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在重庆

胡平原

抗日战争时期,邓颖超与周恩来一道从武汉来到陪都重庆,高举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光辉旗帜,担当起党中央赋予的使命,英勇奋斗,努力工作。在重庆这座英雄城市留下许多革命故事,在重庆人心目留下光辉形象,传诵至今,成为美谈。

邓颖超

抗日救国 努力工作

邓颖超(1904—1992),原名邓文淑,祖籍河南光山,1904年2月4日出生于广西南宁,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

广西南宁邓颖超纪念馆内照片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邓颖超在武汉、重庆等地长期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这期间,她先后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女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重庆南方局委员、妇女委员会书记。就在这八年时间里,她积极团结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妇女,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工作出色,成就辉煌。

1938年,邓颖超当选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理事,同年任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的参政员。1939年1月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在战时首都重庆,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以此同时,并要求邓颖超同志担任南方局委员,专门负责妇女解放运动工作,同时并兼任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救国联合会驻重庆代表团团长。

1939年夏,周恩来回延安汇报工作时,因坐骑受惊摔伤了右臂,中共中央决定送他去苏联治疗。邓颖超获悉这个意外消息后,立刻给中央打申请电报,请求组织批准她陪同周恩来赴苏联治疗伤臂,并照料他的生活起居。邓颖超的请求得到了党中央批准。

1939年9月,她参加国民参政会第一届四次会议后,同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参政员一道,在重庆掀起了一场广泛的民主宪政运动,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和实施宪法。邓颖超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参加了妇女界宪政运动的集会。在女参政员招待会上,她为争取民主宪政和抗日救国,振振有词,理直气壮,高声呐喊,并竭力介绍了苏联妇女参政的有关情况。1940年3月25日,邓颖超随周恩来回到延安,重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斗争最前线。

1940年11月28日,邓颖超的母亲革命老人杨振德女士在重庆逝世。她悲痛地站在母亲的灵前,含着泪花向母亲宣誓,一定坚守母亲的教诲,坚定不移为中国革命事业,为民族解放事业,为抗日大计冲锋在前,奋斗不止,在党内,在妇女们中,更要自律严谨,绝不做一件对不起母亲、对不起人民的事。

中国妇女杰出代表

1941年1月6日,蒋介石悍然发动皖南事变。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周恩来书记和邓颖超委员等人领导下,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这一破坏团结抗战、破坏国共合作局面的恶毒阴谋。邓颖超领导的妇委会根据南方局统一安排,果断实行隐蔽、转移和撤退策略,避免遭受更大损失。同时,她们开展对留守人员的气节教育,随时准备坐牢,并坚持公开斗争,控诉国民党的暴行。

当时,郭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在“新运动妇女指导会”工作,该会副总干事陈纪彝指定郭建跟她一起去成都。为保证郭建的安全,邓颖超让人捎话给郭建,去成都要寸步不离陈纪彝。后来,邓颖超还专门冒着生命危险和郭建联系,安排郭建经香港、上海去延安。郭建回忆道:“邓大姐给了我一笔可观的费用……皖南事变血迹未干,我们都平安地走了,恩来同志和大姐却留在重庆。何年何月再见面?能否再见面?握别邓大姐手时,不觉泪下。”

国民党当局拒不答复中共关于平息事变、挽救危局的12条办法,蒋介石又要在3月1日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邓颖超是中共七位参政员之一,在这种局面下,当然不能无条件、无原则地出席这次会议,为国民党粉饰太平。由于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会议,国民党方面便请某些民主党派领导人出面游说。邓颖超对他们晓以大义,说明事件真相,并婉言拒绝。会议开幕当天,国民党又一次邀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大会,又遭到断然拒绝。国民参政会的斗争,揭露了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暴行和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得到各方人士广泛同情。

中共代表团部分成员(左起:陆定一、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王若飞)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日,邓颖超委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候补中央委员,和蔡畅一起,作为中国妇女运动的杰出领导人第一次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七大闭幕后,邓颖超又当选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筹备会的副主任。在当时情况下,解放区妇联筹备会代行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的职责。与此同时,曾受中共南方局妇委支持与当时的重庆妇女界,于1945年7月15日正式成立中国妇女联谊会。该会是当时国统区民主运动高涨的新鲜事物,是中共在妇女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依靠对象。之后,妇联为党和人民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有益工作。

政治协商 唯一女性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内战的阴影又笼罩着中国大地。同年10月,毛泽东主席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并签订了“双十协定”,蒋介石被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邓颖超被确定为中共参加政协会议的7名代表之一。1945年12月16日,邓颖超随中共代表团又回到了重庆。12月28日,邓颖超在中国妇女联谊会召开的新年同乐会上,发表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揭露了国民党和平烟幕下进攻中共解放区的真相,并希望广大妇女就争取妇女权利和妇女儿童福利等问题多提宝贵意见,以完备即将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所作的提案。她的举措得到民主党派和社会名流一致好评。

1946年1月10日,有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会议在通过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5项协议后,于1月31日闭幕。邓颖超是这次会议唯一的女代表,倍受各界瞩目。

在这次会上,她作了《对国民大会问题的意见》的报告,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在讨论国大代表问题时,邓颖超对国民党的无理要求进行了有力批驳,言辞有力,语惊众人,令人钦佩!

当时的《大公报》报道说:“她(指邓颖超)手持会议印发的选举法和组织法小册子,说那是十年前制订的,旧代表也是十年前选出的,已不合符今天的情况了……国民党6次大会所选出的执监委有460名之多,那是国民党党员选出的,不是人民选出的。”同时,她认为选举法第3条规定人民经公民宣誓后才有选举权,是限制了人民的选举权。她当场手举一份公民誓词高声朗读,并笑着说:“在座的社会贤达大多没有宣过誓吧?没有宣誓就连公民的资格都没有,而且就誓词的内容而言,人民在未获选举权之前已先限制了思想自由……”

报道最后写道:“对于这位女将,没有人料到她是如此精通法理,她的发言有根有据,合情合理,无可辩驳。”旁听席上有人赞叹说:“政治家当如是也!”政协会议闭幕后,邓颖超仍留在重庆工作。

邓颖超参加旧政协会议留影

揭开内幕 暴露阴谋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国共谈判的中心也从重庆迁往南京。5月3日,邓颖超随中共代表团飞抵南京。中共代表团在南京住在梅园新村,对外宣称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对内宣称中共中央南京局。这里处于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之下,环境比重庆还要险恶。郭沫若访问梅园新村后,在《南京印象》中形象地写道:“仿佛在空气里四处都闪耀着狼犬的眼睛、眼睛、眼睛!”邓颖超在南京局里,负责领导职工、妇女和青年工作。

5月初,世界妇女联合会邀请邓颖超、蔡畅、丁玲赴巴黎参加将于6月27日召开的理事会。这正是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妇女运动、揭露国民党压制自由民主的一个大好时机。邓颖超立即向南京政府申请出国护照,却遭到南京政府社会部的无理刁难,不予办理。

为彻底戳穿国民党的阴谋,邓颖超于6月11日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向中外记者揭露了国民党无理刁难的阴暗内幕,并致电世界妇女民主联合会,陈述情况。南京政府十分尴尬,但仍以“驻法大使来电,本届会议无出席之必要,且时间迫促,故不必前往”为由,搪塞了事,阻止参加。

6月20日,邓颖超在给会议主席戈登夫人的电报中说:“中国政府已正式通知不允发给我出国的护照,因而我无法到巴黎出席执委会,其责任自应由中国政府负责。证明中国人民无自由,政府不民主,特向你们呼吁,并表示遗憾!”邓颖超虽然未能出席盛会,但在政治上却打赢了这一仗,全国各界声援鹊起,纷纷谴责南京政府出于党派成见,损害中国妇女界国际荣誉的行径。

7月30日,邓颖超又接到美国“国际妇女会议”的邀请信,请她和宋庆龄等人参加10月中旬在美国举行的国际妇女会议。此行又遭到南京政府百般阻挠。邓颖超配合中共代表团再次大造舆论,并号召全国妇女界向“国际妇女会议”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她委托李德全代表她出席国际妇女会议,并在大会上发言,受到各国代表欢迎。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爱国民主人士的迫害。7月11日和7月15日,李公朴和闻一多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举国上下愤怒声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人联名给李公朴夫人张曼筠和闻一多夫人高真发去唁电,以示悼念。

邓颖超出席国际民主妇联执委会会议

10月4日,在上海天蟾大舞台的追悼会上,邓颖超勇敢地登上讲台,宣读了周恩来亲笔题写的悼词:“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时局极端险恶,人心异常悲愤。但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这激愤正义的言词,像一把利剑直刺国民党反动派的心窝。

随着内战范围的不断扩大,国内形势急剧恶化,国民党悍然关闭了和谈的大门。1946年11月19日,邓颖超随中共代表团飞返延安,参加到解放全中国的工作中。

邓颖超在重庆工作期间,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一次国共合作 时期,她以共产党员 身份参加国民党中央妇女部的工作,同部长何香凝真诚合作,联合和组织各界妇女投身国民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时期,她先后担任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唯一的女参政员和唯一的女政协代表,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争取国内和平进行了不懈努力。

重返山城 回忆往事

1985年,金秋十月,风和日丽。

10月10日上午,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从北京飞抵山城,时任重庆市委书记和市政协主席的廖伯康率市委领导等到白市驿机场迎接。陪同邓颖超一道来重庆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秘书赵炜等同志乘坐的飞机徐徐降落。时已81岁高龄的邓颖超行动不便,重庆为她准备了一张小木凳放在飞机弦梯最后一级。邓颖超刚走下飞机,廖伯康和四川省顾委主任谭启龙及原南方局老同志鲁明等立即上前迎接。邓颖超一边握手,一边批评道:“说了不让你们迎送,以免影响工作,为什么还是来了?”“大姐是全国政协主席,我是重庆市政协主席,我要充分利用时间向大姐汇报工作啊!大姐虽然是‘老重庆’,现在的重庆变化可大了,我来给您当向导嘛。”廖伯康说得邓颖超满脸笑容。

11日上午,重庆潘家坪,天高云淡、金风送爽。邓颖超兴致勃勃与廖伯康拉闲话,摆家常。

邓颖超问廖伯康:“你爱人是谁呀?为什么不带来见我呀?”

廖伯康说:“怕影响大姐休息。再说,她已于去年离休。”

邓颖超严肃地说:“你们男同志呀,就只知道自己工作、活动,全不考虑女同志的处境。离休就该关在家里呀?明天,我要见见她。”

后廖伯康介绍了重庆的工作情况,邓颖超对工作进行了明确的谈话。

12日上午,廖伯康和爱人罗祯一起到潘家坪二号平房去拜见邓颖超。刚走进大厅,便见邓颖超满面春风地走了过来,罗祯连忙上前握住邓颖超的手,激动地说:“大姐啊,感谢您满足了我多年想见到您的愿望!”

廖伯康向邓颖超介绍:“罗祯,我们大学同学,地下工作的战友。”

邓颖超高兴地说:“好啊,你们是好夫妻,是模范夫妻。”

廖伯康说:“我们是向总理和您学习的。”

问候后,首先,罗祯向邓颖超倾诉了她久远的思慕之情,回忆40年前曾听组织秘密传达,知道大姐从红岩村来过沙坪坝,十分关心各大学的女同学们参加革命活动和学习生活的情况。邓颖超听着频频点头。

这时,罗祯取出悼念总理逝世的诗稿:“大姐,这是我送给您的礼物。”

邓颖超接过去翻着说:“留下我慢慢看吧。”

接着,廖伯康将重庆党史办收集的抗战时期邓颖超在重庆工作时的一叠资料一一展示,并将《论自我修养问题》的文章念给邓颖超听。邓颖超高兴地笑了起来:“是我写的、是我写的!”

然后,廖伯康又说:“当时大姐在重庆的活动很多呵!”

邓颖超笑着问:“是么?我是1938年10月下旬到重庆的,你说说我刚到重庆时做了些什么?”

廖伯康说:“您刚到重庆就和史良等参加了重庆妇女慰劳会,向500多名各界妇女作了讲演,你在重庆女青年会、重庆女师等单位举办的讲演会上,报告了15个月来的抗战形势,要求大家更好地开展妇女抗战工作。10月底在参加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上,坚决支持爱国华侨参政员陈嘉庚从新加坡发来的11字电报提案:‘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面对面地痛斥汪精卫及其同伙假和平真投降的汉奸谬论。”

邓颖超从深沉的回忆中谈到:“1946年还发生过重庆较场口事件!”邓颖超对这一事件特别记忆犹新。那是八年全面抗战,中国人民在作出重大牺牲后取得了胜利。可是蒋介石磨刀霍霍、内战枪声又起。为谋取和平,1945年秋,毛泽东、周恩来从延安飞抵重庆,举行国共和谈,签定了《双十协定》,双方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事。会议代表包括国、共、民主党派及社会贤达等共38人,共产党有7位代表,邓颖超是政协所有代表中唯一的女代表,并担任“国民大会组”召集人。我党为力争会议成功,积极扩大民主统一战线,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行动起来,如著名的“一·二五”教师学生游行示威活动,响亮地喊出了“政治协商、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口号,会议代表周恩来、莫德惠等接见了游行队伍。这便是促进政协会议成功的一次群众运动。在会上,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董必武、叶剑英、陆定一、吴玉章、邓颖超展开了紧张而艰巨的工作,终于就举世瞩目的改组政府问题、施政纲领问题、军事问题、国民大会问题、宪法草案问题,在不同程度上达成协议,获得成功。

13日上午,邓颖超参观重庆市容,游览故地。看到两江大桥和刚建成的牛角沱立交道,她对重庆市政建设的巨大变化感到十分高兴。在重庆人民大礼堂台阶上,邓颖超久久地遥望着对面旧政协会址—原国民政府所在地,思绪万千。旧政协的召开,是中国共产党和各界民主人士团结合作、推动和平民主运动的成果,它虽被国民党特务破坏了,但是它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却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邓颖超对随行的同志说:“建国后的政协是在旧政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们党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统战方针,就是当年历史经验的总结,我们要认真地去领会,认真地去执行。”

邓颖超还关心地问:“重庆有多少女政协委员?希望重庆市政协要注意充分发挥女委员的作用。”

邓颖超来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触景生情,心潮澎湃,向陪同她参观的同志一一介绍,某间房屋是干什么用的,某张照片是何时照的。邓颖超说:“你们知道我和周恩来同志在红岩办事处办公室大楼门前照的那张照片的意思吗?当时日本飞机来空袭,一颗炸弹扔在办事处办公大楼门前的沟里,把楼都震坏了。敌机离去后,我和周恩来同志就拍了这张照片,表示不管你如何狂轰滥炸,我们也要在这里坚持战斗下去,我们是炸不走的!”说到这里,邓颖超风趣地用很地道的四川话说:“不然的话,我们照像做啥子哟!”

邓颖超和周恩来在红岩办事处大楼门前留影

邓颖超还讲起了几件往事,希望大家要尊重历史,要实事求是。她说:“以前有人写文章,说这里二楼、三楼都住着宪兵、特务,这是不真实的。当时二楼一部分是刘为章先生住的,三楼一部分是战时妇女服务团住的,这个服务团是当时重庆市长贺耀组的夫人倪斐君和共产党员张启凡领导的。新中国成立后倪斐君留在北京,后来又把贺耀组从海外动员回来,是建国后第一个回到北京的国民党高级官员。”

邓颖超还说:“八路军办事处恩来同志的秘书李少石同志,是他乘坐的小车碰伤了国民党伤兵,被伤兵枪击小车误伤身死,而不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她又强调说:“我们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啊!”

13日下午,邓颖超重返曾家岩50号周公馆出来后,在大门口向群众挥手致意。随后又到中山三路263号(现151号)中共代表团旧址。因坡坎较高,大家劝阻没有上去,邓颖超止步不语,凝望了七八分钟才叫司机开车离去。

14日上午,邓颖超来到红岩村,心情格外高兴。她对红岩有着特殊感情。1950年初,红岩所在地大有农场的女主人刘太太(即饶国模)给邓颖超捎去两束红岩生长的新鲜水仙花,邓颖超为之激动不已,立即写信给在莫斯科访问的周恩来说:“花从重庆红岩来,又把我的脑思带回到重庆红岩去。红岩的一切往事萦绕脑际、历历如在目前,我的心情复杂,对花无言,半晌才迸出一句‘百感交集’的成语。寄三枝给你,到时水仙花想已干萎,但终是来自红岩土壤里的花,或能余香犹在吧。”今天,邓颖超终于又回来了。

陪同参观的人们走进红岩村,邓颖超指着沿路的景物向陪同的省市同志解说当年的情景,81岁高龄的邓颖超倒成了大家的向导。

登上石梯的台阶,步入八路军办事处旧址,邓颖超端详了一楼的几个房间。就在这座普通的楼房里,周恩来和邓颖超曾在这里生活、学习、工作和战斗了八年。他俩与董必武、吴玉章、王若飞、博古、陆定一等同志并肩战斗,为巩固第二次国共合作,争取抗战胜利,推动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卓越贡献。对纪念馆内的陈列,邓颖超严肃指出:“这要实事求是。当年革命斗争很激烈,条件十分艰苦,一是本来东西就不多,二是许多东西没有保存下来,不要想当然地去另搞一套,要尽量还归历史本色,这样才能给后代以更深刻的教育。”

在饶国模同志住宅前,邓颖超凝视着铭牌上的简介,久久沉思着,工作人员还以为她看不清楚,重新读了一遍简介。她老人家说:“我看得清楚,我的意思是对饶国模同志不能这样轻飘飘地介绍一下。你们可知道刘太太(饶国模)是在什么情况下支持我们党的?当年,我们刚到重庆,条件很艰苦,在市内机房街租的房子被日本飞机轰炸了,没有房子住。在我们十分困难时,饶国模同志把她大有农场的房子借给我们住,又让我们在农场内修建办事处。没有刘太太,哪有我们的红岩哟!党在困难时,饶国模同志无私无畏地支持了党,这是一种崇高的革命精神,应该如实地反映出来。”

邓颖超来到红岩公墓。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工作人员亲属中的部分同志逝世于重庆,安葬在小龙坎伏园寺。新中国成立后,遵照周恩来嘱托,1958年将遗骨火化,就近深葬,平坟还耕。1984年,重庆市人民政府修建了红岩公墓,将骨灰迁葬于此。陆定一同志题写的“红岩公墓”四个大字镌刻在汉白玉碑石上,下面衬托着一块汉白玉浮雕。公墓里也葬着邓颖超母亲杨振德和周恩来父亲周懋臣两位老人。邓颖超只叫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随她在墓前献花、默哀、敬礼。在公墓邻近的饶国模墓前,邓颖超表示了特殊的敬意,招呼陪同的省市负责同志潭启龙、于汉卿和在场的同志:“大家都来吧,都来向刘太太致敬!”邓颖超双手呈献上一束鲜花,所有的人都随她向饶国模默哀致敬。邓颖超还缓慢脚步沿着两座墓地绕行一周,寄托哀思。

在休息室里,红岩纪念馆的同志准备了纸笔请邓颖超题词,她挥笔写下“红岩精神永放光芒”八个大字,下面落款邓颖超,一九八五年十月十四日。写到这里,邓颖超伫笔在手。于是她的秘书赵炜同志在旁提醒说:“写于红岩”,邓颖超未动笔,赵炜再说:“于红岩”。邓颖超摇摇头说:“不!不是于红岩”,然后写下“重返红岩”。这“重返”二字显出了邓颖超对红岩的感情之深啊!

当时警卫制度规定很严格,许多人拿着照相机、录音机都不敢使用,显得拘谨。主席发现后立即说:“可以照相、可以录音。”禁令解除,气氛霎时变得活跃起来。邓颖超谈笑风生,异常随和,有求必应,分别和大家照了好多张离开红岩时候的照片,邓颖超向簇拥在周围的纪念馆工作人员们挥手致意,再次用四川话说:“红岩的事情就拜托各位了。”

邓颖超红岩题词

这时,四周的居民听说邓颖超回来了,蜂拥而来,自觉秩序井然地排列在大有农场门外沿路两旁,盼望见到邓颖超。邓颖超本已坐上轮椅,远远望见有群众伫候,立刻走下轮椅,走向群众,挥手致意,看见小孩便轻轻地抚摸他们的头。一位年轻母亲抱着一个约两岁的男孩,邓颖超把手伸向小孩说:“咱们握握手。”小孩认生,不肯伸手,母亲着急、小孩更怕,扑在母亲身上,邓颖超笑笑,摸摸小孩的脸说:“好吧!我尊重你,就不握了吧!”邓颖超一直走过数十米长的人群,最后回头望了一眼红岩,依依不舍,离开了山城。

1992年邓颖超逝世后,中国许多地方修建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纪念馆及故居,缅怀纪念他俩为中国人民建立的丰功伟绩。如今,邓颖超虽然离去30年,但她在重庆战斗的红岩精神却永远激励人民努力工作,奋发向上!

(参考资料:《四川文史资料选辑》《重庆文史资料》等)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胡平原(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重庆市中共党史学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纪实文学学会会员,重庆市巴南区委党史研究室《口述巴南党史》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