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歌响起时 不能忘记他

董文墨

在北京冬奥会上,中国运动员走上冠军领奖台,国旗升起,国歌奏响……每当重大国际赛事的这样时刻,每当一切重要场合国歌奏(唱)响的那一刻,有一个人的名字,我们不能忘记。他,就是聂耳。

2022年,是伟大的人民音乐家聂耳诞辰110周年!

聂耳(1912-1935),原名聂守信,祖籍云南玉溪,生于昆明。在他短暂的23年人生中,共创作出了37首乐曲,其中包含家喻户晓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少年时期

开始受《国际歌》等影响

聂耳4岁丧父,靠母亲独自经营父亲留下的中药铺和晚上在油灯下帮人做针线来维持生计。靠着好心邻居的帮衬,聂耳才有了读书机会。1922年, 聂耳由昆明师范附属小学毕业后,因交不起十几元制作童子军的服装钱,转往私立求实小学的高小读书。1925年,聂耳考入走读的云南第一联合中学读书。为节省买书的钱,他曾用自己手抄的课本学习。1927年秋,经过两次复试三次发榜,聂耳以优异成绩考进云南唯一的公费学校省立第一师范高级部英文组学习。

在童年时代,聂耳就受到云南丰富多彩的地方戏曲和民间音乐的熏陶。十岁时,他跟邻居一位姓邱的木匠师傅学会了吹笛子,之后又学会了拉二胡,弹三弦、月琴。求是小学曾组织过学生乐团,聂耳在乐团不仅演奏风琴等乐器,还担任过指挥。

童年聂耳弹奏三弦

1925—1930年,上中学的聂耳在学校里通过阅读《东方杂志》《环球旬刊》《生活知识》《创造月刊》《现代新兴文学诸问题》以及鲁迅的《呐喊》《彷徨》等书刊文集,思想得到了启蒙。1925年,他在《近日国内罢工风潮述评》的作文里就提出:“吾人欲免除罢工之患,非打破资本阶级不可(也)。”除了文字上的熏陶,当时社会上广为流传的《国际歌》《国民革命歌》《工农兵联合歌》等,也对少年时期的聂耳产生了深深的影响。

1928年秋,聂耳在白色恐怖中毅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共产党员、团省委负责人李国柱的领导下投身革命工作,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群众游行示威活动。1928年冬,聂耳响应地下党组织“开展兵运工作”的号召,投考了驻扎在湖南的云南部队范石生的十六军的学生军。然而在新兵队经常遭到教官的欺辱,每天都吃不饱饭。1929年5月,借由部队整编遣散的机会,聂耳重新回到省立师范读书。1930年5月,叛徒供出了聂耳参加共青团的情况,聂耳被迫顶替三哥,踏上了前往上海的旅程。

在上海

整天在想“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

1930年7月,聂耳来到上海后,在云丰申庄负责采办、包装和寄发香烟回云南的工作。开始时店里只供给食宿,没有工资,后来每个月15元的工资,也只够添一点衣服,生活十分清苦。即使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聂耳仍坚持学习英文、日文和革命文艺理论,并参加了党领导下的外围团体反帝大同盟,再次投身于革命斗争的洪流之中。在1930年10月19日的日记中,他写到:“看了几篇革命文学论文,指示给我现在艺术运动的主要任务是要大众化。非集团的,不能和大众接近的是成为过去的东西了。”“今后的我的研究和创作文艺的方针将改变了,不再作个人的呻吟或以个人的革命性的表现去影响群众,做的力量不能说没有,但总不如更深一层的往前跑,向着新的艺术运动的路上跑去。”

在云丰申庄工作期间,聂耳还买了一把廉价小提琴,他在1931年2月9日的日记中写到:“Violin自然是能使心境舒畅,当我奏起那常常呼为Dream的时候,虽然指头会痛,无弓法,无指法,也是够快活的了。若没有旁的事来烦扰,我是会不吃饭,不睡,不分早晚地练习下去的。”

1931年3月28日,因云丰申庄倒闭,聂耳辗转考入联华公司音乐歌舞学校,在与其合并的明月歌剧社工作,并由此结识了被称为中国流行音乐奠基人的黎锦晖。进入歌舞班时,聂耳用的是聂紫艺的名字,但因为他有一副天生的十分敏锐的耳朵,擅长模仿别人说话的声音和腔调,能把所听到的各种声音,很快就用嘴表现出来,于是很多人就干脆称他为“耳朵先生”。在明月歌剧社工作期间,聂耳抓紧一切时间练习小提琴,经常每天练习6个小时以上。与此同时,他还自学了各种音乐知识和作曲理论。这个时期,他大量演奏的黎锦晖作品中通俗易懂而又富于民族风格的作品,也对他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一二八事变中中国军队顽强作战

在这一时期,国家的动荡,时局的乱象,也深深影响着聂耳。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上海后,他在1931年9月21日的日记中写到:“北平、青岛……看了一点多钟,把什么消息都看完了。心里很不好过,看起这事太严重,日帝国主义的侵略,全是有准备、有计划的。报纸上还说什么‘……不过是下级警民的冲突,日政府对中国是没有一点敌意的……’他妈的!这种不可隐蔽的事,你到如今还要来欺骗人!”一二八事变更使聂耳亲眼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恶行,受到了很大触动。在1932年2月4日的日记中他写到:“整个的世界已经在开始动摇了!帝国主义的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伊始到现在已经是无可避免的事实。我的出路问题在这时候也好像随之动摇起来。所谓研究艺术似乎不有给你常远继续的可能。因了社会环境的决定,常常感到障碍和刺激。”三天后,2月7日的日记中他又写到:“‘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整天的在想,终没有想到一个具体的计划。”

1932年4月,聂耳通过革命戏剧家田汉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在党组织的关怀和引导下,聂耳这个时期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并撰写了一些电影、音乐评论文章。尤其需要指出的是,1932年7月22日,聂耳用“黑天使”的笔名在左翼电影刊物《电影艺术》上发表了著名的《中国歌舞短论》。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黎锦晖的作品中“有的却带有反封建的元素”,但“香艳肉感,热情流露”,是“为歌舞而歌舞”,他敏锐地向大众发问:“你想,资本家住在高楼大厦大享其福,工人们汗水淋漓地在机械下暗哭,我们应该怎样的手段去寻求一个劳苦大众的救主?!”在文章的最后,他指出了道路:“你要向那群众深入,在这里面,你将有新鲜的材料,创造出新鲜的艺术。喂!努力!那条才是时代的大路!”此举使得他无法在明月歌剧社继续工作,于是,他以“反叛者”的姿态,离开了上海,踏上了北上的旅程。

到北平

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8月,聂耳来到北平,住在宣武门外校场头条三号的云南会馆里。在北京,聂耳遇到了省立师范的好友张天虚,并陆续结识了于伶等中共党员和左翼艺术家。在北平,他多次参加了北平剧联的演剧活动,如高尔基的《夜店》以及《起来》《血衣》等,还在清华大学用小提琴演奏《国际歌》。除此,他还参加了北平乐联的组建工作,主持草拟组织大纲,协助召开成立大会等。在这一时期,聂耳的生活陷入困顿,但这激发了他革命的斗志。1932年9月11日,他在日记中写到:“攒入了一个低级社会,在这儿,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他们在狂吼、乱叫、好像些疯人样的做出千奇百怪的玩艺,有的在卖嗓子,有的在卖武功。这些吼声,这些真刀真枪的对打声,锣鼓声……这是他们的生命底挣扎,这是他们向敌人进攻时的冲锋号。”9月13日的日记中他写到:“在音乐上,最近又忽略了作曲这一工作,关于革命音乐理论的写作也要同样的注意。”

在北平的三个月里,聂耳还曾跟随托诺夫学习小提琴,并得到了很大提升。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他参加了北平剧联和乐联的许多活动,思想和觉悟都有了进一步提高。他已经向党组织提出了申请入党的请求,但因时间仓促,来不及办理手续。

由于聂耳在北京报考国立北平艺术学院没有考取,也没有找到工作,生活得不到保障,于是决定返回上海。北平剧联借此托聂耳带一份工作报告给上海左翼剧联,并专门写了一个聂耳在北平工作表现的介绍,请他带给左翼剧联,希望左翼剧联能尽快将他吸纳到党组织中。

重返沪上

入党后进入创作高峰

1932年11月,聂耳回到上海。在回到上海的第三天,他就去找到了田汉,转交北平剧联的信。1933年初,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刻,经由北平剧联党组织的推荐,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田汉,监督人是夏衍。据夏衍回忆,聂耳的入党宣誓仪式,是在联华影业公司一厂一个摄影棚的角落里举行的。临时找不到党旗,就在纸上画了一面党旗来代替。

1933年夏,聂耳为影片《母性之光》创作了一首电影插曲《开矿歌》(田汉词)。这是聂耳写的第一首电影插曲,也是他写的第一首表现工人阶级斗争意识的歌曲。在这一时期,他对革命音乐的理解更加深入。他在1933年6月3日的日记中写到:“接受革命的作曲家们试图这种要求,但是编出革命的,同时保持高度艺术的水准的音乐,不是容易的事情。抛弃经过几时代发展下来的作曲的习惯,此外,还有配成为大众音乐的,究竟能够有么?关于这问题的论争,恰如其它艺术上一样,在音乐界惹起沸腾。旧时代的作曲家们,跟从革命前确立的方法继续作曲,他方面,革命产生的新时代音乐家们,根据对于生活和艺术不同的态度,贯注生命。”

1933年的聂耳(中)

1934年春,聂耳与张曙、任光、吕骥、安娥等人组成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1934年4月1日,聂耳根据党组织安排进入英国人经营的“百代唱片公司”工作。聂耳在百代唱片公司期间,创作了大量革命歌曲,迎来了事业高潮。他还曾组织过一个百代国乐队,灌制了《金蛇狂舞》《翠湖春晓》等民族器乐合奏曲。1934年6月,聂耳为歌剧《扬子江的暴风雨》创作了四首歌曲,分别是《码头工人歌》《打砖歌》《打桩歌》和《苦力歌》。1934年,聂耳为党直接领导下的“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的《桃李劫》所作的主题歌《毕业歌》,红遍大江南北。1934年秋,他又为影片《大路》作《大路歌》和《开路先锋》。据词作者孙师毅介绍,《开路先锋》歌的开头和结尾的三个“轰”,是暗示要轰倒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的意思,笑声则表现了革命人民的乐观主义和必胜的信心。

1935年初,聂耳从百代公司辞职,进入联华二厂担任音乐部主任,同时为影片《新女性》作《新女性》组歌,是一部用革命思想表现女工的劳动和斗争生活的作品。1935年1月,聂耳又为田汉编剧的《回春之曲》话剧创作了《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慰劳歌》《梅娘曲》,这部话剧表演的是南洋的爱国华侨,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回国参军抗战的故事。

1935年春天

完成《义勇军进行曲》

1935年3月,聂耳听说电通公司将要拍摄的影片《风云儿女》需要一个主题歌,便主动跑去找担任编剧的夏衍。据夏衍回忆:“给他看了电影剧本,这个剧本故事是他早已知道的,所以一拿到手就找最后的那一首歌,他看了两遍,很快地说:‘作曲交给我,我干。’等不及我开口,他已经伸出手来和我握手了。‘我干!交给我。’他重复了一遍,田先生(即词作者田汉)一定会同意的。”这首歌就是后来很快地唱遍了全中国,闻名于全世界的《义勇军进行曲》。

田汉(上)和聂耳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过程充满波折。田汉刚写出第一段歌词,就于1935年2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了。聂耳和《电通》画报的主编孙毅师对歌词进行了一些修改,其中“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就是这次改动的结果。由于工作繁忙,聂耳大约到3月才正式开始《义勇军进行曲》的谱曲工作,但他刚完成初稿,就在4月1日得知国民党当局要逮捕他的消息。

为保护聂耳,同时满足他本人出国学习深造的愿望,党组织决定安排他尽快出国。4月15日,聂耳带着还没完成的《义勇军进行曲》,匆匆登上了日本邮船“长崎丸”号。由于没有留下可靠的文字记录,相关当事人在多年后的回忆中也有相互矛盾之处,聂耳完成《义勇军进行曲》曲谱的确切时间已难以考证。结合司徒慧敏、孙瑜等当事人的回忆和百代唱片公司的记录《义勇军进行曲》曲谱的定稿应该是在4月底从日本寄回上海,于5月3日由电通公司合唱队在百代公司录音棚内演唱录音的。也就是说,聂耳是在到达日本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曲谱定稿。

电影《风云儿女》海报

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义勇军进行曲》唱响上海滩。不到两个月后的7月17日,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鹄沼海滨意外溺亡,《义勇军进行曲》成了他的人生绝唱。

关于《义勇军进行曲》的音乐,词作者田汉这样评价:“感谢聂耳同志的作曲,把这短短的几句话处理得非常豪壮明快和坚决有力。他的曲子充满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在全国人民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的时候,这几个简单的音节恰恰表达了千万人的心声。”在《聂耳胜利的道路》这篇文章中,田汉同志对聂耳的作曲成就作了正确的分析,文章说:“聂耳的作曲之所以如此迅速受到人民的欢迎,首先是由于他有饱满的政治热情,他不是为作曲而作曲,他是自己真正站在痛苦的人民中间,喊出了他们的愤怒和要求,他的创作是把革命的世界观和进步的创作方法结合得很紧的,这也正是艺术创作无往不胜的道路!”

1949年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义勇军进行曲》从632件应征国歌的作品中脱颖而出。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开国大典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响彻云霄。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宪法第一百三十六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2017年9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10月1日起施行。《国歌法》规定,一切公民和组织都应当尊重国歌,维护国歌的尊严。

正如郭沫若在为聂耳墓题赠的碑文中写道的那样:“聂耳同志,中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鼙鼓也,其所谱《义勇军进行曲》已被选为代用国歌,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然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聂耳乎,巍巍然共与国旗并寿永垂不朽乎!”

当国歌响起时,我们不能忘记他。

参考资料:

1.《聂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聂耳全集》,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年版。

2.玉溪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聂耳资料专辑》,1985年版。

3.《聂耳》,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年版。

4.刘小兰:《〈义勇军进行曲〉:从抗战最强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百年潮》2021年第9期。

来源:理论中国

作者:董文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