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毛泽东主席(下)

马文瑞

(1993年10月26日)

三、深入开展整风运动

延安时期,毛主席以极大的精力和热情领导了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是全党范围内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我党建设史上的伟大创举。通过整风,我们广大干部和党员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基本方向,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大大提高了广大干部、党员的思想素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增强了党性,加强了团结,为我党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延安整风运动,对陕甘宁边区广大干部的影响尤为深刻。

抗战开始后,陕甘宁边区的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但也带进了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和农民意识,边区党内存在的某些历史问题、路线是非等在一些干部的思想中并没有完全解决,在新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面前,无论在思想上还是理论上,都显得准备不足。这样就很难领导边区人民取得抗战和后方建设工作的胜利。毛主席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决策,既解决了全党所要解决的问题,也解决了边区党迫切所要解决的问题。延安整风,中央是从1941年5月开始。1942年2月毛主席在中央党校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整风运动全面展开。不仅中央各机关、学校、单位积极投入,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各级党委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统一部署下,也作出具体安排,普遍深入地开展起来了。

毛泽东就整风问题与中共高级干部谈话(图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央把各地负责干部调回延安进行整风学习,办了中央高级党校,毛主席亲任校长。在整风期间,陕甘宁边区的许多干部都曾先后到中央党校学习。我去中央党校学习过两次,第一次是在1942年,第二次是在1944年。至今回想起来,仍感到参加这两次整风学习收获很大,终生受益。1942年那次,开始是学习整顿三风文件。那时没有专职教员,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曾亲自到校作报告。学习文件和讨论,是在校部统一领导下,由各支部组织进行,学习的基本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联系党的历史经验,联系自己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1944年那次,整风运动已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学习的文件有两大本,是中央编印的《六大以来》和《两条路线》。两次学习,都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结合党的历史和个人的思想实际,钻研文件,认真讨论,从理论和路线的高度进行分析,学习的空气十分浓厚。有些问题一时存在分歧,出了课堂,在山道、河畔散步时,还有三三两两地探讨、争论,充分体现个人自觉学习为主、相互启发为辅的学习方法。当时,大家还注意从马列、毛主席著作中寻找理论根据,许多工农出身的干部逐步培养了认真读书、学习理论的习惯。这样经过反复学习,反复思考,反复讨论,大家的认识逐步达到了一致,思想普遍有了很大提高,为党的七大作了重要思想准备。这时刚从前方回来参加整风学习的人,有一种比别人落后了一大截的感觉。记得我第二次进中央党校一部学习,任第6支部的支部书记,山东分局书记朱瑞从前方来,编在我们支部,他在会上发完言常要加一句:“我没参加过整风,看法没有把握,说得不对,你们可要帮助啊!”

在整风当中,思想方法和路线问题提得很突出。毛主席曾在一次报告中讲到:犯主观主义和路线错误,严重的要导致亡党亡国亡头。比如萧劲光同志就差点亡头,萧劲光在中央苏区差点被执行“左”倾路线的人处以极刑。毛主席的教导,对于我们长期在地方从事实际工作的干部,在政治思想上是个突破,视野大为提高。我们不少同志有与萧劲光同志类似的经历,因此大家都感到毛主席的话讲得很深刻,切中要害。

《思想的凝聚——延安整风运动》(油画) 郭健濂 陈宜明 作

1942年10月下旬,在中央直接指导下,西北局以整风精神召开高干会议,标志着陕甘宁边区党的整风取得了重大进展。会议内容包括整风(整党、整政、整军、整民、整财政、整经济、整天系)问题、统一军政军民关系问题、精兵简政问题、财政经济问题。会议进行了两个多月,参加会议的有边区党政军民县团级以党内重要负责干部300多人。延安高级学习组的全体同志和中央党校大部分重要干部到会旁听。大会在检讨边区党组织在中央到达之前的历史时,边区党内的老干部习仲勋、张秀山、李卓然、张邦英、王世泰、贺晋年和我等共有46人在大会上发言,认真总结了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在肯定过去取得成绩的同时,对执行“左”倾错误路线、搞肃反扩大化等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清理,并开展了必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经过讨论,弄清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争论的实质是两条路线斗争,而错误路线的根源,就在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作怪。任弼时同志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总结报告,得到与会同志赞成和拥护。毛主席在会议开幕时讲了话,在会议当中讲解了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作了关于《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会议结束时,又作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讲演。他的讲演以“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为题,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领导方法,强调了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问题。指出必须在具体指导上下功夫,取得成功的经验,加以推广,才能使一般号召不致落空。毛主席把唯物辩证法巧妙运用于领导方法,既提高了干部对辩证法的理解,又使干部改善了领导方法,他的这一思想至今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次会议解决了边区党的历史争论、统一领导和当前任务三大问题,加强了边区党的团结。应该说,这是边区党在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指导下,在整风中取得的重大成果。

整风运动中八路军某部连队指导员在组织战士学习( 图片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四、发起和指导大生产运动

在延安时期,毛主席以极大的精力和热情抓的另一件对全党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就是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使我党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渡过了经济难关,并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如同延安整风一样,是我国革命史上写下的光辉篇章。它昭示人们: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去夺取胜利。大生产运动中所体现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时至今天,仍是我们建设伟大强国的重要法宝,需要我们大力继承和发扬光大。

抗战开始后,陕甘宁边区由于脱产人员逐步增加和支援前线,财政支出随之增大。1939年后,国民党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封锁,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还在一些地方制造反共摩擦,便边区陷入极度困难,如同毛主席所说:“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毛主席说他自己也曾因为没有油吃,爬坡头昏眼花。1939年2月,毛主席在延安干部生产动员大会上生动地分析了当时的严峻形势,形象地指出,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条是饿死或解散,一条是自己动手,发展生产。我们当然只能选择后者。

有一件事,一直是广为流传的佳话。1940年,陕甘宁边区为了渡过暂时困难,决定征收20万担公粮,这在当时有些偏重。就在研究征粮工作的会上,一位县长被雷电击伤,便有群众说“雷怎么没有击毛泽东”。毛主席听到后,立即引起深思,不但没有追究流言制造人,而且经过调查研究,先减少了公粮征购任务,接着向边区军民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1940年12月3日,边区政府召开经济自给动员大会,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出席并作了重要讲话。在大生产运动中,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等中央领导身体力行,亲自参加挖地、种菜、捡粪、纺线等劳动。他们的榜样,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劳动热情。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根据毛主席的号召精神,及时采取了三项措施:第一,制定优待移民、难民政策。从国民党区逃难到边区的老百姓,边区给予公民权,鼓励开荒生产。第二,开展减租减息,调动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第三,倡导劳动竞赛,表彰劳动模范。这些措施的贯彻落实,使边区的大生产运动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

毛主席题词“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当时我任陇东地委书记兼385旅政委。陇东地区7个县,约30万人口,地广人稀,宜农荒地很多。385旅部队在王维舟旅长带领下,在合水县大凤川小凤川大规模开荒种地。我的主要精力放在地委,领导全区的各项生产事宜,发动地委机关干部开荒种地时,自己也参加生产。有一次我去山上收割庄稼,碰上在家乡务农的大哥来看我,他在欣喜之余,怕我干不惯农活,要替我干。我告诉他:这是我分内的生产任务,必须自己完成,谁也不能代替。当时地委除大力组织农业生产外,我们还积极发展工业、运输业、商业和外贸。三边地区的定边、盐池两县出盐,国民党统治区由于日寇的占领封锁,许多地方缺盐。我们在陇东成立了盐业公司,大力组织盐业生产,把盐运到西华池等口岸出售。华池县县长李丕福很积极,经常亲自带队,赶上成百头毛驴运盐,一路浩浩荡荡,颇为壮观。国民党地区的商人为了赚钱,贩盐的很多。有不少是宝鸡、四川来的。我们用盐换回根据地所急需的棉花、布匹、火柴、办公用具等,大大缓解了边区经济生活上的困难。

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开展得十分普遍。据统计,1939年,全边区开荒105.5万多亩,其中,中央机关、八路军后方留守部队,边区各级机关、团体、学校开荒达11.5万亩,秋后收细粮9572石。1943年1月,毛主席提出本年要达到“丰衣足食”。这年全边区开荒97.6万余亩,耕地总面积由1939年的1008万亩增至1338万亩,粮食总产量由137万石增至181万石。部队的生产成绩尤为突出。359旅在南泥湾累计开荒达26万亩,种植粮食、蔬菜、烟草等,创造出“陕北江南”,粮食除了自给以外,每年还上缴一万石,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

在边区高干会议期间,西北局对领导生产做出显著成绩的王震等22名干部进行了嘉奖,我是22名同志中的一个。奖状是毛主席颁发的。我的奖状上,是毛主席亲笔题写的“密切联系群众”六个大字。这不仅是对我的勉励,也是对我的希望。此外,每人还奖给一条延安生产的毛毯。可惜这张珍贵的奖状在解放战争时期丢失了,但毛主席对我“密切联系群众”的教诲,却如同座右铭,始终激励着我永远不要脱离群众。

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功,不但粉碎了敌人的封锁政策,减轻了人民负担,改善了军民生活,而且教育和锻炼了干部。1944年,我第二次进中央党校学习时,吃饭经常是四菜一汤,生活显著改善,大家都很满意。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包围封锁边区,想要困死我们,他们的阴谋彻底失败了。而在大生产运动中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成了伟大的延安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载入史册。正如毛主席后来高度概括:“整顿三风和发展生产这样两项工作,发生了根本性质的效果,使我党在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两方面,立于不败之地。”

五、纠正边区土改中“左”的偏向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全面进攻我解放区,1947年春天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毛主席和党中央于1947年3月撤离延安,我们西北局机关也在此时撤离。撤离前,毛主席和党中央原拟先住黄河沿岸,毛主席曾说:黄河两岸度春秋。但为了牵制国民党部队,减轻我军其他战场的压力和保卫边区、指挥西北解放战争,毛主席决定不过黄河,利用陕北地面辽阔、回旋余地大、群众基础好的有利条件,坚持在陕北与敌人周旋。毛主席转战陕北,不但极大地鼓舞了西北战场的军心,也鼓舞了全国人民。“毛主席还在陕北”,成了当时奋勇杀敌的动员令。到1948年春,我军在各个战场转入全面反攻时,毛主席才渡过黄河去河北平山。在这段时间,毛主席不仅以极大的精力和高度的智慧指挥了全国(包括西北)的解放战争,对土地改革也予以深切的关注。

1947年,毛泽东在陕北察看军事地图,指挥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来源:中国延安网)

随着解放战争的步步胜利,新的解放区不断扩大,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平山县主持召开了解放区土地改革工作会议,对开展土改工作作了决定。不久,西北局在绥德义合镇举行会议,根据平山土改会议精神,对边区土改工作作了部署。会后在开展土改工作过程中,一些地方出现了“左”的偏向,如有的把中农划成富农,把富农划成地主;有的以吊打的方式斗争地主;有的损害了私营工商业者的经营。陕甘宁边区有一大部分是经过土地革命的老区和半老区,本来对过去土地分配上某些不合适者采取调剂土地、填平补齐的办法作一些调整就可以了,可是有人仍照搬新区的平分土地的做法,使不少地方发生过火行为,引起群众不满。1948年1月,毛主席住在米脂杨家沟时发现了这一问题,及时提出纠“左”,并亲自给驻在绥德义合镇的中共中央西北局写信,具体指示习仲勋同志去绥德地区、马明方同志去延属地区、我去三边、陇东和关中地区指导土改,纠正偏差。我接到指示后立即出发,在三边、陇东紧张工作了两个多月。从陇东回来的,延安已收复,陕西形势大变,关中没有去成。纠“左”以后,土改工作得到健康的发展,群众生产的积极性比以前更高了,有力地推动了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图为会议会场(新华社发,图片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毛主席刚到陕北的时候,全国只剩下几万党员,3万多红军,只剩下陕北这—块根据地。到1948年毛主席离开陕北时,全国党员已发展到270万以上,军队发展到200万以上,我军已打退国民党数百万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反攻,全国解放在望了。毛主席在陕北13年,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即土地革命后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大部分时期。他在这里不仅有力地指导了陕甘宁边区的工作,还领导了全国不同历史时期复杂的革命斗争,表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和高明的军事指挥艺术,使中国革命走向了全面胜利。在延安时期,毛主席从始至终掌握和贯彻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就是在这段时间成熟起来的。在长期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在毛主席的倡导和全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我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形成了我们共和国的精神支柱——延安精神。正因为这一切,毛主席在陕北赢得了人民的热爱,享有崇高的威望,《东方红》的歌声,就是发自陕北人民的心声。

《毛主席在陕北(1947年)》(油画) 1957年 高虹 作(图片来源:北京日报)

注:此文系马文瑞同志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为《缅怀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书所著。在《论延安精神》中作为代序言。2021年12月31日,马文瑞女儿马小玫供“方志四川”新媒体矩阵及“四川省情网”发布。

(全文完)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马文瑞

供稿:马小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