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张光昭的“红岩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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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正富

张光昭,1914年出生于贵州省遵义县(现遵义市播州区)尚稽镇,1935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享受红军待遇的离休干部。2003年1月因病去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张光昭长期在周恩来总理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红岩)和四川(川北,重庆)及贵州做地下党工作,时间长达14年。亲属中两人为革命牺牲,一人宁死不屈被活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光昭几十年一直在贵州遵义工作,直到2003年初以89岁高龄去世。

张光昭

我与张光昭是小同乡,我们两家相聚不过10来里,很早就知道他在外从事革命工作,尤其是1944年,抗战爆发,他由中共南方局王若飞等领导派回贵州遵义,建立敌后抗日武装游击队等革命活动后,我在他和赖映棠(又名赖卫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云南省冶金厅党组副书记,“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直接领导下参与革命活动,深受他们的教育和影响。

1949年,在张光昭安排下,我由遵义来重庆,一方面考大学,另一方面作为他在渝的一个备用联络点。当时他分析四川可能先于贵州解放,故作此考虑。

红军入遵 始上征程

贵州省对中国革命是有很大贡献的,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有一半路程在贵州境内,特别是1935年初,红军两次进入遵义县城,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中国革命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挽救了党和红军,成为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红军占领遵义期间,建立了第一个红色政权——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广大群众受到革命教育,一批“干人”(当地对穷苦人的称呼)参加了红军,林青(革命烈士)担任书记的地下党贵州省工委和遵义县委经党中央批准,在遵义正式成立。贵州省工委是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批准建立的唯一的省级党组织。

中央红军强渡乌江(在尚稽镇茶山关渡口)成功后,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红三军团到尚稽镇驻扎较长时间。红军纪律严明,受到尚稽镇群众热烈欢迎;红军下到农村宣传革命主张,发动群众,没收地主财物分发给广大贫苦农民;建立了革命的基层政权。

张光昭当时刚从遵义三中(原名贵州省立中学,现贵州省遵义师范学院前身)毕业不久,由于受到红军教育,他和群众一道热烈欢迎红军;对红军的主张积极支持,动员家里将财产分给穷苦人,还动员80岁高龄的祖母制止伪区政府杀害红军等。

当年,由邓小平同志主编的《红星报》以“尚嵇场群众热烈拥护红军”做了报道,影响深远。

红军走后,尚稽有的群众害怕,想把分到的张光昭家的财物还给他家。他告诉农民:分了就算了,不要退回来。这在尚稽贫困群众中成为佳话。

张光昭最早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是郝谦同志对他们进行革命思想启蒙的结果。郝谦同志是指引张光昭和胡正英等遵义三中进步学生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郝谦,原名郝绍文,四川綦江人(和贵州遵义交界,今属重庆市),是党的早期革命者恽代英、肖楚女培养发展的共产党员,因从事革命活动身份暴露,1934年逃到遵义,通过内线进入贵州军阀队伍中暂避危险。这些内线中,就有张光昭家的关系。由此,张光昭和郝谦结识。后张光昭又引荐原在遵义三中念书的胡正英(胡在北平求学时,接受过革命思想教育)等同学和郝谦认识。

共产党员郝谦在遵义军阀队伍中暂避时,经常向张光昭、胡正英等遵义三中进步学生宣传马列主义,指导阅读进步刊物,进行革命思想启蒙。红军到遵义后,郝谦又指导张光昭和他的同学们为红军提供服务。这些,为张光昭及他的同学们后来纷纷追随红军,寻找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

“1935年1月,郝谦在贵州省乌江边迎到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并参加了中央红军,被分配在中央红军总政治部白军破坏部和地方工作部工作”。同年,郝谦经组织安排组建川南游击纵队,留地方建立根据地,并担任中共叙永县两河口游击区委书记。

郝谦随红军离开遵义时,鼓励张光昭及他的同学们要坚持革命,并安排他们要做好红军伤病员救治和掩护工作。若干年后,张光昭和郝谦由于工作关系,又相逢并共同战斗在四川地下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下党员们历经多次磨难,关键时候,顶住压力,彼此实事求是证明当年的革命经历,躲过了一次又一次劫难,粉碎了某些形“左”实“右”分子想将地下党员们置于死地的阴谋。曾听多位老同志评价,张光昭当年为证明同志们的革命经历,是最勇敢的一个,他顶住“造反派”的威逼利诱,真是豁出去了。

20世纪80年代初,郝谦抄录陈毅的诗词赠送张光昭,张光昭如获至宝,将其悬挂在红军院的客厅正对大门处。张光昭喜客,来人多,进门首先看见这幅字,客人边欣赏,张光昭边讲解。这幅字见证的是他和郝谦在红军长征路过遵义时结识,并在郝谦的革命思想启蒙下踏上征程,历经浩劫,坚定信念,奋斗终身的历程。

郝谦赠送给张光昭的珍贵墨宝(落款:光昭同志,一九八二年,八十岁 郝谦)

再回到前面,当年,郝谦走后,张光昭和他的同学们按照郝谦嘱咐,首先完成了对红军伤病员的救治和掩护工作,然后,在继续革命的路上行进着。

红军第二次进入遵义时,张光昭请具有进步思想、彼此兴趣相投的胡正英同学来到尚稽家里居住。胡正英在长期观察中,发现张光昭虽是地主家庭出身,由于接受红军思想后进步很快,所以,彼此对革命理想的追求,将他们连接在一起,共同商量决定在尚稽开展革命活动。

张光昭在胡正英的帮助支持下,在尚稽下庄庙办了一所小学,作为宣传红军、联络进步青年、掩护红军伤病员等革命活动的一个“据点”。

红军走后,留下一个生病的营长,张光昭和胡正英帮助营长治病,还听他讲革命理论和革命故事,并收集保存了一批红军宣传小册子,进行学习和研究、宣传。后红军伤病员身份暴露,张光昭等人又克服各种困难,将他多次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935年初,贵州遵义团溪镇(紧临尚稽镇)人、共产党员谢丰,因在北平从事学运活动中暴露身份入狱,后经组织营救出狱,绕道上海回到团溪家中避难时,得知红军也撤离。因家境贫寒,为掩护身份和筹集找党的路费,也来到张光昭、胡正英开办的尚稽下庄庙小学教书。由此,谢丰寻找到在遵义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个“据点”。

谢丰在下庄庙教书一个学期,其间,他向张光昭、胡正英等遵义三中的进步师生们谈人生、谈理想;宣传马列主义、共产党,红军北上抗日意义、教唱抗日歌曲;推荐他们阅读《世界知识》等进步刊物。这些活动的开展,张光昭和胡正英是重要的联络人、召集人,是谢丰的得力助手。因谢丰离家久远,有的情况不太熟悉,有的人还不敢跟他接触。

胡锦涛同志视察贵州遵义时,和遵义老红军合影留念(右二为张光昭同志)

1935年7月,谢丰领导成立“反对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同盟”(简称反帝拥苏同盟),在遵义县新舟李家坝召开成立大会,有20多人参加(基本是遵义三中师生),谢丰当选书记。随后,在遵义县城开办“黔北书店”,成为传播革命思想阵地,谢丰任总经理。张光昭捐资20块大洋作开办费。张光昭全程参与了上述两项活动,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后来,谢丰身份有所暴露,被逼离开遵义。临行时,张光昭送给谢丰40块大洋作找党的路费。据说,有一年,张光昭等人和谢丰在北京相聚时,谢丰还感谢张光昭,当年如没有这40块大洋,早就饿死了。

张光昭等人因谢丰身份暴露问题也受到牵连,相继离开遵义。

张光昭到遵义板桥镇小学当老师,革命工作一刻都没有停止,组织师生投入抗日救亡活动,与当地进步青年田汝华(后改名田伯萍,原重庆市政协副主席,1984年病逝)等人商议去延安,但临走时,张光昭母亲突患重病,他系独子,未能走成。

胡正英后来去了延安抗大,1944年,在晋西北根据地任团长,后因病去世。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11月,张光昭同一批遵义热血青年奔赴抗日前线,经成都准备去延安。在成都,根据当时斗争需要,地下党组织安排张光昭等人留在成都,建立了“成都群力社”,组织、宣传、发动群众起来抗日。1938年7月,经党组织考察,由犹凤歧(时任“成都群力社”支部书记)、黄爽英(“成都群力社”负责人之一)两位同志介绍,张光昭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成都东城根街一个茶坊里,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每次回忆起那一天,张光昭都异常激动!

当时地下党组织安排张光昭留在成都,除了他工作积极勇敢,活动能力强,有一定社会关系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解决革命经费困难问题,因为,只要张光昭在哪儿,他父母亲就会源源不断给他经济支持。

变卖家产 支援革命

在旧社会,作为受剥削被压迫的劳苦大众,为推翻反动统治的剥削压迫,争取国家强盛和个人幸福,因而投身革命,便是顺理成章,较为普遍的事。

但张光昭出生于地主家庭,父亲张树勋,在尚稽是远近闻名一小“乡绅”,乐施好善,热心公益事业,曾和尚稽其他乡绅一道,筹办建立尚稽“大同中学”等,生活是很优越的;张光昭的舅父曾任国民党贵州省参议长,谋个一官半职也不是没有可能;当年,张光昭中学毕业,称得上知识分子。像他这样家庭背景投身革命,应当说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张光昭由于受进步思想影响,特别是长征时期亲眼目睹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他下决心走党指引的革命道路,尽管这条路充满艰难、险阻和曲折。

从1935年参加革命起,张光昭从事地下工作长达14年,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光昭尽管没有受到重用,反遭20多年蒙冤,这些都不能动摇张光昭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国统区从事地下党工作,除少部分党员应有社会掩护职业,还有微薄收入,可勉强糊口外,相当一部分人是没有工资,要靠自己找钱来维持基本生活的,所以,过去人们常说,地下党是自己拿钱干革命,张光昭也是其中的一个。

从1939年至1943年,张光昭先后担任过阆中苍溪南部中心县委宣传部长、书记;苍溪县委书记,三台中心县委和川北工委领导成员等。

当时上级不仅没有发给经费,连个人生活也靠自己解决。共产党人不仅有随时面临被捕、坐牢和杀头的危险,而且日常生活也是异常艰苦的。

1939年秋,组织上派张光昭到剑阁县一个区去整顿党的组织,这个区有40多个党员,区委书记的公开身份是保长,张光昭就住在他家,每顿都是吃又涩又苦令人想呕的红薯叶子。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到一次大米饭,吃肉就更是稀罕的事。碰到农民死了猪,才能吃上一顿肉。一个月下来,人都瘦得不像样了。那时在农村工作,夏季晚上住露天坝,蚊虫叮咬,第二天早晨醒来,满手满脸都是血。当年,我们听曾与张光昭一块工作过的同志介绍这个情况时,深受感动,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1941年,组织派张光昭到三台工作后。为了隐蔽斗争工作需要,中共南方局四川地下党决定在三台建立家庭掩护机关。川北工委时任负责人李维通知张光昭,经组织决定,让他妻子黎盛莲由贵州前来三台机关住家做“家庭掩护机关”工作。由于怕暴露身份,张光昭不能亲自去接,沿途有同志接应护送。其中,组织上也有解决年轻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的考虑。

张光昭通过秘密渠道,通知妻子黎盛莲从贵州到四川三台,并嘱咐妻子从老家多带银元,用作机关开支。

黎盛莲曾说,当时她只有20来岁,虽然找夫心切,但一个山区的年轻妇女,身上背着支援地下党的银元,从尚稽出发到四川三台,600多公里,虽有同志们的接应转送,但路上的艰辛危险,很多次都想不走了。她说,最后还是坚持走到了三台,这和她接受进步思想,经常听谢丰和丈夫提起“追求信仰,就要吃苦”是分不开的,虽然当时对“信仰”也是懵懵懂懂的。

当时4—5人常驻三台机关,还有各地前来联系工作的人,费用较大。为节约开支,张光昭一家人(1941年,张光昭的长子张荣凯出生在该交通站。乳名蜀澄)只能半饥半饱,有时甚至吃泡菜充饥。但对同志们却毫不吝啬,照顾有加,起码能吃饱饭。这在李维(曾任四川省政协委员,自贡市政协副主席等职)、王叙五(曾任南充师范学院院长、四川省政协常委、省委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等同志的回忆文章中有记载。

1942年,为解决党的活动经费,张光昭回到遵义老家,动员父亲将尚稽上家坝33亩田卖了所得的钱,全部带至三台交通站用作党的经费。同年,他们转移到成都,全部费用物资仍由家里寄来。但地下党人多,入不敷出,当时生活仍很艰苦,张光昭的妻子生下第二个孩子(女儿张荣霞,乳名蜀蓉),几乎弄到饭都没有吃的地步,仍坚持完成各项革命工作。

变卖家产支援革命,张家并非一次两次:1947年,因四川省委搬走,未通知张光昭转移,他为了去香港找党接上关系,又卖地40亩,在金鼎山上办农场种烤烟,然后将卖烟所得收入,用作1948年去香港找党的路费。

(未完待续)

( 2006年初稿, 2013年修改, 2022年 4月定稿于重庆)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马正富(原重庆市体委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