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 解决困难

——在新四军独立旅

蔡长风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我八路军115师教导五旅,奉命由山东郯城南下,支援新四军。在旅长梁兴初、参谋长李梓斌、政治部主任刘兴元等领导同志率领下,昼夜行军迅速跨过陇海路,到达洪泽湖地区的高良涧、蒋坝一带。因皖南形势变化,又奉命返回淮海区六塘河北岸的钱家集待命。此时,罗华生同志调任旅政委。为了对付国民党,根据斗争需要,我旅改编为“新四军独立旅”,直属新四军军部指挥。经费供给,分别由新四军所属的二师(驻淮南黄花塘)、三师(驻盐阜区)、四师(驻淮北半城)负担。

淮海地区是一块不大的抗日根据地,也是我新四军由此经山东与中央联系的交通要道。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协同兄弟部队巩固根据地,保卫交通要道的畅通,开展抗日与反顽斗争。除参加一般战斗外,还参加了拔掉程道口顽固堡垒的攻坚战。在此与敌人斗争将近3年。

蔡长风将军

从1941年到1943年,抗日战争仍处于相持阶段,是全面抗战8年中最艰苦的年代。部队的后勤保障十分困难,上级全年下拨的包干经费(法币),与部队的实际需要相差甚远。除粮食由地方供给外,其他一切供给全靠自己解决。由于敌人对淮海区经济封锁十分严密,有些日用品有钱也很难买到。我当时是旅供给部长,我们部的同志为了保证部队的吃、穿、用,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外出采购,有的同志甚至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回忆这段历史,最使人难忘的是自己动手办被服厂解决部队穿衣问题。

记得那是在1941年夏末,我到各师领取当年包干经费回来向旅首长汇报时,首长指示说,“吃饭、办公的经费有了着落,部队的单衣就不说了。冬服怎么解决啊,有考虑吗?这是全旅上下迫在眉睫的大问题啊!考虑到全军的困难和不增加人民的负担,旅党委的初步意见是,既不向上级哭穷伸手,也不能向地方政府提出要求。要在全旅开展‘开源节流’活动,严格制度,精打细算,用上级下拨的包干经费购置材料,自己动手缝制冬服。你们供给部制定方案和措施报党委,有什么困难都提出来。”

当时供给部没有设政委和副部长,缝制冬服的任务,象一块千斤大石压在我的头上。我旅是在115师湖西四大队的基础上新组建的单位,没有一点家底积蓄,缝制冬服的一切物资都得外出采购,但集市上连一疋白洋布也买不到,线、纱、棉花也很少见到。两千多人的棉衣、被褥怎么办?从何而来?一时急得我不知如何是好。

我把旅党委和首长的指示,先给几位科长通了气,请他们也各自考虑个方案,并派人到周围集市了解行情。经过几天的调查,本地区根本买不到布疋棉纱等。据商人反映,盐阜的东沟、益林和淮南的竹镇等边沿地区,棉纱、线可能有货源,但布匹却很少。

从了解到的市场情况中,我受到了一点启示。俗话说,事在人为。只要能买到棉纱,缝制冬服就有希望。不过加重了自己织布、自己印染的困难,但总会有一个办法嘛!

我们供给部对经费、解决冬服的方法、物资采购、雇请与组织技术工人等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研究提出了办被服厂的初步设想和具体措施。报旅党委后,及时得到了批准。

党委指示,双管齐下,布和棉纱都要有。供给部要全力以赴,一定要在入冬时让部队穿上棉衣。旅首长还告诫我们:“军部给我们拨了经费,能否解决冬服就看我们自己了。这一点,是不能含糊的。时间紧迫,困难很多,希望你们既要有不怕困难的精神,更要有克服困难的毅力和方法;既要大胆敢干,又要细心搞好调查研究,依靠群众,这是搞好工作的两个条件。党委和首长全力支持你们。”首长的指示,增添了我们缝制冬服的信心,使我们的决心更大了。

新四军独立旅供给部部长(1940.12-1942.12)蔡长风

根据旅党委批准的方案和措施,我们召开了几次行政领导干部讨论会,组成了两班人马,分头筹备。由被服科长王义忠同志负责,十三团供给处主任夏业德同志(原是缝衣工人)参加,组成印染缝制加工组,负责物色和雇请织布、印染、缝纫等技术工人和筹备机器;考虑到办被服厂的关键是物资的采购和运输,由我亲自负责,生产贸易科长刘忠华、副科长邵酿泉两同志参加,组成采购组。同时确定了部队的日常供应工作由粮秣科长王忠萃同志负责。这样,工作上有明确分工。中心和重点工作也很明确。采购纱布棉花的方向是盐阜区的东沟、益林和八大家。东沟、益林两镇地处根据地边沿,货源较充足。每逢集市日用百货均有,而且多是由上海直接进的所谓“洋货”。新四军三师十九团又驻在附近,对我们的采购工作十分有利。八大家盛产棉花,地处敌我游击区,要冒点风险。我和刘忠华、邵酿泉带领几名便衣侦察,日夜兼程,偷渡盐河,首先到益林镇与十九团取得了联系。该团原属一一五师六八五团,团长胡炳云同志及供给处的部分同志过去都是老熟人,经他们介绍很快又与地方政府取得了联系。

在十九团和地方政府大力支持下,益林、东沟的采购工作很快开展了。为尽量缩短时间,防止敌人便衣特务的破坏活动,在与商人的接触中,一般都由十九团供给处出面,并由供给处、地方政府分片设点。供给处还派人到市区直接与店铺、商行、摊贩、农户等进行零整收购。为吸引商人,我们经地方政府同意,对纱、布在价格上实行了一点优惠。为了不致引人注目,把交货点设在驻军附近和旅店内,商人送货上门,现金交易,当面点清货款。这样商人们都乐意同我们做生意。由于十九团和地方政府的力量集中,措施有力,在益林、东沟的采购进展较为顺利,每日都可购到棉纱和布疋。缝制冬服所需的棉纱、布等陆续购到,剩下的任务主要是采购棉花了。经商量确定,刘忠华、邵酿泉两同志留在益林收尾,并继续采购一些日常文化生活用品,同时考虑运输。由我带领几名侦察员,打扮成商人模样,请地方派了一名熟悉情况的同志当向导,赴八大家采购棉花。

八大家濒临黄海,位于淮河的废黄河口南,射阳河港的东北。这里比益林市面要大得多,但建筑稀稀落落,无所谓街道,东一座厂房,西一座高楼,还带有几分“洋气”。这里有电灯,洋灰马路,小洋楼也不少,但行人稀少,除屈指可数的小杂货铺开门营业外,较大的商行、公司家家关门闭户,显得十分萧条。

第二天,我们在向导带领下,边走边瞧,找了几家公司摸点底细,不料,都被公司职员拒之门外。不得已,我们只好振作精神,直接到公司叩门而入。但所到之处,得到的回答不是“无货”就是“老板不在家”。有的人甚至用疑惑的眼神看我们几眼,干脆说“不知道”。我们东奔西跑没有一点收获,采购棉花似乎成了泡影。当时我心乱如麻,心情沉重。困难多了,思想上的压力很大,几千人的冬服缺棉花,怎么办?难道空着两手回去?如何向广大指战员交待?也对不起旅首长对我们的信任啊!我想,盛产棉花的八大家肯定会有棉花。为什么商店都关门闭户,不肯做生意呢?其中必有原因。不能知难而退,要有克服困难的决心毅力。思虑再三,再振作精神工作。又想,我是外地人,一听口音,可能会引起人家注意,起疑心,考虑换个方式试试看,便决定由向导单独出去走走。一方面他是本地人,不会引人注目,同时他是商人出身,善于言谈交际,谈生意是内行。我把想法与向导谈了,他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下午三点种,向导喜形于色地回来了,汇报说,看来不是“没货”,也不是老板“不在家”,主要原因是此地土匪多,出没无常,时常在生意刚成交,恰遭土匪抢劫,有的公司被搞得钱财两空,加上二鬼子的骚扰,搞得人心惶惶,都不敢公开做生意,不得已才关门停业。听了这些情况,使我在失望中又产生了希望。俗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于是我决定直接去找老板面谈。

向导事先已摸清了几家公司老板的姓名,我心中有底。在向导的带领下,直奔一家姓赵的棉花公司。该公司比较大,在八大家有一定影响。我们到公司后,从侧门径直而入。公司人员见我们突如其来,搞不清我们和赵老板是什么关系,一时措手不及,只好进屋请赵老板。

老板从后屋走出,年约五十上下,身穿长袍马褂,大腹便便,笑容可掬地与我们见面,并将我们领到一间客房让坐,吩咐小伙计倒茶,递烟,待人彬彬有礼。互相寒喧了几句,赵老板首先开了腔:“先生从益林来此,不知有何贵干?”既然赵老板直问来意,我也开门见山地说:“本人此次来贵公司别无他事,主要想进一部分棉花,希望赵老板多关照。”赵老板听说要买棉花,立即毫不犹豫地说:“如今时局动荡,生意萧条,公司已面临倒闭,实在抱歉,请先生到其它公司看看,也许有货。”当即被他婉言谢绝了。

我们事先已摸清了底细,我随即针对他的心理说:“如今时局不稳,特别是土匪多,一旦不慎,遭土匪抢劫,老板有顾虑可以理解。”我接着说:“贵公司的情况如何,是有目共睹的事。不瞒你说,我们是打日本鬼子的新四军,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军一向买卖公平,讲究诚信,支付现金,我们不是小本生意,并非蝇头小利,赵老板何乐而不为呢?希望不要有顾虑。”

赵老板听了我这番话,也有些心领神会,特别又冒出个新四军来,也不得不考虑留条后路,观其表情,有点心神不安,但还是镇定自若地表示说:“打日本鬼子是全民族的大事,为抗日效力,是理所当然的”,口气有所变化,接着又说:“实话相告,并非我有生意不做,如今弄得不好,不仅倾家荡产,甚至脑袋也保不住。既然先生来自抗日前线,为拯救国家不辞辛劳,本公司能为抗日出力,责无旁贷。”

老板虽然尚未直接表示卖棉花,但彼此已心照不宣。我想,既然老板打起了抗日旗号,顺着再拉他一把,说:“赵老板愿为抗日出力,体现了你的一片爱国之心,我新四军是不会亏待你的。一回生、二回熟,来日方长,你我交个朋友吧!”赵老板对我这几句话,受宠若惊,立即说:“承蒙先生看得起,能与先生交朋友,十分高兴,还望今后多关照。”通过和赵老板的一番交谈,看来棉花问题,已十有八九的把握了。

为慎重起见,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万一商人从中捣鬼,勾结敌伪,不是往返徒劳,鸡飞蛋打吗?于是,我为进一步鼓动他,便把购买棉花的数量向他交了底,并提出包装、运输,都由他承办,由我们武装护送,按期将货物运到益林,经费一起结算,到时货款两清。这番话打动了他的贪利心理。赵老板对我提出的要求,虽然面带难色,感到很突然,有点骑虎难下,但又得利非浅,还是硬着头皮应承下来,并表示:“既然先生信得过我,我赵某一定尽力而为。”经双方商定,一切均以合同形式成文,签字划押,各持一份,并预支了一部分现金,一切安排就绪。

辞别赵老板回到旅店,天色已近黄昏。正当我们都在为今天的意外收获而高兴时,我们向导从地方得悉灌云县城的鬼子和汉奸队有出动来八大家骚扰的传闻。当时听了很感突然,消息是否可靠,也很难说。我们来八大家已经两天了,人地两生,说不定有走漏风声的可能。经反复思考,为安全起见,决定暂时离开此地,回避几天。我们又立即返回棉花公司,把敌人的活动消息及我们的打算告诉了赵老板,并请他也暂时回避几天。我们回益林后,最多三两日即可返回。

当日晚,我们就离开了八大家。回益林后,从十九团得悉,鬼子兵确实已来八大家侵扰,进行抢劫后,当日即逃走了。于是我们又返回八大家。赵老板非常客气,把我们留住在公司里,同时详细介绍了鬼子兵和汉奸队来此抢劫的情况及棉花的包装、运输等准备工作,并一再向我们感谢:“好险啊,多亏了贵军通报!”并表示:“做生意要讲信用,请贵军放心,待一切准备就绪后,视天气,看势头,即将货物发运益林,保证按合同办事。”我们在此住了两宿,主要观察赵的行动,督促他按合同办事。

赵老板算得上是一位讲义气、守信用、有民族意识的商人。一星期后,由他亲自押运,将棉花陆续运到了益林镇十九团的驻地。为对他的诚意有所表示,我们简便而热情地款待了他。

位于江苏省宿迁市爱园镇原新四军独立旅旅部旧址的蔡长风将军铜像

缝制冬服所需的棉花、棉纱、布、线、染料等物资十之八九已有着落,当时的喜悦心情是难以形容的,但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甚至比采购更为艰巨,更有危险性。因为物资运回淮海区供给部驻地周家集,必须通过敌人在盐河的封锁线。盐河河面并不宽,但水较深。河东沿岸设有日伪岗楼,日夜防守。河道除有鬼子巡逻艇外,没有一艘船。当初我们来益林时,是用农村妇女采摘菱角的木盆渡过河的。要将这么多的物资运过河,困难可想而知。一切安排都要从安全角度考虑,否则就会前功尽弃,甚至会造成人员伤亡,后果不堪设想。在组织和行动上,必须谨慎、细致、周密计划。我和刘忠华、邵酿泉同志经过反复研究,并通过地方党熟悉情况的交通员在拟定的渡口于夜间多次观察东西两岸的情况,基本掌握了敌岗楼和巡逻艇的活动规律。

根据地方交通员谈的情况,我们和十九团领导同志对运渡工作反复进行研究,并确定运渡时间:多云夜间,在深夜11时至凌晨2时;运渡的具体地点:在敌人两炮楼之间,便于上下搬运的地方;运渡的工具:以大木盆为主要运输工具,物资的载运要轻重搭配,重的放在盆底;运渡方法:用结实的两根粗绳索固定在东西两岸,运送物资的人站立木盆中,不用竿撑,不要划桨,人拉绳索带动木盆前进;东岸的物资待木盆到后迅速装载,盆到西岸迅速卸载,加速木盆的周转;若发现水面有灯光或马达声,迅速把运渡的绳索放入河底,让敌人的汽艇通过,东西岸上的人员和物资,迅即分散隐蔽;运渡时的警戒和指挥,请十九团派专人,出现情况,两岸人员要听从指挥和严守纪律等。一切就绪后,由刘忠华同志回旅部汇报请示,旅首长同意了我们的运渡方案并指派一位副参谋长到盐河接运。

在一个多云的夜间,月色朦朦,我们的运渡工作开始了。运渡的物资,由十九团护送到盐河边指定的装盆地点,按计划包装好的物资数量装盆,不能多装,不能少装。仅用两条绳索,两只木盆,你来我往,穿梭运行。在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到:一是严禁吸烟;二是装盆工作要迅速、稳妥,不要在运渡中出现散包、脱落;三是运渡中的安全,不能光求速度在运渡中发出水的响声,应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物资运到西岸。

在十九团和地方政府大力协助下,我们胜利地完成了采购任务并顺利地通过了敌人封锁线,将物资运回供给部驻地――周家集。

在我们外出采购的同时,负责筹备被服厂的王义忠、夏业德两同志已将筹备工作如期完成。他们一方面通过地方雇请技术工人,一方面在部队内部挑选能工巧匠。如在豆腐坊工作的王生全夫妇,原来是上海某纱厂的工人,上海沦陷后回老家务农,不久参加了新四军。他们听说部队要自己办被服厂,就自告奋勇要求参加,并向供给部反映,上海沦陷后,当地就有不少被迫返乡的织布、缝纫工。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不到廿天时间就雇请到各类工人40余人。这些工人还自带织布、缝纫机30余部。同时还从苏北地区雇请来范氏兄弟两名印染工。

开工那天,梁兴初旅长、罗华生政委等领导同志都亲临祝贺,作指示,提要求,问寒问暖,大家很受鼓舞,工人们干劲倍增,日夜加班。全部冬服是自己织布,自己印染,自己裁剪,自己缝制。为争取时间,抢在寒冬到来前让部队穿上棉衣,铺棉花、锁扣眼等工作,就组织地方妇女计件加工。

战争年代,蔡长风、邓宛如夫妇与女儿蔡玲、儿子和平合影

根据旅首长指示,我们把军衣的尺寸由红军时期的一律二尺半改为大中小三个号码,颜色由灰色改为草绿黄色。按照要求时间,全旅同志在入冬时都穿上了新棉衣。干部战士穿着合身的新军装,非常高兴,个个笑逐颜开,一时军威大振,对其他部队影响也很大。许多干部战士称赞供给部给部队办了一件大好事,纷纷给供给部的同志请功。旅首长也非常满意,表扬供给部工作抓得紧,行动快,落实好。为了鼓励我们,给许多同志立了功、授了奖,还授予我“模范干部”荣誉称号。

每当我回忆起这段历史,就倍加怀念贸易科长刘忠华同志。那是在我们办起被服厂的第二年春天,他深入盐阜区为部队采购夏服布料时,在洲门附近遭劫,被土匪残酷地杀害了。他为我军的后勤建设献出了宝贵生命,为此我曾两次赴洲门地区,想找回他的遗骨,以表达对战友的哀思,但都未能如愿。这是我终身的憾事!

我旅在淮海地区战斗近三年。由于旅党委的重视和大胆放手支持我们,在兄弟部队和地方政府大力协助下,不仅自己动手解决了部队冬衣和被服装备,还办起了豆腐坊、酿酒厂和日用品服务社,较好地完成了部队的物资保障,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记得在1942年,刘少奇同志由新四军调中央工作途经我旅时,还专门视察了服务社、被服厂等。他称赞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你们的供应工作,物资保障搞得很好……”少奇同志对我们的鼓励,我至今记忆犹新。

(本文由海军少将蔡长风生前亲笔所写,蔡长风女儿蔡玲供“方志四川”发布)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蔡长风(1910年生,海军少将,国家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获得者,2001年1月去世)

供图:蔡 玲( 蔡长风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