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忠渊

“一二九”运动参加者和组织者

战斗在中央大学西南联大等高校的

中江籍地下党员(下)

赖天国

1938年9—1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确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巩固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统一战线独立自主的原则。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东南局、南方局,南方局代表党中央领导南方国统区和沦陷区党的工作。

此时,杨天华任云南省工委青委书记,直接领导联大党支部。因联大第一个临时党支部书记力易周受延安陕北公学一起错案牵连,袁永熙接任西南联大党支部书记,通过袁永熙,刘忠渊与杨天华又接上了关系。出于对其工作能力的信任,刘忠渊被首先调省青委任委员,过后,袁永熙、李之楠也调青委工作。随着党员发展工作的不断进行以及入学和转学的党员人数不断增加,联大党支部逐渐发展壮大。1940年3月,云南省工委决定,西南联大党支部扩建为党总支,下设分支和小组,联大总支由省工委直接领导。这一时期共有党员83人,约占全省党员的三分之一,是西南联大党员人数较多的时期。当时,联大总支共设3个分支4个小组,刘忠渊属人数最多的文理法学院男生分支。而于1947年8月与袁永熙结为夫妻的陈琏(1919—1967,浙江人,1937年入党,新中国成立后任共青团中央委员,“文革”中自杀),则在文理法学院女生小组任小组长、总支宣传委员。

联大地下党组织在建党的同时,秘密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即“民先”“社研”和“群社”。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云南昆明支部建立起“云南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8月,为统一领导青年运动,中共云南省特委决定将“抗先”和南下的“民先”合并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云南地方总队部”(任简称“民先”)不久,“民先”在西南联大建立了一个大队,成员多为清华、北大、南开老“民先”队员,到1939年发展队员将近百人,党的主张、方针、政策主要是通过“民先”宣传贯彻的。“民先”在当时联大抗日救亡运动中起到了骨干作用。

为把全国的青年组织于国民党领导之下﹐使人人信仰三民主义﹐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下令取缔了“民先”“青年救国会”“蚁社”等全国性影响很大的进步组织的活动。为转变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方式,更加广泛地团结中间群众,避免“民先”成员中的共产党员暴露身份,南方局决定撤销“民先”,并在1939年1月,派人向云南省工委传达。1940年初,联大党组织按照上级指示精神撤销了“民先”。

“民先”撤销后,他们又成立了一个新的秘密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简称“社研”),而这个秘密组织的负责人就是刘忠渊。当时,党组织把一部分符合条件的“民先”队员吸收入党,大部分则转入“社研”。“社研”成员分成小组,在联大各党分支或党小组领导下隐蔽活动。刘忠渊直接单线领导全校“社研”各个小组组长,而各小组之间不发生横向联系。工学院的“社研”在学校公开成立了社团“引擎社”,课余组织大家秘密学习唯物辩证法和中国革命的基本知识,介绍我党在冀中领导游击战争的情况和讲述铁道游击队的故事。“社研”小组出版综合性的壁报《引擎》,两周出版一次。壁报还约请“社研”外的同学写稿,介绍外国进步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发表在《密勒氏评论周报》上揭露国民党军张荫梧部在河北对抗日的八路军搞摩擦真相的通讯,曾在工学院引起关注和轰动。“引擎社”经常根据同学们的思想情况,研究如何活动,逐步成为团结工学院进步同学的核心。“社研”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组织发动群众,与“三青团”作斗争,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当时联大党组织发展党员,多从“社研”中选择对象,因此这个组织起到了党训班的作用,成为党的有力助手。

“群社”是西南联大党组织于1938年底,由重庆南渝中学考入西南联大的学生邢福津(1916—2006,1938年入党,后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工人日报社社长、书记)、马杏垣(1919—2001,1938年入党,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名誉所长,中科院院士)、孙方等发起,在袁永熙、古念良、金逊(1918—2001,1939年入党,后任江苏省副省长等职)、刘忠渊、力易周等人大力支持下建立的公开的第一个学生社团。这年秋天开学后,很多党员和进步青年考入西南联大,由于学校仓促迁来,教学、行政、后勤等工作都没有就绪,同学们在学习、生活、文娱活动等方面有不少困难,感到单调苦闷。为打破学校的沉闷空气,邢福津、马杏垣、孙方等4个地下党员商议建立一个学生社团开展有益活动,于是他们联络20多个同学共同作为发起人,公开贴出“组建学生团体征求同学报名参加的启示”,阐明了团体的宗旨即是:联络感情、增进友谊、举行时事报告和学术报告,开展文娱体育活动等。他们在商议成立这个社团时,邢福津就和袁永熙进行了沟通,得到力易周、袁永熙、古念良、金逊、刘忠渊等人大力支持,启示刚一贴出,力易周他们除自己外并发动其他“民先”队员积极报名参加。仅半个月时间,就有四五十人报名。1938年底,召开成立大会,经讨论,定名为“群社”,选举社长、组成干事会,议定章程。

“群社”先后聘请曾昭伦、余冠英、吴晓铃先生为导师,向训导处登记,取得公开合法地位。“群社”下设学术、康乐、时事、服务、文艺、壁报、歌咏等股,后来又成立了“群声歌咏队”。“群社”建立之后,西南联大学生又建立了许多其他社团,“群社”以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活动为亮点,成为西南联大前期校内外影响最大的进步学生社团。

“群社”在党组织领导下开展一般性的活动,党组织和“民先”(特别是“民先”撤销建立“社研”后)不能公开出面的场合,都通过“群社”进行或联合其他社团共同行动。刘忠渊在“群社”主要负责社会服务组工作。当时联大刚迁来,百事待建,师生生活艰苦,他便从改善福利入手,协助学校办好伙食,推选伙委会以改善食堂管理,使学生生活有较大改观,取得大家信任,逐渐在同学中树立了威望,团结了一批进步学生,也壮大了“群社”。

“群社”主办了群社机关报《群声》、文艺刊物《腊月》、画刊《热风》、壁报《书评》这几类刊物,丰富了联大学生的课余生活,一改学校以往死气沉沉的气氛。刘忠渊在这些刊物中用刘尚、刘善之的笔名撰写文章,参与编写墙报。他与金逊、冯契(1918—1988,1938年入党,新中国成立时在复旦大学任教,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马杏垣,四人自己戏称为“福禄寿喜”四君子,合作主办《群声》《腊月》《热风》。《热风》其实是为冷嘲热讽之意。这些都是联大各社团所办刊物中最有影响的,深受同学们喜爱。他们巧妙地宣传进步思想和革命主张,用鲁迅写杂文的笔调撰写小品文,发表在这些刊物上,讽刺、回击校内国民党三青团对共产党主张的攻击。

刘忠渊在文学院的基础课班上有三个姓刘的同学,大的叫刘时平(1915—1999,1937年入党,曾任解放日报、人民日报高级记者,被誉为“大智大勇传奇记者”),刘**(已无法查清姓名身世)为刘二,刘忠渊为刘三,认识的同学都亲切地分别叫他们大刘、刘二、刘三。他们三个人志同道合,耍得特别好,他们带动着班内、文学院进步青年,开展有益的活动,活跃了同学们学习求知探讨的氛围,所以这三刘在文学院里也有很高的知名度。

1939年春,大哥刘忠敏在昆明空军军官学校当飞行教官,得知刘忠渊已转学在西南联大读书,便抽时间到学校看他,结果是在学校的图书馆找到。大哥问他:“你在成都读得好好的,离家也很近,想要什么也很方便,为什么舍近求远跑到这里来”?他敷衍大哥说:“我对农业不感兴趣,西南联大汇集了全国最有名的学校和专家教授,转学改系对我来说更有前途”。哥哥见他学习很用功,而且同学们也很尊重敬佩他,知道他是读书的好料,也就没有再说什么。哥哥问他业余生活的事,他只说:我要好好读书,学成了找个好职业,只字不提参加共产党和领导进步组织的事,大哥也深信不疑,放心地离开。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第二次掀起反共高潮。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康泽亲到昆明,阴谋破坏云南地下党,策划逮捕屠杀联大共产党员。已打入敌人内部的王亚文,迅速将此消息秘密传至中共南方局。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中共云南省委遵照党中央“长期埋伏,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和“勤学、勤业、勤交友”“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三勤三化”工作指示,决定由省青委书记、直接领导着联大总支的杨天华负责,迅速将百余名估计已暴露的共产党员和部分进步青年骨干,分批安全疏散到一些专县,以教师、职员等公开身份进行隐蔽。

刘忠渊因在市内和校内活动中露面多,被列为重点疏散对象之一。1941年春,袁永熙、周天行、麻成瓒、刘忠渊、邢福津、陈琏、孙仲宇等9人奉令撤离西南联大,疏散隐蔽到个旧地区,建立了个旧地区党组织,袁永熙任书记、周天行(1920—1992,广东开平人,新中国成立后任开平县人民政府县长、全国文改会语文出版社总编辑、广东科委顾问等职)、孙仲宇为委员。他们采取单线联系方式,分别和疏散到个旧、元江、蒙自、建水、墨江等地隐蔽的党员和原有的部分党员进行联系,传达上级指示,安排部署工作。刘忠渊、麻成瓒(1917—?,1941年入党,后任河南大学老干部处处长)两人疏散到建水县立师范学校任教,隐蔽开展活动。

1941年,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公仆先生到建水县立简易师范学校演讲,与教师合影(左起:刘宝煊、刘忠渊、张曼筠、李公仆、方仲伯、麻成瓒、王文杰)

建水县立师范学校于1938年开办,校长刘宝煊,建水西庄新房人,早年两度赴日本留学,受到党的思想熏陶,倾向革命,参加了云南旅外学生革命组织“新滇社”,1935年回国。入党前,一直和党保持着政治联系。

刘忠渊、麻成瓒疏散到师范学校不久,曾在延安“抗大”学习过的方仲伯党员到校任教。1942年春,为摆脱国民党当地政府对学校的控制,在教学、行政管理、教师聘任方面有更大自主权,刘忠渊、麻成瓒、方仲伯按照党的指示,利用刘宝煊在当地的影响,密切配合、协助支持他动员地方工商业资本家积极资助办学,成功将县立师范学校改为私立建民中学,校务主任、训育主任,都由方仲伯等党员担任,建民中学校董会也成了党开展统战工作的一种组织形式,取得了建水大部分和个旧、昆明部分社会上层中有实力、有影响人物的支持,党组织由此架起统战工作桥梁,党的工作得到掩护和支持。此后又有一大批联大党员、境外回国及各地暴露身份的党员和进步革命分子数十人转移到建民中学任教。虽然根据当时的组织原则,他们相互之间没有组织联系,但彼此间默契配合,因此,党组织实际上掌握了这个学校,并使之成为滇南地区培养干部、积蓄力量的一个重要据点。这也是云南党组织恢复后,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滇南地区开辟最早、持续最久、作用很大的重要阵地。

1941年12月,建水县立师范学校二班师生合影(前排左三为刘忠渊)

当时疏散转移的联大地下党员还有杨天华、吴显钺(1917—1978,四川岳池人,1937年入党,1946年调重庆。任华蓥山川东第五纵队工委委员,参加过武装斗争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重庆市税务局、重庆市计委等部门工作)、霄荻(1920—2009,曾任羊城晚报记者、编辑,著名杂文学家、剧评家)、戴冷生、陈京让等,在这段时间,他们相互关心,相互鼓励,更加深了革命感情。袁永熙、陈琏熟识相恋;疏散到石屏的刘时平曾因两地相邻不远,专程去建水看望刘忠渊、麻成瓒。此后,由于形势变化,许多同志又陆续转移他处隐蔽工作,相互之间又失去联系。

刘忠渊隐蔽几年中,家人不知音信,委托大哥去联大找他,结果找了几次都没有找着,不知去向,只听说他和另一个同学与一个左倾教授交往甚密,后来教授被人暗杀,他俩害怕,躲到哪个偏僻的地方去了,人应该还安全,只可惜荒废了学业。其实这些都是不确实的道听途说,那个时期没有左倾教授被暗杀,是党组织为应对可能发生危险局面秘密而果断采取的应变措施,因为党组织各种保密工作做得牢靠,一条线上的党员都是单线联系,党外人士当然不可能得到真实情况,更何况这个时候,这个大哥还是国民党的军官。

1944年初,上级地下党传来指示:联大被疏散党员及骨干可离开隐蔽地,也可以回内地上学或谋职,相机进入当地党组织,继续为党工作。为了个人及这时候新一届联大地下党组织安全,不得擅自回联大复课,不得回校随便找党联系进线,不得与不相识的人发生组织上的关系。党员转地不转党。得到这个指示后不久,麻成瓒就对刘忠渊说:“我想回河南老家,父亲正在生病需要照顾,可到开封择机继续上学,听说那一带也有地下党活动,希望通过组织和那里的党接上联系”。刘忠渊听后高兴地说:“很好啊!”麻成瓒表示:“没筹到路费,还回不去。”刘忠渊当时就把跟家里要来自己的路费给了他。麻成瓒问:“那你路费怎么办?”刘忠渊说:“我没有你那里条件好,我去哪里还没定,钱你先拿去早回,我决定后再想办法。”这样,麻成瓒很快就回到了河南老家。

麻成瓒走后,刘忠渊也就离开建水,来到重庆沙坪坝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哲学系,一边学习,一边设法寻找党组织。这时的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党的组织更加隐秘,一时难与组织接上联系,他只有在学校用心读书,等待时机。他的二哥刘忠慤在重庆的内河公司已站稳脚跟,发展还不错,这样离散多年的两兄弟,又才得以一见。在学校,哥哥见他衣服破旧,便给钱要他买一套新衣服。隔一星期见他,还是那身破衣服,问他钱到那去了,他说买了一部佛经研究,大家又气又好笑,以后只好买了给他穿。

1945年,考入空军参谋学校学习的大哥刘忠敏深造毕业,不久升职为空军少校,就在抗战胜利后的9月中旬,被分配到设在重庆白市驿的空军第一司令部第二科任科长,管理场站、地面运输、营缮工程、军械弹药油料等。未几,母亲也来到重庆二哥处帮带小孩,于是一家人有了个小小的团聚。

在此,二哥刘忠慤给大哥讲了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可见小弟刘忠渊学习的用功与专一:刘忠渊在重庆中央大学图书馆去看书,他经常看那一本被低年级的一位女同学借去看了,他们素不相识,却去质问人家:“我看的书,你为什么要看?”面对他的无理责问,这位女同学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问他读到哪里了?于是两人饶有趣味地把书里的问题拿来讨论,言又未尽,相约改日再谈。周末回家,他在夜里还写了好几张纸的心得体会给她。二哥十分好奇,便问他写给哪个的?他说是一位女同学。二哥欣喜,以为他是谈恋爱写情书,便关切地问他是哪里人?姓甚名谁?快带来家里坐坐。刘忠渊不以为然地说:“我们只是在图书馆看书、讨论问题,没有谈其他的,彼此认识不深,还不知道她的姓名,也没有问过她是哪里人,不好邀约人家来玩。”像他们这种情形,在年轻男女中是很少见的,哥哥感叹地说:也只有学哲学的人,才会如此与众不同。

在家人眼里,刘忠渊一直在勤奋读书。其实他在读书的同时,还在一心寻找党组织。1946年春,刘忠渊在《新华日报》上“嗅”到一条线上的老同学徐树仁的信息,果然在新华日报社找到在这里工作的徐树仁。他要老同学帮他找党,接上党的关系,并帮他找工作。当时徐树仁虽然在党报工作,却还没有接上党的关系,于是就把他介绍到《新华日报》副刊编辑部青年组与他一起疏散过的周天行那里。遗憾的是,刘忠渊找周天行这个经历,今天已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考证。再有,他们一条线的西南联大同学吴显钺(1978年去世)当时正在华蓥山川东第五纵队任工委委员,是否周天行(1992年去世)又介绍他去找吴显钺也不得而知。这两位关键人都在刘忠渊的后人寻访他们时相继去世,他们在世时都未提及此事。长期与吴显钺在一起的霄荻推测说:那时刘忠渊可能去华蓥山找过吴显钺帮他寻找组织,结果难料。

1946年11月,中央大学迁回南京,刘忠渊亦随之迁回南京继续学业。就在返校读书过程中,他又有一件有趣的故事留给了他的哥哥,这是他与二个哥哥以后见面时说出来的,堪比谍战片里追踪与反追踪的精彩情节,只是个中缘由他有所隐瞒:

在抗战胜利后,中央大学复校南京,刘忠渊只身坐船东下,二哥刘忠慤怕他出意外,特意委托船上工作的朋友代为照顾。船到汉口,将上下货物和旅客,刘忠渊突然想起有位朋友在武汉大学,便借此机会去拜访,没有问清停靠多久,何时开船,便贸然下船,坐渡轮过江到了武昌。一打听,武汉大学还远。一想既然过了江,机会难得,遂雇了一辆黄包车来到珞珈山下的武大,朋友找着,吃了午饭方返回汉口。到码头一看,船已不在,赶忙沿江下游去找,一直找到最后的码头,哪有船的影子,便着急地在码头徘徊,东张西望,遂引起人家注意和怀疑。他自己心虚,知道有人注意他,便到市区一家理发店借机躲避。刚一坐下,注意他的人也跟了进来,他一看,头也未理,拔腿就跑,这个人也跟了出来,弄得理发店的人莫名其妙。跑到江边,正好有一小船,他将小船叫住,要船夫渡他过江。他们刚一离岸,跟来的人也到江边,说也要过江。船夫正要靠岸,他赶忙对船夫说:“这是个坏人要追杀我,我多给你钱,快渡我过去!”船夫看他是个学生,相信他的话,便渡他一个人到了对岸。

这里已在郊外,便向有人的地方走去,在一个树林里休息了一阵继续前行,看看天色已晚,找到一个小庙借宿,正好有一个和尚和一位先生在讨论佛经上的问题,他便加入讨论。他的佛学知识比这两位高明得多,和尚很是佩服,看他这么年轻,懂得如此之深,便奇怪为何来到这里。他便把发生的事情一一说明,表明是中央大学的学生。和尚安慰他说:“不碍事,在此住一宿,明天去赶船,天天都有去南京的船。”又招待了晚饭还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向和尚告别,跟踪的人也来到庙里,仔细一看,刘忠渊不是他要追踪的人,就抱怨地对他说:“你看到我,为什么要跑,害得我找你半天!”他笑着答:“你追我呢我不跑,我以为你是坏人呢!”遂将返校读书、访友误船与之相告,那人哈哈一笑,反倒叮嘱他“一人出门在外,处处要小心”,最后各自走路。

故事确实曲折有趣,以致几十年后大哥都还清晰地记得,只是哥哥们一直都不知道他是地下党,况且当时的背景是国共内战已经爆发,国民党军队占据绝对优势,国统区的地下党活动更加隐秘。而他在离校之前又还去寻找过党组织,所以,当他感觉到危险,不得不警觉起来,演绎了这场人生中的“追逃大戏”。

1947年,刘忠渊本届学业结束。当时国民政府正在台湾开展去殖民化教育运动,为了解决教师仍不敷用的困难,国民政府向台湾和大陆公开招聘大量教师。刘忠渊因为一时找不到组织,而此时的二哥也在台湾高雄从事船运,于是他来到台湾想在彰化女中教书,先找到工作稳定下来再说,没想学校需要大学文凭登记,而他还有二科学分未修满,文凭被扣留中央大学,这个书也就教不成了。二哥知道详情后很是不满,逼他回到学校补完学分再来台湾。于是他在1948年夏天回到中央大学补修学分。大哥出差到南京又去看他,在学校图书馆找到,知道在他补修学分的同时,还在附近晏阳初兴办的乡村师范学校教书以资生活所需。其时,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1948年秋至1949年1月31日,三大战役取得胜利,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国民党政府已摇摇欲坠。在此情况下,国民党一面提出和谈、妄想划江而治,一面对其统治区的进步力量和地下党组织进行疯狂的镇压和破坏。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当时南京中央大学学生联合宁、沪、苏、杭各校学生,举行了一系列反内战反饥饿游行请愿活动,与军警发生严重流血冲突,受伤、逮捕的大都是热血学生。1949年4月1日,中央大学学生组织的“应变、护校、迎解放”活动又遭到军警镇压。1949年春,大哥见淞沪形势十分紧张,借机又去南京找弟弟却没有找到,不知去向。此时的刘忠渊去了哪里,确实成了个谜。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5月27日,占领上海。在此前后,解放军分路继续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胜利大进军,解放广大国土。就在上海宣告解放后不久,在南京不知去向的刘忠渊出现了,头部受伤、神志恍惚的他来到上海复旦大学,找到了老同学、老战友冯契教授和夫人赵芳瑛二人,说从什么地方来,有人追杀他。当时,像他们这样为党工作、围绕在党周围的同志们都沉浸在解放的喜悦中,而他却全然感受不到,俩夫妇很为他难过,见他满身被蚊子咬伤,便送一床蚊帐给他,他却抱着满城跑。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冯契的工作也很忙碌,没有时间照顾他,于是将他送到无锡时任苏南行署工商局长的金逊那里,委托金逊找个地方让他休养一阵子。当时金逊没有安家,住在单位里,便给他找了一间房子住下。他不去伙食团,自己煮起吃。与他交流,他已记不清过去的事情,语无伦次,答非所问。请医生给他看,他说他没有病。当时无锡没有治疗精神方面的医院,在那里住了一个月,便派人将他送到金逊所认识的老同事陈松涛负责的大丰县国营农场。那里空气好,还可以劳动,缓解他的心情。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他自己到了他介绍入党的在镇江任专员的刘烈人(后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那里,住了不久又走了。

由于刘忠渊的病情时好时坏,没有能力工作,他的这些同学、同事都刚参加政权更替的接管工作,千头万绪,工资也很低,没有时间和能力照顾他,认为还是让他回到家乡父母身边生活更为妥当,于是在1950年初,金逊写信给在上海工作、曾是西南联大师范体育系的同学曹学源,请他接待并资助刘忠渊回四川老家。刘忠渊到上海后,见到了曹学源,这是西南联大分手后俩同学的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曹学源细心照料并赠送衣物和路上的费用,委托两位回四川的善良老乡把他带回了中江。

1951年,力易周随领导到成都接管华西大学,顺道参加川西土改工作,住在华西大学教工宿舍。当时《四川日报》刊登了接管华西大学的消息,消息里提到了力易周的名字。刘忠渊看到这个消息后,经过“抗争”,终于在一个傍晚,在成都华西大学教工宿舍找到了分别多年的革命战友力易周。力易周在西南联大疏散时与刘忠渊分手,原准备去苏北解放区受阻,转到北平与地下党取得联系。这次见到他自然十分欣喜,一起共进晚餐,交流中才发现他有些语无伦次,精神有些不正常。因为晚间力易周有会议参加,部署“三反五反”的工作,公务要紧,就把他送到大门口,从此再也没有了联系。这也是刘忠渊患病后见到的最后一位知道他身世的革命同事。

就这样,刘忠渊回到了家中,从此再也没有外出过,这或许是他冥冥中觉得,见到了自己的革命同志,完成了某个革命使命。但他的思想意识一直停留在大后方地下党人从事绝密工作、秘密寻找组织的紧张状态中,对任何人都没有提起过他地下党员的身份,保守着党的秘密,实在憋不住了,说的也是他刻意加了密的令人茫然的“胡话”或“疯话”。60多年后,谜底终于解开,原来这些“胡话”“疯话”,正是他从事地下党工作的革命经历或革命目标,让今天的我们知道,在四川省中江县,还有一位战斗在北京崇德中学、参与组织过“一二九”运动、成都中央大学、昆明西南联大等高校的中共地下党员。

刘忠渊的一生,短暂而又辉煌,他把一生都献给了党。他们参加革命,从没有向组织伸手要过一分钱,没有想过什么高官厚禄、名声荣誉,为的是理想信念,为的是实现民族独立、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他忠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完成党的工作。在他患病的潜意识里,他都还在努力寻找组织、保守党的秘密,以至于他光辉的一生会埋没这么多年。

古人云:天下至德,莫大乎忠。人之忠也,犹鱼之有渊。刘忠渊对党组织的忠诚、对理想信念的坚守,正如他的名字。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只要我们记着他,他便活着。战斗在高校的地下党员刘忠渊永垂不朽!

后 记

我一直致力收集整理撰写中江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作出的卓越贡献,记录他们在中华民族面临亡种亡国的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愤然而战的伟大壮举,讴歌他们忍辱负重、共赴国难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不知道的是,我撰写的《图说中江人民的抗战》一文提到的中央航校六期毕业,淞沪会战中驾机夜袭日军阵地的唯一一位中江籍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刘忠敏,就是我初中班主任老师陈茂清的舅舅,而他的幺舅舅刘忠渊居然是1936年在北京读高中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战斗在大后方高校里的中共地下党员。在风云巨变的大革命时代,一个家庭里出现两个敌对阵营的成员的故事,没想在我们身边发生。而刘忠渊共产党员的身份及经历,在他去世几十年后,在其外甥女陈宛清二十年不懈努力下,才在断断续续的线索中基本厘清。诚惶诚恐接过老师提供的资料,查阅无数典籍及网上信息,花费半年多时间,终于完成这篇追忆怀念文章。

这篇文章我写得很艰难,四本不同地方的党史资料及其他相关材料对刘忠渊的记录是零散的,几十封老地下党员的书信回忆,或许是他们年事已高的缘故,书信里有的时间、事件、组织名称、地点与史料或网上刊载的文章不吻合,有些地方甚至是矛盾的,还有些老同志的笔迹难以辨识,更增加了我记述的难度,不得不借助各种方法予以核对、反复推敲。我记叙的事例总是有书为证,尽量不用可能、也许来揣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最终完成本文,也算是给党的一个献礼,给默默逝去的地下共产党员刘忠渊的一个祭奠。

在此感谢老师陈茂清、陈宛清及其兄妹对我的信任。因资料和线索有限,刘忠渊在重庆寻找地下党一些细节、在南京中央大学时为何受伤一时无法厘清,相信有一天会水落石出。

撰写此文参考书籍及资料:《北京31中校史》《战斗在北大的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成都历史》、云南《中共西南联大地下组织和群众革命活动简史》、云南《建水党史资料选集》、云南《红河州党史大事记》、刘忠敏自述《物换星移八轶秋》、《中江县志》《中江史话》《铁血雄兵川军团·巴蜀争雄》、32位当年刘忠渊的同学及老党员的往来书信、网络有关党史回忆文章若干。

(全文完)

作者简介

赖天国,男,1964年2月生。四川省中江县住建局工作人员,中江县政协文史委特约通讯员,中江县历史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巴蜀抗战历史文化研究院研究员。2014年至今,在地方文史资料选辑、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文集、《德阳日报》发表抗战历史研究文章十余篇。2021年11月,两篇抗战历史文章被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主编的《四川抗战历史文献》收录并出版。

扩展阅读

隐秘而忠诚 为信仰献身

——记地下共产党人刘忠渊

陈宛清

收集小舅刘忠渊的资料并写简历,刚开始是为母亲1972年后的嘱托;1950年至1954年小舅还在时,我们去外婆家,每喊一声小舅,他那开心的笑。他是很喜欢我们这些小辈的。

直到1997年,笔者出差昆明,参加中国自动化学会技术交流会,放弃与会者旅游一天之机,到昆明西南联大纪念馆参观采访,得到纪念馆中王云前辈、角老师等工作人员,以及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魏先忠的亲切、热情、倾力相助。根据他们的推荐,笔者访问了同期曾在云南省工委工作的唐登岷(退休前任昆明工学院院长、党委书记)。收获颇丰,后悔来晚!

在他们帮助下,买到了《战斗在北大的共产党人》等4本党史书2套,分寄中江母亲、笔者所在地湖北荆门两处。这些书是在1982年至1992年期间,在中共中央“处理中共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两个文件指导下,中共中央组织部牵头,召集当时健在的分散在全国的老地下党前辈,回忆他们参加工作时的革命经历,并设专班收集整理编写的。这4本党史书分别为:《战斗在北大的共产党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6月版;《中共西南联大地下组织和群众革命活动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中共红河州党史大事记》,云南民族印刷厂1993年6月版;《建水党史资料选集》,建水县印刷厂1991年1月版。在小舅去世近40年缺席的情况下,出版的这4本书中,提到刘忠渊名字及他在党组织任职和活动的简单记载,有22处。

也是在他们帮助下,从西南联大联谊会名册中,查到刘忠渊相关战友的姓名、地址、电话。根据书中提供的线索,笔者对相关42位前辈发出调查信,其中32位有回信,与15位又有电话询访,对8位前辈进行了家访。笔者为这些前辈们回信、通话或当面采访中,满身透出的革命气息和精神所感动,为他们对小舅的亲切、肯定和赞扬而感动!是他们让我清醒应该达到的目的,不能只是对母亲等亲人一个交待,而是根据地下党党史的属地化管理原则,把刘忠渊写进家乡中江县党史、四川省党史中,可能的话至列入革命英名录中。这又增添了他战友的嘱托。

这群20世纪80年代先后离休的地下党老革命,笔者采访时他们已80岁左右,后来才知他们的身份,竟是部级、副部级、著名大报资深记者编辑、中科院老院士、著名大学领导和教授……他们提供的信息资料应当是可靠可信的。

再就是亲人们的回忆,包括大舅刘忠敏回忆录中有关弟弟刘忠渊的章节,刘忠渊父母在世时不经意中说过的事,刘忠渊二姐知道他是地下党员后的回忆,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侄辈们对他耳闻目睹的记忆。

笔者根据上述三大类资料内容,梳理出刘忠渊的革命简历2000年版。他的党内战友、身边同志得到这份资料时都很受感动,认为内容都很真实可靠,表示将保存忠渊这份珍贵的简历,作为永久纪念。对他受伤和去世十分难过。

母亲说:这么多资料证明你们小舅不是瞎混一生,而是在地下党领导下,冒那么多危险,抗日救国,为民为国的一生。

在庆祝建党100周年活动中,我们从媒体上学习到更多地下党党史知识和在凶险环境中艰苦奋斗的实况,了解到许多重大事件的详情。在电视连续剧中,看到国民党特务军警,用大棒、军棍围殴乱打,游行队伍中有人应声倒下、流血,我们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有游行队伍中的战友,将受伤者送入医院。也是在庆祝建党100周年活动期间,在网上看到有刘忠渊名字的纪念文章,当有意搜索“中共地下党人刘忠渊”,在刘忠渊亲近的、曾给笔者来信的革命战友纪念文章中,以及他参加过的革命活动纪念文章中,都提到刘忠渊的名字。这激发了我们再次不断收集、补充、完善刘忠渊简历的冲动,从而整理了2021年版本。

因我们个体党史知识和能力有限,而刘忠渊的革命战友大多已仙逝,健在的也百岁有余。我们将他的简历及依据资料再次补充公布出来,希得到各级党组织及党史专家们的帮助、指正和补充。

天下之德,莫过于忠。人之忠也,犹鱼之有渊。刘忠渊对党组织的忠诚,对理想信仰的坚守,正如他的名字。有的人活着,他是那么渺小;有的人已逝去,他却那么伟大。古今多少事被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但历史的长河,不应淹没历史沉淀的精华和推动历史发展的先锋、英雄和精神。

〔本文执笔:陈宛清(原中国石化集团荆门石油化工总厂设计院高级工程师,政协湖北荆门市第四届委员、第五届常委),校对:陈芃清、陈茂清、陈泽、陈瑞生,5人皆为刘忠渊亲外侄〕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赖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