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重庆地委领导的泸顺起义(上)

胡平原

在中国军史上,泸州、顺庆(今南充)起义,简称泸顺起义。

泸顺起义塑像

1926年2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重庆地委),杨闇公任书记,冉钧任组织委员,吴玉章任宣传委员,朱德、刘伯承为执行委员。1926年12月1日和3日,中共重庆地委领导了泸顺武装起义。泸顺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拿起武器,走进“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新道路。泸顺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力图掌握武装的一次勇敢尝试。

党发动泸顺起义的准备

设置专门组织。1925年“五卅”惨案后,中共四川省重庆地委正式成立,此会非常重视发动工农和军运工作。1926年春,以中共重庆地委成员和国民党左派,共同组织国民党临时党部(即重庆莲花池省党部)。中共当时在川军中掌握的武装力量有:邓锡侯部黄隐(四川江防军总司令)所属江防二区司令黄慕颜;川军第五师师长何光烈部秦汉三、杜伯乾两旅;赖心辉部袁品文、陈兰亭两旅;邝继勋在彭县、崇宁等地掌握的部分江防部队。团队方面,有李蔚如在涪陵地区掌握的许多团队,和潼南、綦江等地共产党掌握的部分团队。为改变旧军队将士的素质,还在黄慕颜部成立特别党部,创办一所学生队。

配备精干人才。北伐战争前夕,刘伯承受中共中央派遣,以广东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身份,回到四川搞军运工作。1926年3月,中共中央派遣吴玉章到顺庆做军阀秦汉三、杜伯乾两旅的策反工作。1926年7月,童庸生起草了《四川各派军阀的动态》和《四川军事调查》,上报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随即发出《致重庆信》,指示重庆地委利用军阀分化的机会,扩大民众运动,培养新生力量。同年同月,广东国民党政府委任杨森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党中央派遣朱德任该军政治部主任,进行旧军队的改造。为加强全川军运工作的领导,党中央决定杨闇公、朱德、刘伯承三同志组成军事委员会,以杨闇公为书记,朱德、刘伯承为委员。在此同时,党中央又派遣陈毅、欧阳钦回四川。陈毅回川后,奔走于达县、万县、泸州、合川等地,策动驻军起义响应北伐战争。同年9月,童庸生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重庆地委的军事工作,提出“造成一系军队”的设想,为后来的泸顺起义确定了战略方针。

朱德

起义前,中共重庆地委委员童庸生还几次到泸州,对驻军将士晓以反帝反封建、解放人民的道理,为驻守泸州部队的将士指明方向。在北伐进军中,善观火色的四川军阀,左顾右盼、举棋不定。党为排除北伐军西侧的障碍,对四川军阀的方针是:前面抵,策动倾向革命的驻军起义;后面拉,利用军阀间的相互矛盾,彼此牵制,这样使他们有利于北伐战争。

推动革命发展。1926年7月,以国民党中央党部联席会议名义,向川军各师长、旅长发出鼓励他们响应北伐的函件。万县“九·五”惨案后,在杨闇公主持下,重庆莲花池省党部召集部分倾向革命的川军旅长,商议北伐出师。参加会议的有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袁品文、陈兰亭、郭勋祺、甘德明(郭、甘二人是刘湘的师长潘文华所属旅长)、向成杰(杨森的师长)、罗觐光(杨森部旅长)、刘丹武(邓锡侯部旅长)等。会议决定以刘伯承为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计划同年冬,泸州、顺庆同时起义,以顺庆为基地,各地义军集中后,整编为6个师,解决盘踞在达县的刘存厚(川陕边防督办)部,即挥师入陕,配合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北伐军会师武汉。

陈 毅

当时泸州驻军为李章甫(绰号李牦牛)第二旅(驻城内),袁品文第四混成旅(驻兰田坝),陈兰亭第十混成旅(驻小市)。三部隶属赖心辉。袁品文旅的基础,为前川军总司令熊克武的第一军但懋辛部第二混成旅,这个旅曾受过刘伯承的训练指挥,在川军中战斗力较强。

1926年春,党派邓作楷策动袁品文响应广东革命军出师北伐。重庆会议后,童庸生携带中共重庆地委给袁品文的密函和刘伯承的亲笔信,指示袁品文进行起义准备。李章甫是赖心辉的亲信旅长。泸州虽为李章甫、袁品文、陈兰亭三部合驻,但行政、财权均为李章甫所把持,早为陈兰亭、袁品文所不满。有一次,李章甫枪毙一名陈兰亭部滋事士兵,在布告上称为“匪军”(陈兰亭系炮哥、土匪出身),因此尤为陈兰亭所记恨。袁品文接党和刘伯承的指示信后,即与陈兰亭商订12月1日起义,共同除掉李章甫的行动计划。袁品文还派邓作楷赴重庆向杨闇公、刘伯承汇报。

起义政治示威。恩格斯说:“起义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是的,中共重庆地委在泸顺起义前,就做了起义政治示威的思想动员工作。1926年11月25日,即泸顺起义前夕,莲花池省党部在重庆市中山学校召开“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中共重庆地委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主持的。来自全省各地的60多名代表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二。这次会议在四川影响很大,仅重庆就有5万多名群众参加欢迎大会,其规模是空前的。重庆是刘湘的卧榻之地,是四川反动军阀势力比较集中的地方。中共重庆地委选择在此时此地公开召集大会,宣传国民革命,组织和动员群众,显然是革命力量的一次检阅和示威,是从政治上配合武装起义的一次重大行动。杨闇公和刘伯承从合川赶回来,并主持会议。

1926年11月26日上午,杨闇公、刘伯承、李筱亭、李嘉仲、吴匡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会议期间,杨闇公先后作了《政治报告》《工人运动报告》《农民运动报告》,刘伯承作了《军事报告》。另外还有妇女、青年运动方面的报告。任白戈作为顺庆党部代表出席,并在大会作记录兼发新闻稿。会议郑重选举了新的省执行委员。杨闇公、刘伯承、李筱亭、邓劼刚、熊子俊、刘公潜、吴匡时、朱玉阶(朱德)、杨吉甫等人当选。另选出候补执委5人、监委5人、候补监委3人。在上述人选中,共产党人有10人。

杨闇公的《政治报告》。《政治报告》热情宣传北伐战争的大好形势,赞扬革命军“风驰电挚师出长沙、岳阳,攻克武汉,形成民国十五年以来未有之新局面”。宣布国民革命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已取得最优势的地位。认为反动军阀和国民党右派的“所谓‘讨赤’反共的反革命联合战线,逐从兹破裂”,并对当时从军阀队伍中分化出来的力量给予赞誉:“川中许多军政当局已认清了目前的环境,摆脱右派和反革命者的包围竟至加入本党而接受政治工作者,不能不说是党在政治上之一大进展。”同时也严肃指出:“我们应该警惕的,因革命势力之发展,即党务之发展,其中包含的投机分子太多,这是最大的危机。”广泛号召工人、农民、商民、学生、妇女踊跃参加国民运动,进一步创造武装起义的民众条件。特别对农民运动极大注意,指出:“要使四川的革命基础稳固,不致于为假革命所动摇,应扶助在全川人口百分之八十几的农民发展,才能得到真实的动力,才不致因环境变迁而动摇党在政治上的地位。”

杨闇公

刘伯承的《军事报告》。《军事报告》对北伐军在各个战场的形势作了生动的描绘和中肯的分析,指出:“我革命军处处胜利,政府成立不到两年,竟能将全国三分之二的地面,划入革命势力的范围,这实在是一件大可庆幸的事。”在总结胜利的经验时,刘伯承特别强调:“战争之所以能以席卷之势,长驱直入,连克长沙、岳州(阳),夺取汉口,武昌。在两湖、江西、福建等各个战场击败反动的军阀势力,一面应归功于北伐军革命将士,一面却不可忘掉民众的力量,民众予我们党军以巨大的助力……”。刘伯承的讲话,多次博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军事报告》着眼于民众,致力于民众运动,使军事斗争建立在广泛、深厚的民众基础之上。这是党早期军事活动的正确主张之一。《军事报告》对泸顺起义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刘伯承

从上述可以看到,中共中央领导下的重庆地委,在泸顺起义前做了许许多多的准备工作。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1.《重庆文史资料选辑》

2.《四川党史资料选辑》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胡平原(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重庆市中共党史学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纪实文学学会会员,重庆市巴南区委党史研究室《口述巴南党史》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