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追随周总理一生

张抗美

编者按 1976年1月8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今天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46周年的日子,“方志四川”新媒体矩阵及“四川省情网”特发布中共南方局老同志张光昭、黎盛莲女儿张抗美2018年3月5日撰写的《父亲追随周总理一生》一文,表达我们的深切缅怀之情!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这是人们抬着周总理画像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图片来源:新华社)

2018年3月5日,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纪念日,让我们共同缅怀他的丰功伟绩,以及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周总理一生为革命鞠躬尽瘁,为了党和国家利益,他多次忍辱负重。他的人格魅力令“高山行止,景行行止”,人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周总理没有儿女,却有我们无数的子孙,和十里长街寒风中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万人侍立哭英灵的人民群众;总理的骨灰洒向祖国的山川大河,整个中国大地就是他的墓碑!

首都百万群众,泪洒十里长街,极其沉痛地悼念敬爱的周总理。这是安放周总理遗体的灵车通过天安门(新华社记者 刘少山 摄,图片来源:新华社)

人们抬着花圈,来到纪念碑前悼念周总理(王纯德 摄,图片来源:新华网)

我的父亲一生追随周总理,“红岩”话题是我们家永远的中心主题。

2003年1月,父亲去世后,他的学生们撰写挽联并悬挂在父亲遗体告别室前:“寻求真理出生入死风雨坎坷铮铮铁骨不愧红岩人;奉献教育鞠躬尽瘁桃李芬芳拳拳赤心堪为后世师!”

挽联内容是对父亲一生不屈不饶革命斗争经历和光明磊落高风亮节人品的真实写照!

2003年清明,我们兄妹五人和父亲生前的战友、部下、学生们,站在遵义乌江的大桥边,按照父亲生前要效仿总理抛撒骨灰的遗愿,将他的骨灰撒落在他参加革命的起点——红军强渡乌江口。

《强渡乌江》 布面油画 魏传义 作

在这崇山峻岭中,望着伴着鲜花的骨灰随着水流湍急的乌江流向远方时,思绪万千:又一个“红岩人”追随总理而去,这是父亲的“红岩情结”!

在南方局四川地下党

工作的日子

我的父亲张光昭,贵州省遵义县尚稽镇(现遵义市播州区尚稽镇)人,1935年秋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享受红军待遇的离休干部。

建国前,父亲一直在周总理领导下的南方局和四川地下党从事隐蔽战线工作。亲人中有两人为革命牺牲,其中一人被敌人活埋。

建国前,父亲曾担任过四川地下党乐山中心县委书记兼宣传部长(代理);三台县和苍溪县委书记(据媒体报道,父亲任苍溪县委书记时,苍溪县委当时是中共南方局所属最大最完整的一个县委);阆(中)苍(溪)南(部)中心县委宣传部长(据苍溪党史资料记载,阆苍南中心县委当时有300多名党员)。

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邹乐 摄,图片来源:重庆发布)

1941年,因隐蔽斗争需要,经南方局决定,母亲黎盛莲从贵州到四川三台县,组成地下党“家庭掩护机关”交通站。

当时党的经费十分紧张,父亲就将父母寄给他们的钱,大部分捐献给交通站,让同志们到交通站时有一口米饭吃,自己却吃红薯叶、泡菜等充饥。李维(曾任四川省自贡市政协副主席等职)、王叙五(曾任四川省政协常委等职)等同志回忆录均有记载。

我的大哥张荣凯(乳名:蜀澄),二姐张荣霞(乳名:蜀蓉)都出生在该地下党交通站。

父亲在妻儿被国民党反动派扣为人质的情况下,也从未有过叛变行为。

“红岩”授命 返乡抗日

1944年底,日寇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南下入侵贵州,占领独山,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黔南事变”,贵州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陪都重庆告急,形势十分严峻。

黔南事变战局形势图(图片来源:贵州文明网)

民族危亡之时,中国共产党领导贵州各族人民对日寇进行反击,爱国军人(国民党29军91师)也奋力反抗。他们利用贵州大山地形复杂的优势,和日寇进行勇敢顽强的战斗,炸毁独山“孙河桥”等,阻断日军继续前行的道路,使日军被迫从独山撤退。

独山深河桥如今已经是全国红色旅游的景点景区(图片来源:多彩贵州)

抗战史上因此有“北起‘卢沟桥’,南至‘孙河桥’”之说,他是日军的”滑铁卢”,是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丰碑。此后,日本至无条件投降近一年多的时间里,再无反攻之力!

这一重要历史时期,据《中共贵州历史大事记》等党史资料记载:根据中共中央大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中共南方局工作委员会书记王若飞派贵州籍的张立、田伯萍、张光昭等30多人返乡开辟抗日游击区。

此时,父亲正根据川康特委安排,将乐山中心县委书记兼宣传部长一职交给王叙五同志,到重庆南方局”红岩”学习。

学习尚未结束,1944年12月,南方局组织部秘书荣高棠(曾任国家体委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和组织部主任秘书张敏(即刘绍文,开国中将)陪同父亲一块面见王若飞同志,当场宣布选调父亲到贵州;告知接头人赖卫民(又名:赖映棠,“文革”中在云南含冤去世);接头暗号为“高棠”。王若飞同志多次强调返乡抗日,建立敌后游击区的重要性。

此前(1942年前后),贵州地下党工委遭破坏,贵州党和南方局失去联系,南方局时任西南委书记兼负责地下党工作的钱瑛同志就已经派赖卫民、李晨(又名:李振民,抗战时搬迁到遵义的浙大地下党负责人之一,建国后曾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到贵州恢复党的组织(主要是浙大),建立南方局“贵州遵义尚稽大同中学”据点。因为遵义尚稽镇有群众基础,长征时,彭德怀等领导率领的红三军团冲破乌江茶山关渡口占领该镇后,驻扎较长时间,和老百姓建立了深厚感情。当年,红军刊物《红星报》以“尚稽场群众热烈拥护红军”为题作了报道。

父亲用“高棠”暗号和以大同中学教员(后接任校长)身份作掩护的赖卫民同志接上头后,他们和李晨同志联合浙大其他党员(吕东明、卞婶等)、进步师生,加上培养的遵义马正富(曾任重庆市体委副主任等职)等大批当地进步青年,根据南方局指示,开展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组建敌后游击队等工作。

马正富在《老红军张光昭的“红岩情结”》一文中,是这样描写再现当年战争岁月的:

“共产党员赖卫民、李晨、张光昭在南方局大同中学据点,领导开展了遵义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筹建抗日游击队。后来,赖经组织调动离开尚稽大同中学,张老接任大同中学校长。”

“张老为了筹集革命经费,他动员父亲变卖尚稽家里的田产,筹备建立敌后武装。张老及其家庭亲友对南方局派来的大批同志,做了大量的掩护工作,使地下党的各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吴山(曾任《光明日报》秘书长等职)、卞婶、吕东明等大批浙大学生到大同中学任教,带领我们上街抗日宣传,唱歌,演活报剧等,唤起民众的抗日热情。有许多浙大学生在大同中学教学过程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据党史资料记载:‘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有的人打入国民党设在遵义***乡的子弹分库,做争取士兵和控制子弹库的工作;有的安排在当地学校任教师,利用合法身份,广泛接触和发动群众;有的组织少数可靠的同学,秘密复制黔北地区的地图,供打游击时使用’。我们就曾经在张老等同志的带领下,和浙大同学一块儿到山上侦察地形,绘制地图等。”

“解放后,我因工作出差到北京看望了李晨同志,回忆起抗日烽火中在尚稽的战斗岁月,都感慨万千。”

“抗战胜利后,南方局的这部分力量,成为解放贵州,清匪反霸,政权建设,抗美援朝,祖国建设的生力军。”

信念坚定 意志坚强

建国初期,贵州党的力量薄弱,缺乏干部,父亲不顾西南局于江震(曾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和陈野萍(曾任中组部部长等职)等领导同志的挽留,执意返贵州增强党的力量,参加家乡建设。

组织上将父亲的关系由南方局转到贵州,随杨勇上将(时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一块回贵州。

父亲曾担任遵义县(当时的行政体制是遵义市和遵义县合一)政府民政科科长;贵州省遵义市教育系统党支部书记(建国初期,党员人数少,遵义市四个中学,一个师范学校,合成一个支部);贵州省遵义师范专科学校(现遵义师范学院)副校长。虽为降格使用,但他并不计较,一心扑在遵义的教育事业上,培养了大批政治和业务素质高、爱憎分明、敢为人先的有用人才。

由于党内某些领导“左”的思想和对隐蔽战线工作的偏见,父亲的老战友纷纷遭受不公正,张文澄(曾任西南政法学院党委书记、重庆大学党委书记、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等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张黎群犯莫须有的“政治错误”被处理,“文革”中,成了西南“三家村”的“首犯”被关进监狱七年。

父亲是个性情耿直之人,说了几句真话,1957年也被打成“右派”。但他从未认可右派结论,拒绝在结论书上签字,等待22年于1979年在陈野萍(时任中组部部长)等领导的关心下平反昭雪,铮铮铁骨传为佳话。

据马正富在《老红军张光昭的“红岩情结”》一文里披露,“文革”中,父亲和他的老领导老战友、同是右派的张文澄等几位中共南方局受迫害的同志,在马正富重庆的家中聚会时,他们为南方局的钱瑛(1964—1965年,钱瑛同志在短暂的任贵州省委第二书记时,对父亲“右派”问题的平反昭雪给予了最大关心)、许明、于江震、赖卫民、油凤岐、田家英(和张文澄是前连襟)等同志受迫害致死感到无比悲痛和惋惜,但对参加革命毫无悔意,他们互相鼓励:“红岩人”要经得起考验,坚信党早晚会实事求是解决问题,还革命者公正!

父亲和他的红岩战友们虽历经磨难,但信念坚定,意志坚强,彼此实事求是的证明各战友在各时期的真实情况。

母亲和我们这些子女亲眼目睹全国各地来遵义外调的造反派们,硬要父亲“证明”这个是“特务”,那个是“叛徒”,父亲顶住压力,对威逼(红卫兵曾动武)、利诱毫不动摇,挺着高大清瘦的身躯,义正词严地将造反派的荒唐恶毒要求“顶”了回去,客观公正地介绍领导、战友的情况,为部分领导、战友得到“解放”尽了微博之力。

陈野萍等同志开始工作后,对父亲“右派”问题的平反昭雪也很关心。

我的表哥回忆,1978年的一天,陈野萍(时任中组部副部长,“老干部接待组”负责人)约我父亲在中组部(西单北大街110号)办公室见面时,他陪同父亲一块前往。表哥说,陈野萍副部长见了父亲很热情,很关心,说,郑伯克等同志都将你写给他们的信和申诉材料通通转给我了,你在“文革”的特殊时期,能实事求是介绍大家当年的情况,他们很感动。

陈野萍副部长说,父亲受委屈了,他反映的“右派”错划问题的平反,会尽快安排责成有关方面办理,请父亲听消息。

陈野萍副部长说,平反冤假错案,是目前中央的大政方针,请他放心。

当陈野萍副部长问我表哥和我父亲的关系时,表哥说父亲是他的亲舅舅。

陈野萍副部长又问表哥在北京什么部门工作,表哥说他在解放军工程兵司令部工作。陈野萍副部长说,你怎么没有穿军装啊?是不是怕你的舅舅影响你啊?你舅舅可是红军时期的老同志,我们的老战友。我表哥连忙说,我不怕受影响,因为今天是到中央机关,我怕给首长们添麻烦,所以我没穿军装,着便装来的。

谈完事,陈野萍副部长一直送父亲到楼梯口,又安排他的姓任的秘书送出中组部大们。秘书到传达室送会客回执单时,还对值班人员介绍,这是陈野萍部长的老战友。

没过几个月,父亲接到遵义市委通知,让他准备到北京,说贵州省委组织部接到中组部陈野萍副部长的秘书电话,中央邀请父亲等老红军参加1978年9月9号全国第一批瞻仰毛主席遗容的活动。

随后,遵义市委组织部又送来200元钱,给父亲做赴北京参加活动的服装费,据说也是陈野萍副部长安排的。估计陈野萍副部长觉得我父亲受迫害多年,家庭困难。

1978年9月9日,戴着“右派”帽子的父亲,到北京瞻仰了毛主席遗容,参加了当年的国庆活动。

我多次陪同父亲拜访或参加老同志们的聚会,亲口听荣高棠、郑伯克、胡绩伟、张黎群、胡景祥、李普、王怀安、孙明霞等伯伯阿姨提起,曾在各种艰难岁月中,为彼此澄清证明的难忘情景。

拨乱反正 冤案纠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张文澄,张黎群等人问题的解决,父亲的“右派”问题,也在陈野萍、郑伯克等领导战友的关心下平反昭雪:恢复党籍;重返领导岗位;享受红军待遇,首批拨专款修建红军独院等。

受父亲牵连的大批同事、下级、学生的问题得到纠正,大多成为教育界的领军人物。

父亲的学生们每年在他过生日时,都从省内外专程赶来祝贺。有一年,曾有400多师生在遵义师院聚会,祝贺父亲80岁生日和参加革命60周年。他们视父亲为“楷模”。

父亲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但对犯错误的同志却很豁达。我曾在遵义地委老干部局和统战部、工商联工作,并担任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多年,许多当年整治过父亲的老同志都成为我服务的对象。父亲怕我有成见,慢待他们,一次次告诫我,要不计前嫌,诚恳地为他们服务,他们只是错误路线的执行者。

1985年1月,已调到外省工作的原遵义地委书记李书波同志,返遵参加遵义会议50周年纪念活动时,亲自到病床前看望因病不能参加纪念活动的父亲。李书波同志对当年错划父亲“右派”致歉。两人握手言和,一笑泯恩仇。

1999年初夏,李书波同志患重病来北京治疗,父亲多次给我来电话,讯问李老的病情,嘱咐我一定要照顾好老爷子,说,这是你驻京办副主任的工作职责。李老很感动,临上飞机还拉着我的手,无比歉意地重复着:让你们一家受苦了……不久,李老在郑州去世。他的儿子辗转送我一本李老的诗集,留作永久纪念。

总理关怀 永生难忘

那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浩劫开始,从北京到地方,大批老干部受迫害被打成“黑帮”,关进“牛棚”。

父亲被关“牛棚”,母亲因受“右派”丈夫牵连,被打成“地主分子”,遣送农村监督劳动,我家惶惶不可终日。

父亲决定到北京找总理救救我们家。

但父亲当年关在“牛棚”行动不自由,所以,决定由正在念大学的大哥张荣凯去北京找总理。

我们从小就听父亲和他的战友们讲总理及总理领导下的“红岩”的故事,对江姐等革命志士无比崇拜,所以,对总理、红岩一点不陌生。大哥比我们年长,又是大学生,自然比我们知道得更多、更详细。这对他到北京找总理奠定了基础。

1966年10月中旬,我大哥趁全国串联之机到了北京,原打算找父亲当年的老领导老战友们转信给总理,但他们几乎都被打倒或正在审查中,使不上劲。

1966年10月19日,几经周折,孔原伯伯(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在中南海西门亲切接待了我大哥。

孔原(图片来源:百年人物志)

据大哥在《难忘的接见——怀念孔原伯伯》一文中记载,慈爱的孔原伯伯和他聊了半个小时,并承诺一定把信转交周总理,“办得到,请放心”。又催促我大哥赶快回贵州等消息。

当年交通不象现在这么方便,大哥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刚回贵州,总理重要批示也到了贵州。

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贵州省革委会主任贾启允,和遵义市委书记、遵义市革委会主任金风,按照总理批示,在自身也即将被“打倒”的处境下,雷厉风行责成有关部门纠正了我母亲的冤案,恢复了工作和职务;父亲也从“牛棚”暂时出来待处理;子女们的生活也基本正常。

遵义市委按照贵州省委的指示精神,为了更好落实周总理的批示,曾委托耿焕民(时任遵义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约父亲谈他的“右派”问题处理的组织意见:为落实周总理的有关批示,经市委研究,希望父亲在1957年的“右派”结论书上签字后,摘掉“右派”帽子;恢复党籍;享受各项待遇等。这一意见遭到父亲严词拒绝,父亲不认可“右派”结论,要求彻底平反昭雪。父亲说,自己是20岁左右就提着脑袋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左派”,为了坚持真理,一切都可以豁出去。

晚年的周恩来总理坐在沙发上,侧影憔悴瘦削,老年斑无声地暗示着他的年纪,唯有那深邃目光洞彻时空(图片来源:新华社)

回家后,父亲将谈话情况告知了母亲和我们,母亲埋怨了父亲,但是母亲也没有办法,父亲认定的事,谁也管不了。

父亲工作做不通,耿伯伯就约我母亲见面,并嘱咐带上孩子们。

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张五建,一块到了耿伯伯家。在吃完耿妈妈给我们包的北方饺子后(小时候,我们经常去北方的伯伯叔叔阿姨家蹭饺子吃),耿伯伯把组织上研究如何解决父亲“右派”问题的方案,及父亲拒绝签字的态度说了后,他请母亲代父亲在结论书上签字。耿伯伯说,这是组织上根据父亲的态度,重新研究的方案。你也是个老同志,希望能配合组织。

母亲一点都没犹豫,态度坚定地说,我不能代老张签这个字,老张认为他这是在坚持原则、信仰。耿伯伯对母亲说,你签了这个字,就能摘掉老张的“右派”帽子,其他问题就能解决,对你们整个家庭好,尤其是孩子们好。

母亲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坚定地说,耿部长,对不起,这个字我不能代签,如果我签了这个字,老张会和我离婚的。

母亲虽然多年对父亲的“坚持”让我们一家灾难不断,也时常抱怨,但比起那些见丈夫倒霉就离婚,甚至检举揭发的,要好上多少倍。

看得出,耿伯伯很失望。

他摸着我和弟弟的头,问母亲:大孩子在学校没回遵义,该大学毕业了吧?真勇敢,还敢到北京去找周总理,居然还在中南海见到了孔原部长,得到周总理的重要批示。

这时,母亲流下了眼泪,说,耿部长,给组织上添麻烦了,孩子也是逼得无奈才上北京找总理的。

耿伯伯说,理解,但不要再去了,有事来找我们。

回家后,母亲把我们去耿伯伯家的情况给父亲说了,父亲看着我们,没说话。

父亲的“右派”问题得到彻底平反昭雪后,我在遵义地委老干部局工作期间,和老同志们接触多了,他们告诉我,当年为我父亲“右派”平反的事操碎了心。

朱翠兰、王秀玲等阿姨(曾和母亲一块在遵义市妇联工作)告知我,当年,她和其他叔叔伯伯阿姨曾语重心长嘱咐我大哥:你不能再去北京了,否则给你安上“为右派翻案”的帽子,你这个大学生就完蛋了。要记住,总理救了你,救了你们全家。

2016年清明时节,我随“追寻总理足迹,红岩儿女‘淮沪宁’行”到上海,并参加了在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举行的“人民心中的丰碑——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暨诞辰118周年”大型座谈会。京沪两地的500多位父辈曾与周总理共同战斗、工作过,或在革命斗争中作出重要贡献人员后代共聚一堂,以父辈或亲身经历追随共产党,和总理建立了出生入死的革命友情来缅怀总理。

阎明光(阎宝航之女)、郑大里(郑君里之子)等部分同志还怀着特殊感情,如泣如诉讲述总理在建国后各历史时期,特别是“文革”中,自己处境都非常困难而不顾个人安危,敢担当,运用智慧,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和民主人士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让他们及他们的家庭在不同的困难时期渡过了难关。

应该说,在还人公正、解救若干家庭的同时,也给党和政府挽回了不良影响。

看来,有不幸遭遇而受到总理保护的还不止我们一家。

真是,恩来如山重啊!

1975年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开幕。周恩来总理抱病在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图片来源:新华社)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张抗美(中共南方局老同志张光昭、黎盛莲之女,贵州省遵义市人民政府驻北京联络处原副主任)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