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毕来

近期,谍战剧《沉默的荣耀》热播,隐蔽战线英烈朱枫的名字也随之走进了大众视野。剧中,朱枫临危受命赴台执行秘密任务,于危难中坚守信仰、宁死不屈的壮举,令无数观众动容。荧幕之外,她的战友张毕来先生曾以两件“小事”,回忆了那段岁月里鲜活又真切的朱枫——这些藏在记忆中的细节,更能让我们读懂烈士的初心与赤诚。

朱枫影视形象(来源:影视剧《沉默的荣耀》)

抗战初期,我在浙江金华的时候,朱枫同志也在金华。皖南事变前夕,我离开金华去上海,一九四二年由上海回后方,到桂林的时候,她也在桂林。一九四九年解放战争接近全面胜利的时候,我离开广西到香港,这时候,她也在香港。

这前后二十年间,我们可以说基本上是在同一地区工作,接触不少。回想过去相处的日子,要说的话是很多的。今天且讲两件小事。

抗战开始不久,台湾义勇队在金华成立。台湾少年团也组织起来了。义勇队的队员都是在大陆的台湾人。少年团的团员是他们的儿女。无论是台湾义勇队也好,台湾少年团也好,对干部培养的原则和方法,大体上都是我党战争期间培养干部的原则和方法。最根本的精神是在革命斗争中培养干部。

台湾少年团团员在操练

台湾少年团成立以后,由指导员带领他们到各地从事抗战宣传工作,唱歌、跳舞、演戏等等,在工作中学习抗战道理,学习文化。我在那里的时候,我们支部把少年团的工作分配给夏云同志负责。

她是从皖南新四军教导总队八队来的,她就把八队的教学原则和方法带到少年团来,而八队的教学原则和方法又是从延安来的。当时有些同志在延安抗大学习结束后,分配到新四军来,就把延安抗大的学风带到八队。所以可以说,延安抗大,皖南八队,到台湾少年团,教学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当时的新安旅行团也是这个办法。

这种培养干部的方法与当时蒋管区学校的方法大不相同。一般儿童的父母总是把儿童送进学校,在传统的教学方法下学习。而朱枫同志却不然。她到金华的时候,决定让她女儿朱倬参加台湾少年团。她把孩子托付给我说:“我相信小孩子在这里可以锻炼成一个革命者,请你收下,让她和台湾孩子们一起学习和工作。”

朱枫和女儿朱晓枫(朱倬)

当时她这样决定,表现她在对儿女的教育上有很进步的观点。我当时就觉得她是一个很有见解很有魄力的同志。对于朱倬的培养,我没有尽什么力,因为后来不久我就离开了金华。我只是把她编入少年团的队伍。后来组织台湾共产主义少年团的时候,也吸收了她。她是在革命队伍中与其他革命同志们一起在党的教育和领导下学习和工作共同进步的。

我离开金华以后,与朱倬多年不见。一九四九年秋天,我从香港到上海的时候,这才在上海新华书店朱晓光同志那里与她重逢。这时候,她已经是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穿军衣戴军帽。

与我重逢她很高兴,唱了两首革命歌曲给我听。一首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并且告诉我,这首歌起初唱的时候,第一句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周恩来同志听见,提了意见,说是“中国”的前面应该加个“新”字。第二首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一边听一边想,朱倬是成长起来了,没有辜负她母亲的心愿。

朱枫和女儿朱晓枫(朱倬)

一九四九年春天,我从南宁到香港。那时候,我很想快一点到解放区去。到香港不久,邵荃麟同志对我说,组织上决定我到汉口去隐蔽下来,等武汉解放,参加接收工作。我很高兴。但是,我还来不及起身,武汉就解放了。荃麟叫我在香港等着去上海。后来不久,他自己要先到北京去,把我交给张铁生同志,让铁生同志把我送到解放区去。

我等了好久,始终没有机会,心里很着急。我住在九龙。有一天,一位女同志来找我,我一看是朱枫同志,喜出望外。我没有想到她当时也在香港。她知道我是等着去上海,就对我说,他们有船。过后不久,有一天她来找我,叫我和她一块到香港去看一个老朋友。

朱枫在香港

在轮渡船上,她叫我猜这老朋友是谁。我一时说不上。老朋友多,又多年不见,说不准这一位可能是谁。朱枫笑笑说:“上岸就知道!”

上了岸,她带我走进一家咖啡馆。座厢里一位同志站起来。西装革履,满面春风,伸出手来说道:“久违!久违!”我一看原来是蒋伯铭同志,是当年在浙东地下一起搞工作的朋友,现在叫陈明。他说:“你要去上海,不成问题,我们有船。”后来,我就坐了他们的船离开香港到上海。

我离开香港的时候,朱枫说她暂时不会离开香港,夏云离开南宁到香港时,可以找她。她留了一个地址,让我转告夏云。后来夏云到香港也是通过朱枫、陈明的关系到上海的。

我在香港短短几个月,意外地碰到许多老朋友。遇见朱枫,遇见陈明,遇到他们就解决了去上海的问题,这些在当时都是很意外的。古人把“他乡遇故知”看成人生一“乐”,我看有点道理。不过,我这个“乐”比他们所想象的深厚得多了。

朱枫与儿子朱明、侄子朱辉在香港

我说的这两件事,可以说都是小事。然而,也都可以说是大事。

朱枫把她的女儿送进少年团,这是关心自己女儿的成长,是件小事,但是,这同时又是贯彻我党培养干部的政策,为党的事业培养后代,是大事。

我和夏云经过香港到上海,朱枫与陈明给我们很多帮助,这是同志之间的关怀,也不妨说是小事,然而,这又是当时党对过港干部关心的体现。我到香港时候就知道,组织上有专人负责资助过港干部。那时候,从蒋管区到香港的同志,各有各的困难。一一都得到解决,这可是一件大事。朱枫和陈明做的也是这样工作。

今天回想这两件事,一方面觉得同志间的关怀十分可贵,一方面体会到,当年同志们之间的互相关心,互相支援,私交公谊,浑然一体,大事小事,都与党的事业有关,这段历史是很值得怀念的。

来源:江苏国家安全教育馆(选自:朱枫烈士纪念文集)

作者:张毕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