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然烈士与《挺进报》

冯俊龙

重庆地下斗争

1948年3月,位于重庆老街34号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一封写着“朱绍良亲启”的信放在办公桌上,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撕开信封,抽出里面的读物扫了一眼,面容赫然变色。

“你看你成天忙的什么名堂?!你不是说南方局撤离重庆,《新华日报》销声匿迹,重庆共党偃旗息鼓了吗?共产党的《挺进报》寄到我的办公桌上来了,你怎么解释?”朱绍良一贯温文尔雅,这次却异常愠怒,对站立一旁的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大发脾气。

在战犯管理所,徐远举回忆起这段经历,还心有余悸:“限期破案对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压力。顶头上司的震怒,南京方面的责难,使我感到有些恐慌,也有些焦躁不安。当时特务机关的情报虽多如牛毛,但并无确实可靠的资料。乱抓一些人又解决不了问题,捏造栽赃又怕暴露出来更加麻烦。我对限期破案不知从何下手,既感到愤恨恼怒,又感到束手无策,但在无形战线上就此败下阵来,又不甘心。”

不甘失败的徐远举在重庆城中到处布下密线,设下天罗地网。他有一定的特务经验,认为“要想攻破坚固的堡垒,从敌人的内部更容易一些”,于是精心培养了一批伪装成进步学生、失业工人、穷苦农民的“红旗特务”,去接近各种社会团体、单位,搜寻共产党人的蛛丝马迹。曾纪纲就是伪装成学生的特务,正是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让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

重庆文城书店是地下党发行《挺进报》的一个联络点,被国民党查封后,在书店做伙计的陈柏林结交了有意接触他的曾纪纲。“进步青年”曾纪纲取得陈柏林信任后,表示愿意帮助书店重新开业,陈柏林喜出望外,马上向上级任达哉汇报,并提出发展曾纪纲成为“同志”。任达哉为了稳妥起见,决定与曾纪纲见面。结果可想而知,任达哉和陈柏林被特务抓捕。

陈柏林懊悔不已,扛住了敌人的酷刑折磨。任达哉却吓坏了,交待了自己担任的中共重庆城区支部书记的职务,并很快叛变,供出和他有联系的重庆地下党负责工运的书记许建业。任达哉只知道许建业的工作地点及其化名“杨清”,并不知其具体职务。从“杨清”身上得不到半点情报的特务,只好守候在许建业工作的志成公司,与许建业有工作联系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在此被捕。根据特务的审讯问话,刘国定判断敌特暂时还没有掌握重要情报,便一口咬定自己只是候补党员,争取寻求机会脱身。

徐远举注意到刘国定闪烁其词,而且极为畏惧刑具,便故意命令特务准备用刑。这一招果然见效,刘国定招供了隐藏在南岸海棠溪永生钱庄的李忠良和余天。其实,这两个人是以前参加达县武装起义失败后疏散来重庆的,早就通知转移了。刘国定认为特务们抓不到人,自然就会放过他。哪知事有凑巧,李忠良和余天根本没有转移。更意想不到的是,李忠良在特务的威胁下,出卖了时任中共重庆沙磁区特支书记刘国鋕(音zhì)和重庆银行的职员余永安。

经徐远举审讯,余永安出卖了自己的上级领导“老张”,即化名张德明的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冉益智。意志薄弱的冉益智供出刘国定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的真实身份,在敌特软硬兼施下,刘国定终于叛变,供出大量机密。刘国定和冉益智的彻底叛变,让重庆党地下组织迅速陷入灭顶之灾。

正是“刘冉叛变事件”导致《挺进报》被破获,更给重庆地下党组织带来巨大破坏,并牵连川东、川西的党组织,波及南京、上海,被捕者达百余人,几十人被杀害,一部分人叛变。经过组织营救和在大屠杀中突围脱险的,共有25人。

来不及发行的最后一期

“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谨祝一帆风顺,沿路平安!”1948年4月21日傍晚时分,在中粮公司重庆南岸野猫溪修理加工厂担任代理厂长的陈然忽然收到一封署名“彭云”的电报。“彭云”是江姐儿子的名字,那时不过是个两岁左右的小孩。陈然收到此信,猜测地下党组织可能出了事,但却没有立即转移。《挺进报》已经印刷发行了22期,他想出版第23期之后再离开。

25岁的陈然,斗争经验已经非常丰富。他虽然分辨不出是谁发送给他的警报,但明显情况已经十分危急。这肯定是知道敌人内部信息的同志,来不及逐级报告党组织,只好直接送信给他,让他迅速撤离。第23期《挺进报》已经刻版,油印之后就可以送到各条战线上的读者手中,陈然略作沉思,毅然走进小屋开始工作,让母亲反锁屋门,嘱咐她照常坐在门口做针线活以作掩护。

陈然祖籍江西,原名陈崇德。在大姐、二姐影响下,15岁的陈然在鄂西参加了中共领导的抗战剧团,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身材不高,但音质圆润,说话铿锵有力,在剧团担任报幕、主持节目的任务,很是活跃。利用演出空闲时间,他先后阅读《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简明教程》和《论持久战》等革命理论书籍。

1939年春,由时任中共宜昌抗战剧团党支部书记程季华介绍,年仅16岁的陈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宜昌抗战剧团实行战略转移,陈然准备和战友们一起奔赴延安,这时他忽然患了疟疾,只好随父到巴东养病。第二年,陈然举家迁往重庆,才和原宜昌抗战剧团的同志相聚。

正在这时,与陈然同在一个党小组的向长忠叛变,组织上决定让陈然马上离开重庆,并且暂时断绝和组织的联系,待以后主动派人去找他。逃往江津避难期间,陈然贫病交加,最后独自回到重庆,从此与党组织失去联系。陈然为此后悔万分,回忆起这段经历,他沉痛地说:“我当时真不该离开江津,就是死也要死在那里。”这也是他在收到警报时不愿意马上离开重庆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直到1947年夏天,陈然才重新入党,恢复了组织关系,被任命为《挺进报》特别支部书记,承担最机密的印刷任务。他白天负责厂里的日常工作,夜晚悄悄印刷《挺进报》。该报不仅在党群内部秘密传递,推动反饥饿、反迫害斗争,而且还寄到敌人内部,进行攻心战,引起了敌人的恐慌。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重庆,《挺进报》给地下党组织带来解放战争的最新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为迎接重庆解放做了一定的准备。

陈然一直坚持到1948年4月22日下午5时,印完了最后一期《挺进报》。刚把蜡纸烧掉,门外就传来阵阵脚步声,陈然赶紧将《挺进报》发行名单撕碎用水吞下。就在这时,几个便衣特务破门而入,现场查获刚印好的报纸,抓走了陈然。

秘密办报,无形较量

《挺进报》的诞生,是国共两党在无形战线上的较量。

内战全面爆发后,中共四川省委机关、中共重庆办事处被查封,新华日报社于1947年2月底被迫撤往延安,重庆陷于白色恐怖之中。针对当时青年人中较为普遍存在的苦闷彷徨现象,陈然联合几个进步青年创办了《彷徨》杂志。他不但担任杂志的通联工作,还负责回复读者来信,在白色恐怖中团结了许多热血青年。

为了避免被查封的危险,陈然将彷徨杂志社搬到了家中。他不但自己省吃俭用,节省开支用作办刊经费,还组织读书会,给《彷徨》杂志捐款,甚至将《彷徨》主编蒋一苇也接到家中同吃同住。1947年4月,《彷徨》杂志接到香港党组织寄来的《群众周刊》《新华通讯稿》,陈然、蒋一苇、刘镕铸等人马上将西北野战军在延安附近青化砭、瓦窑堡取得胜利的消息摘编刻印成油印小报,随《彷徨》杂志一起发行。

这份小报被一位名叫吴盛儒的人注意到了,并分享给了他的好友刘国鋕。刘国鋕读后觉得不错,就介绍给了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江姐”江竹筠的丈夫彭咏梧同志。再通过吴盛儒的介绍,刘镕铸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经过考虑,党组织决定将这份小报命名为《挺进报》,并由彭咏梧直接负责。1947年夏,《挺进报》正式创刊,并作为重庆市委机关报。陈然继续负责电讯稿、油印、转收和投寄工作。

《挺进报》旧址(图源:重庆民政)

《挺进报》立即受到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的欢迎,影响不断扩大。敌人十分震惊,千方百计搜寻其线索。为了保密,陈然主动提出把《挺进报》设在自己家里,白天到厂里上班,晚上负责印刷任务。

为了节约经费,更是为了尽量减少中间环节以免增加危险,陈然一个人担任了《挺进报》的刻版、印刷工作。虽是门外汉,经过苦练,他终于可以熟练地刻写蜡纸。刚开始,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一张蜡纸最多只能印六七十份报纸,虽经重刻重印,最多也只能印200多份,而市委要求印300份。陈然对蜡纸、油墨、纸张进行仔细研究,反复试验,使印刷份数和质量不断提高,最多时一张蜡纸能印2000多份。

《挺进报》以对内发行为主,由刘镕铸联系一些人做发行工作。主要渠道是通过各级党组织的地下交通传递,大批党员群众直接或间接参与进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发行网。后来,刘镕铸奉命转移,陈然兼任《挺进报》特别支部书记。

1948年初,负责领导川、康、云、贵地下党活动的中共中央上海局指示,川康地下党组织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开展对敌攻心斗争,公开瓦解、打击敌人,争取让更多的敌人洗心革面、倒戈一击。为了有效开展此项斗争,《挺进报》改变发行方针,大量寄给国民党军、警、宪、特机关和重要官员,在其内部造成严重恐慌。寄给朱绍良的第19期《挺进报》,正是发生在这一时期。

该期主要内容包括《严重警告蒋方官员》《解放军宽大为怀》等文章,涉及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的战况报道和开导、警告敌特等诸多内容。这些大胆的行动也引起敌人对《挺进报》的注意与仇视。特务从侦破《挺进报》入手,在以重庆为中心、遍及川东20多个县的范围内,展开对重庆和川东地下党的大规模破坏活动,终于酿成大批地下党员被捕、党组织遭严重破坏的“《挺进报》事件”。

奇观:狱中续办“《挺进报》”

1948年5月1日,重庆《大公报》报道了《挺进报》机关被破获的消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948年7月,停刊3个月的《挺进报》在地下党的重新组织下又继续出版了,只不过为了避免暴露,改为内部发行。

被捕后的陈然,一口咬定《挺进报》从编辑、印刷到发行,全部是自己一人所为。至于将这些报纸都送给了谁、刊载在上面的消息来自哪里,他从未透露一个字。

陈然年纪轻轻,长相清秀斯文,一副知识分子模样。徐远举看这个“娴静得像一个大姑娘”的青年,再看看已经印好但还来不及运走的《挺进报》,认为只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就有可能瓦解他,但费尽唇舌,却一无所获。他又命令特务对陈然施以酷刑,用尽毒辣手段,同样竹篮打水一场空。“即使是钢骨铜身,也禁不住这样折腾啊。”徐远举颓然长叹,特务们更觉得不可思议。

被送到渣滓洞的陈然继续遭受百般折磨,但同样让敌人大失所望。特务们无计可施,只得将双腿受重伤的陈然按“重犯”论处,押解到白公馆二楼牢房单独囚禁。敌人怎么也想不到,正是在这座阴湿的牢笼里,在他们的严密监视下,陈然再次秘密办起“狱中《挺进报》”。

陈然所在的那间牢房,早就被难友们打穿了一个秘密孔道,可以和楼下的人取得联系。通过这个小小的孔道,狱中党组织传给陈然半截铅笔和一些香烟盒纸,要他把外面的消息写在纸上传递出来。想不到在敌人的监狱里还可以继续战斗,陈然忍着剧烈的伤痛,凭借超强的记忆,开始创办“狱中《挺进报》”。在一张香烟盒纸上,陈然端端正正地写上“《挺进报》第一期,白公馆出版”,接着把我党我军最近的胜利消息写下来,通过这个秘密孔道传递出去。

但是,陈然很快就受到了批评。原来,为了保密,狱中党组织规定“不能写报头、不能写期数,坚持用仿宋字”,并且报纸“传到楼下,由主要同志看过之后,马上销毁,然后口口相传”。陈然马上意识到自己缺乏斗争经验,诚恳地接受批评。通过狱中党组织的介绍,他还与关押在隔壁的黄显声将军取得了联系。

黄显声是最先接受中共领导的东北军高级将领之一,于1936年8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安事变后,他先后被关押在武汉稽查处、湖南益阳、贵州息烽,最后被押送到白公馆看守所监禁。黄显声有看报的权利,答应利用放风的机会,沿门缝把报纸塞给陈然。收到报纸后,陈然把我军节节胜利的消息,源源不断摘录在“《挺进报》”上。

有一位视力高度近视的难友躲在墙角看“《挺进报》”,兴奋得忘记了放风时间,被特务发现后,任凭严刑拷打,也不肯吐露一个字。正在陈然心急如焚时,与那位难友关押一室的许建业站了出来,说写满消息的纸条是他写的。许建业早就练习了仿宋字,敌人“对证笔迹”落空,再追问消息来源。许建业指着特务的办公室说:“前几天放风的时候,我去你们办公室,从报纸上看到的。”特务们搬来大捆报纸,让找出那条消息。许建业一张一张认真翻阅,果真找到了。敌人哑巴吃黄连,只好不了了之。

1949年2月,刚被转押至白公馆的罗广斌在牢房里结识了陈然。罗广斌是《红岩》的作者,而陈然就是这部小说中沉着坚毅的成岗的原型,许建业则是齐晓轩。

最后一份报告

1949年10月28日,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的进攻,重庆特务开始屠杀关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的政治犯。

陈然和其他难友一起被从白公馆、渣滓洞提出,押解到大坪刑场。临刑前那一刻,陈然从审判中得知,在狱中写给自己“紧紧地握你的手”字条的难友,原来就是之前办报时负责收听电台、抄录电讯的战友成善谋。陈然,这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牺牲的烈士,生命永远定格在26岁。后来,罗广斌根据陈然遗诗整理出了著名的《我的“自白”书》。

1948年底,罗广斌在渣滓洞的禁闭室里碰到老上级张国维。张国维被捕前是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委员,他悄悄给罗广斌分析:“你的哥哥罗广文是国民党的兵团司令,我们中只有你最有可能活着出去,你要注意搜集情况,征求意见,总结经验,有朝一日向党报告。”罗广斌记住了张国维的嘱托,积极结交狱中难友,大家也逐渐信任他,愿意与其交流。

1949年1月17日是彭咏梧牺牲周年纪念日,江姐起草了一份讨论大纲,要大家写下“被捕前的总结、被捕后的案情应付、狱中的学习”情况。各囚室先后进行了讨论,成为日后“狱中八条”形成的基础。后来,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与同室难友刘国鋕、王朴、陈然、毛晓初等关押在一起,就《挺进报》事件进行过多次讨论。

从白公馆脱险后,罗广斌交给组织《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第七部分是“狱中同志的意见”,后来被提炼成“狱中八条”。原来,1949年11月27日,特务再次开始屠杀,罗广斌在白公馆策反看守杨钦典,成功组织19人越狱脱险。杨钦典是河南邱城人,陈然出生在河北香河,算是北方同乡。杨钦典崇敬陈然的大义,所以,罗广斌才能在千钧一发的时刻成功策反他,也才有给组织写报告的机会。这份报告,也是陈然等烈士共同写给组织的“遗愿”。

来源: 《同舟共进》2024年7月刊

作者:冯俊龙(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