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天是《红色中华》创刊93周年的日子。1931年12月11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创刊!这份报纸,从诞生之日起,便承载着传递革命信息、宣传党的政策、动员群众参与革命斗争的重任。《红色中华》还与瞿秋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瞿秋白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成为《红色中华》的最后一任主编,为《红色中华》在中央苏区的使命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93年前

人民政权的第一份报纸

《红色中华》创刊

周基荣

《红色中华》报创刊号

诞生于烽火岁月

《红色中华》是一份诞生于烽火岁月中的报纸。

1930年12月开始,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先后发动五次大规模“围剿”。五次“围剿”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在敌人强大军事进攻下,中央苏区新生的政权,如何获得当时民众支持,并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力,除武力反抗外,主流宣传也是必不可少的。毛泽东认为,不仅要打破敌人军事“围剿”,还要突破新闻封锁,打破敌人文化“围剿”。在广播、电视普及前,报纸是最有影响的大众传播媒介。1931年4月21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明确指出,“在各苏区中央分局所在地必须创办一种党的与苏维埃的机关报”。粉碎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后,事实上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苏区的中央根据地”,筹建人民政权下的机关报的时机已经成熟。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大会秘书处负责编印了大会《日刊》,刊载大会动态、发言和文件等,对外宣传大会状况。这为《红色中华》的创办作了初步的物质准备,并积累了办刊经验。12月11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在瑞金叶坪一所简陋民房里创刊。刊名右旁显著标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刊名下还有“一九三一广暴节”字样(“广暴节”即指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选择在纪念广州起义四周年的日子发刊,可知该刊是经过精心筹办的。

由于特殊的战争环境,《红色中华》在创办过程中一直动态调整。在机构和负责人方面,1933年2月起,《红色中华》改为中共苏区中央局、苏维埃中央政府、全总执行局、少共中央局的联合机关报。周以栗、王观澜、沙可夫、谢然之、任质彬等先后任编辑部负责人兼主笔。在当时的中央苏区从事新闻工作,有多不容易?创刊之初,《红色中华》编辑部只有几个人,他们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很少休息,除采访、写稿、译电外,还兼刻蜡纸和校对,常常面临人手捉襟见肘的局面。“我也害过坐板疮、烂腿症,写稿子、走路,都非常吃力。每天屁股流出的脓、血,粘贴在裤子上,很是疼痛。”任质斌在回忆文章中介绍,由于人少事多,只好趴在床上改稿子或编写稿子。后来他实在支持不住了,只好写信向军委卫生部的同志要了药物注射,才逐渐痊愈。

中央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对办好《红色中华》高度重视。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和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等领导人以及中央各部门、各省负责人,经常指导、询问报社的工作,经常给《红色中华》写社论、专论和通讯,或者主动给报社提供重要信息和文字材料。据统计,该报刊登毛泽东亲自撰写的文章或以毛泽东名义签发的政策文件约200篇,是中央苏区党政军主要领导人中供稿最多的。《红色中华》是中央苏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通过基层通讯员,把报纸发送到苏区每个角落;发行量最大时,每期近4万份,超过了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发行全国的《大公报》,成为中央苏区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一份党报。

1934年2月,瞿秋白接任《红色中华》报社长及主编。瞿秋白接手报社工作后,大胆对该报内容、版式、编辑组织等都进行改革创新。瞿秋白主持编写《红色中华》期间,为用通俗的文字、更活泼的形式来反映最具体的革命斗争情况,更有力地来教育和组织广大工农群众,还创办了该报的子报——《工农报》。从1934年2月12日出版的第148期(即瞿秋白接任主编)起,《红色中华》由此前三日刊改为二日刊,用稿量骤然增多。加上创办《工农报》,稿源遂成问题。瞿秋白抓紧通讯员队伍建设,使报社通讯员很快由200多人发展到近千人;经过业务培训,使之迅速成为可用之人,从而较好地解决了稿源问题。在主编《红色中华》的同时,瞿秋白还用“维嘉”做笔名,为该报撰写文章或社论。

“全苏人民的喉舌”

《红色中华》不仅是信息的载体,更是革命的号角。她所传递的红色声音,如同春雷般震撼人心。她让苏区人民看到了革命的希望,感受到了党的温暖,也激发了他们为革命事业奋斗的热情。苏区的读者亲切地赞誉她是“我们苏维埃人民新生命的表现”“全苏人民的喉舌”。

她字如星火,文映丹心。《红色中华》是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创建的强大舆论宣传阵地。在舆论宣传工作中,她一方面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政治主张和方针政策,营造和引导关于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正面舆论;另一方面揭发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及一切反动政治派别进攻革命欺骗工农的阴谋,摆脱负面舆论的影响。初创时,《红色中华》并未设置栏目分类,大体上是将相关内容进行简单排版。从第4期设置了“专电”栏目,登载了鄂豫皖红军攻克黄安、红四军攻下石城红石寨两条电讯。之后,其栏目设置日臻完善,内容逐渐丰富,除设有“社论”“要闻”“专电”“临时中央政府文告”“苏维埃建设”“中央苏区消息”“工农通讯”“赤色战士通讯”等常规性栏目;还有一些专门性栏目,主要揭露苏区内部落后现象的“突击队”“铁锤”“铁棍”“无产阶级的铁锤”等栏目;针对民众或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疑问进行解答阐释的栏目“问题与解答”“法令解释”等;主要刊登各个裁判部判决书和决议案的栏目“苏维埃法庭”等。《红色中华》还根据一定时期宣传报道的需要,开辟一些非常规的栏目。1934年6月23日开辟了“反日战线”专栏,主要报道苏区内外的反日活动;1936年1月16日开辟“社会之页”,展现苏区社会新风貌等等。

她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红色中华》坚持通俗化方针,要求做到苏区每一位群众都能看懂。她文风朴实且鲜活生动,行文用语直白朴实、自然通俗,常采用比喻、反语等修辞手法和祈使句、感叹句等句式,既易懂又不失力量。该报的《上前线去!》写道:“亲爱的新同志都背着毯子干粮袋,英勇地、满脸笑嘻嘻地从讲台右旁的大道上……有的在忙着把‘中山式’的旧军衣一掷,一面穿上了红校刚发下来的新的列宁装,有的在看‘告新战士书’,有的在疯狂了一样的跳,笑。”质朴的语言生动反映了新战士火一般的革命热情,感召力跃然纸上。她宣传方式多样,影响力极强。该报通过漫画、歌谣、图表等多种形式来承载内容,使群众更易理解接受。漫画《在无产阶级铁锤下的骷髅》描绘了一名红军战士拿着一个铁锤砸向一堆骷髅,骷髅上分别写有“官僚主义”“腐化”“反动派”等字样,这和文章《贪污腐化分子滚出去!》搭配,实现了图文并茂,生动直观。

她文如弹药,笔如刀枪。苏维埃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农村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艰苦斗争,需在短时间内实现人、财、物的高度集中,这就离不开革命动员工作,《红色中华》便承担起这个重担。《发刊词》强调要“组织苏区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积极参加苏维埃政权”,“热烈的参加苏维埃政权的工作”。因此,该报采取了多种方式,动员民众参与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及社会建设,发动民众积极参与苏维埃政府发起的各项活动是该报的重要工作。1934年9月8日,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极为艰难之际,报纸发布“中央各机关号召募集二十万双草鞋慰劳红军”的通告,并在其后报道了机关工作人员的热烈动员以及四个模范女同志踊跃承担草鞋任务的事迹。这“唤起了工农千百万”,不到1个月,20万双草鞋募集完成。

逆境中的坚守

革命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苏区陷入了极其艰难的境地。在瞿秋白领导下,这份报纸在逆境中的坚守,不仅为苏区人民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也点燃了他们心中的革命火种。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从瑞金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在中央苏区另外成立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继续领导军民坚持斗争,以掩护红军主力秘密突围转移。中共中央从严格保守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秘密,蒙蔽、迟滞敌人行动出发,除要求中央政府办事处一如既往地履行全部政府职能外,还特别要求《红色中华》报照常以中央政府机关报名义编辑、出版、发行,并且版式、栏目、印纸、出版周期等都不变,总之一切照旧。瞿秋白服从组织安排,留在苏区担任中央分局委员兼宣传部长,继续主编《红色中华》。

瞿秋白不负组织重托,与韩进、袁血卒两位编辑,以及原红中社秘书长徐名正等,一起承担报纸的编务工作。他发动身边同志写稿,自己也常常加班加点地写稿,给别人改稿,而此时他还是个需要人照顾的病号。瑞金失陷前,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迁到于都宽田,《红色中华》编辑部、印刷厂分别设在于都黄麟和会昌白鹅,两地相距20多里,瞿秋白不免两地奔波。经过他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红色中华》坚持了每周出版2至3期,到实在难以为继时每周出版一期。报纸内容除仍以扩红、征粮,动员群众坚壁清野、开展游击战、保卫苏区为主外,还大量揭露国民党军队侵占苏区后烧杀抢掠罪行,号召苏区人民奋起反抗。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前,《红色中华》出版至第240期(1934年10月3日)。目前能见到的、在中央苏区出版的最后一期《红色中华》,是1935年1月21日的第264期。这意味着红军长征后,瞿秋白领导报社至少坚持出版了24期《红色中华》。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35年11月25日,在陕北瓦窑堡,《红色中华》复刊并更名为《新中华报》。从《红色中华》到《新中华报》,这份报纸见证了中国革命历程的艰辛与辉煌。在新时代的征程上,我们要铭记历史、不忘初心,像那些曾经为革命事业奋斗过的先辈们一样,坚定信仰、砥砺前行。

来源:常州史志

作者:周基荣(中共常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党史工作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