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的

妇女解放运动

徐 静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猛烈地冲击了封建剥削制度,同时也吹响了妇女解放的号角,一大批进步的中国妇女挺身而出,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她们组团体,建学校,参加武装斗争;她们要求女子接受教育,婚姻自主,经济独立;她们提出“妇女参政”,从思想到行动,为自身解放奔走呼号,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冲击和动摇了封建制度,推动了妇女解放和辛亥革命运动的发展,开启了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帷幕。

一、辛亥革命时期妇女解放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条件

(一)封建压迫和民族危机的双重影响

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妇女的命运就是一部被摧残、被奴役的历史。西汉董仲舒为维护封建统治制度而炮制“三纲”说,其中“夫为妻纲”,把女子置于夫权的绝对统治之下。东汉班固和班昭倡导的“三从四德”被奉为圣典。封建专制制度下,妇女地位最本质的特征体现在:政治上无地位、经济不独立、婚姻不自由、受教育权利被剥夺、形体被摧残,缠足就更是其特有体现。在长达2000多年的宗法社会里,中国女性作为一个整体从来都不具有独立的人格,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婚姻等方面几乎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精神上长期被压抑、被扭曲,从而形成软弱、自卑、狭隘和依附心理,长期挣扎在死亡线上,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鸦片战争后,列强入侵,外国侵略势力逐步同中国封建势力相结合,共同奴役和压迫中国人民。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妇女处于三座大山重压之下,更加受尽剥削、压迫和欺凌。

(二)西方“自由”学说的传入为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思想武器

从文化思想领域看,西方资本主义改变了中西文化100多年隔绝状态。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想开始输入中国,这对妇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西方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民主主义思想猛烈冲击中国思想文化界。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思想理论的输入,推动了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妇女问题的研究。二是西方传教士在我国开设女子学堂。这虽然是西方资本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一种手段,客观上却促成了中国少数妇女开始接受文化思想教育,成长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以后的妇女解放运动中起到先锋作用。

二、维新派对辛亥革命时期妇女解放的思想启蒙

戊戌变法时,妇女解放问题被维新派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提出来。最先提出男女平等思想的康有为在《大同书》中阐述了妇女问题,提出废除家庭婚姻契约,并于1883年发起“不缠足会”。梁启超主张学习美国和日本,在《变法通议》中明确提倡的维新派关于妇女解放观点,就是大力发展女子教育。谭嗣同对“三纲五常”的批判更为有力,提出“男女同为天地之精英,同有无量之盛德大业”,认为要改变夫妇间的主奴关系而使妇女不失“自主之权”,要求女子和男子一样有受教育的权利,做一个独立、平等、自立的人。特别是,谭嗣同没有孤立地抨击男女不平等现象,而是把这看成封建纲常总体的一部分,矛头直指封建宗法制度和统治阶级。

为了实现男女平等,维新派提出“不缠足”和“办女学”为解放妇女的措施。梁启超在1897年4月首先提出“办女学”。11月,他在《失误报》上刊登《倡设女学堂启》,又于12月刊出《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作为女学堂的蓝图。1898年6月,第一个女学——经正女学在上海开办,收女学生20名,后来更名为中国女学堂,于1900年随着百日维新的失败而被迫关闭。中国女学堂作为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尽管只存在了一年多,但对提倡男女平等和妇女受教育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女学堂的提调、教习、帮办等都由妇女担任,成为我国第一批从事教育工作的妇女。随着百日维新的失败,“不缠足”运动也中途夭折,直到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下令劝禁缠足,这种摧残妇女的恶习才逐渐革除。维新派对妇女的关注,在妇女中引起了极大反响。

虽然少数妇女提出了男女平等、妇女参政、婚姻自主等要求,但没有唤起妇女群众性觉醒,致使其呼声甚微,影响有限。作为改良主义者,维新派更不敢触动封建统治基础,这就注定了他们提出的妇女解放主张必然以失败告终。

维新派把妇女解放问题和挽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带有鲜明的爱国主义色彩。他们选择禁缠足、办女学这个关系妇女形体解放和精神解放的问题作为突破口,是资产阶级企图把妇女从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的最初尝试;他们有关妇女解放的思想对辛亥革命时期妇女的觉醒起到了直接启蒙作用。

三、辛亥革命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内容和特点

真正近代意义的妇女解放运动,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十分重视发挥妇女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鼓励女子参加革命,支持妇女参政。他提出的男女平等思想来源于天赋人权、自由平等观念,是其政治思想的结晶——三民主义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可以说,孙中山的妇女解放观植根于他的民主革命纲领之中。在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下,辛亥革命时期的先进妇女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为自身的解放进行斗争,从而揭开了中国妇女运动历史的新篇章。

(一)兴建女子学校,重视女子教育

中国女子教育取得合法地位,始于1907年3月8日清政府实行新政,颁布《女子小学堂及女子示范章程》。同时,该章程规定:女子教育和男子教育完全分开;女子小学和师范比男子小学和师范学制各少1年;女子教育最高为师范学堂,不设女子中学和大学。这是非常不公平的男女双轨制教育体制。

兴办女子教育、让妇女和男子具有同等受教育的机会,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封建的重要课题,也是妇女解放运动争取的目标之一。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十分重视发挥教育的作用,把学校作为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培养革命力量的阵地。同时,不少进步妇女也把自身解放寄托在接受教育、提高自身素质基础上。因此,兴办女子学校在当时蔚然成风。女子学校的发展,使一批妇女走出闺阁,接受新文化新思想;女子教育的发展,孕育了中国早期的知识妇女群体。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学校教育中女子地位有了改善。普通中学、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和实业学校都可设立女校,女校和女学生大量增加。孙中山对女子教育尤为重视,认为妇女只有掌握了文化科学知识,才能改善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才能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由此,他特别强调“教育既兴,然后男女渴望平权”,“女界知识普及,力量乃宏,然后可与男子争权,则必能胜也”。

辛亥革命后,女子教育有了较大发展。据统计,到1916年,受中等教育的女子达到8000人,受初等教育的女子达到16万人。中国妇女素质的提高和近代知识妇女群开始岀现和成长,对妇女运动和辛亥革命都起了推动作用,也为后来五四时期妇女运动储备了大量人才。

(二)以报刊为舆论阵地,传播妇女解放的思想和主张

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后,许多具有革命思想的男青年成为妇女解放的同情者和支持者。邹容在《革命军》著述中提出了男女平等思想,陈天华在小说《狮子吼》里塑造了争取女权的人物典型。金天鬲羽的划时代女权著作《女界钟》,更是猛烈抨击了奴役女性的旧制度,鼓吹男女并肩从事革命,要求确立带有妇女解放纲领性质的六种基本权利:学习之权利、交友之权利、营业权利、掌握财产之权利、出入自由权利、婚姻自由权利。

辛亥革命时期,妇女解放思想和主张的广泛宣传,使很大部分先进知识妇女开始觉醒。一些女留学生在国外扩大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开始创办妇女报刊,自己起来为妇女解放呼喊。当时在上海、北京先后出版的《女学报》《女界月报》《北京报》《上海天足会报》《中国妇人小杂志》《女子世界》《中国女报》《神州女报》《中国新女界》等妇女报刊,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学说为思想武器,鼓动妇女参加革命,享有政治上民主权利;要求经济自立,争取工作权利;主张家庭革命,革去夫为妻纲、父为子纲,获得婚姻自由等等。这些观点和主张,反映了中国妇女要求冲破封建禁锢、争取自身解放的强烈愿望,汇集成一股强大的不可逆转的社会潮流。著名资产阶级女革命家秋瑾就是这一时期涌现出的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杰出代表。

(三)觉醒的先进妇女组织军事团体投入革命斗争和武装起义

辛亥革命前后,进步女性积极参加了反清斗争。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后,许多觉醒的进步妇女直接投身民主革命,甚至亲自参加武装斗争。据不完全统计,从1901年至1911年,参加革命活动而又见于记载的妇女有400多人,其中女同盟会员近200人,有姓名可考者105人。她们怀着“只有自觉地承担救国义务,才能与男子得到平等权利”的信念,投身革命,为结束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作出了杰出贡献。

1911年,在四川保路运动中,历来深处闺阁的妇女也爱国不甘人后,纷纷捐资筹款。四川妇女组织了“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有的妇女还参加了保路军。最先由朱李哲华女士发起组织的成都女同志会,于辛亥年闰6月8日午后在新玉沙街敏秀师范女学堂召开成立大会,100多名妇女参加。会议通过简章、公约,选举职员,推举朱李哲华赴京请愿并联络湘、鄂、粤女界代表。成都女同志会成立后十几日,由胡佩兰、旷琴侣、胡兰荪等发起的外东区女同志会也宣告成立,参加报名的妇女有200多人。重庆女同志会在同盟会党人领导下,于辛亥年6月1日在重庆市区成立,比成都还早一个多月,会员达五、六百人之多。宜宾女子爱国会也在保路运动高潮中成立,女子共济会和女子同盟会会员都参加到捐资救国运动中来。

在全国各地,也有众多的先进妇女投身于民主革命。如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何香凝、为革命献身的第一位女志士秋瑾。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招募新兵时,组建了几百人的女子军队,在汉口、南京直接参加与清军的作战。上海妇女也组织了女子军事团、女子光复军、女子北伐队、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女子尚武会、女子国民军等参军参战。孙中山曾赞誉:“女界多才,其人同盟会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往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饷,鼓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

四、发起女子参政运动,谋求自身解放

辛亥革命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创举是组织妇女团体,其高潮则是妇女参政运动。

1904年4月,留日女学生在东京建立的共爱会,是中国最早的妇女团体。1911年11月,由中国社会党女党员林宗紊等人组织发起,在上海建立起女子参政同盟会,以“普及女子之政治学识,养成女子之政治能力,期待国民完全参政权”为宗旨,提出承认女子有完全参政的权利,并承认中国社会党女党员可代表全国女同胞之要求。此后,女子参政团体纷纷成立。1912年2月20日,女子参政同志会与其他几个妇女团体联合组成女子参政同盟会,要求南京临时参议院审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授予女子参政权。3月11日通过的《临时约法》并未对女子参政作出相关规定,于是发生了轰动全国的大闹参议院事件,后经孙中山调停,允许向参议院倡议增修,事件才暂告平息,但女子参政并没有得到法律上的认可。4月,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南京正式召开成立大会,通电不承认《临时约法》,希望制定宪法时解决女子参政问题。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在党纲上公然删去了原同盟会政纲中主张男女平等的条文,女子参政同盟会再次抗争。1913年11月,女子参政同盟会被勒令解散。至此,女子参政运动历时一年多后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而失败。

这次前所未有女权运动,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妇女运动的高潮。中国妇女界首次旗帜鲜明地亮出了“妇女要求参政权”的口号,提出“中国数千年之制度,以女子为奴隶者也,强女子以服从者也。”“数千年之世界,人治之世界也,阶级制度之世界也,故世界为男子专有之世界。”在这个“男子专有之世界”里,中国女界如此声势浩大地提出“妇女参政”的要求,对中国妇女思想解放起到了极大的警醒作用。中国妇女界发起的这次妇女参政运动,引起了世界女权运动的注意,万国女子参政会、英国妇女社会政治同盟发来贺电,称赞中国妇女的勇敢精神。

二次革命失败后,曾盛极一时的辛亥妇女解放运动转向了沉寂,妇女团体遭到沉重打击,几乎荡然无存,资产阶级领导的这场妇女运动宣告结束。但是,在辛亥革命洪流中,中国妇女第一次组成自己的队伍开展反封建斗争,第一次提出实现男女解放的纲领性主张,第一次提出宪法保障妇女参政要求,第一次认识到要通过妇女自身素质的提高来赢得自身解放。这场持续多年的妇女解放运动,以过去从未有过的姿态,开创了近代中国的历史新篇章。如果没有这次预演,中国妇女不可能在五四时期以崭新的面貌投入新的妇女解放运动。辛亥进步妇女无愧为中国妇女解放道路上的先驱者。

(原载《巴蜀史志》2013年第6期)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徐 静(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