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沐川两起农民暴动的回顾与思考

郑望友

一

沐川的两起农民暴动概述

1930年2月,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四川革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四川省委多次指示各地党组织积极发动农民,开展抗捐、抗粮、抗租、抗债斗争,争取群众,建立游击队,进行武装斗争。中共嘉定中心县委选择沐川舟坝、高笋、凤村等地作为组织游击战争的地区之一,派军科委员梁祚超和共产党员段棋臻到舟坝、高笋、凤村开展党的工作,先后建立舟坝、高笋两个党支部。1935年1月,中央红军转战云、贵、川边境,中共四川省委要求在白区工作的同志发动武装斗争,接应中央红军,牵制军阀后方,以利红军长征。沐川的两起农民暴动,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一)天宝山农民暴动

1935年1月上旬,嘉定中心县委兵运委员赵启民化名张啸涛到高笋、舟坝,统一领导两个党支部,要求积极发展各种组织,准备发动游击战争,牵制敌军,接应中央红军。赵启民白天往返于舟坝和凤村,靠卖米维持生活,夜间到炭厂、农村发动工人和农民。高笋、舟坝的党组织和党员,在各自负责的地方发动群众,还编了12首反映农民疾苦的歌谣,启发农民的觉悟,教育引导农民群众团结起来抗捐、抗粮,发动武装斗争,接应中央红军。

1935年2月23日,西甲甲长刘泽高在凤村乡隆兴村隆兴寺(现属利店镇)召集农民开会,催交捐款,共产党员胡立本、刘本昭等4人趁机前往了解情况。此时,适逢利店区团部派出的两名区丁前来收款,农民纷纷陈述捐税太多、太重,无力缴纳。胡立本等立即进行宣传,历数国民党对农民的压榨,号召大家抗捐抗税。顿时,群情激愤,捆绑了两名区丁。胡立本、刘本昭等随之商议,决定借机打出“川南工农红军游击队第四路纵队第五小队”的旗号,宣布武装暴动,号召大家拿起刀矛、土枪、土炮等武器,准备对付区、乡丁的攻击,截击经凤村回利店的区团长肖善之。随后,有五六十名参加暴动的群众集中到转角庙,由胡立本部署防御和警戒。

后来,因为看守不严,一名区丁挣脱绳索逃到凤村,向乡公所报告了情况。乡长肖华春大为惊恐,急令师爷书呈利店区团部,同时派人去关上(时属仁里乡,现属武圣乡)向肖善之报告。肖善之闻讯后火速回利店,命令精选中队连夜出击。队长李镇波率队赶到凤村,派民丁中队长刘泽安带一个班的乡丁和两名区丁先行,探查虚实。在凉水井碰上暴动队伍第一道警戒,软硬兼施劝散了警戒人员,顺利占领了阵地。

2月24日黎明,双方战斗正式打响。精选中队从正面扑向转角庙,乡丁从旁助攻。暴动队伍用土枪、土炮回击敌人。由于暴动队伍力量薄弱,而且准备不够,仓促上阵,难以抵御敌人的进攻,只得边还击边撤退,最后分散躲藏于山野草丛之中。敌人搜山,胡立本、张兆延、袁公和被捕,暴动以失败告终。

天宝山农民暴动遗址——天宝山(图片来源:乐山市人民政府网)

(二)高笋农民暴动

1935年2月下旬,赵启民得知天宝山农民暴动失败的消息后,要求各地更加谨慎、秘密些,抓紧发动群众、培养骨干、建立组织,高笋乡受到教育和发动的农民有300多人,觉悟较高的加入了农民协会,建立农协小组20多个。群利炭厂近百名工人被发动起来,筹建了“炭业工会”。

4月中旬,赵启民听说中央红军已入川,即找党员段玉章、张玉清、朱成之等人商议,决定成立“川南工农革命委员会”和“四川第四路红军游击队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武装起义。随后绣制了红旗,刻制了印章,发动部分农民捐献烂锅废铁打造刀矛,草拟和缮写了布告和标语。

准备工作就绪后,赵启民召集舟坝、关上、青龙、杨村、高笋等地代表开会,正式成立两个委员会。“川南工农革命委员会”委员25名,由张玉清任主席,钟复兴、费熙延任副主席,朱成之任秘书。“四川第四路红军游击队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6名,由赵启民任主席,王正海任副主席。军事委员会设政治部,辖两个大队,由总指挥赵启民统率。在进行组织准备的同时,还做了一些军事准备。赵启民担任教员,对部分骨干讲授一般军事常识,进行射击训练。争取少数保丁,掌握了六、七支团枪。

凤村天宝山发生农民暴动后,国民党地方当局及土豪恶霸就怀疑高笋、舟坝有共产党活动,派人暗中监视。4月下旬至5月初,高笋乡团总、副乡长李如珍数次派保丁到群利炭厂捉拿进步人士,并命令各保长准备好团枪,形势十分紧张。当时,正值春耕生产,贫苦农民缺粮缺种,加之国民党地方当局加紧催收苛捐杂税,农民怨声载道。

5月7日,赵启民、段玉章会同舟坝、高笋党支部党员找来一些骨干,共同研究形势,决定继续发动农民抵制捐税。

5月9日,赵启民、段玉章等10人再次开会研究武装起义问题,决定5月20日举行起义,打击主要目标是地主李如珍家和高笋乡公所。如果暴动成功则乘胜打击舟坝、黄丹等地敌人,迅速壮大红军游击队、扩大游击区,带领部分队伍参加中央红军;暴动失败则退守金台山,建立根据地等。会议快要结束时,得知在汤家岩发动群众的农协小组长刘世友被乡丁逮捕,将于5月11日解送沐川的消息,当即决定将起义时间提前到5月10日。随后安排部署力量,确定行动路线。

5月10日拂晓,暴动队伍100多人集中于高笋黄角坡,分为两路同时行动。一路约 60人由张玉清率领进攻高笋场。乡公所得知消息后,全部人马仓皇逃往乡公所以东三华里的平顶寺山寨,暴动队伍顺利占领乡公所,救出刘世友,张贴了“两个委员会”的布告及大量标语,进行革命宣传,随后撤至乡公所以西两华里的火林冲待命。另一路40余人由张子林率领围攻地主李如珍的家,起义队伍攻下碉楼,活捉老地主李俊山,缴获全部枪弹和土炮,尔后押着李俊山到火林冲会师,但李如珍脱逃。两路起义队伍会合后,赵启民、张玉清等分析形势,决定做好迎击反动武装进攻和退守金台山的准备,部署了警戒,安装了土炮。李如珍逃到黄丹后,向区团长杨九光报告了情况,杨九光立即率区团队前往镇压,不断开枪鸣号,暴动队伍据守阵地组织还击。敌人改用包围战术,向暴动队伍发起攻击。在强敌面前,暴动队伍边打边撤,最后被冲散躲进了深山密林。敌人轮番搜山,朱成之、李桂龙、何安宾等相继被逮捕,高笋农民暴动也以失败告终。

高笋农民暴动遗址——黄角坡(图片来源:乐山市人民政府网)

二

暴动失败的原因分析

天宝山农民暴动和高笋农民暴动的组织者、参与者,有的在暴动中壮烈牺牲,有的被逮捕残害致死,有的被迫流亡他乡,很让人痛心与惋惜。哪怕其中一起暴动获胜,沐川的革命历史都将改写。查阅资料发现,这两起暴动失败并非意外,那些年各地农民暴动几乎都失败了,失败原因大同小异。笔者谨以沐川两起农民暴动为例分析失败原因,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组织和发动群众不充分

先谈天宝山农民暴动。利用区团部催粮,群众情绪激动之机,发动农民暴动无可厚非。但暴动队伍人数十分有限,连两名捆住的团丁也守不住,被逃脱报告引来反攻,因人数有限,失败成了必然。再看高笋农民暴动。如果组织者能总结天宝山农民暴动失利的教训,最大限度发动群众,将黄丹区公所周边群众也组织起来,即能集中力量攻下并占据乡公所,作为阻击敌人的阵地,又能制约牵制黄丹区团部的兵力,如果区团部重兵出击,黄丹群众可以对区团部发起攻击,让敌人顾此失彼,甚至两面失守。正因发动群众不够,仅靠100余人的队伍与强敌对阵,失败是必然的结果。

(二)暴动队伍武器装备落后

20世纪30年代的农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中,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是他们的生活写照,拥有刀耕火种的简单农具,缺少与政府武装斗争的有力武器,提前准备的武器多数是镰刀、斧头与长矛,土枪、土炮十分有限。而旧政府和地主土豪不光兵丁众多,武器装备也相当精良。两起农民暴动,都是乘敌不备情况下的短暂小胜,随着敌人的反击,暴动队伍便兵败如山倒。如果暴动队伍能截获一定数量的枪支弹药,便拥有与旧政府武装抗衡的底气,也不至于攻陷乡公所后赶快撤离。

(三)未与红军形成有效策应

无数战争告诉人们,单兵作战不仅难以取胜,也很难巩固战果,联合作战既可各个击破,还可以牵制敌人。如果暴动队伍能与红军部队取得联系,即使不能共同发动进攻,至少在暴动失败后可以投奔红军,不至于逃窜深山、流亡他乡。一旦获胜,即可迎接红军建根据地。在没有策应的情况下,就算暴动获胜,也难以抵抗旧政府武装聚众围攻,最终依然是失败。当然,从客观上讲,并非暴动队伍不与红军队伍联系,是当时通讯条件所限,连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都不知道红军大部到了哪里、将去何方,何况农民暴动队伍呢?历史不能改写,如果只是假设。

(四)缺少有斗争经验的将才

2月初接到组织游击队,迎接中央红军的指示,仅20天左右发起天宝山农民暴动,组织者富有革命精神,但缺乏斗争经验。事前没有精心准备,组织者参与者都是仓促上阵,被绑团丁的脱逃就反映出临阵组织不力。高笋农民暴动组织者汲取天宝山暴动失利的教训不够,虽然在应对反击、战后出路等方面作了一些安排,但仍然显得简单草率。如果能事前策反部分团部人员作内应,“窃取”枪支弹药为我所用,最大限度发动群众既围歼又打援,联络各地同时发动暴动,尽可能与红军部队取得联系,如此这般、多措并举攻陷各地团部,没有了旧政府武装力量,地方恶霸也成不了气候。正因缺少有斗争经验的指挥者,失败在所难免。乐山境内4起农民暴动悉数失败,都不排除有斗争经验不足这一重要原因。

三

暴动失败带来的启示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照耀古今。我们回顾农民暴动这段历史,不仅要学习弘扬先烈们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还要倍加珍惜革命者浴血奋战为大家换来的美好生活,更要以史鉴今、古为今用,从历史事件中汲取有益养分。笔者认为,两起农民暴动能给人们三个方面的启示。

(一)党的领导是革命事业的根本保证

两起农民暴动的组织者胡立本、刘本昭、张玉清、朱成之都是共产党员,但那时的党组织力量十分薄弱,到1935年春,沐川仅有舟坝、高笋两个党支部和10名共产党员。正因为缺乏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培养骨干、带领队伍、统筹谋划、组织协调等极为不力,临时拼凑的队伍与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较量,失败既是自然也是必然。相比红军长征中的力挽狂澜、汶川地震中的抗震救灾、举世瞩目的脱贫攻坚……哪一项伟大胜利不是党坚强领导的结果呢?坚持党的领导,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武装夺取政权,逐步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在百年探索中创造的成功经验,也是我们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全党上下、全国各族人民必须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国上下一盘棋,全民拧成一股绳,才能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才能推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事业全面进步。

(二)准确研判形势是推动工作的先手棋

《孙子·谋攻篇》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用兵的上策,是以谋略取胜。无论搞革命工作,还是抓发展建设,都要“不打无准备之仗”,凡事做足调研,提前谋划,正确研判自身与工作对象的力量对比、优势弱项,根据难易程度、利弊得失,集中优势力量克敌薄弱环节,才能闯关夺隘勇往直前。正是如此,大到推进乡村振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小到调解群众纠纷,开展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都应该正确树立战略思维和全局观念,加强调查研究,谋划工作举措,明确应急预案,调动积极因素,消除不利影响,有的放矢工作,随机应对变化,推动目标实现。

(三)依靠和发动群众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伊始就笃信这一信条,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赢得了一场又一场“淮海战役”,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在历次大灾大难面前,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坚定不移地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纵使在“困扰全球”的新冠疫情面前,我们党紧紧依靠和发动群众,从容交出了一份惊艳世界的“全民战疫”满分答卷。从农民暴动失败中,我们看到了组织动员群众不力的危害性,知晓了依靠群众和发动群众的重要性。昂首阔步进入新时代,远离了硝烟和战争,需要解决的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做的就是为人民群众谋幸福的“好差事”,不紧紧依靠和发动群众,还能依靠和发动谁呢?作为党员干部,无论担任什么职务,从事什么工作,都必须树牢宗旨意识,走好群众路线,紧紧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发动群众,激发人民群众创造伟力,推动中华民族复兴伟业。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郑望友(沐川县委党史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