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里路云和月

—— 成都东郊明珠420厂初创纪实

曹树清

编者按

“方志四川”新媒体矩阵及四川省情网今日发布86岁高龄的曹树清老人为庆祝建党百年撰写的回忆文章《八千里路云和月——成都东郊明珠420厂初创纪实》。这虽是63年前的事,今天读来,仍令人感慨万千,心潮澎湃。在此,向成都东郊这些三线航空工业的建设者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1954年3月31日,第二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管理局发出第10号命令:由老工业基地沈阳的国营第111厂负责包建410厂之后,根据形势需要,大型国防工厂要建在内地,以保证安全的要求。1958年11月3日,航空工业管理局作出决定,仍以111厂为主,支援建设中国第二座喷气式歼击机发动机厂——国营420厂。

“到内地去,到大西南去!”

1958年10月,二机部在南昌召开的企业领导干部会议上,口头通知111厂负责包建420厂。会议结束后,111厂党委书记崔光炜、厂长杨诚绕道成都察看了新厂厂址,了解筹备工作情况。崔光炜、杨诚回沈阳后,立即紧锣密鼓开展分厂转移的一系列前期准备工作。根据“成套支援”转厂的方针、原则,多次召开党委会,就支援420厂建设的组织领导、分厂原则进行充分酝酿讨论,作出了五规定,确定420厂的党政负责人是党委书记崔光炜、副书记仉锦堂、厂长杨诚、总工程师柳毅、副厂长李立徳、郭永顺、孙光远等。

按规定,111厂应向420厂输送生产工人(包括辅助工人)、技职人员、学徒工及生活福利服务人员共3841人。各种大型、中型设备及标准机床设备400多台,还有各种试验仪器、非标设备、工装检测工具等。要求全部转移人员及设备物资,从1959年1月开始,分三批3个月内转移到位。

1958年12月3日,一个不寻常的日子。这一天,国营111厂党委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开展支援新厂和建立试制厂重大意义的教育、动员,号召广大职工积极报名支援内地建设。广大干部职工通过大会、小会的动员,弄清了支援新厂的重要意义,克服“三怕”(怕吃苦、怕离家远、怕生活不习惯),做到“三通”(本人通、家庭通、亲友通),全厂很快出现了积极争交申请报告,志愿到祖国大西南参加航空工业建设的高潮。此时,北国已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寒冬,111厂却一派热火朝天,到处洋溢着“党叫干啥就干啥,党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的豪情壮志;广大职工心中激荡着“到内地去!到大西南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豪迈誓言。

然而,毕竟到420厂去的职工多数是东北土生土长,有浓厚的乡土眷念之情,与不愿随迁的父母、兄弟、姊妹以及亲朋好友,感情上一时难以割舍。想着一旦分手,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见面,支援内地,到西南安家,就意味着要在祖国大后方战斗一辈子·····一系列后顾之忧在内迁职工脑海中跳荡,各种思想和情绪在激烈交锋。

家有老人的,担心过惯了北方生活,睡惯了北方火炕,到成都后水土不服;有的人固守“破家值万贯”的观念,焦虑用惯了的盆盆罐罐如何带走;孩子们问,滑冰用的耙犁那边能不能用?总之,人们即将远离世居的热土,思绪万千,疑虑重重。但是,这些老兵工们在党、团组织的教育下,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国防事业,最终放弃了个人利益,服从了国家大局。

最早行动的木工车间,提出了“迁厂人人总动员,一个不掉走在前,转移生产一起上,建设新厂作贡献”的战斗口号,坚决做到“三先”,即“先动员、先转移、先投产”。

当时反反复复的思想动员工作,渗透到每个家庭,每个成员,职工回家积极做父母、妻子、儿女和亲属的工作。木工李呈祥迁往成都时,父母死活不让走,甚至要儿子丢掉工作也不去成都。李呈祥耐心说服父母及家庭成员,按时离沈到岗。还有一位老职工,妻子身体不好,担心到成都后水土不服,不愿走。这位老同志耐心做工作,终于让还生着病的妻子同他一起转移到了成都。李秀智同志转移时已59岁了,转移前他在花园街刚盖了两间房子,家里养了很多猪,并有其他家产,当组织动员时,他二话没说,表示“虽然我快退休了,组织上需要我,我无条件服从,在有生之年为党为祖国的建设多做贡献。”一个老工人滚烫的心真令人感佩不已。他要求首批到成都,在420厂再立新功,虽然他到岗时年已六旬,仍人老心红,处处起模范作用,不分昼夜,和年轻人比着干,传为工厂一段佳话。

在高涨的政治热情下,佟富臣、李秀智、李呈祥、陈国清、刘明亮等30多人,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房屋和家具以低价出卖,或送给了亲属;把自己养的猪、鸡、鸭等牲畜全部处理完。刘明亮同志看见转移名单上有他的名字,第二天就把自己的两间住房处理了,向党支部表示:“我房子已经卖了,什么时候叫我走,我马上奔赴内地。”又说,“我不怕成都热,再热没有我心热。”许多职工表示:“我们卖房子、不是把心卖散了,而是一心一意干革命的心更实了。”有的职工说:“我们卖家产,离故乡,参加内地建设是彻底的革命行动!”还有的说:“暂时抛弃小家利益,开赴创业征途,为航空事业奋斗,是无比光荣的。”

111厂广大职工在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之下,打消了各种顾虑,发扬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纷纷向党表决心,不怕任何艰难困苦,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全厂很快出现了丈夫说服妻子、妻子动员丈夫、儿女说服老人、老人支持儿女的动人场景。

“千里大转移”

回忆40年前的分厂大转移,许多老人一提起便眉飞色舞,心情激荡,自豪不已。

1959年1月9日,国营420厂正式成立并启用印章。与此同时,沈阳111厂在俱乐部召开热烈的欢送会,拉开了转移的序幕。

从东北沈阳搬迁到成都,那么多机床物资、设备器械、那么多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那么短的时间,那么长的行程,在50年代交通还很落后的条件下,情况极其复杂,任务非常艰巨。

周密详尽的组织工作在厂党委领导下有序进行。首先在沈阳成立了“转移指挥部”,李立徳任总指挥,李广才、黄公略任副总指挥(李负责设备、物资转移,黄负责人员转移),并从各科、车间抽调一批干部成立专门机构,具体负责人员转移的有关工作。

针对小孩上学、临时病号和生产需要暂时留人等情况,党委抽调一批得力干部成立“留守工作组”,处理部分职工不能如期离沈的遗留问题。留守组工作人员有于长恩、王家凡、朱广义、黄志家等,由厂工会副主席汪志富负责。当时安排上车订票、物资托运都由张贺春、韩长杰负责。

在成都终点站成立接待安置组。先期到达成都的党委负责同志极其重视这项工作,安排思想政治强的干部、先遣人员李学文、李成修、汪波等同志完成社情调查后,按党委要求会同先期到蓉的运输科张凤力、马如林,行政科林均寿、教育科宋爱光,保育科于莲英等组成厂接待工作班子,废寝忘食地迎接、安置来蓉职工,工作特别辛苦。

沈阳是转移始发站。当时在指挥部负责日常工作的是张连生,负责联系送站订票的是张贺春,因种种原因,经常发生退票改座情况,他都全力以赴满足要求。张贺春还同时负责货运车皮联系工作,忙了这头忙那头,日夜不停,星期天更忙。在指挥部工作的还有李书奎、詹玉泉、铁坤池、韩长杰等同志,他们在各科室、车间领导支持下组织队伍,办理手续,发放差旅费;订票、送站、收发行李、负责和北京联络站联系,根据成都传来的住房分配情况安排转移人员,始发站工作繁忙、辛苦,自不待言。

这样,以沈阳指挥部为龙头,成都终点站为龙尾,一前一后,中间设立北京,上海、武汉、重庆接待中转站,环环套扣,规模宏大的分厂转移工作忙而不乱,涌现了许许多多好人好事。他们勇于自我牺牲,夜以继日,辛苦备尝,为工厂前期创业作出了贡献。

从东北沈阳到四川成都,横跨七省市,陆路行程2889公里,水路航行3521.5公里,加上成渝段行程,共4422公里,从北向西南,经过大半国土。分厂转移路线有三条:

第一条路线是陆路,从沈阳经北京到郑州,然后经陇海线到宝鸡抵达成都。

第二条线路是水路,从沈阳乘火车到大连、改乘海轮到上海,逆长江而上抵重庆,再改乘火车到成都。

第三条线路是从沈阳乘火车经北京到郑州,从郑州南下到武汉,再乘江轮到重庆,转成渝线到成都。

以上三条通道各有利弊,运行过程中大多采用前两条线路。

人员转移在实际操作中,无论走陆路或水路,都得到中央、部、省市各部门的重视和大力支持。“北京联络站”的工作量最大,工作很出色。这个联络站以吴增瑞任组长,房学泮、杨景宇、彭国良、姜馨、刘绍舟等先后在联络站工作。他们昼夜接待,安排住宿,办理订票、换乘等手续。夜间便和沈阳、成都联络,对临时发生的变故,如有人生病、家属和小孩走失,铁路塌方引起停运等等意外,事无巨细,不分日夜地解决。北京联络站的同志们工作热情很高,有时一天接待几十户家属,一百余人,有一次有80多人到北京换乘,临时找不到交通工具,联络站人员便帮大家背行李,带领老老小小队伍走了十多里,把他们一直送到住处。

全体联络站人员,不分白天黑夜,风里雨里,泥里水里,从接待安置到吃住供应,都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不等不靠不埋怨,积极主动满足中转职工要求,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而他们自己的家属却时常不得不托付别人照顾,或让其自行随队伍到成都。

对北京站的工作,厂党委给予了极大支持和关怀。为便于周转,银行开了专户,厂领导每次到北京,都要到联络站看望工作人员。厂长杨诚一次到北京,在部队拿到几张剧票,自己不看,派人送给联络站同志看。有一次,24户家属80多人到达北京,他们考虑招待所离火车站有7.5公里路程,又有老人和孩子,坐公共汽车和步行都有困难,便到四局请求派客车支援。因缺少司机,王局长便步行上班,要司机早上8时准时开大客车到火车站接人,大家才安全及时被送到招待所。

种种转移中的感人故事,难以尽书。

“八千里路云和月”

1959年1月,成都新厂急需生产准备人员到岗,刻不容缓。111厂党委便立即着手实施转移计划。首批转移人员(工具及毛料系统人员)五百多人由沈出发前,忽然传来宝成线塌方的消息,转移受阻。而当时家家户户连锅盆碗盏都已装箱托运走了,怎么办?面对新情况,党委当机立断,指示指挥部“旱路不通走水路”。

于是,立即派人赴大连,在有关单位领导支持下,顺利包租了一艘海轮,全船员工在船长、政委带领下,对住处、伙食都作了专门安排。船上设施好,有大餐厅、休息厅,还可以看电影,大家情绪很高。谁知船一驶离港口,不久就见风浪,宽阔无垠的大海鼓动着胸脯,欢腾的波浪蒙着白雾,在向所有第一次坐海船的人们问好!

经过三摇两晃,船上的人晕的晕、躺的躺、吐的吐,孩子们叽叽喳喳,大人自顾不暇,既新鲜,又难受,到后来竟晃得鱼肉无味,大家平时喜爱的白米饭,这时端起又放下。这可难坏了总领队徐立祥、谭振庆和随队医生,更忙坏了船长、政委和船员。

关于这次转移,马桂群同志写了一篇回忆,记录了他随队经历,让我们一同去追思一下“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情景吧!

············

得到宝成线塌方的消息,我们工具系统必须抢时间、争速度到达指定岗位,组织上决定我们由水路入川,发给每人路途生活补助费,其他费用全由组织包干······

1月19日下午4点过,转移人员全部登上了海轮“民主十二号”,一切都感到新鲜,加上船上供应特别好,沈阳大连的糕点都是粗粮细作,而船上食品都是细粮,大家争相购买,广播里不断发出“保证供应,请大家不要拥挤”的声音。

晚上八九点钟,启锚开航。漫长的海上航行开始了,初时大家有说有笑,多数人没坐过船,海风一吹,船又颠簸摇晃,人都好像飘起来了,不少人呕吐起来,有的吐入痰盂中,来不及的便吐在甲板上了。呕吐好像还会传染,有的人见别人在吐,自己也禁不住“哇”了起来。住通舱的尽量缩小自己的地盘,生怕弄脏别人的东西。由于行程中大家既困又乏,一时疏忽,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王心成同志才几个月的小孩睡梦中被压死。大家都很悲痛,在船上召开了临时支委会进行妥善处理,要求大家以此为戒,相互关照,注意途中安全。

第二天黎明,船仍在大海中航行,湛蓝的海水一望无边,浩瀚的天空连着海水,海轮像大海中一片漂浮的树叶,在鼓浪的海上一会儿落入低谷,一会儿浮出海面。

21日晚,“民主十二号”抵达上海,两天两夜航行中,我们得到船上员工无微不至的关照。8点左右,我们从吴淞口上岸,只见两岸灯光通明,船只如织,波光粼粼,下船时人声鼎沸,码头的夜景使人难忘。上海接待站的张连康、林渭海等同志早已在码头迎接,从物资供应到人员休息均已安排停当。记得码头上供应了大量糕点,大家对面包最感兴趣,多的有人买了几十个。

尽管不少人下决心不坐船了,但他们未曾料到,“才下海船,又登江轮”,他们又将逆长江而上,经南京、武汉直奔重庆,开始新的江上航行。

船至南京,停靠码头两个多小时,大家纷纷上岸观览古城风貌,马路上全是我们的人,好不热闹。

1月24日晨8时,船抵武汉,忽使人想起崔颢那“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诗句,暗思幸好没有安排我们上岸观赏名胜古迹,不然定会惹出许多乡愁来。

经过数天数夜航行,记不清是30号还是31号,工具系统首批转移职工及其家属580人终于抵达重庆,欣喜之情,溢于言表。那天中午,工具科科长邹化教、厂接待组李学文、林继振从成都远道赶来迎接,他乡相见,无比亲切。大队人马下船后稍事休息,便集体步行到重庆火车站,进入事先联系好的三节车厢。次日我们到达“八千里路”西进的终点站——心中向往已久的成都。美丽的蓉城张开双臂,欢迎远方建设者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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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这次大转移,无论陆路水路,千辛万苦,佳话多多,难于尽述。仅此依稀之言,供后来者凭怀,以志420厂初创之艰辛。

作者简介

曹树清,男,1935年11月生,四川宜宾人,原成都420厂工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散文学会原副会长。一生热爱文学创作,出版有《远帆集》《闪烁的萤火》《枫叶正红》等著作多部。曾获天府文学奖、四川散文奖等文学奖项。1988年10月,荣获国防科工委颁发的“献身国防科技事业荣誉证章”。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曹树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