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毛泽东主席(上)

马文瑞

(1993年10月26日)

1954年秋天,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我被任命为劳动部部长。当这一任命的消息传来时,中共中央刚撤销西北局,我还在西安处理善后,因而来北京上任较晚。上任后不久,我应邀出席全国政协的一个宴会,在北京饭店的客厅里,忽然见到了毛主席。他一眼认出了我,微笑着半打招呼半开玩笑地说:“马文瑞同志,你来了?很好!以后,中国的无产阶级都归你管了!”我已有两三年没见到毛主席了,他比以前显得更加精神,容光焕发,精力充沛,说话还是那样诙谐风趣。

马文瑞

在延安时期,我曾多次见到毛主席。在中央和西北局召开的某些会议当中,在抗大和中央党校的课堂里,在延安的群众集会上,都曾亲聆过毛主席的教诲。但我们单独接触的机会不多,时隔这么久,想不到他对我还是这样熟悉。他的富有风趣的话,不但缓和了我突然见他的紧张情绪,而且使我感到调我来京的任务重大、必须奋发努力。

我是陕北本地生长起来的干部。毛主席在陕北生活、工作的13年中,我一直在陕北苏区和陕甘宁边区工作。回忆起和毛主席的接触,我不能不想到他对陕甘宁边区工作的正确指导和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从大政方针到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基本政策,都是在他亲自主持或直接领导下制定的。在党的建设特别是干部队伍的成长壮大等方面,都倾注了他的心血。高级干部都因深受他的言教和身教,才逐步成熟起来。正因为有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具体指导,陕甘宁边区才建设成为一块模范根据地,成为新中国的雏形。毛主席运用陕甘宁边区建设的成功经验,指导了全国各根据地的建设,终于夺取了全国革命的胜利。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

一、正确解决陕甘苏区的“肃反”问题

1935年9月,当时的中央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负责人执行王明“左”倾路线,大搞错误的肃反,进们“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许多好同志抓起来,如西北红军和苏区的主要创始人刘志丹,以及习仲勋、张秀山、刘景范和我等一大批干部统统被抓,关进了牢房。开始时我们的罪名是“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后来又变成了“右倾取消主义”“反革命”。有的同志遭受严刑拷打,有的甚至惨遭杀害。我们被关在瓦窑堡的一个监狱里,戴上了脚镣,受到严密的看管,晚上睡觉要翻身还得报告,经过准许才可,否则即挨打骂。据说,埋人的土坑已经挖好,我们随时都有被活埋的危险。这时苏区的形势十分严峻,面临一场严重的危机。在苏区内部,执行“左”倾路线的人乱捕乱杀,引起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苏区边境的群众大量外逃;在外部,国民党调集重兵,加紧了对苏区的“围剿”。

正在人心惶惶、万分危急时,这年10月,党中央和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苏区吴起镇。中央和毛主席在长征途中,就知道在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和一块根据地,于是率领中央红军全力向陕北开进。在进入根据地后,毛主席即向干部和群众进行调查,同在吴起镇一带打游击的龚逢春、张明科等干部谈了话,得知刘志丹等许多创建陕甘苏区的干部被当作反革命抓起来,有被处决的危险。毛泽东对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肃反扩大化有切身的感受。他立即派王首道、贾拓夫、刘向三等同志赶到瓦窑堡,传令停止肃反,等候中央处理。不久,中央也来到瓦窑堡,把我们这些人从监狱放出来。周恩来副主席还找我谈了话,肯定了我们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成绩,并就我的工作问题征求了意见。没过几天,我就被分配到陕北省委工作,任省委秘书长,其他同志也先后安排了工作或学习。刘志丹被任命为中革军委后方办事处副主任(主任由周恩来同志兼)兼红28军军长,后来参加了著名的东征,不幸在战斗中英勇牺牲。这样,在毛主席的直接干预下,一次重大的肃反错误得到迅速纠正,一场严重的危机得到解决。否则,全国仅剩下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也很可能被“左”倾路线所断送。

毛泽东同志在果敢迅速地解决陕北危机的同时,组织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一道,粉碎了国民党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则”。当时,他亲自指挥的著名的直罗镇战役,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不但有力地击败了敌人的进攻,鼓舞了军民士气,而且提高了西北红军配合大兵团作战的能力,巩固了陕甘苏区,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创造了有利条件。正如毛主席所说"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陕甘苏区就这样成了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与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走上了更加健康、稳步发展的道路。

二、建立和发展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1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日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为及时动员全党在政治上作好战略转变,1935年12月27日,毛主席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明确提出建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的主张,同时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思想。1936年夏红军东征结束后,党中央、毛主席及时提出了三大任务:一是坚持陕北游击战争;二是红军西征,创造陕甘宁新苏区;三是争取东北军,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争取东北军一起抗日,是当时至关重要的一着,因此中央对于争取东北军是十分重视的。毛主席曾在一次讲话中,精辟地分析了东北军当时的内外处境,说东北军到处漂泊,寄人篱下,不甘亡国亡家,有打回老家去的强烈愿望,有可能同红军联合抗日,要积极争取。中央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同志任书记。根据地各地也都成立了相应的组织,在靠近东北军的地方设立办事处,以动员力量接触东北军官兵和做争取工作。根据中央的指示,陕北省委也成立了安塞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我任书记,委员有陈治中、张耀宇等,下设安塞、高桥川两个办事处,我兼任安塞办事处主任。在办事处领导下,建立了安塞、高桥川两个市场,三天一集。我们准备了粮食、柴草、蔬菜、肉蛋和其他农副产品,吸引东北军官兵来采购,相机向他们做工作。做工作的形式多种多样,如散发宣传品,让文工团演出文艺节目,同东北军官兵交朋友,还到他们的驻地、哨所谈话,进行抗日宣传。总的内容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回老家去。”这些工作的广泛开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红四方面军西北军区政治部刻的标语(图片来源:人民网)

记得有个晚上,经过安排,我到延安城里东北军一个团部同团长和团副谈话。我向他们分析了当前形势,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他们表示赞成。但该团长却说:“你们共产党、红军那么艰苦还坚持干,可歌可泣,我们佩服。我赞成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可是你们毛委员长(指毛主席)敬奉的都是外国人(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使人不可理解。”我解释说:“马克思、列宁虽是外国人,但他们并不是外国的统治阶级,或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是革命家,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对人类是很有贡献的。他们的学说是科学的,是人类最进步的思想,可以救国救民。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根本问题是看他们的学说和做法对中华民族有没有好处,能否救国救民。你们是孙总理的信徒,他的三民主义,不也是从美国总统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学说中受到启发吗?”他们听了,觉得我讲得有道理,连连点头。为了不让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的人发现,他们在天亮前派人把我送回。

我们党在做争取东北军工作的同时,对杨虎城的西北军也做了大量争取工作。毛主席曾派汪锋携带他的亲笔信同杨虎城将军会谈。经过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组织多渠道、多层次地做争取工作,东北军、西北军广大官兵认清了形势,了解了我党的政策,愿意联共抗日。1936年9月6日,我党与东北军、西北军签订了局部停战协定,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北首先基本形成。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了顽固坚持打内战的蒋介石。党中央、毛主席为了争取以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采取了逼蒋抗日的方针: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我党与张学良、杨虎城密切配合,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的形成,国内形势的转变,党中央、毛主席及时对我党的政策作了调整:由土地革命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转变为减租减息,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在政治上恢复了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的公民权;停止以武力推翻国民党;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国民党部队的番号;陕甘宁根据地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边区政府。为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毛主席付出了巨大劳动。每一政策和措施的提出,他总是先在党内外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用深入浅出的比喻提高领导干部认识。然后抓典型,抓样板,以提高广大干部的认识。

在这一革命的重大转折时期,毛主席高明的领导艺术表现得十分突出。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刚刚形成的时候,毛主席就及时告诫全党同志,一方面反对关门主义,争取千百万人民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方面又反对投降主义,坚持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在卢沟桥事变前,主要反对关门主义;在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开始抗战,主要反对投降主义,抵制国民党用升官发财、酒色逸乐对共产党的引诱。与此相反,王明1937年底从苏联回国,他由“左”倾机会主义者一变而为右倾投降主义者,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国民党也趁机对我党和根据地进行渗透破坏。一些共产党员在这个转变时期把握不住正确的方向,经不起复杂斗争的考验,有的甚至脱离了革命。

毛泽东与延安人民亲切交谈

在陕甘宁边区就出现了这样一些情况:有些地主闹着收回土地房屋,国民党特务制造谣言,甚至进行暗杀,煽动土匪打家劫舍,破坏捣乱,个别干部竟投向了国民党。我当时任陇东地委书记,在陇东地区的镇原县,就有三个干部经不住国民党的拉拢利诱,跑到国民党统治区去了。毛主席一方面及时写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等文件,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边区抗日统一战线的活动,予以坚决打击;同时在党内批驳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提出在抗日的原则下保存党和阶级的独立性,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针对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事件,妄图蚕食我抗日根据地的阴谋,明确提出了自卫、胜利、休战的反摩擦斗争三原则;在斗争中,坚持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陕甘宁边区的党和政府贯彻了毛主席的这一系列指示,既坚持了西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使边区的各项建设事业不断发展,蒸蒸日上。

注:此文系马文瑞同志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为《缅怀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书所著。在《论延安精神》中作为代序言。2021年12月31日,马文瑞女儿马小玫供“方志四川”新媒体矩阵及“四川省情网”发布。

(未完待续)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马文瑞

供稿:马小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