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忠渊

“一二九”运动参加者和组织者

战斗在中央大学西南联大等高校的

中江籍地下党员(上)

赖天国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许多老党员、老干部追忆革命历程、怀念革命战友的文章纷纷见诸新闻媒体。在多篇不同地方的党史及回忆文章中,有一个四川中江人多次被提及,特别有一篇怀念北平、天津南方局系统地下党负责人袁永熙的文章也提到了他。

青年时代的刘忠渊

说起袁永熙,也许没有多少人知道,但说起陈布雷可就知名度太高了,那可是民国时期响当当的人物:陈布雷,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总统府国策主任顾问,蒋介石特别器重的高级幕僚,被誉为国民党“领袖文胆”“总裁智囊”和“国民党第一支笔”。而袁永熙就是他的幺女婿,幺女儿陈琏居然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秘密渗透成为国民党高级要员身边的卧底,为党提供重要情报、发展高级要员的亲属成为中共地下党员为党工作,正是中国共产党最终战胜国民党的重要因素之一。

袁永熙成为陈布雷家中的女婿,蒋介石所倚重的高级幕僚的女儿是中共地下党员,是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阶段无数谍战成功的事例之一。而袁永熙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就是前述多篇文章所提及,一直不为家人、世人所知晓的,“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和组织者,战斗在中央大学、西南联大等高校的中共地下党员,四川省中江县大南街人刘忠渊。

1950年初,新中国刚建立,四川省也刚好宣告解放,人民政权尚未巩固,一切都还百废待兴。这年上半年,中江县大南街刘月根那在外读了十年大学的幺儿刘忠渊在路人陪伴下精神萎靡地回到了家中。不久,邻居们惊讶地发现,曾精明聪慧、生性活泼、读书了得的刘忠渊成了一个喜怒无常、言行古怪的人。他回来时刚好31岁,个子一米七左右,干筋筋的,留着一个偏分发型,前额有一块明显的伤痕,伤疤覆盖着骨缝。他情绪激动时,蒙着骨缝的皮肤一闪一闪地跳动。安静时,独自一人拿着笔不停地在纸上写着什么,觉得不满意挼了又写,写了又挼,废纸丢了一地。有时,又在院子里疾步快走打转转,又或蜷缩在屋角惊恐四下探望,就像有人追打他的样子。问他怎么了?脑壳上的伤是怎么来的?他什么也不说。父母很着急也没有什么办法,那时又没有专门治精神疾病的医院,只有请当时很出名的家门中医刘敬给他治疗,家里给他开小灶补养身体。

刘忠渊有2个姐姐2个哥哥,大姐早年去世,大哥刘忠敏是1934年考入浙江笕桥中央空军学校的四期学员,因两次生病,耽误学业,成为六期毕业的空军飞行员。抗战爆发后第一场大战—淞沪会战时,他就驾驶着轰炸机夜间袭扰日军在上海的阵地,袭扰任务结束,遵命执行各种作战飞行任务。后来又在云南昆明空军军官学校当教官,调离学校后在空军第三路司令部当人事管理干部,抗战胜利前就已被授予空军少校。二哥刘忠慤是北京辅仁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学生,在达县教了一阵书后,应邀到老乡在重庆开办的内河航运公司作总务,在被称之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武汉大撤退”时,响应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卢作孚的号召,竭尽全力将他们公司的船只全部投入了抢运战备物资到大后方重庆的行动。刘忠渊回到中江时,大哥、二哥举家去了台湾,一隔两岸,音信杳无,家里的亲人只有父母和大哥没来得及带走的儿子刘良佐及二姐刘忠桂一家人。

二姐育有5个子女,那时都是在城里小学读书的小学生,放学或晚饭后到外婆家做作业,与小表弟玩耍。第一次见到小舅舅刘忠渊是在一个放学的下午,外婆给孩子们说:“你们的小舅舅回来了,快去屋里见他,你们见到他要行礼哦!”

孩子们按照外婆的叮嘱,给小舅舅鞠躬敬礼。小舅舅一一还礼,还嘱咐孩子们好好读书。孩子们还清晰地记得小舅舅给他们摆故事:有一天月圆的晚上,在后院里,小孩们围着他坐成一圈,听他讲嫦娥下凡之类的神话故事。说着说着,他又讲,有一天,他和几个人在一个三县交界处有吊脚楼的地方开秘密会,也是月亮这么圆的晚上,突然有人报信说:“快跑,坏人持枪来抓我们了!”他们赶忙把文件撕毁丢到厕所里,他跑在最后,坏人已经开始砸门,他慌忙跳窗逃跑。讲到这里,他突然出现恐怖的表情,起身往院子里的桑树林里钻,孩子们吓得莫法,赶紧叫外公外婆来安抚他,把他哄到房间里去休息。

还有两件事情,让孩子们久久难忘。有一天,刘忠渊听到广播里播送毛主席、周总理讲话,他突然嚷着要到北京去找毛主席、周总理,又说受周总理指派,要去接管南京大学,还要去华东局工作,要到华蓥山搞武装斗争。外公外婆搞不懂,认为他又产生什么幻觉了,就把他锁在后院有一架小床的柴房里不要他出来,他在屋里急得狂躁地乱吼。等他不吼了,外婆赶忙叫小孩子们透过门缝看他有没有出什么事。

又有一次,他看到报纸后,非要外公给他5万元钱(相当于后来的五元)去成都见哪个重要人物,问他,啥也不说,反正必须出去这一趟。外公怕他外出发生什么意外,就没有答应,他就绝食抗议。外公看他情绪平静点了,刘忠渊又和颜悦色地保证3天就回来,便答应了他的要求。三天之内,刘忠渊按约回到了家,但从此就郁郁寡欢,茶饭不思,身体慢慢垮下去。1954年,刘忠渊在忧郁中去世,那年他35岁,葬在东门外拱桥边的花果山。

一个聪明好学有知识的文化人,怎么会变成一个行为诡异的疯子?刘忠渊去世后,一度成为邻居们的热门话题。随着时光流逝,一切都趋于平静,他也无人再次提及。

时间到了1972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在火热地进行中,刘忠渊的父母已相继去世。突然有一天,有两个从云南过来的外调人员,来到中江县寻找刘忠渊,说要落实云南两名地方专员级领导干部的党籍问题。这两名专员入党是西南联大疏散下来的四川中江籍地下党员刘忠渊介绍的。参加接待的是邻居和其他亲友,他们告诉外调人员,刘忠渊已去世18年,父母都不在人世了,并把听到的一些刘忠渊的“胡言乱语”告诉了外调人员。外调人员记录后就离开了中江。

当时,刘忠渊二姐刘忠桂在中江县太和乡下教书,那无法逃避的“海外关系”,正严重影响着他们一家的工作和生活。到学生放暑假回来时,才听说云南外调人员来中江找刘忠渊的事。这时,二姐才晓得幺兄弟居然是中共地下党员。由此推断,他的受伤患病,肯定与他从事地下党的活动有关!

由于外调人员没有留下姓名、地址和两位专员的信息,刘忠渊是地下党员的身份也没有哪个确认,身处逆境的二姐只能悄悄对子女们说,今后有机会了,你们一定要好好捋捋小舅舅的事情,让他的事迹昭告世人,以告慰小舅舅英年早逝、无儿无女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的在天之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进行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两岸关系开始和解,各项事业蓬勃发展。1991年12月,阔别家乡近半个世纪的大哥刘忠敏终于回到中江,见到了唯一健在的妹妹及其家人。千言万语,道不尽骨肉相思之苦,谈及幺弟刘忠渊是西南联大里的地下党员、回家时精神错乱、英年早逝时,刘忠敏惊愕不已。因为在幺弟十年的大学读书期间,大哥、二哥都很关心他,有机会就会去看他,不论是抗战时成都读大学、昆明读大学、重庆读大学、还是抗战后的1948年在南京中央大学补修学分期间,见面时还要亲热地交流摆谈,时不时还保持着书信联系,从来都没有发现他是中共地下党的言行举止,也没有发现他有精神方面的问题,身体一直都是好好的。在惊叹弟弟的城府的同时,也为他受伤精神错乱逝去而痛惜。

1992年,刘忠敏陆续写了十年的自传体《物换星移八轶秋》几经修订得以出版,书中记叙了他所知道的小兄弟刘忠渊成长及读书期间的事迹,给后人了解刘忠渊提供了珍贵的信息。

1997年,刘忠桂的女儿陈宛清已快到退休年龄,她利用在昆明出差的机会,特意到小舅舅读过书的西南联大及其纪念馆参观,恰遇昆明大学副校长、参与联大党史编写的1939年入党的老党员王云老师。得知来者是刘忠渊的亲甥女时,王云很是高兴和激动,不仅介绍推荐知晓刘忠渊的老党员老同志给她咨询调查,还将已出版的记载有刘忠渊的几个地方的党史书籍告诉了她,这四本1991年至1994年出版的地方党史,分别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战斗在北大的共产党人》、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西南联大地下组织和群众革命活动简史》《红河州党史大事记》《建水党史资料选集》。得到这些宝贵信息,陈宛清开始了破解小舅舅地下党员经历谜团的艰幸之旅,经3年不懈努力,通过走访、信函、电话往来等方式,她得到32位知情人许多是省部级干部的老前辈的解答。特别是在党的百年华诞期间,许多地方的党史及其怀念革命先烈的文章又多次提及她特别关注急需的信息,高校地下党员刘忠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生的脉络终于清晰起来,他回到中江后的“疯话”和异常举动也终于得到了印证和解读。

1997年,陈宛清女士寻访刘忠渊在西南联大的同学、战友徐树仁的合影

刘忠渊的父亲叫刘月根(1885—1962),满清末年成都铁道学堂(为修建川汉铁路培养土木工程专业人才的学校,唐山铁道学院的前身)第一届学生,1909年学习届满,被分配在川汉铁路湖北秭归和巴东之间做勘测路线的工作。在此期间,他把中江的妻子和大女儿接到秭归共同居住生活。1911年5月,四川爆发保路运动,随之清政府垮台,铁路停办,刘月根凭所学知识和技能,先后在东北、河南、湖北、安徽从事黄河、长江堤防工程测量与修复工作。他与妻子养育的几个子女,除大女儿在中江出生外,其他均在湖北秭归出生。刘忠渊生于1919年阴历二月十九日。刘月根常年在外工作,不便照顾中江的父母和湖北的妻儿,在1922年夏天,将妻儿们由湖北迁回了中江老家,那时,刘忠渊不满4岁。

刘忠渊的爷爷叫刘宇燦,年轻时读书十分用功,因脑膜炎留下耳疾,不得不放弃科举功名。他钻研医书,替人号脉治病,收费全由病人随意,多少不论,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刘聋子医生。有了余钱,他开始振兴家业,将祖上的四十亩田产逐渐购置回来。他心地善良又热衷于公益事业,被推举为慈善会会长。儿孙们迁回老家,刘宇燦十分高兴,按照传统礼仪,让儿孙们在刘家祖宗神位前一一上香祭拜,并按族谱一一取了正式的名字,大女取名忠云,长子取名忠敏,次子名忠悫,次女取名忠桂,幺儿取名忠渊。

他们回到四川时,中国正处于风云激荡的历史大变革时期。袁世凯违背《临时约法》,破坏共和体制,企图恢复帝制,实行独裁统治,遭到全国反对。袁世凯猝逝后,控制中央政权占据广大北方地区的北洋军阀分化为直系、皖系、奉系三大派系,他们彼此争夺中央政权,不断发生政争和混战。在南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党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建立军政府,进行护法战争和北伐战争。其他各地大小军阀在这两大政治力量之间见风使舵图发展。

刘忠渊他们回到中江,正是四川军阀混战的防区制时期。为争霸四川,各路军阀勾心斗角,在各自防区内提取粮饷,还干预政事,委任官吏,预征赋税,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大小混战共发生四百七十多次,直到1933年刘湘打败幺爸刘文辉成为四川最后的老大,混战才结束。他们回到中江的第二年,就遇到一次军阀混战,而且还有十分惊险的遭遇。

当时的中江处于军阀赖心辉的防区,县城驻防着他的一个骑兵团。1923年2月,第三师邓锡侯不满第三军“川军总司令兼代四川省长”刘成勋抛出的“今后川军以师为最高单位,军长职衔予以废除”旨在限制打压异己的“废除军长制”议案,联合第七师陈国栋、二十一师田颂尧向刘成勋的第三军及其“盟友”但懋辛的第一军、赖心辉的边防军发起战争。战火又燃及中江,川军混战史上称这次争战叫“三军打三师”,中江人称烧到家乡的兵燹叫“三、七、二十一打中江”。向中江发起进攻的是田颂尧的二十一师之一部,骑兵团和县知事谭毅武指挥团练及青壮年2000余人据险防守。3月14日午夜,中江战事爆发,枪炮声、喊杀声震天动地,经一天激战,双方伤亡惨重,田部组成敢死队轮番攻击,一线守军力弱难支,退入县城企图据守待援,怎奈田部攻势凶猛,不久攻垮西门城墙,入城扩大战果,结果守军团长被俘、知事化装潜逃,散兵及民团四下逃散。战事开始,城中百姓还带着大点的小孩在城墙上观战看热闹,哪知枪炮一响,血肉横飞,吓得家家户户关门闭户,再不出门,蜷缩在家,大气都不敢出。

刘宇燦一家老小同样经过了恐怖激战的两三天时间。破城之后,田部士兵以清剿残敌为由,破门入户实施抢窃财物之实。有两名持枪的士兵凶神恶煞地敲开刘家医馆紧闭的大门,走到房间屋里到处翻腾。当时,家眷齐聚在婆婆房间里躲避,母亲紧紧抱着已经知事的刘忠渊坐在床边,心中默念祷告。刘宇燦则坐在门口的马架椅上,大家都屏息以待,惶恐不安。枪兵进得房间来,掀开床上的被盖,发现刘忠敏等吓得瑟瑟发抖的几个人,便一个个喊下床,见是小孩未以理会。其中一个枪兵看见橱柜上有一口小闹钟,想抢起走,拿起来摇摇,发现是烂的又放下。看看没什么可抢之物,便喝斥刘宇燦站起来准备搜身。老先生耳聋脾气又犟,就这么横起,一个士兵便端枪比起刺刀准备挑开衣襟。就在这时,突然有个军官进屋来边走边喊:刘先生!刘先生!士兵赶忙收起枪溜到一边。婆婆应声出去,原来门外不远有两个伤兵倒在那里,军官看刘家门开起的,进屋看见墙上治愈病人送来的牌匾上有姓名,便老远打着招呼进来要两床被子处置伤兵。军官接过婆婆交给的被子,客气地道谢而去。两个枪兵以为军官与刘医生有旧情,赶忙悄悄溜了出去。更惊险的是,孩子们的婶娘有个弟弟,是龙台调进城来守城的民团队员,打散后带枪跑到刘家躲避。婶娘也没有给家人说,悄悄将他藏在后院,由于匆忙,制服没有脱,枪也没有藏好,幸好枪兵没有进后院去搜,军官也来得及时,才没有被发现。若是发现窝藏敌人,不死也得脱层皮!弟弟在刘家躲了两天,平静后方才化装跑回龙台。

打了胜仗,军阀们放纵士兵奸淫掠夺,祸害百姓,一来算是给士兵一点奖励,二来给百姓一点威风,好搜刮民脂民膏。为了早结束这个灾难,第二天地方士绅赶忙出面和军阀谈条件,筹送若干大洋作为劳军。军阀收到挨家挨户摊派来的大洋后,方才下令士兵停止作恶。不久,赖心辉的军队又打回来,百姓又被摊派一次劳军,人们苦不堪言。这些军队哪里谈得上保境安民,简直就是土匪!这次混战,给正在成长的孩子们心里留下深刻印象,以至影响他们的一生,他们在不断思考:为什么会这样?怎么才能不这样?

军阀的争斗还在继续,百姓在苦日子里祈求太平,好到这样的战火再没有烧到中江,百姓的生产生活渐渐得以恢复。刘家有田有业,生活也算过得去。爷爷是开明又有文化的人,对儿孙的管教很严,对娃娃的读书也舍得投入,只要肯学,省上、省外的学校随便读,大的几个孙儿孙女都在成都去读了师范大学的附中或女子师范等高中程度的学校,能干的则继续读书深造。刘忠渊长得乖巧,一问他总是笑眯眯的,深得爷爷喜爱。到了该上学的年龄,已全部实行新式教育了,刘忠渊就没有像他的哥哥姐姐那样先读了私塾再去上小学。在模范小学上学的时段里,擅长国学、诗文的爷爷没有放松对他国文功课的辅导。就在刘忠渊读高小时,学校来了一位新老师,他就是中共中江县第一个党支部书记戴资杰。戴资杰在三台潼属联中高中部师范班毕业后应聘到模范小学当训育主任,在师范班读书时,戴资杰就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利用寒暑假期间回到家乡秘密传播革命思想、发展共产党员。1931年秋,他来到模范小学,以训育主任作掩护,进行地下革命活动,并在这里成立了“中共中江县特别支部”。戴老师来到学校任教时,刘忠渊已12岁,正是勤学好问爱思考的年龄。在此期间,他受到戴资杰等老师反帝反封建革命思想的教育和熏陶,军阀统治下的混乱局面、百姓苦不堪言的现实状况,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便开始在他心里萌芽。刘忠渊在认真读书的同时,积极参加老师们组织的学时事、读书会、火花社等活动,在“五九”国耻纪念日的游行队伍中、在“九一八”周年纪念日大规模抗日救亡活动中,都有他的身影。1934年2月,戴资杰老师因坏人告密被逮捕,受尽酷刑,拒绝出卖组织,被执行枪决,游街示众时,还沿途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他被老师那为理想信念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所感动,同时也暗下决心要向老师一样,为实现崇高的革命理想不惜赴汤蹈火。

1934夏,刘忠渊在县立初中(现中江中学)毕业,便到北平(今北京)去考高中,当时他的二哥刘忠慤考进了北京辅仁大学物理系。他初到北京不久,因骑自行车被不良少年摔倒一足骨折,医好后,所有公立私立高中都招考过了,就等开学。他们有一位在北京教会协和医院工作、当过牧师的隔房幺爸,在教会里有很好的人缘关系,于是就介绍刘忠渊到北京的崇德中学(现北京三十一中学)申请做旁听生,学校不但满口答应,还承诺如果学期考试各科都及格,可升为正式生。崇德中学是北平不错的教会学校,英文程度很高,而他是四川偏远县份初中毕业生,英文程度很差。进校之后读数理化都还差不多,国文超过其他同学,现在唯一的是拼读英文,他曾给大哥说“在头一年之中,翻烂了一本英文字典”,可见他用功之勤。他不烟不酒,既不贪玩,成天手不释卷,都埋在书堆里。第一学期考试各科读及格,升为正式生。

刘忠渊来到学校勤学苦读一年多,认识了高一学生力易周(1910—2012,北京人,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教育部工作,后在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顾问岗位上离休)、孙道临(电影表演艺术家)、朱迈先、陶声重及高二的徐树仁(1918—2015,东莞人,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机械学院教授),由于对文学有共同的爱好,他们组成了读书会。当时正值民族灾难日益深重,读书会迅速跨入政治领域,他们阅读马列主义通俗读物及介绍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记述和时事评论,努力探索寻找国家和个人的出路。不久,日本侵略者又加紧对华北争夺,制造摩擦,挑起事端,胁迫国民党中央军撤出平津和河北,整个华北危在旦夕。1935年12月9日,北京爆发了由地下党策划和组织的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要求国民政府讨伐殷汝耕、动员全国对敌抵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华北的大专院校学生游行请愿活动,“一二·九运动”由此拉开序幕,“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呼吁,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

“一二九”运动中,崇德中学高中学生力易周、孙道临、陶声垂、徐树仁、刘忠渊等人领导同学们参加了12月16日的声势更加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活动,杨振宁(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代表崇德中学参加了中学生演讲。1936年春季,他们以读书会的名义参加了北平学联,夏季又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改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成立了崇德中学民先分队。他们不但在学校里以歌咏、演讲、个别交谈等多种方式,宣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还深入工厂农村,发动各地工农士兵群众开展反日反妥协斗争,大大推动了“一二九”运动的深入发展。民族解放先锋队成员和各级组织也迅速遍布全国各地,公开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

1936年,北京崇德中学高二年级合影(中排左三刘忠渊)

1936年10至12月,力易周、孙道临、徐树仁、朱迈先(朱自清之子)、刘忠渊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崇德中学党支部,力易周成为第一任支部书记,介绍刘忠渊入党的就是力易周。

1936年11月,绥远的中国军队抵抗日军侵犯,党支部组织崇德中学住校学生节约部分伙食费用以支援前线抗日部队。1937年1月,在空军六大队十五中队服役的刘忠渊大哥奉命在安徽蚌埠集训,他在假期来到北平看望正在读书的两个兄弟。这是大哥与兄弟分别十年来的第一次相聚,相互关心、问候、勉励自然少不了,过后在刘忠渊和同乡们居住的四川会馆留下珍贵的合影。刘忠渊留给哥哥的印象是,学习非常勤奋,是学校读书会的带头人,积极参加爱国运动,但是他们全然不知,此时的弟弟已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1937年春,刘忠渊(前中)与大哥刘忠敏、二哥刘忠悫等在北平四川会馆合影

1937年七七事变时,刘忠渊刚高中毕业,所有高等院校都急忙南迁,大哥极尽全力助其两兄弟到父亲的湖北新堤,结果他与二哥忠慤备尝艰辛回到四川,刘忠渊考取了内迁成都的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刘忠慤借读四川大学。

抗战全面爆发前,中共在成都地区的党组织已被破坏殆尽,停止了组织活动。在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和“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影响下,一些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纷纷组织起来,投入到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中。在中共四川省工委成立之前,在成都开展活动的团体主要有3个,其中一个就是1936年10月由在北平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骨干、共产党员、民先队员韩天石和山东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骨干、共产党员、民先队员王璐宾转学到四川大学就读时,联络青年进步学生组织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队”。刘忠渊来到成都,很自然地联系到了韩天石和王璐宾,以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参与者和老民先队员、共产党员的身份加入到“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队”。1937年9月,成都民先队秘密建立了韩天石、王璐宾、陈毅乔、刘忠渊的四人党小组,成为成都民先队的领导核心。

1937年12月1日,邹风平、廖志高等奉党中央命令抵达成都,先同早已在成都作军阀刘湘等地方实力派上层统战工作的张曙时取得联系,建立了以邹风平为书记的四川省工作委员会,恢复、重建四川党组织和统一领导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又迅速接上了韩天石领导的成都民先队内四人党小组的党员关系;清理、审查并恢复了饶世俊(饶孟文)及他自行建立的中共成都特支和各救亡团体中党员的关系。还在成都民先队、大声周刊社、星芒社、四川大学、华西大学、华西协中、中华女中等进步青年较多的救亡团体和大、中学校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基层支部或小组。当时,青年运动委员杨天华(1904—2015,福建人,福建省农业厅退休),领导华西坝五大学(东道主华西协和大学,内迁的五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燕京大学)的基层党支部。刘忠渊属金陵大学党支部,在书记艾尔达(四川金堂人,成都无缝钢管厂老干处离休)直接领导下,参加党的地下工作。在此之间,他发展同学赵德华(贵州赤水人,1938年入党,新中国成立后任重庆师范大学地理系副教授)入党。成都的地下党组织建立后,刘忠渊发起和参与发起了工人、学生、知识青年、妇女、文化界等各阶层的抗日救亡团体,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遵照中共长江局和省委指示,他完成了十倍发展党员的任务。

1938年,中共长江局派杨天华任中共云南省特委青委组织委员。由于组织调动派遣属高度机密,刘忠渊与杨天华失去了联系。在中央大学农学院读书的刘忠渊得到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在云南昆明开学的消息,心想自己在北平读高中三年,是那里的首届民先队员,还加入了地下党,西南联大的同学和民先队员一定不少,决定到离家乡更远的昆明去一个适合自己心情和意愿的环境学习奋斗。于是在这年秋天,他转学至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在隶属北京大学的文理法学院哲学心理系学习,师从当时著名的哲学教授冯友兰、贺麟、金岳霖、汤用彤等先生。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与文化命脉,原设平津的北方著名三校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被迫南迁湖南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并于1937年11月1日开始上课。不久,南京陷落,日军溯江而上,武汉震动,危及长沙。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西迁入滇,4月抵达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除原有文、理、法商、工学院外,增设师范学院,全校共有5个学院、26个学系、2个专修科和1个先修班。由于昆明校舍紧张,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蒙自建立了北大分校。1938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及其蒙自分校正式开课。

1938年夏,刘忠渊在北平的同学力易周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后,组织派他到大后方开展工作。他转展转来到云南,先去蒙自西南联大文法学院寄读,这时,北平师大附中学生袁永熙(1917—1999,贵州人,新中国成立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后任北京经济学院院长)也来到蒙自,经朱自清教授的女儿朱彩芷介绍,袁永熙认识了力易周,而袁永熙正是力易周北平读书时所在组织发展的对象,相互间自然地拉近了距离。他们俩都准备考大学,于是便在一起复习功课,同时在当地夜校教当地群众识字,宣传抗战。

1938年秋,西南联大文法学院从蒙自迁回昆明,他们随同到了昆明。在这里,力易周遇到在北平入党的黄元镇和郝诒纯,力易周和他们一起成立了三人临时党小组。

1938年10月,力易周考入西南联大师范教育系,黄元镇考入西南联大工学院土木工程系,郝诒纯考入西南联大理学院地理气象系,袁永熙考入西南联大法商学院经济系。这时先在北平担任党和“民先”职务、后在武汉担任中共汉口区区委委员的同学徐树仁及从成都转学过来的刘忠渊也来到昆明,几位志同道合的老同学突然相见,很是意外和高兴,徐树仁和刘忠渊也加入了这个临时党小组。经徐树仁建议,这个党小组改为临时党支部,大家推举力易周为支部书记,这个临时党支部就是西南联大建立的最早的地下党组织。11月,力易周发展袁永熙入党,他的介绍人就是力易周和刘忠渊。

就在力易周建立联大临时党支部不久,中共长江局任命的中共青年工作特派员王亚文(1910—1999,湖南人,黄埔四期毕业,北大学生,学运组织者,中共著名特工)带着一批党员关系由湖南来到昆明。王亚文来到昆明后,在联大经济系四年级学习,根据叶剑英、黄文杰的指示在联大建立了另一个党支部,共有党员8人。由于当时处于战争时期,党组织又处于高度机密状态,上下级之间不能及时联系,所以在联大党建之初,出现了两个支部并存互不相知的情况。到1939年7月,王亚文大学毕业,回到重庆南方局工作,把自己领导的支部党员关系交给南方局,南方局又经云南省工委转给联大袁永熙领导的党支部,袁永熙继续任支部书记,才结束了两个支部并存的情况,联大党的组织得到统一,领导力量得以加强。

云南的中共地方组织恢复重建,是以1935年9月开始由原中共特科在上海的党组织派李浩然到云南与地下党员费炳发展党员,11月成立云南临时工作委员会为标志的。1937年5月,中共云南临时工委指派云南籍共产党员李群杰回到昆明,于7月成立了中共昆明支部。1938年8月,中共云南临时工委和中共昆明支部合并成立中共云南省特别委员会,1939年1月南方局决定撤销中共云南省特别委员会,成立中共云南省工作委员会,云南省工委不设工作机构,不建立固定的机关,由工委委员分工领导,组织关系单线联系。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赖天国,男,1964年2月生。四川省中江县住建局工作人员,中江县政协文史委特约通讯员,中江县历史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巴蜀抗战历史文化研究院研究员。2014年至今,在地方文史资料选辑、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文集、《德阳日报》发表抗战历史研究文章十余篇。2021年11月,两篇抗战历史文章被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主编的《四川抗战历史文献》收录并出版。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赖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