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 本版图片均由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提供

赤化全川石刻。

粉壁墨书。

6月17日，一整天的雨使得通江明清年间的大木建筑文庙学宫更显沧桑古意，当年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便坐落于此。如今，根据旧址改建的纪念馆人气十分旺，17日当天便有近30个游客团体来此参观。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主力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战略转移川陕边境，创建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鼎盛时期的川陕革命根据地面积达到4.2万平方公里。川陕革命根据地存续近3年时间，在军事斗争、土地改革、政权建设、工商业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典型探索，是研究我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最好的样本之一，也由此备受关注。据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馆长王敬介绍，今年以来，到馆游客人数明显增多，“从3月底开始，每周到馆的游客在3万人次左右。”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平

粉壁墨书 根据地的法制文献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收藏着一面具有历史价值的红军粉壁墨书，此墨书用毛笔楷体书写，写在通江县以西40公里当年的太平乡政府右侧街道两旁的民房上，分别是《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和《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土地法令》及《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劳动法令》。文献共6389个字，字幅面积50余平方米，每个字有10厘米大小，占据了街道两旁民居额枋上26栋竹篾制粉壁墙。

1932年红军入川建立苏维埃政权，用办报纸、錾标语、书文献、编歌舞等多种方式宣传党的主张和方针政策，极大地调动了根据地人民踊跃投身革命的积极性，为建设和保卫苏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样大面积、多达6000余字的大型红军墨书文献就全国整个苏区来说，实属罕见。

这墨书的背后，究竟有怎样传奇故事？

太平乡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的戏楼一侧有30多幅粉壁石灰墙，很适合书写红军的宣传标语，驻军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委托该乡苏维埃政府秘书谢安国完成这项任务。谢安国连续工作20多天，多达6000多字的楷书终于书写完毕。

1935年3月，红军开始撤离通江。地主还乡团返回太平，大地主周实君到处抓捕谢安国，谢安国东躲西藏，最后只得卖掉家中唯一的一头黄牛，托人给周实君送礼讲情。周实君提出要谢安国把年仅16岁的大女儿谢淑仁嫁给周家的弱智儿子为妻；另外，要谢安国出钱请人把他书写的26幅红军法令全部铲掉。第一个条件谢安国忍痛答应了，但要毁掉粉壁墨书他坚决不干。他找来泥匠在那些墙壁上涂一层泥盖住了原本的墨迹，墨书文献得以保存。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技术处理，剥离掉外面的泥层后，这些墨书文献重见天日。

分田颁证 “土地归农”得民心

红军解放通南巴后，乘川军反攻部署尚未就绪之机，展开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使昔日受压迫最深的广大劳苦大众，开天辟地第一次分得了属于自己的土地。

土地分配结束即颁发土地使用证，简称土地证或田凭。土地使用证为边长15厘米的长方形，左右两边竖排“没收豪绅地主土地，分给贫苦农民耕种”和“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两副对联，正中写明“今没收豪绅地主土地某石某斗某升，坐落某处地方，特分给某县某某人耕种，此证”，并注明发证日期，其下加盖红四方面军第某军政治部印章。

从一些红军家书中，也看出他们对土地的渴盼。在纪念馆就有这样一份家书，内容大意为：红军战士余琼章问候父母及家中分田地情况，并报告自己在部队工作及身体状况等。落款“阴全月初九日 余琼章”。

此外还有一张“保条”显示了村民余平章分土地的来龙去脉，其内容大意为：赤江县第四区三乡二村村民余平章因家中人口多，祖业田地所收粮食不能度荒旱年，便将其当完，靠喂猪、纺棉和做一点小生意艰难度日。红军来了后，将地主的田二十四背（四背为一亩）分与余平章，红军撤离后，有人举报，村民二十人联名向保卫局立保条。

“土地归农民”纲领在川陕苏区得到了较好落实。“红军公田”制度吸引非苏区群众和一些地方官兵当红军，同样分得了好土地，既壮大了红军，又瓦解了敌军。省、道、县、区、乡、村六级苏维埃和“十家代表”政权体系建设，让穷人当家做了主人。得益于此，根据地在短期内发展了党团员五万余人，动员了数十万人参加各种地方武装和群团组织，成为推动川陕革命的强大动力。

发展生产 革命与建设并重

“红军入川前，川陕边只有几家军阀、资本家兴办的小型兵工厂和用土法生产的小钢铁厂，大型工厂一无所有，而一些手工业作坊和家庭手工业小厂，也只能生产小型农具、酒类、火纸、土布、衣服、鞋袜、石油等。红军刚入川时，由于国民党军阀的反动宣传，这些工厂、作坊绝大部分关门停业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馆刊上的一篇文章《川陕苏区的经济政策浅析》如是写道，并称根据地要巩固和发展，要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仅靠如此薄弱的工业基础，是远远不能解决军需民用的供给问题。为了发展民营经济，保证苏区的军需民用，就必须迅速恢复、举办各种必需的军需工业，以保证革命战争的急需。

1933年8月1日，川陕省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经济政策》，着重指出：“现在就将工业与手工业收归国有，这是不适宜的，而且是有害的，应该无条件的抛弃将整个产业收归国有的企图。”并规定：“注意小商人与手工业者的利益，免除工人与城市贫民的捐税，将捐税重担算在最有财产的阶级身上。”

在上述经济政策下，根据地农业获得丰收，军地工业、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商业贸易、财税金融应有尽有。大小工厂60多座，兵工厂年生产100万发子弹和炮弹、炸弹，工农银行制造发行纸、布、银、铜、锡五种质地20多种版式面额的货币，红色军工和红色金融货币颇具规模。

与此同时，根据地的红色教育、文化医疗等社会民生事业也同步发展。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提到，当时由少先队、童子团组成了遍布各乡村的识字岗，利用站岗放哨的时机，教过路行人识字，认标语口号，有的还根据字形联系字义，编成顺口溜以加快理解和记忆。如《一字歌》：

一横读一，二横读二，一心革命莫二意。一竖中间加一横，十大苏区万万人。一竖加在二字中，工农专政天地红。工字一竖往上伸，土地革命是中心。工字一竖往下伸，干革命要当红军。“在川陕苏区，当年29万人口的通江，有4.8万人参加红军，10多万人参加地方武装和民众支前。”王敬介绍。川陕根据地的创建，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特别是四川军阀的反动统治，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版图扩大到中国西部，唤醒川陕边劳苦大众投身土地革命的洪流，空前壮大了红四方面军，为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发展蓄积了走向胜利的巨大实践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