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英斌

父亲赵泽民和母亲马志清是在1958年9月同时从公安部调入九院（核武器研究院）的。那时九院的名称叫北京九所（核武器研究所），在二机部叫九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李觉是九局局长也是九所所长，两位副局长吴际霖、郭英会也是九所的副所长。

建设九所

父母亲报到后，父亲在二机部九局作保卫保密工作，母亲在保密科工作。父亲说，刚开始筹建时，没有办公室，初期曾在西苑旅社开展工作，后来部里在北京三里河办公楼腾出几间房子作为局领导的办公室。之后，陆续调来的人都在新建立的九所开展工作。为了保密，九所对外公开名称是北京第九研究所。与父亲同一天来报到的还有张增福叔叔，早几天来报到的保卫保密干部还有马瑜和曹庚虞两位叔叔。当时所里人还不多，加上领导也就几十人。

父母亲调入九局（北京九所）后于1959年留影

九所开始筹建时，先是分设了保密科和保卫科，父亲担任保卫科科长，保密科科长是张增福叔叔。不久，根据工作需要，九局党委报请二机部批准，父亲担任了九局保卫保密处副处长。由于九局保卫保密处处长袁冠卿伯伯陪同李觉局长在青海选址，以后又一直在青海西宁“小楼”（221厂驻西宁办事处）作审干工作，1960年后，袁冠卿伯伯提任为九局党委副书记，因此九局（九所）的保卫保密工作实际上是父亲在具体负责。

九所在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的元朝土城墙内，花园路3号（现花园路6号）买了26亩地，已开始搞抢建工程的基本建设。那个时候，这里还是郊区，周围是一片农田。当时中央的精神是“要求的很急”，二机部的要求是：边建设、边调干（调干部）、边工作。吴际霖副局长让父亲和李嘉尧叔叔负责九所的基建工作，配有懂得基建工作的屠尔勤同志作技术工作。为了统一领导，父亲他们建立了党支部，由父亲担任支部书记，李嘉尧、张增福、张宗林等为委员。新来的人员都参加抢建工程劳动，二机部部长宋任穷和九局领导每周六下午都来参加劳动，运土、和泥、搬砖。邓稼先也拉石滚子平地。休息时，宋部长与大家坐在一起聊天，大家请部长讲话。宋部长说，我们第一颗原子弹先按照苏联的模型搞，照猫画虎，不改他的，第一颗以后再研究怎样改进。

当时，父亲和大家都住在工地宿舍，那时的宿舍是借用北太平庄那里还没有完全修好的、北京市人民政府给居民建的宿舍楼，没有门窗，无上下水，没有暖气，没有厕所，条件十分艰苦。大家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晚上常促膝谈心，亲如一家，一心想的就是早日造出我们自己的原子弹。

到了1959年初，在花园路3号建起了几栋楼。1959年2月，九所成立了党总支，由总工会调来的洪天成任书记，父亲和何桂莲等任委员。当年5月成立了九所党委，吴际霖任党委书记，彭非、降今夫、何桂莲和父亲等人任党委委员。

1959年建起的花园路3号（今6号）“灰楼”，现被辟为九所所史馆并入选首批“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

准备“接货”

根据中苏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答应给九所一个原子弹教学模型和一些技术资料，但必须按他们的要求修建一个模型厅。在建好模型厅后，他们又提出：路要平，围墙要高，警卫人员要多等等条件。那时的模型厅不到100平方米，要求四周都要设置警卫，几十平方米的保密室前后都要设警卫，花园路3号院内也要设16名警卫。父亲他们感到十分纳闷：“为什么苏联专家提出这样的要求?”

二机部宋任穷部长来花园路参加劳动时，给他们做工作说：“不要紧，中国有那么多的兵力，不就是那么十几个警卫吗？就是设几百个警卫，我们也有，尽量地满足！”

为做好接收苏联原子弹教学模型及图纸资料（密名“接货”）的安全保卫工作，吴际霖书记带着父亲到二机部参加“接货”工作会。会上，宋任穷部长要求九局提出具体的“接货”计划。之后，父亲参与“接货”工作计划的反复研讨，特别是安全保卫保密措施的部分，经专家“挑刺”，多次修改后得以通过。

父亲说，那时他们非常相信苏联，希望他们早点运来模型弹，所以在模型大厅周围拉上了铁丝网。没有铁栏杆，就到附近去找，看到铁道部干校有，就与干校商量先拆下来给模型厅房间的窗子装上，再与铁道部干校协调后续的事。父亲他们还把北京铁路西站到九所模型厅的沿路所有路段进行了检查，不平的地方修补平，记录哪些地方转弯要注意慢行，检查得很细，准备很充分。在“接货”之前，父亲他们还按领导对安全保卫保密工作的要求，在面积不太大的九所内，配备了一个连的兵力警卫，严之又严地设防部署了安全保卫保密工作。这时，就等着苏联把模型弹运来了。

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签订于1957年10月15日，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工业的协定》，共5章22条，其中‌核工业‌方面的规定包括铀矿开采、核燃料棒工厂及核试验场，提供原子弹样品及制造技术等。‌‌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一切都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父亲说，在等待“接货”时，他们慢慢地都意识到，苏联专家是故意找借口拖延、刁难我们，拖延提供有关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致使“货”迟迟不来。

在这种情况下，九所从上到下都想尽可能多地学习和拿到苏联的材料，苏联专家也想摸我们的底，不提供材料。斗争也很尖锐。九局（九所）领导每周组织几个科研技术骨干提几个问题向苏联专家请教，开始他们还谈一些不重要的细节，之后，无论如何都闭口不言了。九所的同志们就把这些专家称为 “哑巴和尚”。

父亲说，针对苏联专家的处处刁难和对我们保密，我们也针对性采取措施，经公安部、二机部批准，公安部原子能事业保卫局的程诚副局长与父亲，还有第二设计院保卫处处长一起，专门研究商定了如何应对苏联专家对我们保密的措施，争取获取一些有用的技术资料。

1959年6月，苏联背信弃义，撕毁了《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我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撤走了专家，并扬言没有苏联专家的援助，中国二十年也造不出原子弹。这是一个令人愤怒的日子。困难面前，中央决定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展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周恩来总理指出，我们不理他那一套。他不给，我们就自己动手，从头摸起。九局（九所）领导提出“为祖国争光！为中国人争气！争取早日造出争气弹！”的誓言，成为九所所有职工的奋斗目标和坚强决心。为了不忘1959年6月这个苏联背信弃义日子，“596”成为我们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

九院首任院长李觉将军关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取“596”为代号的回忆。

保密先行

建设和发展核武器事业是国家的最高政治、军事机密，备受中央领导重视与关怀。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美蒋特务时时企图侦查和破坏。围绕核武器工作，必然存在着保密和泄密、窃密与反窃密、破坏与反破坏的斗争。父亲说，我们的工作必须保证它的绝对安全，“工作未动，保密先行”，这是我们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在进行某项重要工作之前，必须有计划地采取相应的保卫保密措施，确保国家秘密安全。

九局是专门负责核武器研究、设计、生产、试验的直接领导机关。从建立九所开始，就设立了保卫保密组织机构，把保卫保密工作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来确保原子弹研制工作的绝对安全。那时，公安部专门设立了统一管理和指导全国核工业保卫保密工作的机构，名称叫“原子能事业保卫局”，其中的二处专门负责九局所属单位核武器研制、生产、试验和协作单位的有关保卫保密管理，并派张庆林同志常年在九局（九所）的保卫部门参与工作。因此，保卫保密工作稍有情况，公安部原子能事业保卫局马上就能知晓。

九局（九所）的保卫保密工作和青海221厂的保卫保密工作，在业务上由原子能事业保卫局和二机部保卫部双重领导。原子能事业保卫局既是公安部的一个业务局，又是二机部的保卫部，原子能事业保卫局的局长又是二机部保卫部的部长。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对下实现统一领导。

根据确保机密、便利工作的原则，父亲他们在九所建立初期，就参照苏联的一些保卫保密工作模式并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制订了保卫保密工作制度，严格控制知密范围，包括工作职责、工作性质、研制内容等事项，根据工作需要有计划、分层次地向科研技术人员和党政干部谈话交底。在交代工作任务时，区别不同对象，分别进行谈话，同时进行了保密教育。

在交底的时候，给科研人员每人发一个保密包，并按人编号；保密本全有页号编码，规定科研用纸和保密本在非工作时间，必须装入保密包交到保密室专门保管，上班时再按规定领取。要求大家严格遵守“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不该听的不听，不该传的不传”的保密纪律；同时提出了保单位性质、保单位地址、保隶属关系的“三保”要求。出于保密掩护的需要，还规定，如果有人问九所是哪个单位的研究所，就说是科学院的一个所。

在管理工作上，凡涉及科研工作的会议都须有保卫保密干部参加；大型实验都有保卫保密专人负责安全；保卫干部必须深入实际和职工一起跟班工作，加强现场的安全管理；必须密切注意了解掌握生产、实验现场的保卫保密状况和周围敌情、社情动向，发现问题及时研究处理；严格门岗武装警卫制度；对进出单位大门的人员，实行严密的验证控制和管理；工作单位、性质、地址保密且都使用掩护名称和代号，通信地址使用信箱代号。保卫保密工作的重点，就是围绕科研生产了解掌握详细情况，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安全保卫保密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排除各种不安全因素，及时完善保卫保密制度。对发生的失密、泄密事件进行及时严肃追查和处理。对选调的干部和科研技术骨干，都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以保证进院人员政治上纯洁、百分之百可靠，再经过严格的入院保密教育，把保密要求深入人心。

那时，我国的电话极少，主要联系方式都是寄收信件。为防止信件失密、泄密、窃密，公安部专门设立了一个代号叫“☓☓☓”的机构，他们除了检查公安侦查工作中涉嫌人员的书信往来外，还检查九所、221厂等地寄出和寄回的信件。那时，信件中不能谈论与研制工作相关的任何事情。在221厂更是不能出现任何有可能暴露单位性质、地理位置、地形地貌等字词，也不能出现“草原”“海拔”等容易引起联想和猜测的词语。

选调骨干

九所初建时期，科研工作刚起步，尽管有被誉为新中国核事业特别是“两弹”事业的元勋和主要科学技术领导人之一的朱光亚副所长专门负责抓科研，有才华出众的邓稼先等青年科学家和一些新来的大学生在开展原子弹的理论研究工作，但当时最迫切、最重要、最关键、最急需的，还是需要一大批优秀科学家和工程技术骨干，来加强原子弹整体研究、制造力量。在九局领导努力下，经中共中央批准，我院需要紧急在中国科学院和全国各地区、各部门选调105名高中级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人员，其中包括点名调郭永怀、程开甲、陈能宽、王淦昌、彭桓武、龙文光等著名科学家。

1960年初，多个小组奔赴各地选调干部，父亲参加了赴黑龙江的调干工作组，组长是二机部财务司副司长王宏逵。父亲说，我们要从各单位抽调本来就稀缺的宝贵人才，这个难度是很大的。宋任穷部长说，我们选调骨干，既要满足我们事业的需要，又要考虑被调单位给人的可能，不能光顾自己，要注意与被调单位协商，不能掏空了别人！

按照周恩来总理关于“历史问题看现在，社会关系看本人，重在本人表现”的选人政治审查条件，父亲和苏桂余、孙家林两位工程师，手持二机部和公安部的介绍信，到黑龙江省有关单位商调吴永文等人。好在中央专门发了选调通知和调干命令，省委很重视并大力协助，省属各单位、各部门、各厂矿大开绿灯，积极支持，保证了抽调工作顺利进行。

1962年，经中央再次批准，增调了张兴钤、方正知、黄国光等126名专家和高中级工程技术人员充实原子弹设计、试验、制造队伍。这一年，父亲到吉林省选调科研骨干。同样，由于省委的重视和大力协助，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和障碍，方方面面、上上下下都很支持，满足了我们选调干部的需要。

父亲说，两次调干工作，周恩来总理、宋任穷部长对选调干部的工作原则和顾全大局的思想，对他一生中工作方法的建立，有着重要的影响。

搬进塔院

1960年，公安部召开科学保卫工作会议，按会议安排，父亲作了“我是一个小学生”的发言，主要讲述他自己刚进科研保卫系统的门，要努力向各级领导学习，恭恭敬敬地拜科研人员、科技骨干为老师，多学习、多实践，有针对性地做好保卫保密工作。同时，讲述了自己一年来工作的一些体会。会议印发了他的讲稿。1960年，公安部召开中共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先进单位保卫工作会议，父亲作为代表参加会议，在会上被选为主席团成员。

1961年，我家从灵境胡同的公安部家属院搬到花园路塔院1号的职工宿舍。塔院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东南部，现在的花园北路、北土城西路、花园东路和学院路东南之间，北靠北医三院，南临小月河南岸元大都北土城的遗址。土城是元代大都北城墙和西城墙遗址的一部分，地跨海淀、朝阳两区。据说“土城”的由来，是因为元朝的城墙上全部用夯土筑成，而明朝城墙不同的是，城墙的里面是土，外面包有城砖。

塔院，又因早年院子的南边有一片僧人的墓塔群，即一个主塔和几十个小塔，因此而得名。那时，塔院的周围基本都是农田，只有塔院后门对面的北医三院有几栋家属楼。当时的塔院1号有6栋五层的宿舍楼，因外墙是黄色的，我们称黄楼。我家住在2号楼五单元302房间，有两个卧室，一个小饭厅，一厨一厕，一个凉台，一个阳台，厕所里装有一个澡盆，冬天屋里有暖气，锅炉房可供热水，可以洗几次热水澡。塔院还建有小学、幼儿园、商店、菜店、礼堂、理发店，塔院的这些住房和生活配套设施在当时看来，修建得很快而且还比较好，我这时进了塔院里面的“北京九一小学”上一年级，哥哥则继续在北京香山慈幼院上学。

今天的塔院（花园路一号院）2号楼

在北京塔院（花园路1号）居住时的全家福（摄于1962年）

渡过难关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也正是父亲他们围绕学习原子弹基本知识来建立保卫保密安全工作的攻坚时期。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粮食供应十分困难，食品异常紧张，所有食品、副食、蔬菜凭票定量供应，许多人吃不饱。由于饥饿和营养不良，很多人都出现腿脚浮肿，甚至是眼睛浮肿。

为解决吃饭这个当务之急，力保科研人员减少浮肿，九所党委统筹决定，调剂每个人的粮食定量，科研人员每月31斤，行政人员27斤。当时，北京普通市民只有21斤。父亲讲过一件事，说所里有一个女同志个子大，工作很出力，吃得多。干活出了大力，就饿得受不了，她伪造了饭馆的饭票，在饭馆混吃了一碗糊糊，被发现后抓了起来。父亲去饭馆把她给领了回来，跟她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肚子饿要想别的办法，或向组织反映，不能到饭馆去混吃，更不要伪造饭馆的饭票，那样就更糟糕！”在所里，父亲让她那个单位的领导同志注意她的情绪，不要因为感觉太丢人而出什么问题。没想到，很快就有人在父亲的门上贴了一张纸条：“保卫保密干部纵容小偷。”父亲把这件事向党委书记吴际霖汇报，并建议考虑这个女同志的实际情况，增加一些定量。过了一些天，她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她非常感谢组织对她的爱护。

父亲的粮食定量是27斤，与大家一样一个月4两肉、4两油，买菜也要凭本定量供应。由于吃不饱，营养不良，每天晚上加班到12点多，父亲的腿脚也肿得老粗，常常穿不上鞋，身体浮肿很厉害，每天吃两份“糠麸粉”（糠麸粉是麦子和杂粮的皮磨成的粉）抗浮肿也不顶事。后来，父亲就去同仁堂药店买“大力丸”来补充身体能量坚持工作。以后这个“大力丸”买不到了。李嘉尧叔叔的爱人是大夫，对父亲说：“你知道为什么‘大力丸’很难买到了，是因为大家都吃不饱饭！你就不要再去跑了，你把吃药的钱用来买点不需凭票供应的高级点心吃。”那时是一斤猪肉几毛钱，职工月工资几十元的年代。所谓不要票的高级点心、高级糖果，也就是现在大家已经不怎么吃的桃酥、饼干或糖果之类的食品，当时是稀罕物品，父亲便去买了一些来补充身体的需要。

那时父亲经常晚上加班，浮肿一直不退，郭英会副局长批评他说：“你就那么多热量，这是透支健康，不许再组织大家加班加点工作了。”领导的关怀让父亲一直铭记在心，终生难忘。

后来，情况慢慢有了好转。有一次，从二机部自办的农场给九所分来两只大鸭子，九局党委研究决定分给我父亲一只，父亲说他不能吃，三次退回，让转给科研人员吃。郭英会副局长又对他说：“这是党委决定，邓稼先一只，你一只。”这让父亲感动万分，困难时期的这只鸭子，凝结着党委浓浓的爱！

赶赴草原

1961年5月，九局党委决定父亲任政治处第一副主任，负责常务工作。副书记袁冠卿兼主任，后因他高血压病较重，本身抓基建、抓生活配套较忙，又明确父亲负责政治工作。这一年，父亲的工作非常繁忙，除保卫保密工作外，又负责了组织、宣传、干部、劳资、团委、小学和幼儿园工作。父亲说，在一次党委会上，邓稼先提议车队也让父亲管起来，父亲觉得这是管后勤领导的职责，但是郭英会副所长使眼色说：“让你管你就管嘛！”于是父亲的工作又加上了管理车队。好在有党委领导，依靠职工、依靠王玉振、降今夫等三位副主任做好各自分管的工作。

由于担负了政治处的工作，父亲在这期间学习研究政治工作的特点，根据军队的政治工作条例和国防科工委的要求，组织编写了《九局政治工作条例》，由九局党委批准发布。在之后二机部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上，父亲作了重点发言。

然而，公安部原子能保卫局却认为，父亲做政治工作，是削弱了保卫保密工作。就以对保卫保密工作是双重领导的理由，向二机部提出，保卫干部要“归队”，不能“转业”，即不能兼作保卫保密以外的工作。可是，九所党委对此存有异议，让父亲继续按照分工做好工作。

1962年11月，二机部按照九局党委的提议，任命父亲为九局一处处长，免去了他的九局保卫保密处副处长职务。父亲除了继续做好安全保卫保密职责工作之外，工作中又增加了技术安全和工业卫生的工作职责。

60年代初，国内处在三年困难时期，外部苏联毁约停止援助卡我们的脖子，美、英、苏签订三国条约搞核垄断，极力阻挠中国拥有核武器，国际形势严峻复杂。1964年3月，二机部九局李觉局长指示，九局所有骨干包括保卫保密骨干全部调往青海221厂，确保“打好大会战”，北京只留少数人留守。于是，李觉带队，带领父亲他们赶到位于青海省海晏县境内的金银滩草原上，代号为221厂的原子弹研制基地，参加“大会战”。

到了221厂之后，李觉和程诚在干部会上宣布，父亲任221厂保卫处长。父亲克服初到青海的高原反应，立即投入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首次核试验任务。当时，九院为首次核试验成立了第九作业队，李觉院长任队长，下设七个作业组，父亲任保卫保密组组长，负责“产品”（第一颗原子弹）的火车、飞机运输安全及场地安全保卫保密的具体工作，并随专列从221厂火车站押送“产品”到新疆大河沿火车站，然后转伊尔-14飞机押送至马兰开屏机场，最后随专用直升飞机运送“产品”到试验场地的铁塔下。

父亲随押送“产品”的直升飞机到第一颗原子弹的铁塔下

1964年10月16日，当第一颗原子弹吊装上塔、完成插接雷管工作并完成自检、互检和领导检查之后，所有参试人员撤离，最后由父亲和公安部原子能事业保卫局高伦副局长、九院负责保卫的乔献捷副院长三人进行安全检查，并与李觉院长一起在塔下再次检查无误，，最后加锁密封，撤离现场，来到60公里外的观察所。下午15时，父亲和第九作业队的战友们一起，亲眼目睹了蘑菇云的升腾，热泪盈眶，与大家一起欢呼跳跃和拥抱，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现场的欢呼人群中，也有父亲的身影。

父亲生前在回忆中曾写道：我国的核事业是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发展起来的，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生产、试验是千百万人的事业，我有幸在中华民族历史长河的伟大时刻，为党的事业，参加并见证了第一颗原子弹的安全保卫保密工作，我感到无比的幸运、光荣和自豪！

来源：曙光初照902

作者：赵英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