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邹容与《革命军》

黄慧清

邹容(1885—1905),中国近代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原名桂文,别名威丹、蔚丹、绍陶,四川巴县(今属重庆市)人,出生在一个商业资本家家庭,祖籍湖北麻城。年仅18岁的邹容,以满腔热血写成《革命军》一书,旗帜鲜明地回答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为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敲响了丧钟,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吹响了号角。

年轻时候的邹容

邹容改名后成为反帝反封建的先锋

邹容从6岁开始,熟读《四书》《五经》《史记》《汉书》。由于他天资聪慧,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熏陶,同时接触到维新思想的新学,因此他能比较正确地区分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从传统文化中吸取丰富的养料。邹容留学日本前,家人叫他桂文或绍陶。在和双亲的家书中,落款和自称都是“桂文”,在亲友的称呼中,大都叫邹容为威丹。

为什么后来又叫邹容呢?1901年初,邹容以优异成绩考取公费留学名额。他和当时本地有志青年一道,在重庆知府李立元(当时重庆公派留学生的监督官)带领下,赴成都谒见四川总督奎俊,他们一行受到奎俊的召见和勉励。

1901年8月,邹容一到日本东京,被那里如火如荼的爱国救亡活动所感染,就在那样的环境里,他给自己改名为“邹容”,隐含容颜改变、脱胎换骨的寓意。从此,“邹容”这个名字便在留日学生中广为传扬,他的那本反帝反封建的战斗檄文《革命军》,首次也正式署名邹容。可以这样说,改名是邹容重塑自我形象的重要标志,也是他短暂而光辉人生的闪光起点。

邹容是反帝反封建文化的猛士。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下,邹容深深地感受到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封建意识形态对中国社会和民众的毒害。因此,当邹容在少年时,一接触到维新思想和西方新学,便逐渐走上了与封建文化决裂的道路。

有一首神童诗:“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都是读书人。”邹容针锋相对,反唇相讥:“少小休勤学,文章误了身,贪官与污吏,尽是读书人。”

邹容的父亲是一个受封建文化毒害较深的人,他要求邹容学好八股文,但邹容不顾父亲的鞭打、怒骂,毅然表示:“臭八股儿不愿学……,得之又有何用?”之后,邹容的父亲又把他送进经学书院,在书院里,邹容更加崭露出反帝反封建文化的锋芒。他经常与人辩论,“非尧舜,薄周孔,无所避”。

邹容对封建文化教育的鄙弃,还表现在他给其哥哥的信中:“近国家多难,而必欲康费千百万之国帮,以于百千万帖括、卷折、考据、词章之辈中,而拣其一二尤者,于天下国家,何所禅益?”

在成都书院时,他把程朱及清儒学说驳斥得体无完肤,惹怒官府,取消了他的官费留日资格。但邹容并没有向封建势力屈服,他通过自己的打拼,终于在1902年由上海到日本,成为旧中国资产阶级文化运动的先锋,、抗旧中国封建文化的先锋。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三月,传闻广西巡抚王之春将借法兵平定该省会党起事,东京留日学生即致电爱国学社及中国教育会,盼望相互响应,亟起抵制。二十八日(4月25日),上海爱国人士在张园召开“拒法”大会。不旋踵,又传来俄国违约不履行第二期撤兵协议,妄图独占东三省权利的消息。上海人士又于四月初一日(4月27日)会于张园,通电“拒俄”。在狂飙乍起的拒俄运动中,邹容积极参与张园集会和拒俄义勇队的操练。四月二十八日(5月24日),中国教育会在张园开四月月会,邹容作《论改革中国现时大势》的演说,爱国热望,情真意切。同时,他还提出组织“中国学生同盟会”的倡议,号召全国学生结成大团体。邹容迫切地期望新兴的、最有觉悟的知识分子,乘时振作,肩负起反清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正是在这种爱国激情驱使下,邹容写完了《革命军》一书,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持请章太炎修改。章太炎看过后,大为赞赏,认为正是这样直率豪放、通俗的文字,能够发挥广泛的宣传作用,因而不做任何修饰,提笔书写一篇序文,称许《革命军》是“义师先声”。随即由柳亚子等筹集印刷费用,交大同书局排印,于五月初出版发行。

《革命军》封面

《革命军》是反帝反封建的战斗檄文

在《革命军》这本书中,邹容旗帜鲜明地提出,要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的皇权,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革命军》向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展开宣战,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鸣锣开道,因此,《革命军》成为一篇名副其实的反帝反封建战斗檄文。

《革命军》中写道:“巍巍布,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这是当时喊出的时代最强音,并着力论证了革命的伟大功能:“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邹容将革命分为平常的革命和非常的革命。所谓平常革命,是“居处也,饮食也,衣服也,器具也,若善也,若不善也,若美也,若不美也,皆莫不深潜默运,盘旋于胸中,角触于脑中,而辨别其孰善也孰不善也,孰美也孰不美也。”同时,邹容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归之于非常革命,并对这种革命给予高度赞美。

《革命军》中,邹容强调进行资产阶级教育,首先是革命教育,同时也包括科学、文化的教育。同时,邹容在《革命军》中还指出:“在中国进行资产阶级文化运动的根本宗旨,以恢复我声明文物之祖国,以收回我天赋之权利,以挽回我有生以来之自由,以购取人人平等之幸福。”为实现这一目标,除必须推翻封建清王朝外,邹容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明确而系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纲领,从而将建立资产价级新文化、与建立资产阶级政权两大任务,最终都统一在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下。

专制主义是中国几干年来封建国家的政体形式,它渗透于封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集中代表了封建制度的反动落后性,特别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专制主义恶性发展,成为封建社会的万恶之源。因此,邹容在《革命军》中,首先向封建专制主义猛烈开火。他指出:“自秦始皇统一宇宙,悍然尊犬,鞭答宇内,私其国,奴其民,为专制政体,多援符瑞不经之说,愚弄黔首,矫诬天命,搀国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保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由于清王朝为了巩固反动统治,不择手段地推行极端专制主义,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发展。尤其是他们在文化领域内实行严酷的专制制度,大兴文字狱,以刀斧刑狱相威胁,同时,又用八股科举、功名利禄相引诱,致使无数文人丧失了对社会的责任感,丧失了对新思想、新事物的兴趣,造成了文化界死气沉沉,万马齐喑,愚昧、迂腐之气弥漫的局面。邹容在《革命军》中,愤怒地揭露了文化专制主义对文人的迫害和扭曲。邹容在列举了文化专制主义摧残知识分子的种种罪行后,又用哀其不怒、恨其不争的笔调,勾勒了在文化专制主义重压下的封建文人可怜而可悲的群像:“以故海内之士,莘莘济济,鱼鱼雅雅,衣冠组豆,充切儒林,抗议发愤之徒绝迹,慷慨悲吨之声不闻,名为士人,实则死人之不若。”

为进一步揭露程朱理学、三纲五常对知识分子的毒害,邹容对那些从事各种封建文化活动的文人们的昏愤、愚昧、迂腐、贪鄙进行了辛辣的尖刻的嘲讽:“中国士人,又有一种事然道貌、根器特异,别树一帜,以号子众者,曰汉学、曰宋学、曰词章、曰名士……。”与此同时,邹容还鞭笞那些企图用西方的皮毛为封建统治作点缀的御用文人。在《革命军》中,邹容把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和在专制主义钳制下封建文化人的畸型心理行为,以及专制主义的问题上,以便从文化深层次上摇撼封建专制统治的根基。正如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的人极为恐惧的那样:“此书逆乱,从古所无,竞敢谤及列祖列宗,且敢直书庙讳,劝动天下造反。”

邹容在《革命军》中,通过对封建文人的无情剖析,将其专制主义转移在他们身上的封建文化的恶性肿瘤暴露于众,从而使人们从更深层次看到封建专制文化对中国知识分子身心的毒害、性格的扭曲和创造力的扼杀,以唤起知识分子的自我觉悟、自我批判和自我解放意识,使他们能真正承担起建立近代资产阶级新文化的社会责任。

邹容还将忠君与爱国明确地区分开来,并且义正词严地强调,那些借忠君的名义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人,绝不能与爱国混为一谈。

邹容的《革命军》,是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最杰出的政论著作。它以热烈奔放的语言讴歌革命,号召人民奋起斗争,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在当时发挥了巨大的宣传助推作用,反动统治者畏惧之极,革命党人则视为最好的革命教科书。

邹容的《革命军》风行国内和海外华侨,销售量达110万册,受到亿万读者喜爱。

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看到《革命军》后,赞赏不已,认为“此书感动皆捷,其功效真不可胜量”。他对邹容和章太炎身陷牢狱,异常关切。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初冬,他又到檀香山,改组兴中会,建立“中华革命军”,确定“今后同志当自称为军,所以记邹容之功也”。1917—1919年期间,孙中山著《建国方略》,还言之谆谆:“《革命军》一书,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者大。”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经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批示:“邹容照陆军大将军阵亡例赐恤。”

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写诗词赞叹道:“少年壮志扫胡尘,叱咤风云《革命军》。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

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章炳麟称赞道:“义师先声。”

章士钊主笔的《苏报》赞誉为:“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伟大领袖毛主席称赞邹容为:“青年革命家!”

邹容入狱

枪打出头鸟,炮击冲锋人。正当《革命军》问世之际,《苏报》因章士钊接任主笔,于五月初六日(即6月1日)宣布“大改良”,言论更趋向激进,“排满”“仇满”的言词,连篇迭出。初六日刊登《康有为》一文,痛斥康有为力倡保皇、抵制革命的言行。十四日(9日),刊登《读〈革命军〉》,将该书誉为“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又在“新书介绍”栏评论说,《革命军》“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族,光复中国,笔极犀利,文极沉痛。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闰五月初五日(6月29日),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摘登章太炎《驳康有为书》,指斥“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对康有为的保皇谬论痛斥批驳。《苏报》立即成为举国瞩目,独树一帜的革命报刊。闰五月初五日、初六日,《苏报》馆帐房程吉甫和章太炎以及陈范的儿子陈仲彝、办事员钱宝仁等被捕。初七日(7月1日),邹容自投捕房,以与章太炎共患难。蔡元培事前离开上海赶赴青岛,陈范、黄宗仰、吴稚晖等避嫌,即出国远走。随后,领事团徇上海道的请求,于十三日将《苏报》封闭。

邹容自入狱起,即抱定为革命牺牲的决心。他同章太炎在狱中赋诗明志,互相砥砺。闰五月二十八日,章太炎吟《狱中赠邹容》一首:“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宜掺手,乾坤只两头。”邹容即赋《狱中答西狩》相唱和:“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充分表白革命者临危不惧、勇于献身、对前途充满信心的高尚情操和英雄气概。清朝专制视邹容为眼中“钉”,肉中“刺”,想尽千方百计谋害他。于是,刽子手们就在邹容距出狱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即被折磨致病,于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即1905年4月3日)在狱中致死,年仅20岁。

噩耗传出,中国教育会立即为他召开追悼会。他的尸体由革命志士刘季平冒险运出,安葬于上海华泾乡(今华泾路中心河桥桥堍右侧200米处,近位育路口)。墓碑由蔡元培题写,为避清廷耳目,有意写为“周容之墓”。墓面南为圆形石砌墓,高2.36米,直径2.48米,墓前尖顶青石刻书“邹容之墓”。过神道石阶有石碑一座,刻有章太炎篆书“赠大将军巴县邹容”。墓后为章太炎撰文,于右任书写的青石墓表。碑后复有造型美观的高大石屏,气势雄伟,东西两边各立一座石亭。

参考资料

1.《重庆文史资料选辑》

2.《四川党史资料选辑》

作者简介

胡平原,笔名:黄慧清、胡新,1957年10月生,大学学历,语文高级教师,退休前为四川省自贡市高新区红旗小学教师。1978年起,在《炎黄春秋》《人民政协报》《中华文学》《中华魂》《纵横》《作家文摘》《西南作家》《文史》《四川政协文史》《军事史林》《文史春秋》《档案记忆》《江淮文史》《收藏界》等报刊发表作品1000多篇。现为中国网络诗歌协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自贡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巴南区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纪实文学学会会员,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重庆市中共党史学会会员,重庆市巴南区政协、民盟特约文史研究员,中共重庆市巴南区委党史研究室《口述巴南党史》编辑。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黄慧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