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与邱少云一起潜伏”

——记武胜籍志愿军战士杨永才

口述/杨永才 整理/田达武

杨永才,1931年出生于四川省武胜县飞龙镇大寨门村(入伍时为三区一村),中共党员,1950年12月应征入伍,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军29师步兵86团1营1连3排重机枪班(退伍证标注为0049部队),随后入朝作战。在部队,杨永才历任副班长、班长等职,被授予少尉军衔,先后两次荣立三等功。

杨永才的复员证

芝浦里防御战斗

7天杀敌3500余人

1951年3月25日,我们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当时,部队后撤,建制被美军打乱,局势异常险恶。我们被紧急调往芝浦里组织防御,以阻止美军的快速推进,掩护友邻部队重新集结,构筑新的防线。

我所在部队,虽是二梯队,但收拢起来也未满员,加上连续作战,大家极度疲劳,武器弹药消耗严重,粮草也急需补充。尽管困难重重,但军令如山,接到命令后,部队边行军,边动员做思想工作,一路高呼着“忍受艰苦,克服困难,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口号,并迅速进入了阵地。

我们接替第45师的防区展开阻击。这里山势险要,易守难攻,是兵家必争之地。敌人的机械化部队,要想向前推进,这里是必经之地。正因如此,这里也就成了敌人的伤心之所、亡命之谷。

5月28日拂晓,美军在飞机、大炮、坦克掩护下,向我们防守的阵地疯狂扑来。

敌人的飞机大炮像下雨一样,不断对我方阵地狂轰滥炸,眼看着炸得战友血肉模糊,肢体横飞,我们也无可奈何,只能任由它们发威。

敌人的坦克来了,爆破手举起炸药包,奋不顾身,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把敌人的坦克,一辆接一辆地炸毁在我们的阵地面前,阻挡了敌人机械化钢铁洪流的快速推进。

那些炸毁的坦克,同时也成了我军阻击敌人前进的临时掩体。

我们班的重机枪,火力威猛,杀伤力强大,主要对付敌人坦克后面的步兵。因此,我们在阵地上不断移动位置,以避开敌人坦克的阻挡。尽管重机枪和弹药箱都十分笨重,但为了精准杀敌,我们努力克服困难去搬动它们,哪怕是枪管被弹药烧红了,也得想方设法转移阵地。

我们以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钢铁长城,硬是把敌人的坦克大炮阻挡了7天7夜,取得了杀敌3500余人的重大胜利。

这次阻击战,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企图,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为我军的重新集结,争取了宝贵时间,原本计划10天的阻击任务,7天就达到了战略目的。

芝浦里一战,我所在的军队伤亡惨重,由主力部队沦为了战役预备队。6月,部队开到上九里,休整长达半年之久。其间,补充兵员15000余人,战斗建制才得到有效恢复。

驻守大青山

与美军达成不打汲水人的默契

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来凤庄正式开始。这期间,志愿军和联军在三八线一带偶尔有所行动。而我们驻守在大青山,对面的山属于美军的地盘。荷枪实弹的敌我双方,仅一山涧相隔,那条山沟,是两军约定俗成的军事分界线。

两边山上都没有水源,饮水靠天下雨,如果老天爷几天不下雨,饮用水就成了部队生存的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有炒面等干粮,也难以下咽,生活极其困难,所以寻找和获得饮用水,就成了驻防部队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两军相隔的大青山脚,小溪蜿蜒,涓涓细流,正向着低处流淌,一路发出动听的“咕咕”之声。那蜿蜒的小溪,犹如通向和平的道路,不但坎坷曲折,而且难以看到尽头。

小溪流经一块巨大的岩石后,形成了一个清澈见底的深潭。中美两军派去找水的人,先后发现了这潭秀水。起初,敌我双方为争夺水源,频频交火。水潭的位置,恰恰处在两军的交叉火力范围。为了汲水,双方都有士兵死在了汲水路上,那都是被对方的冷枪打死的。

由于大石头在我方的潭边,便于我军隐蔽取水,但离开石头就会暴露。虽然我军所占的便宜稍大一些,但同志们也议论纷纷,认为在停战谈判期间,尤其是靠卡敌人水源脖子的作为,有损志愿军仁义之师的形象。

几经较量后,为减少不必要的伤亡,敌我双方都采取“偷水”的办法汲水。由于我方取水的条件优于美军,美军死伤的人员自然也就比我方多一些,我方因此有卡住敌人水源的军事意图。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我们连换防。当我们再次接防驻守时,敌我双方已达成了不打汲水人的默契。为达成互相不打汲水人的默契,听换防的连队战士讲,还发生过一段故事。

一日,5连2排李班长负责带队取水,当取水的战士们在茂密的灌木掩护下,慢慢接近水潭时,突然听到小溪对岸的树林里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紧接着,在通往敌人阵地的林荫道上,闪出了4个美国大兵的身影,他们背着沉重的水箱,互相扶携着,艰难地向山上移动。

发现敌情后,战士们迅速隐蔽起来,有一个战士进入临战状态,已瞄准了敌人,正准备扣动扳机。带队的李班长紧急命令:“不许开枪,我们要讲仁义!”待敌人走远后,我军汲水回防。

于是,驻守阵地的战士们,就这样与敌人玩起了打仗归打仗、喝水归喝水的游戏,真可谓“车走车路,马行马道”。

当时,战士们都在想,如果敌人也不打我们汲水的人该多好啊!大家都商量着:如果给敌人网开一面,给美国佬水喝,也给自己取水开出一条绿色通道,那该多好呀!可是,双方言语不通,如何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呢?

人世间的事情,无论再复杂,办法总比困难多。过了几天,一个战士就想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他用烧黑了的炭灰,在一张牛皮纸上画上个钟,在7点至9点之间标注着“U.S”字样,同时在此处画上我军特有的转盘式冲锋枪,再在冲锋枪上画了一个大叉,意思是每天上午7至9点允许美国兵汲水,我方不射击汲水人员。

当天早晨,我方战士就将这张牛皮纸告示牌,贴到潭边岩石上敌方的显眼位置,并且履行了承诺。没过多久,美军就明白了我方意图,他们不仅按时派人前来取水,有时还在规定时间内洗澡,赤着身子跳舞。几天后,潭边岩石上出现了一个用刀子刻画的大拇指,旁边写着“Good,Good”。事情发展到后来,双方取水人员不期而遇,也会相视而笑,善意地挥手致意,甚至出现了互赠纪念品的情况。

在大青山下的溪水潭边,在敌我双方惨烈的战争状态下,我们的战士竟然和敌人达成了暂时的停火取水默契,这为改善驻防部队的生活条件,作用明显,意义重大。

这里发生的取水默契和就随部队换防交接,一茬一茬地传了下来,一直传到停战谈判协议的签订。

391高地争夺战

率重机枪班与邱少云一起潜伏

1952年4月,15军接替26军的大青山防御任务,当时我们属于第二梯队,直到9月初才换防为第一梯队。

部队在上、下三串里和温水洞等地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在攻击玉女峰时,与敌人形成了对峙。

10月,上甘岭战役打响前,部队攻下了上甘岭以西的381高地。为配合坑道作战,上级决定拿下391高地这个敌人控制的制高点。

敌军在391高地半山腰布下了一个加强连的兵力,不仅火力强大,还构筑了坚固的地堡。我军驻守的381高地,与敌军据守的391高地之间,是一片三千米宽的开阔地,这正是敌人炮火密集封锁的区域。要在这样远的距离向敌人发起进攻,必将导致我方重大伤亡。为缩短攻击距离,指挥部决定派一支部队,秘密潜入敌军前沿的半山腰,潜伏时间为24小时,等到发起总攻之时,迅速抢占391高地。

因军事素质过硬,战斗经验丰富,组织纪律性强,加之重机枪火力强大,压制敌人火力作用明显等因素,我们班接受了潜伏任务。

我们班共有10名战斗人员,重机枪两挺。每挺重机枪由5名战士操作,我和副班长各负责一挺,其他4人,分别为第一、第二、第三射手和弹药手各一名。

10月11日下午18时许,炮兵开始向敌军阵地发起猛烈的炮击,浑身插满芦草的潜伏官兵,趁机隐蔽匍匐前进。

晚20点,夜深人静之际,我们才秘密进入到预定的潜伏位置,趁着夜幕的掩护,我指挥战士伪装隐蔽,检查万无一失后,再作自我伪装。

570多人的潜伏部队,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潜伏到了敌人的眼皮底下。

为掩护潜伏部队的绝对安全,我方炮兵向敌人阵地的前沿,不间断地发射零星炮击,以防范发现我军潜伏部队。

第二天上午10点多,意外突然发生。一个班的敌人,从地堡里钻出来,个个手中都端着荷枪实弹的冲锋枪,成一路纵队,急匆匆地朝着我们的潜伏区域走来。由于离敌人太近,潜伏战士被敌人发现了,敌人被吓得哇哇乱叫,扭头就向山顶狂奔。

敌人一旦回到工事,我们的潜伏计划就会暴露,500多人的潜伏部队,就会陷入绝境,后果不堪设想。

对美军的巡逻,指挥部早有预料,做好了防范预案。

我炮兵接到敌情之后,立即向敌人开炮。

“轰!轰!轰!……”我军的炮弹,像雨点一样,准确地在敌人中间开了花,把发现我方潜伏部队之敌,全部送回了老家。

中午时分,敌人又盲目地向我军的潜伏阵地打炮,炮弹一排又一排,在我方潜伏战士附近爆炸。

显然,敌人已察觉到他们的前沿阵地不太安全了,可是没有胆量冒着我军的炮火出来侦察,只好实施“火力警戒”。

排炮过后,又有一架敌机飞来,在空中盘旋侦察,跟着又飞来4架战斗机,但都没有向我们的潜伏阵地投弹。

下午2时许,敌人又盲目打炮警戒,其中不少炮弹落在了我军的潜伏区域,有人受伤,也有人阵亡。尽管如此,整个潜伏区域没有出现一丁点儿人迹反应。

下午4时许,敌人又盲目地打出多发燃烧弹,其中一发落在了我的左前方,离我只有两根田坎远(大约30多米)的土坎下,荒草着火了,火苗呼呼地蔓延,发出了哗哗剥剥的响声。熊熊大火持续燃烧了半个多小时,我们闻到了浓浓的衣物和人肉烧焦的味道。我们都知道,大火正在无情地吞噬着战友的生命。但是,除了熊熊燃烧的大火外,仍然一点扑火的迹象也没有,直到大火自然熄灭。

好不容易等到黄昏,当总攻的信号弹升上天空时,我刚刚跃起,敌人的炸弹就在我的右侧爆炸,弹片将我的身体四处挂花。我强忍着伤口的剧痛,指挥全班战士以最快的速度,就地架好机枪,瞄准敌人暗堡的射击孔就喷出了火舌,抢先压制住了敌人的火力,起到了减少我军伤亡的重要作用。

这次战斗,从发起冲锋到战斗结束,仅20分钟,我军大获全胜,攻占了391高地,全歼美军守敌一个加强连。

战斗结束后,我们发现了在敌人投下的燃烧弹中,严守纪律、活活被烧死的战友是87团9连的邱少云同志。邱少云整个人被烧成了一堆焦炭,只有头颅依稀可辨,牙关咬紧,双手深深插在泥土之中。

在潜伏攻打391高地的战斗中,我的身体四处受伤,一处弹片已深深地插入了肉里,其深度接近了骨头,所幸没有伤及股骨,并无大碍,其他都是皮外伤,战后稍作包扎处理,几天过后就痊愈了。这次战斗,我荣立了三等功。

上甘岭战役

浴血奋战死里逃生

在上甘岭战役之初,我们团先是作为预备队安排的。

10月28日,兵团下达对上甘岭进行决定性大反击的作战命令,我们团就编为一线主攻部队了。

10月30日晚,我们连参加上甘岭反击战,一举攻下了已被敌占领的阵地。

上甘岭战役消灭敌人众多,在开始之前,我军的两千门炮,10分钟就打了20多万发,敌人打的炮弹,比我军打的还要多得多。

我们一个连上去,到换防时,只剩12人下来,可见战斗的残酷和惨烈。上甘岭反击战中牺牲的人的血,把半边山都染红了,血在山沟沟里流淌。被打疯了的敌人,往往是整排整连成建制的进攻,我们班的两挺重机枪,副班长负责的那一挺,因长时间连续击发,枪管被弹药烧红后炸了膛,弹药手和射手都受了重伤。我负责的这一挺,在射击时被敌人的炮弹击中,战友阵亡,我因回坑道搬运弹药,逃过一劫,幸免于难。

我们的阵地上,虽伤亡惨重,但战友们仍斗志旺盛,杀声震天。我们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但在天完全黑下来之前,敌人还是攻了上来。

在敌众我寡、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我来不及撤回坑道,眼看就要被敌人生擒活捉,见势不妙,我迅速躺下,同时将两名已牺牲的战友的尸体拉来盖住自己,还将他们流出的鲜血抹在自己脸上。我以这样装死的方式来蒙蔽敌人,等待增援部队到达之时,再进行反击。

敌人上来后,首先是清理战场,无论发现活着的还在呻吟的,或是还能动弹的志愿军伤员,不是补枪就是补刺,惨无人道,丧尽天良。

尽管如此,我还是一动不动,尽量把眼睛眯起,敌人真以为我死了,既没有补刀,也没有补枪。

敌人确认我们志愿军没有生命迹象后,便把尸体转移到低洼处,以便修筑工事。我被抛下去时,尽管很痛,但只能强忍着,不敢发出一点声响,哪怕一丁点肢体移动,抑或是身体蠕动,都会招来杀身之祸。

躺在尸体堆里,我心里明白,夜晚是我们的天下,我只需耐心等待,等到我们的部队反攻时,我就活过来了。

入夜后,不知是害怕还是天冷的原因,敌人有的在瑟瑟发抖,有的讲话哆嗦,十分狼狈,他们用三五个聚在一起的方式,来驱寒壮胆。

不久,敌人发射的照明弹,把上甘岭照得如同白昼,原以为等天黑了可以动一下,眼下这种情况,原来是我打错了如意算盘。

敌人的晚餐,吃的是以罐头为主的野战食品,他们吃得津津有味,我却饿得饥肠辘辘,口水直流。

晚饭过,敌人开始放岗,布下岗哨后,其他敌人钻进睡袋,一字排开,整齐地卷曲在被炮弹炸后的松软的土地上。看着睡袋里的敌人,翻来覆去睡不着,我也同样陪着敌人不敢睡,生怕发出鼾声,引来杀身之祸。

此时,虽然我的身体不敢动弹,但我的思绪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当敌人哨兵的视线离开我时,我迅速搜索哪里有武器?特别是枪支,哪里的武器离我最近?哪里的武器最有杀伤力?同时还要目测出是可以击发、子弹充足的枪支,这些都是我现在需要完成的准备工作,以便反攻到来时,我在第一时间拿到武器消灭敌人。

经反复搜索,我发现身边牺牲的战友身上,还挂着三颗完好无损的手雷可以使用。武器选定后,只等反攻时刻的到来。

一阵呼啸而来的炮击后,我军开始反击了。

当反击部队以排山倒海的气势,一路发出“冲呀!”“杀呀!”的怒吼,那种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气概,惊天地、泣鬼神,不少敌人听后端着枪支原地颤抖。

隐蔽在坑道里的战友,得到开始反攻的命令后,鱼贯而出,个个都猫着腰,双手端着的枪,随时都准备将仇恨的子弹,射向敌人的胸膛。他们发出的声音,虽然沙哑,但对四面楚歌的敌人,那是很具有杀伤力的。正因为他们的出击,腹背受敌的敌人见势不妙,乖乖地举起手来,缴械投降。

当听到我军反击的炮声后,我知道自己有了重生的机会,欣喜若狂。在反击部队刚露出头时,我就下意识命令自己一跃而起,捡起转盘机枪去投入战斗,可哪知道,我的手脚一点都不听使唤,怎么也爬不起来。

原来,我的身体长期在一个姿势的压迫下,四肢已严重麻木,加之寒冷把四肢冻僵,无法一跃而起。当我好不容易推开战友的尸体坐起来时,美军已非死即伤,活着的全部成了俘虏,我军大获全胜。

攻上来的战友发现我后,就把我扶起来,送下了火线。

上甘岭战斗,我再次荣获三等功。

杨永才的立功证书

(本文系武胜县地方史爱好者田达武根据先后两次听杨永才老人口述整理而成,遗憾的是杨永才老人已于2021年去世,享年90岁。通过老人的讲述,让我们再次了解了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并以此文致敬所有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英雄们)

来源:《广安日报》2022年2月13日第1版

口述:杨永才

整理:田达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