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天是彭德怀元帅逝世50周年纪念日,“方志四川”新媒体矩阵及四川省情网,特转发中共党史出版社发布的朝鲜战场时期担任彭德怀军事参谋的许之善同志的回忆文章,表达我们的怀念之情。

在彭德怀身边当军事参谋

许之善

许之善(1925—2005),曾任军委作战局(即总参谋部作战部前身)参谋,亲历解放战争中多次重大战役。1951年2月赴朝鲜战场,担任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的军事参谋。归国后在彭德怀身边工作到1954年春,后去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任职于军事科学院,任院部秘书处处长等职。

从中原野战军到军委作战局

我是河南信阳县肖王店(现信阳市肖王镇)许岗村人,1925年1月出生,父亲和祖父都是农民。我上过小学,在1942年10月参加革命,次年入党,两年后调入新四军五师,此后参加了中原突围。1947年11月调到中原军区司令部任参谋,在李先念副司令员身边工作。

1948年10月下旬,中原野战军接到军委一局电报,要从中原野战军调两名参谋到解放军总部,增强那里的参谋力量。中野司令部的参谋少,这次只给了军委我一个人,到西柏坡军委一局负责中野作战方向,经历了淮海和平津两大战役过程,随后参加渡江战役和南方大追击作战的参谋工作。

新中国成立前夕,军委作战局搬进了中南海居仁堂。我是和作战局参谋刘长明一起到那里上班。

刘长明,原名刘长命,十六七岁时就在家乡晋察冀投身抗日队伍,曾在晋察冀日报社工作。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晋察冀根据地的环境险恶,战斗频繁,我军有很大牺牲。晋察冀日报社总编辑邓拓很器重刘长命,于是将刘长命送到了延安,进入抗大的参谋训练队,改名刘长明,刘长明从抗大参训队毕业后到军委作战局当参谋。转战陕北期间,刘长明一直跟随毛泽东和周恩来。他工作认真,头脑清楚,肯动脑子,考虑问题周密。毛泽东曾表扬他说:“像刘长明这样的参谋我们要多有一些。”

战争年代,我们这些总部军事参谋做得较多的还是命令传递、文书起草、数据统计等等办公业务。对现代军事意义上的参谋业务,也就是出谋划策,做得还不多。如果说军委作战部的“参”与“谋” 做得多一些、主动一些,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了。

许之善

朝鲜战争爆发后,我是负责朝鲜方向的参谋,对战争进程比较清楚。

去彭总身边当参谋

1951年2月下旬的一天,作战部李涛部长找我谈话,说:彭总从朝鲜回来了。你知道去年11月底志愿军司令部遭到美军飞机轰炸,毛岸英和高瑞欣两位参谋当场牺牲了,这样彭总身边的参谋就不够了。这回彭总回来,向作战部要参谋,作战部决定让你跟着彭总去朝鲜。彭总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你去了以后要谨慎从事,要严肃认真细心大胆工作,明天就走。

我马上表示,一定努力做好在彭总身边的工作。

对彭德怀司令员,我是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时第一次见到的。当时我从作战部抽调出来,专门为会议服务。西柏坡没有专门的招待所,彭总来了,在村里找了个屋子就住进去了。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朴素和随和。

对彭总这次从朝鲜回来我是知道的。志愿军在朝鲜的第四次战役打得很胶着。在1951年2月13日横城反击战得手之后,志愿军于此后两天连续进攻砥平里防守之敌,导致自身出现很大伤亡。此时美英援军迫近,我军失去战机。为避免全线被动,彭德怀命令前线部队于2月16日拂晓前撤出战斗,向北后撤转入防御。

砥平里战斗是朝鲜战争的重要攻防转换点,标志着志愿军大规模、大踏步、大纵深运动战方式的结束,此后进入以阵地防御战为主的战略相持阶段。

彭总预见到朝鲜战局将出现严峻局面,难以实现将美军全部赶下海去的早先预期,于2月16日急电毛泽东要求回京商量。经同意后,他在2月20日晚离开司令部,21日晨回到国内的安东,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派出专机在那里接他经沈阳回北京,午后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

彭总下飞机后坐车赶往中南海,进门后才知道那天毛主席正住在玉泉山静明园。彭总立即掉头去西郊。这时毛主席还在午休,彭总不顾警卫阻拦推门而入,将毛主席唤醒。

听取了彭德怀的汇报后,毛泽东也认识到朝鲜战局严峻,因此调整了原先的决心,对彭德怀说:“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彭德怀由此得到了这个明确的有机动性的指挥授权。

周恩来和彭德怀一起,于2月24日召集军委各总部负责人在总参谋部开会,商议军情和后勤保障。会后,彭德怀决定马上返回朝鲜。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奉命随同彭总入朝的。

初到朝鲜战场的紧张情况

这次回国时,彭德怀带了杨凤安、徐亩元两位参谋,他们都是跟随彭总第一批入朝的。

李涛和我谈话第二天,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唐永健根据工作需要,给彭德怀,还有杨凤安和徐亩元,再加上我,每人发了一个瑞士的罗马牌手表,当时价值大约有100多元,是比较贵的。还给每人一支派克钢笔,一个文件包,一个皮面带拉链笔记本。这是因为彭德怀的手表很旧了。

当时彭总住在总参第一招待所,李涛部长谈话后,张清化副局长带我去和彭总见面。见面也没有多说什么,彭总简单地问了问我的情况,吩咐马上准备出发。

我在1951年3月1日跟随彭总乘飞机出发,当天到了沈阳,随后到鞍钢参观。因为我国军事工业需要大量钢铁,彭总对这件事很关心。接着我们到旅大,约在4日到丹东,5日晚进入朝鲜。

我们分乘两辆美式吉普入朝,由一个朝鲜翻译带路。开车司机是朝鲜部队派来的,熟悉路况。我们于3月7日到达君子里。2月彭德怀就是从这里离开的。彭总离开后,志司搬到了上甘岭。3月9日晚,我们到达志愿军新的司令部。

这时,美军已于3月7日开始大举进攻。彭总到达志司还没有来得及脱下大衣,邓华副司令和解方参谋长就赶来向他报告,敌军集中20多万兵力,当晚分两路强渡汉江北上,我军正在阻滞敌军。彭总边听边看地图,判断联合国军的意图是中间突破,两侧包围,意在夺回汉城。

3月10日,彭总主持志愿军党委会,传达了毛主席新指示的方针,决定根据战场情况,志愿军将放弃汉城退向三八线。同时,命令新入朝的第三兵团和第十九兵团迅速向前线集结,待机歼敌。

到4月初,战线稳定下来,入朝志愿军总兵力达到近百万人。

4月6日,彭总在上甘岭一个大矿洞里主持会议,讨论第五次战役。会议中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让敌人再北上一步,放进来再打;一种意见是不能再放了,应该就地阻击,然后使用第二番入朝的新锐部队进行围歼。

彭总认为,敌人已经得悉我第二番入朝部队到达,所以已经停止北进,加紧筑垒防御。另一方面,把拥有现代化装备的敌人放进平原对我也有不利。我军后退,只能退到铁原、金化一线,再也不能退了。因此要发起第五次战役,再把美军压回三七线,夺取战场主动权。

这次会议决定发起第五次战役。

随彭总一起在途中遇轰炸

会议之后,因为敌人已经逼近,威胁志司安全,志司首长分三批先后向北撤退。第一批是彭总,杨凤安和他同车6日当晚即走,我另乘一车跟随。7日洪学智副司令第二批走,邓华副司令8日晚上走。

彭德怀在朝鲜战场

晚饭后彭总带上我们出发。这天晚上是农历三月初一,没有月亮,伸手不见五指。为了防空,司机不开大灯,小灯也不常开。当时还有部队向南开进,有时在道路中形成拥挤,吉普车开开停停,一晚上只走了50来公里。

接近天亮的时候,夜航的美军飞机来了,向公路投下炸弹。当时我在车上因为困倦睡着了,猛地一听身边有战友呼叫“防空”,接着就听到炸弹爆炸声,我被惊醒,马上就跳了车,结果崴了脚,还一头撞在地上,痛得昏了过去。

待空袭过后,彭总一行上车再走。彭总突然发现前面路上有一个人躺着,一看原来是我。彭总马上派人把我架到车上,继续向北行驶。

到了凌晨4时许,离目的地还有几里路。虽然不远,但是不能再走了,因为天一亮敌机就来。带路的人说,我们必须就地停止,在空寺洞这个地方停下来。

我们就地隐蔽休息。路边山坡上有一个草房,有三间屋子。彭德怀住了东头一间,放了一个行军床他和衣而睡。我们几个参谋在西头,躺在地上合眼睡一会儿。

早上5时过后,美军飞机来了。这时我们都睡着了,只留一个警卫员值班,他大声呼叫:敌机来了,马上进洞!

我们马上跳起来,把彭德怀连拉带扯带进了防空洞。这个防空洞是早就预备好的,距离他的房间只有几米远。我们还没有全都钻进洞口,敌机已经来到头顶上盘旋,转几圈就走了。

不一会儿,又是两架野马式飞机飞来,向我们刚才住的房子扫射。敌机扫射打得很准,彭德怀的床和椅子都被打中了。我们的洞口有防护墙,大约有1.5米厚,也中弹了。我们把彭德怀挤到防空洞最里边,好尽量保障他的安全。万幸敌机没有持续轰炸,不然就非常危险了。

在朝鲜战争中,彭总遭遇最危险的空袭有两次:一次就是这回,还有一次,就是刚刚入朝的1950年11月25日志司遭遇空袭。在那次空袭中,在彭总办公室工作的毛岸英和高瑞欣遇难。

后来,彭总多次向我讲到毛岸英遇难的事,他非常内疚。他告诉我,毛岸英入朝是毛泽东主席反复向他托付的。开始彭总是不同意的,对毛泽东说,你身边没有人,还是让毛岸英留在你身边吧。但是毛泽东坚持要彭德怀把毛岸英带到朝鲜战场去接受锻炼。

遭遇美军空袭后,我们在当天晚上,也就是4月7日半夜到达空寺洞志司新驻地。

等邓华到达空寺洞会合后,志司进行了第五次战役的部署。4月22日,第五次战役开始。彭总事后分析总结,认为战役发起时间提前了一些,各项准备均不充分,战役发起后效果不甚理想。

我作为军事参谋,事后检查起来也认识到,杨得志率领的新入朝兵团对美军是不熟悉的,对朝鲜地形条件也不熟悉,对当地水文情况更不熟悉。对敌人的了解做得不足,结果该兵团强渡临津江时遭受较大损失。

战至1951年5月22日,因后勤供应不足,人员伤亡较多,志愿军前锋虽然已经进到三七线附近,已无力继续南下攻击。彭总命令转入防御,交替掩护后撤。

美军看出了破绽,发起反击。美军装备之强,机动之迅速是我们意料之外的。结果,我军一八〇师被美军合围,遭受重大损失。

当时,志司和兵团都找不到一八〇师了,这是入朝之后最紧张的时刻。加上后勤保障跟不上,彭德怀非常恼火,也很紧张,心情变得很坏。

在紧急情况下,彭总命令全军停止后撤,转入防御,抗击进犯之敌,终于在6月10日左右将敌军阻止在三八线附近,第五次战役结束。

后来彭总和我单独说起过,第五次战役没有打好,加上解放战争中的西府战役,是他一生中最遗憾的两个战役。在整个朝鲜战争中,有两件事使他感到遗憾:一是毛岸英在空袭中遇难,一是第五次战役。

第五次战役后,朝鲜战场上就没有特别大的战役行动了。后来的上甘岭战役是从高地争夺战斗发展成战役规模的。

随彭总回国住院治疗

第五次战役后,大约在1951年8月间,彭总的左眉上方长出一个瘤子。到1952年初,瘤子渐大,有疼痛感,医生建议回国治疗。到了春天,朝鲜战局渐渐稳定,志愿军副司令员们纷纷主张彭德怀回国治疗。彭德怀认为军情重大,主帅不宜离开前线,就没有理会。副司令员宋时轮、副政委甘泗淇、副参谋长王政柱联名,于1952年3月19日向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傅连障发电,报告彭德怀病情,请傅将这个情况转告毛泽东。

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建议由已经回到国内的陈赓再返朝鲜,替回彭德怀,毛泽东同意了。陈赓在1952年3月31日到达志愿军总部。彭德怀向陈赓移交了指挥权,带着我一起回国。

4月12日,彭德怀回到北京,15日住进北京医院检查,确诊左额上是一个良性脂肪瘤,很快动了手术。彭总住院期间,我们几个从朝鲜回来的工作人员住在帅府园招待所。

彭德怀于5月5日出院,住进了中南海永福堂。我跟随在他身边,听到他感慨地说:“今天是马克思生日呀!”

这天,周恩来找彭德怀谈话,正式通知他:中央已经决定,由你主持军委工作,不久将任命你为国防部长。而在这以前,军委日常工作是由周恩来负责的。

在彭德怀手术后的恢复期间,有关军委事务的所有文件、电报都送给他批阅。

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彭总仍然身兼志愿军司令员,但不再经常去朝鲜。我也留在北京,继续彭总办公室的工作。

离别彭总时最后一件事

彭总参与了对越南抗法独立战争的战略战役支援。

从1950年8月起,中国就派出以韦国清为团长,梅嘉生、邓逸凡为副团长的军事顾问团常驻越南北部,协助越军进行战场指挥和后勤保障。

1953年11月,越军发起奠边府战役,将万余法军团团围住。1954年3月中旬,越军发起进攻,逐步缩小包围圈,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战役打到4月间,法军发起多次反击,越军遭受很大伤亡。越方感到有些承受不住了,向中方拍发电报,希望中方派出精锐部队投入奠边府作战。在此以前,我方多次向越方说明,对奠边府战役,中 国全力支持,提供一切可能提供的援助,就是有一条,不能直接出兵奠边府。

就在1953年4月,我接到了去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通知。我去向彭总道别的时候,正好越南总军委请求中国进一步支援奠边府战役的电报送到,就由我交给彭总批办,顺便向他道别。走进永福堂,我把这份重要电报放在彭总办公桌上,告诉他这是越方急电,还告诉他我马上就去南京了。

彭总没有说什么,低头看电报。

我不打扰他的思考,回身出门。走到门口,突然感到一起工作了将近三年,我有些舍不得离开彭总,就在门口站住了。

正在这时,彭德怀看完了电报,抬头一看我还没有出门,就叫住了我,说:“小许,你看,越南来电报了,他们在奠边府打得很苦,想叫我们出兵。他们有这个意思,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呀?”

面对我军高级军官的时候,彭总经常是严厉的,严厉得使他们望而生畏。其实这只是彭总性格中的一面。如果不是在战场上,当他和身边工作人员特别是普通士兵说话的时候,他通常是亲切的。所以,彭总有什么询问,我们这些参谋、秘书总是直言不讳。我想了想说:“我认为,奠边府战役应该由越南部队来完成。我们毕竟是两个国家,我们不宜出面直接指挥这个战役,更不能派兵去打,只能在如何打仗这些方面给人家出主意、提建议。越南部队已经打了几年,特别是奠边府战役前一段他们打得很不错,已经取得了经验,有了打下去的能力,因此我们不用出兵。”彭总听了很满意,说:“说得好,很对,就是这个意思。”

说罢,彭总拿起一支铅笔,亲自拟写一则简短复电。他一挥而就,写完以后命我立即送到毛泽东主席办公室。彭总拟写电报的大意是,对奠边府战役要作充分的准备,这次战役的组织和指挥还要靠越方来做,我方不能代替。毛泽东收到彭总拟的电报稿后立即批准。

送完这份电报以后,我就离开了彭德怀。

 (口述完成于1994年前后,文字稿经过口述者审阅,本次修订时整理者对个别词句和人名进行了订正)

来源:中共党史出版社

整理者:钱  江〔《人民日报》(海外版)原副总编辑,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