民及武装队伍上街游行,发传单,进行街头演讲,召开了镇公所新政权成立大会”“ 遵义解放后,我带着在‘大同中学’训练班学习的学员到遵义报到,带来的这些学员,后来安排在遵义地委干校,十六军军大和十六军文工团”“23日,我在遵义找到江平鲁同志,他和地委组织部长海燕先后接待了我,不久经海燕同志同意,我到重庆西南局清理我的组织关系,陈野苹同志为我做了证明”“ 后来经组织决定,我便随杨勇同志一道回贵州,在党的领导下,我又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抗战胜利后,我们这些在南方局秘密据点尚稽“大同中学”发展的进步青年们,成为解放贵州、清匪反霸、政权建设、抗美援朝、祖国建设的生力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因工作出差到北京,几次看望了李晨,回忆起抗日烽火中在尚稽的战斗岁月,都感慨万千。

历经坎坷 矢志不渝

张光昭到西南局转组织关系,组织部于江震(时任西南局组织部副部长)和陈野苹(干管处长),将张光昭的组织关系转往贵州遵义,定为县级干部,享受中灶伙食。

张光昭说,当时在西南局组织部转组织关系时,于江震和陈野苹两位领导很关心他,挽留他留在西南局或四川省工作,但他一心想回贵州遵义工作,拒绝了领导们的好意。

张光昭回忆说,组织上看我执意要回贵州遵义,只好将我的组织关系转往贵州遵义。但人还没离开西南局时,对我的家庭情况非常了解的陈野苹,语重心长和我谈了一次话,让我再慎重考虑考虑,是否一定要坚持回贵州遵义工作,如有改变,可再去找他们。

张光昭说,贵州当时非常缺干部,他回家乡参加建设的决心已定,同时,也不好意思再麻烦陈野苹等领导,因为,前一天已在他们面前坚决要求回贵州遵义。随后,张光昭随杨勇(时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车队回到遵义。随行的同志,有的都知道这个过程,都替他惋惜。

张光昭在遵义受迫害的这么多年中,很多人都调侃他,您当年要是听陈野苹的建议,留在西南局或四川省工作,会是另外一种命运。

张光昭在西南局享受中灶伙食,定为县级干部。但回到贵州遵义县时,安排在遵义县(当时,遵义市和遵义县合署办公)人民政府工作,担任遵义县人民政府民政科长和人事科长。在地下党时期,张光昭就曾担任中心县委书记职务,但遵义却没有安排相应职务,基本上是降格使用。对此,张光昭没有计较,还是用他当年做地下工作时的满腔热情,兢兢业业搞好家乡建设的各项工作。

1951年土改中,张光昭父亲虽系地主成分,但变卖家产支援革命,应是“开明绅士”,仍被批斗。张光昭被诬陷为转移地主“浮财”,就连他从重庆红岩村带回来的被子、蚊帐,也被作为地主财产予以没收。

1952年,张光昭被调到遵义师范学校担任副校长和遵义市教育系统党总支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员人数少,遵义市四个中学,一个师范学校,合成一个支部)。张光昭一生酷爱教育工作,调到师范学校几年,他在教育事业上做出了重大成绩,培养了大批优秀学生,获得多方好评。

1957年整风运动中,他对地委个别领导人提了批评意见,认为在对待地下党干部的安排使用和看法上存在着宗派主义;认为反右派扩大化等。对此,个别领导人私下警告威胁他不要“乱说”,但他光明磊落,坚持己见。

结果,“反右”后期,张光昭由遵义师范学校调到遵义地委宣传部(估计是张光昭在学校拥护的学生多,处理会引起动荡)后,被错划为遵义地区党内最大“右派”,予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的处分。

张光昭当年被错划“右派”后,他培养的遵义师范学校的大批优秀学生受其牵连,也被错划为“右派”。

张光昭劳动教养3年左右,结束劳教,恢复公职。但工资由行政17级降到21级。妻子黎盛莲,1941年参加革命,因受“右派”丈夫株连,工资仅50元左右,全家十口人就靠65元生活,极度困难,

1964年左右,钱瑛短暂在贵州工作,担任贵州省委第二副书记期间,多次过问张光昭的情况,遵义地委才将张光昭安排担任遵义师范学校教务长(教导主任)。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遵义师范学校又将张光昭由教务长调整到该校图书馆工作,名义上是负责人,实际上就管一个人。随着运动升级,被关“牛棚”。

这时,张光昭的妻子黎盛莲,又受“右派”丈夫牵连,被打成“地主分子”,遣送尚稽农村监督劳动。本来就艰难度日的一家人,更是雪上加霜。

张光昭和正在念大学的长子张荣凯几经商量,整理了一份致周总理的申诉信,张光昭的长子带着信由贵州到北京找周总理。

据张荣凯记载:1966年10月20日左右,在北京部分张光昭当年老战友的指引下,几经周折,孔原(时任中央联络部部长)在中南海西门接见了张荣凯,接过了给周总理的信,并承诺“一定把信转交给周总理,办得到,请放心”,催他赶快回贵州等消息。

张荣凯回到贵州没几天,其母黎盛莲被强加的“地主分子”问题得到彻底平反昭雪,恢复了公职。一家人欣喜若狂,知道孔原把信交给周总理,周总理做了重要批示到贵州。

1967年3月,遵义地革委写信到贵州工学院并转交张荣凯,说他写给周总理的信,已经周总理批示转到遵义了,有要求可到遵义联系。这更证明了张光昭的申诉信周总理做了重要批示,同时也说明,周总理对曾经工作在“红岩”的每一位同志危难时刻的关心。

据说,遵义市领导当时也希望根据总理的批示,解决张光昭的问题,但按程序必须是张光昭在结论书上签字承认是“右派”,后面的事情才好彻底解决。但张光昭坚决否认他是“右派”,所以,这事就没有解决。

1973年,我被落实政策,担任重庆市体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副主任,我去昆明出差,回重庆路过遵义时,到遵义师范学校看望张光昭。当时他们一家住在离学校较远的一个十分破旧的遵义市郊区供销社宿舍。

我告诉张光昭,我在昆明通过同学打听到了赖映棠的遭遇,已于1968年5月被“造反派”迫害去世,我只见到赖映棠的孩子和他的妻子刘素文(云南省财政厅原副厅长),赖的政策尚未落实。

张光昭听后心情很沉重地说,“文革”中云南“造反派”也找他调查过赖卫民的历史问题,他都据实以告:赖映棠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张光昭说,他相信“解决的时间不会很远”,并说“赖的问题和我本人的‘右派’问题总有一天要解决”。谈话间毫无悲观怨天尤人之意。

大约1974年的一天,就在这次会面不久,张光昭突然由遵义来到重庆两路口我的家里,他告诉我来渝的目的:一是想再上红岩村;二是想看看在渝的老战友们。

以当时的经济条件不可能住旅馆,只能在我家吃住,我用了两三天时间陪他重返红岩村、渣滓洞和白公馆。

张光昭在路上告诉我,1942年,他第二次去红岩村,因路不熟悉,险些进入魔窟,幸好红岩办事处同志们发现,冲下来才将他接了上去,他还回忆得起当时的情景。

接着,我又陪张光昭去看望了他的几个老战友。这些老同志我都认识,有的还在审查期间,当时均未落实政策,见面像当年搞地下工作一样,但见面都感慨万千。

我把张文澄夫妻(曾错划为“右派”,平反后曾任西南政法学院和重庆大学党委书记、重庆市人大主任等职)等同志悄悄通知到我家来与张光昭会面。当时物资供应紧张,我和家人将全家人的肉、油票、副食品票全用上,热情招待他们,谈话时还把门窗关上,怕被人发现。

之后,我又陪同张光昭去看望了田伯萍、黄友凡(曾任重庆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员党史办主任等职)、吴秋凡(原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林曦(原重庆市计委副主任,离休干部),还去看了“双枪老太婆”的儿子廖亚斌(重庆市公安局局级干部)等人。

他们都为南方局的钱瑛、许明、于江震、赖映棠、犹凤岐、田家英(和张文澄是前连襟)等同志受迫害致死,感到无比悲痛和惋惜,但对参加革命毫无悔意。他们互相鼓励:“红岩人”要经得起考验,坚信党早晚会实事求是解决问题,还革命者公正!

1978年,拨乱反正,全国开展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张光昭亲自到北京反映他的“右派”错划问题。陈野苹(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亲自接待了他,对他反映的问题高度重视。在陈野苹等部分老领导(孔原、郑伯克等)关心下,张光昭的“右派”问题得到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党籍;享受红军待遇,并获得进入全国首批拨专款修建“红军院”(独立院落)行列;恢复职务(遵义师范专科学校副校长、党委委员);提高待遇,工资由受迫害期间的行政21级调整到行政14级。

张光昭历经坎坷,拒不承认“右派”和有罪的问题,终于在坚持22年后得到彻底平反昭雪,铮铮铁骨传为佳话。

张光昭的问题解决后,受牵连的遵义师范学校大批被错划“右派”的学生们的问题也得到平反昭雪,走上工作岗位,大多成为文教战线上的骨干力量。他们视张光昭为楷模。有一年,几百位师生从全国各地返回遵义师范学院,为张光昭80岁生日祝寿和庆贺他入党60周年。

1982年,张光昭(第一排左五)和夫人黎盛莲(第一排左一)参加四川省绵阳地区党史座谈会留影

张光昭得到平反昭雪后,当年迫害过他们一家的部分领导,通过各种方式,向张光昭及家人致歉。在张光昭妻子耿耿于怀不接受的情况下,张光昭和他们一笑泯恩仇,解释“他们是错误路线执行者”“认识错误就是好同志”。

这就是张光昭,这就是共产党人的胸怀!

张光昭重新工作后,又多次来渝,或出差,或参加党史座谈会,或看望老战友。张光昭在渝的战友们也都全部落实政策,重返领导岗位,继续为党工作。他们欢聚在一堂。

1986年,张光昭从遵义师专领导岗位离休后仍继续发挥余热,参加多项社会工作,尤以“关心下一代”工作为“最”,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撰写红岩生活、贵州工作、周恩来党建思想等党史方面的文章。

张光昭还特别关心当年南方局隐蔽据点尚稽“大同中学”的建设和发展。他多次给我和其他原“大同中学”师生写信,倡议大家捐款成立“大同中学基金会”,用于帮助贫困学生求学;他呼吁将现在的“尚稽中学”改回原名尚稽“大同中学”,以此纪念在抗日烽火中,中共南方局建立该隐蔽战线据点的重大意义,教育启示后人。

张光昭的意见,得到大家一致拥护支持。尽管都没有成功,但他充分体现了老共产党员、老“红岩人”的忧国忧民!哲人已逝,风范永存!

张光昭天安门广场留影

现用张光昭学生们在他去世后,总结张光昭一生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经历,和光明磊落高风亮节人品的真实写照撰写的挽联:“寻求真理出生入死风雨坎坷铮铮铁骨不愧红岩人;奉献教育鞠躬尽瘁桃李芬芳拳拳赤心堪为后世师!”诠释老红军张光昭的“红岩情结”!

(全文完)

(2006年初稿,2013年修改,2022年4月定稿于重庆)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马正富(原重庆市体委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