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毛泽东

两次致信蒋介石

张家康

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图源:延安红色文旅汇)

红一方面军跋涉万水千山,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可立足未稳,就面临国民党各路大军二三十万人的“围剿”。红军初到陕北,人地生疏,物质困难,敌众我寡,生死攸关。处此险恶的环境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沉着应对各种风险。为此,毛泽东在西安事变前的一个多月里两次致信蒋介石,以传递善意,建立联系,期待化干戈为玉帛,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我们的原则是逼蒋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一直希望英、法、美等西方国家出面牵制日本,可西方各国奉行绥靖政策,不愿与日本起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想到了苏联,想到了与苏联是意识形态同志的中国共产党。

1936年1月,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奉蒋介石之命,在莫斯科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会晤,开辟了国共两党会谈的渠道。同时,蒋介石也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交谈中表明了与中共谈判的意愿和条件。除此之外,谌小岑找到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宋子文和陈果夫、陈立夫等分别通过宋庆龄,先后委托董健吾和张子华进入陕北苏区,以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

抗日反蒋的方针也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1936年4月9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闻天:“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抗日令。”

7月18日,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说:“甚至蒋介石,如果他一旦决定参加反日的抗战,我们也会欢迎他参加的。”

8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适合。”

8月26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我们的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8月30日,毛泽东在一份电报中提出“迫蒋抗日”的方针。9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9月8日,毛泽东又在一份电报中说:“中国最大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二月份起开始改变此口号。”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改倒蒋为批蒋,改反蒋为联蒋。”1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提:“我们的原则是在抗日的目标下逼蒋抗日。”

由上可知,毛泽东变“抗日反蒋”为“逼蒋抗日”的口号,既早于张学良,更早于共产国际的指示。

蒋介石(右)初到西安

毛泽东第一次致信蒋介石

红军说到做到,在与国民党军的接触中尽量避免武装冲突,中华苏维埃和中革军委专此发布了命令。可蒋介石在解决两广事变后,欲以同样的手段解决西北问题,自然也就不会理会红军所传递的善意。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蒋介石以为这是彻底解决中共武装力量的最好时机。他认为红军劳师远征,疲惫不堪,实力锐减,已成强弩之末,只要集中兵力,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武力解决。

蒋介石十分清楚武力解决红军,不能指望张学良和杨虎城,准备集中嫡系与精锐部队260个团,约计30万人,合力“围歼”红军。如果张、杨有异心,则连同一起解决。10月22日,蒋介石偕宋美龄到西安亲自“督剿”红军。

就在蒋介石到达西安的第5天,也就是10月26日,毛泽东与45名红军将领,致信蒋介石等,信中说:“全中国人民所仰望于贵党政府的,是领导抗战,驱除日寇。但直至今日,我们犹未闻贵党政府下最后决心,反而见蒋总司令亲临西北,督‘剿’红军。这不能不使全国人民失望,不能不使日寇称快。”这是毛泽东等给蒋介石的第一封信,信中还说:

“红军自去年北上后,即向四周各军倡议停战抗日。今春借道过晋,屡屡声明系东向抗日,又不蒙蒋阎两先生见谅,只得半途折回,另辟途径。”“如果诸先生以为这是红军示怯,那么未免大错。”“尤其希望蒋先生毅然决然停止进攻红军的最后内战,率领全中国的武装部队实行抗战,以复活黄埔的革命精神,以恢复国共合作时反帝斗争的勇气。”表示不论是国民党“派代表进来,或要我们派代表出去,或即在前线上谈判,我们都愿接受”。

张学良(左)和杨虎城(右)

毛泽东第二次致信蒋介石

红军发起的宁夏战役,由于红一、四方面军未能达成有效的军事配合,致使担负渡河任务的四方面军在胡宗南部队的追击下,被截为两部分,约有两万人渡过了河,剩下的部队只能与一、二方面军协同,边打边撤,远离渡口,退往盐池、定边方向,生存条件极其艰难。鉴于此,蒋介石的态度更加强硬了起来,罔顾中共中央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吁。

红军主力为摆脱国民党军的“围剿”,于11月21日发起山城堡战役,给国民党军一次沉重的打击,歼灭胡宗南部丁德隆师的一个多旅。蒋介石不得不下令暂停“进剿”,延缓数日。12月初,蒋介石亲率众多的军政大员来到西安,全力部署和动员新的“围剿”,扬言要在“最后五分钟”取得“围剿”的胜利。

国共合作,逼蒋抗日。毛泽东对此仍然寄予希望。1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利用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等与红军联合的变化,逼蒋介石走到与我们联合。我们的原则是在抗日的目标下逼蒋抗日。”12月1日,毛泽东与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等18位红军将领联名致信蒋介石,这是毛泽东等给蒋介石的第二封信,信中说:

“当前大计是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前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

信中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说的是唐代为表彰功臣而兴建的绘有图像的楼阁,名“凌烟阁”,可见对蒋介石的期望之高,信中又说:

“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

蒋介石对毛泽东的两封信置若罔闻,一没有闻过则改,二没有放下屠刀,继续调集大军对红军实行“清剿”。张学良、杨虎城苦谏不成,不得不实行非常手段,在距毛泽东等给蒋介石第二封信的第11天,张、杨武力扣押蒋介石,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转瞬之间,蒋介石由穷凶极恶的“剿共”元戎,一下子变成了向隅而泣的阶下囚。

来源:党史镜报

作者:张家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