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国家真正站起来的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我们通过艰辛探索和努力奋斗，搭建了整个国家的发展框架，积蓄了在下一个阶段实现国家快速起飞的实力，为我们最终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回顾这一时期的发展历史，剖析这一时期的发展战略，既有助于更加清晰地认识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也有利于我们更加坚定、更为自信、更为自觉地选择符合自身发展利益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路径。□蔡之兵

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一条发展主线：如何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尽快构建安全可靠的发展体系

纵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晰地发现，其发展主线是如何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尽快构建安全可靠的发展体系。无论是解放初期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还是上世纪60年代的三线建设，又或者是上世纪70年代引进西方国家的产品和技术，无一不是在贯彻落实这一目标。

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提出：新中国将“倒向社会主义一边”。随后，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3年，我国开始实施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为重点的“一五”计划，苏联基于区位优势和各地发展基础，打算把这些项目集中在中国的东北和靠近沿海的一些大中城市。然而，针对这一思路，中央从安全发展和均衡发展的角度认为，如果把156项工程全部集中在东北和沿海大城市，对中国工业的均衡布局和国家建设的全面展开显然是不利的。毛泽东指出：“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我国最后决定将106项民用工业企业的21项，44项国防工业企业中的21项，布局于西部。这一决策使得过去几乎没有工业的西部地区在短时期内建立了初步的工业体系。

上世纪60年代，党中央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于1964年正式做出进行三线建设的决策。当时，毛泽东特别强调三线建设的重要性。他说：必须把三线的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搞起来，这样，军事工业才有基础。他甚至说：攀枝花建不成，我睡不着觉。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后，毛泽东又提出了一个“小三线”建设的思路：各省特别是进行三线建设的各省，再建设成本省自成体系的“三线”。这样，“大三线”与“小三线”两个体系环环相扣，既相互形成一个完整系统，又将三线建设深入到中小城市、县城乃至乡村，最终形成了具有高生存能力的工业体系。

上世纪70年代，重工业失衡的问题日益突出，老百姓对日用品的需求越来越高。1971年毛泽东到湖南长沙考察时发现购买“的确良”衣服难度很大，他就对身边的人问道：“为什么我们不多生产点‘的确良’衫呢？不要让人民群众千辛万苦才能买到一件衣服！”在这一指示的引导下，1972年1月至1973年，国家计委先后向国务院提交四个关于如何进口和量化生产化学纤维的报告。这些报告明确指出，在引进外资中要做到以下几点，包括引进和创新相结合；即使有外来技术依托，也还是要做到独立自主；要用一部分进口带动出口，有进有出，平衡经济等。这就是著名的“四三方案”，该方案共计引进四套价值43亿美元的进口设备和技术，集国家之力解决民生大事。

积累大量宝贵发展经验

●三方面发展经验：高度重视经济体系循环的安全性、高度重视区域协调和均衡发展、高度重视实体制造产业和技术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拓期和奠基期，在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创新，也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发展经验。结合当前我国发展实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发展经验在如下三方面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比对学习。

高度重视经济体系循环的安全性。在这29年的发展历程中，重视内部经济体系循环的安全性始终是核心目标，无论是在苏联对我国进行大规模援助时，还是面对苏联撤走专家和停止援助时，又或者是通过“四三方案”引进西方技术和设备时，确保国内经济体系循环的独立性和安全性始终是我国发展战略的核心甚至是首要目标。

比如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国始终没有屈从于外部压力，而是继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仅初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国防尖端技术上也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尤其是原子弹、氢弹、人造地球卫星等“两弹一星”技术的成功研发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百年来落后挨打的历史，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历史和实践都已证明这一思路是完全正确的。1979年9月，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自豪地宣布：“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就为后来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方针奠定了牢固的物质技术基础，全产业门类的工业体系也是我们当前应对各种不确定性挑战最大的底气所在。

高度重视区域协调和均衡发展。重视内陆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发展是这段时期发展战略上得出的重要经验之一。虽然东部沿海和东北地区自清末以来就成为了我国相对发达地区，发展条件和基础更好，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充分认识到了西部地区的重要性并通过各种倾斜政策将西部打造成了具有一定发展能力的地区。从投资规模看，即使不算1964年中央作出三线建设决策之前中央对西部地区的投资，仅从1964年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中央向三线建设投入的资金就超过了2000亿元，先后建成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业交通企业、国防科技工业企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基本形成了交通、电力、煤炭、化工、石油、建材、钢铁等生产部门相互配套的体系。其中，交通基础设施的先行带动作用功不可没，从1964年到1980年，三线建设建成了成昆铁路、湘黔铁路、焦柳铁路、襄渝铁路、川黔铁路、贵昆铁路，使整个西北、西南地区自身连成交通网络，还使西南地区与华中地区、西北地区和华北华中华南地区的交通网络连为一体，同时还配合铁路建设，建成许多公路网络，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西部地区交通运输落后的状况，为西部地区的产业引进和经济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

高度重视实体制造产业和技术。一个国家在起步阶段，最重要的就是工业化。我国之所以能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成功突破工业化瓶颈和壁垒，初步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一个根本原因是我们高度重视实体制造产业和技术。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完成时，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26.6%，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35.5%。面对这种状况，毛泽东在1954年说过一段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话：“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各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在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如何实现工业化就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思考的重要问题。在工业化建设上，党中央不仅确定优先发展重工业，而且提出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新中国这一时期的奋斗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苏联援助我们的156个项目，还是通过“四三方案”引进的26个项目，无一例外都聚焦于工业领域，为中国经济未来的高速发展打下重要基础。

对当前四川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启示

●探索构建新发展模式：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加快形成优势互补的高质量区域经济布局；加快形成自立自强的科技产业体系

四川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稳定我国经济体系内部循环、引领西部地区发展、平衡区域发展格局都具有重要意义。2020年，四川各项经济社会指标都位居全国前列，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为4.86万亿元，位居全国第六位；常住人口8367.5万人，位居全国第五位；粮食总产量达到705.5亿斤，位居全国第9位。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四川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四川是西部地区的重要大省，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做好四川改革发展稳定工作意义重大。在立足当前新发展阶段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四川要充分学习、消化和吸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宝贵经验，探索构建更加可靠、更高质量、更高效率的发展模式。

坚持内外结合，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重视经济体系循环的安全性与独立性经验一脉相承。因此，要坚持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为根本目标来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实施立体全面开放合作，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吸引产业、人口和创新要素流入，促进城乡循环、区域循环、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和内外市场循环，着力建强支撑国内大循环的经济腹地、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门户枢纽。

坚持省市合作，重视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形成优势互补的高质量区域经济布局。重视区域均衡和协调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重要经验，也是奠定四川工业基础的重要支撑。新时代，四川应从省市两个维度同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既为国家层面尽快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做出贡献，也要主动优化省内区域经济布局，在发挥成都引领作用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形成良性互动、有序合作、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一方面，在省级区域维度，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全面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推动成都东进与重庆西扩相向发展，促进成渝地区南北两翼协同联动。以轴带支撑带动全域发展，打造区域经济发展轴和流域经济发展带，加快形成优势区域重点发展、生态功能区重点保护的新格局。另一方面，在市县维度，要审视全省区域经济布局，以“一干多支”发展战略为重要支撑，建强主干、壮大多支、促进干支联动。强化成都主干功能，加快推进成德眉资同城化，促进全省发展主干由成都拓展为成都都市圈。同时，推动成都和环成都经济圈、川南经济区、川东北经济区、攀西经济区和川西北生态示范区协同发展，培育壮大区域中心城市，打造全省经济副中心，最终培育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坚持三产融合，以深度工业化和数字经济为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方向，加快形成自立自强的科技产业体系。首先，要依托区域农业资源禀赋，加快建设优势聚合、产业融合的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打造有竞争力的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擦亮四川农业金字招牌，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和“菜篮子工程”责任制。其次，要以深度工业化为产业结构升级主要方向，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提升工程，围绕产业链延链补链强链，推动制造业发展更多依靠数据、信息、技术等新型生产要素，促进数字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同时，聚焦半导体、新一代网络技术、智能终端软件等领域，突出创新驱动，构建世界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锚定航空航天、能源装备、燃气轮机、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重点领域，突出质量为先，打造世界级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壮大钒钛、锂钾、铝基、晶硅、稀土、氟硅、玄武岩纤维等生产基地，形成全国重要的先进材料产业集群。最后，大力促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实施数字技术融合应用计划，创建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积极推动现代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构建线上线下联动服务网络，大力培育智能零售、平台经济等新模式新业态。（作者系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