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中的相守与坚持

归国前后的钱学森和蒋英

徐 娜

1946年11月,旅欧多年的蒋英在欧亚恢复通航后启程回国。1947年5月,蒋英通过一场上海独唱音乐会,让国人领略了她在欧洲古典艺术歌曲和歌剧上的演唱造诣。同年7月,钱学森从美国回上海探亲。时隔多年,两人再次相遇,彼此确认了心意。两个多月后,他们在上海沙逊大厦的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完婚。尽管钱学森颇受国民政府重视,但他深感“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不能回来为国民党装点门面”,于是,在与蒋英结婚后第10天便去往美国。蒋英拿到签证后赴美与他会合。

婚后的钱学森事业发展顺利,但同时也关注着国内时局。周培源写信给他,讲述了人民解放军解放北平西郊时纪律严明的事迹。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美国中区负责人葛庭燧转来共产党员、香港大学教授曹日昌的信,曹日昌在信中转达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希望钱学森尽快回国,一起建设新中国的殷切期盼。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钱学森和蒋英从收音机听到这一消息后,决定等学期结束且他们第二个孩子出生后就立即回国。

营救身陷囹圄的钱学森

然而,国际形势却发生了重大变化。麦卡锡以“共产党人渗透”为借口,与时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的胡佛里应外合,掀起一场非法调查、审讯和迫害进步人士的运动。1950年2月,麦卡锡声称掌握了一份“隐藏在政府中的共产党间谍名单”,多达205人,其中就有钱学森的好友弗兰克·J.马林纳和威因鲍姆。钱学森虽身在美国,但心系故土,常和马林纳讨论中国的时局。在马林纳的介绍下,钱学森结识了威因鲍姆,并参加了当时加州理工学院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后来,钱学森还推荐威因鲍姆来自己主持的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工作。

1950年3月,联邦调查局加紧了对钱学森的调查,秘密询问其同事、房东等相关人士。但没有人认为钱学森是共产党员。后来,他们发现了一份专门从事安全调查的政府机关档案,该档案称钱学森是一名共产党员,且使用“约翰·M.戴克”的名字,定期参加在帕萨迪纳的共产党会议。由于查不到此人的下落,他们怀疑这是钱学森的化名。

1950年6月6日,美国陆海空三军签署通知,禁止钱学森接触涉密研究,并吊销他的涉密研究许可证。美国政府的不信任坚定了钱学森尽快回国的决心。6月22日,威因鲍姆在家中被捕。这一消息再次给钱学森以极大打击,他加快了回国的准备。6月26日,蒋英和钱学森的第二个孩子—女儿钱永真降生了。

钱学森一方面向加州理工学院提出辞职,另一方面与蒋英一起购买回国的机票,打包行李办理托运。最终,辗转预订了8月28日去往香港的机票,并与货运公司约定7月25日到家中打包行李。然而,在等待回国的两个月里,形势又有所变化。为自证清白,钱学森同意参加华盛顿于8月23日举行的听证会。到达波士顿后,钱学森拜访了时任美国海军部副部长的丹·A.金波尔,控诉被无故吊销从事机密研究许可证的事情。金波尔一边安抚钱学森,一边在他离开后打电话给美国司法部:“以钱学森所具备的学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离开美国。”

但钱学森对这一切毫不知情。8月23日,钱学森到达洛杉矶国际机场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美国移民归化局人员向他出示了一份司法部开具的文件,禁止他离开美国。钱学森回家后将此事告诉了蒋英,并同她商量:“我们的机票还是退了吧。或者,你先带着两个孩子回国。”起初,蒋英同意先带孩子回国,但很快改变了想法,决定留下来陪钱学森一起面对眼前的困难。

8月25日,《洛杉矶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在驶往中国的船上查获秘密资料加州理工学院教授的财产被海关扣留》。蒋英看到报道后非常生气,打电话给货运公司,要求对此事作出解释。货运公司辩称,他们被告知在海关宣布前,不能对任何人提起钱学森行李的事。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让蒋英愤慨。

9月6日下午,蒋英正在家中照看两个多月大的永真,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开门看到门外站着两个彪形大汉。来人自称是美国移民归化局派来的,要找钱学森。钱学森接受了二人一系列盘问。对于共产党员身份问题,钱学森一再声明他从来都不是共产党员,也未参加过共产党的正式会议。但来人并不关心钱学森的回答,还是坚持要将他带走,作进一步调查。

蒋英赶紧给加州理工学院打电话,告知钱学森被带走的消息,希望他们能帮忙营救。加州理工学院校长杜布里奇决定通过法律程序营救钱学森,并聘请了曾经担任加州理工学院法律顾问的律师库柏为他辩护。钱学森后来被遣送到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特米诺岛上,单独关押在一个小房间里。举目无亲的蒋英除了等待校方营救的消息,别无他法。

加州理工学院积极营救钱学森。一方面,律师库柏向联邦法院递交保释钱学森的申请书;另一方面,校长杜布里奇与海军副部长金波尔沟通协调释放钱学森。金波尔向有关部门表明,其真实企图是禁止钱学森离开美国而非囚禁他,随后,美国司法部同意释放钱学森,但附加了一个苛刻的条件,即必须购买15000美金的债券作为保释金。

在家中焦急等待的蒋英终于等到这一好消息。然而,15000美金对他们来说却是一笔巨款。此时,一个陌生人向蒋英伸出了援手。这人是钱学森的学生马克·米勒斯的未婚妻波琳·里德贝格·米勒斯。该女士家境优渥,主动提出愿意提供这笔保释金。蒋英接受了她的善意,且一直对她心存感激:“我一直都记得那位捐赠这笔现金的朋友,我很感谢她。”缴纳保释金后,美国当局同意释放钱学森。

在钱学森被关押的第10天,蒋英才被允许到特米诺岛看望他。到了岛上,蒋英环顾四周,围墙高耸,警卫森严,到处是通电的铁丝网。蒋英被带到一间房内,两个卫兵将钱学森带出来与她相见。仅仅10天未见,但钱学森看起来消瘦了好多。尽管蒋英有很多关心的话要说,可旁边有卫兵看守,不便多言,于是,她告诉钱学森:“该办的事情都办妥了。还有两三天工夫就可以接你回家了。”

在被关押16天后,钱学森终于获释回家。回到家后,蒋英关切地询问他是否一切都好。钱学森却始终一言不发。蒋英后来回忆说:“钱学森回家后失声了,问他什么他只是点点头、摇摇头,15天内体重掉了15公斤。”原来,在被监禁的十几天里,钱学森受到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钱学森缓过来后才告诉蒋英:“我被关押在单独的牢房里,不准跟任何人说话。强大的探照灯24小时对准我,不让我休息,每隔10分钟就有一个士兵打开笨重的铁门伸进头来看我有没有逃。大铁门很重,声音很响很刺耳。”

钱学森虽被释放,但案件并未终结,他的行李仍在被审查,美国司法部还要举行听证会。

困境中筑造爱的港湾

从1950年11月15日到1951年4月16日,美国司法部就钱学森案件举行了4次听证会。尽管钱学森一再否认共产党员身份,听证会引用的证人证词也不能充分证明他的党员身份,美国司法部还是做出驱逐钱学森的判决,但又附加一句“命令的执行可以暂缓一段时间,等待进一步的指示”。钱学森对此判决非常不满,通过律师提交了上诉申请,但被驳回。司法部维持驱逐钱学森的判决,但暂缓执行,并批准假释。从1953年3月10日起,钱学森每月都要到移民归化局报到、登记。他还被严格限制行动范围。联邦调查局还会派人不定时上门查看钱学森是否在家,有时候甚至半夜敲门。钱学森家中的电话受到监听,邮件被一一审查。与钱学森保持交往的朋友和同事也遭受了联邦调查局的盘查和审问。

那段时间,家成了钱学森的避风港。多年后,蒋英对钱学森的堂妹钱学敏说:“那些日子,我真像个‘变色龙’,在家里我是个温顺的小绵羊,在敌人面前我就变成一只凶狠的母老虎啦!”蒋英辞掉帮佣,独自承担起全部家务,确保钱学森能心无旁骛地继续他的研究。她回忆说:“为了不使学森和孩子们发生意外,也不敢雇佣保姆,一切家务事,包括照料孩子、买菜烧饭,都不得不由我自己来动手。永真从出生到5岁,没有一顿饭不是我喂的,没有一件衣服不是我缝制和挑选的。那时候,完全没有条件考虑自己在音乐方面的钻研了。”

有时夜深人静,孩子们睡下了,蒋英会弹奏吉他,钱学森吹奏竖笛,通过音乐暂时忘却外界的烦扰。蒋英还会利用节日营造温馨的氛围,让钱学森调节心情,也为孩子们增加乐趣。

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教职得以保留,每天照例去上班,但不再从事涉密和航空研究,转向技术科学。为了让钱学森免受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司法部移民局的干扰,蒋英把书房的沙发挪到卫生间。到了晚上,蒋英把其他房间的灯都关了,让监视人员以为钱学森早早睡了。其实钱学森仍在卫生间做学问。两年多的时间里,钱学森完成了《工程控制论》这一经典著作。在书的扉页,钱学森写了这样一句话“To Tsiang Yin”(献给蒋英),以此表达对爱人的感谢。1953年,钱学森还发表了题为《物理力学—一个工程科学的新领域》的论文,正式提出物理力学作为工程科学和力学的分支。

蒋英从生活上和精神上给予了钱学森的莫大支持,让他在逆境中重生,并不断攀登学术高峰。多年后,钱学森再次深情感谢蒋英:“在1950年到1955年美国政府对我进行迫害的这5年间,她管家,蒋英同志是作出了巨大牺牲的,这一点,我绝不能忘。”

机智寄出求援信

钱学森和蒋英原本每隔一个月就要去洛杉矶中国城买菜。久而久之,他们与那里的华人老板熟识了。后来因行动受限,便改为打电话预订,请老板送菜上门。1955年5月的一天,蒋英收到菜后,看到菜盒下面垫了一张《人民画报》,打开仔细一看,上面有一张新中国领导人“五一”劳动节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群众游行队伍的照片,照片上还有一位他们熟悉的面孔—陈叔通。

陈叔通曾担任杭州求是书院副监院,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和蒋英的父亲蒋百里都算是他的学生。因此,钱学森和蒋英都称他为“太老师”。新中国成立后,陈叔通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955年为庆祝“五一”劳动节,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陈叔通受邀参加并站在主席台上。钱学森和蒋英看到了希望,他们决定写信给陈叔通,告知目前的困境和美国的阴谋,请求国家出手援救。1955年6月15日,钱学森提笔写下求援信。

信写完了,要怎么寄出去?

为避免特务起疑,蒋英用左手模仿儿童的笔迹书写信封,收信地址写的是比利时,收信人是四妹蒋华。接下来,蒋英开始寻找寄信的机会。他们开车到黑人居多的超市假装购物,因为特务一般不会检查那里。到了超市,蒋英无心购物,一直在寻找邮筒,发现邮筒后把信悄悄放了进去。

身在比利时的蒋华收到信后,知道需尽快把信寄给陈叔通。可她并无陈叔通的联系方式,只好先将信寄给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钱均夫收到信后,另书信一封详述情形,一并寄给了陈叔通。陈叔通见信后转到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处。后来,中科院报给陈毅副总理,最终让国家获知了钱学森夫妇的回国意愿和被困实情。陈毅副总理指示外交部设法营救。

此时,美国国内和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变化。1954年,根据苏联的提议,中、美、苏、英、法在日内瓦召开会议,商讨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而中美代表团在会议期间还就侨民归国问题进行了谈判。当时,中国拘押的美国人中,有违反中国法律的犯人,也有朝鲜战争期间俘虏的士兵和空军人员。迫于国内压力,美国急于赎回这些人。而中国则需争取被美国滞留的中国留学生回国,这些人是新中国建设不可或缺的人才。日内瓦会议后,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向美国媒体公开他们被限制回国的遭遇。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迫于压力,开始亲自过问这些中国留学生的背景,并评估是否允许他们离境。最终,美方基本同意允许他们离开。钱学森是美国重点关注的对象。美国国防部对钱学森的情况重新评估并上报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作出“钱学森的知识已经过时,不会再对美国造成威胁,同意其离开美国”的基本定调。美国移民归化局洛杉矶分局于8月4日签署了准许钱学森归国的通知。蒋英回忆:“我还记得8月5日那天,我们接到了美国移民局的通知,可以回国了。”“可真是高兴啊!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收拾行李。一共有几十件行李,大多是珍贵的资料。”

行李托运后,8月16日,钱学森前往邮轮公司购买了9月17日驶往香港的船票。蒋英后来介绍,买票的过程中还有个小插曲:“美国还耍了一个小动作,说一等舱没有票了,要坐就坐三等舱,他们认为我们不会坐三等舱,能拖就拖,坐后面的船。我们说,我们就坐三等舱,然后买了三等舱的票。”对他们来说,只要能回国,什么舱位是其次的。

1955年9月15日,“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从美国旧金山始发。胡聿贤、戴月棣夫妇,王祖耆、沈学均夫妇等20位中国留学人员率先登船。17日,“克利夫兰总统号”停靠洛杉矶码头。朋友驱车送钱学森、蒋英一家来到码头。这一天恰巧也是蒋英与钱学森的结婚纪念日。8年前的9月17日,钱学森与蒋英在上海举行了婚礼。8年间,他们在美国得到过尊重,也受到过屈辱。8年后,他们终于踏上归国的航程,这是庆祝他们结婚纪念日的最好方式。

感受祖国的热情

经过20多天的航行,10月8日,“克利夫兰总统号”驶抵香港九龙。中国科学院特派员朱兆祥和广东省人民政府派的人早早守候在罗湖桥头迎接钱学森一家。同在洛杉矶登船的李正武、孙湘一家也一起接到。当天下午4点,钱学森、蒋英一家随朱兆祥登上火车。

在火车上,钱学森向朱兆祥讲述了他滞留美国的遭遇。蒋英也补充说:“我最讨厌的就是那些美国特务,他们平白无故地闯到我家来,在客厅里一声不响地坐上半天,他们以此来恐吓我们,在精神上折磨我们。为了避免牵累朋友,我们和他们都很少来往,过着孤独的生活,学森也变得沉默寡言了。今天是他5年来说话最多的一天,回到了祖国,可以自由地说话了。”当晚8点多,他们到达广州。

第二天,在广东省人民委员会的安排下,钱学森、蒋英一家与李正武、孙湘一家游览了越秀山、黄花岗等景点,还参观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及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晚上,钱学森、蒋英一家参加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广州分会的招待宴。一系列细致入微的安排让钱学森和蒋英感受到久违的热情。回到祖国的他们,心才真正落地。

10月10日上午,钱学森一家在朱兆祥的陪同下乘火车离开广州,20多小时后抵达上海火车站。提前得知消息的钱均夫特地赶到火车站迎接,中科院上海办事处及各研究所的负责人等也前来欢迎。一家人团聚后,一起回到钱均夫在愚园路的家。

10月26日,钱学森一家暂时告别父亲,在朱兆祥的陪同下离沪赴京,并于10月28日抵达北京火车站。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和华罗庚、周培源、钱伟长、赵忠尧等科学家和工作人员在车站迎接。随后,钱学森、蒋英一家被安排至北京饭店256号、257号房间暂住。10月29日,钱学森一家四口早早地来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

11月1日晚,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北京饭店为钱学森举行欢迎晚宴。蒋英应邀参加,她特地选择了一套中式服装赴宴,大方得体。受邀参加晚宴的还有帮助他们回国的“太老师”陈叔通,以及吴有训、钱伟长、周培源、叶企孙、饶树人、江泽涵等。席间,郭沫若致欢迎词,钱学森致答谢词。蒋英兴之所及,接受邀请清唱了一支德语歌。

11月4日,受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的邀请,钱学森与蒋英参加了在外交部大礼堂举行的留美中国学者欢迎座谈会。11月5日晚,钱学森与蒋英又出席了中国科学院在西四人民剧场举行的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8周年纪念会。

1956年2月,钱学森与蒋英受邀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2月11日,钱学森一家四口还受邀参加“春节大联欢”,度过了他们在新中国的第一个春节。在录制现场,主持人特别介绍了钱学森、蒋英一家。这也是他们回国后第一次公开亮相。

来源:炎黄春秋杂志社(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4年第12期)

作者 :徐娜(钱学森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