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西南剿匪

张洪林 王良慧 王邱悦 李政

1950年初,西南四川、贵州、云南、西康解放不久,国民党残余势力勾结地方土匪、恶霸,开始疯狂制造暴乱,围攻县城、破坏交通、抢夺钱粮、杀人越货,妄图颠覆新生人民政权。2月18日,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治委员的邓小平根据各地土匪暴乱的情况,在给刘少奇并中共中央汇报西南情况和今后的工作方针时指出:“剿匪已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均无从着手。”此前的2月6日,邓小平在西南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就剿匪提出:要“采取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方针,采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此后,邓小平和刘伯承、贺龙等就剿匪又作了一系列部署,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组织一元化的剿匪斗争;集中兵力重点进剿;组织军事进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者密切协同;开展捕捉匪首与镇压匪首工作;争取少数民族参加剿匪等。从1950年初至1952年8月邓小平调任中央政务院副总理,历时两年半,西南区共剿灭土匪110万余人,取得了剿匪百万大捷,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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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匪患与剿匪部署

西南地区是蒋介石在大陆最后的根据地。在败退前,国民党特务机构有计划地在云、贵、川、康四省建立了15个游击区和140部秘密电台;在川、黔两省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培训了4700余名骨干分子。匪患最烈时匪徒达50余万,百人以上股匪1100多股,个别的有万人以上。各地国民党残余和土匪恶霸等反动势力抓住一切机会制造暴乱,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

四川省,2月5日,川西区匪“川西人民反共救国军龙潭寺支队”在成都郊外龙潭寺、石板滩制造暴乱,杀害解放军六十军一七八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离及军政人员40余人;2月中旬,成都周边双流、大邑、彭山、温江、郫县、崇庆、新繁、新津等14个县城被土匪围攻;川东区匪特组织暴乱活动于3月达到顶点,全区35个县、市除3县外都发生了暴乱。最严重的时候,重庆市与川东区各城市间甚至处于半隔绝状态;据川北军区2月26日至4月13日的统计,川北区匪特暴乱90余次,包围袭击粮站、区乡镇政府22次,杀害和打伤征粮人员72人,抢劫、烧毁国家公粮105多万公斤。

西康省,2月中旬,“雅安反共救国军”第三路总指挥胥纯儒、游击司令罗子洲等网罗匪众万余人围攻雅安;“西南反共救国军”第十五军军长程志武勾结天全匪首李元亨,纠集匪众3000余人,攻打天全县城;6月上旬,匪“反共救国军”西康先遣队1000余人,在大渡河口两岸发动武装暴乱。

贵州省,3月29日,匪“西南反共救国军游击军”黔北司令杨平舟部800余人围攻息烽县城,纵火烧毁政府大楼,抢走各类物资;4月,匪“新编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潘方侠率1000余人攻打花溪,打死打伤贵州大学学生及工友8人,绑走66名;土匪暴乱最严重时,有31座县城被攻陷。

云南省,4月1日,峨山和新平县四个区的土匪同时暴动;4 中旬,通海、华宁县各500余土匪暴动;27日,易门和新平县各千余土匪暴动,杀死我党干部40 余人;随后,楚雄、盐兴、广通、宣威、会泽等县相继发生大规模土匪暴乱;5月,土匪先后杀害包括中共通海县委书记张盾、易门县长王启勋、楚雄县长陈海在内的征粮干部600多人,抢劫粮食260多万公斤,袭占县城10余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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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一元化的剿匪斗争

1950年3月,川东军区司令员王近山向邓小平和西南局报告了川东军区开展剿匪斗争以来的情况,并就单纯依靠军事剿匪所存在的问题刊成《报告》上呈。《报告》中指出,由于单纯依靠军事剿匪,没有统筹发动全社会力量,剿匪斗争治标不治本。邓小平看了王近山的《报告》以后,判断这不仅是川东地区个别的问题,而是西南地区剿匪斗争存在的较为普遍的问题,由此认识到西南区的剿匪斗争必须整合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力量,建立统一领导剿匪的机构。邓小平的这一主张得到西南局其他领导的赞同。3月15日,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共同下达了《关于一元化剿匪斗争的指示》,要求西南各军区,军分区乃至县、区、乡、保,迅速成立剿匪委员会,统一领导剿匪斗争。各地剿匪委员会原则上以党委书记为剿匪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军事首长为副主任或主任,下设战术指导组、政策研究组、粮食经济组和情报通讯组等职能机构,强化剿匪作战的领导力量。贵州、云南两省部分匪患严重或解放较晚的地、市、县,则根据实际情况,直接由军事首长担任剿匪委员会主任,吸纳当地党委成员和进步民主人士为委员,以提高剿匪斗争的领导力和战斗力。剿匪委员会在领导军事进剿、政治瓦解和发动群众方面发挥了预期作用,最大限度地发动和组织群众参加到剿匪斗争中,孤立了匪特,由剿匪初期的被动逐渐转入主动、彻底剿灭匪特的新局面。并在剿匪过程中,建立了10余万地方武装,80 余万人民武装自卫队,使西南秩序日臻稳固。

在落实一元化剿匪责任上,各地实行“包干制”,由各级各地剿匪委员会负责本辖区内剿匪,土匪有多少剿多少,直至剿干净。“包干制”大力推进了剿匪的速度和成效,各地区将剿匪作为第一任务,党委负责、部队进剿、自卫武装协助、群众联防,构筑了全社会共同剿匪的有力机制,土匪最终无处藏身。从股匪到散匪,逐步被剿灭。而且,“包干制”也避免了在剿灭流窜土匪中的责任不清问题,各地区主动配合,联防联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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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兵力,重点进剿

1950年2月,邓小平在西南局第一次全体委员会会议上指出:把剿匪作为西南区工作的中心任务,采取集中兵力,重点进剿。确定首先歼灭腹心富庶地区和交通要道周围之匪,尔后推至边缘贫瘠山区。在西南军区的统一部署下,人民解放军第三、四、五、十八兵团和第一兵团的第七军,共13个军、37个师零2个团的部队,相继投入剿匪作战。

3月,四川川西区按照“先腹心区后沿区,先交通要道后两侧乡村,先股匪后散匪”的步骤进行剿匪,集中8个团的兵力,迅速消灭了温江、眉山两地的股匪,平息了龙潭寺、石板滩的土匪暴乱;随后又消灭了灌县、郫县、金堂等地土匪,使川西的社会秩序迅速好转。川东区集中6个师的兵力对壁山、涪陵这两个交通要道和产粮大区进行了重点进剿,确保了中心城市重庆的安全。川南区集中8个师的兵力,重点进剿长江以北地区,对川滇、成渝两条主要公路及长江、岷江航道分片把守,步步进剿。川北区从4月1日起,集中了3个团的兵力,会剿涪江、嘉陵江、渠江三角地带,经过两个月战斗,消灭了“反共保民军第九路军”司令蒋镇南率领的近3 万土匪。至1950年底,全川共剿灭股匪40余万人。

西康省,于3月中旬,集中4个师兵力,发起西昌战役,消灭了胡宗南、贺国光的西南长官司令部、西昌警备司令部等国民党残军1 万余人,除掉了国民党企图据以指挥西南匪特残部的据点。随后,又对雅安、康定地区的土匪,采用分区包干办法进剿。到1950年底,西康剿匪部队共剿灭股匪4.16万余人,肃清了蒋介石集团在西康建立的所谓“大陆游击根据地”的反革命势力。

贵州省,于3月召开高级干部剿匪紧急会议,决定收缩兵力,放弃和暂缓开辟28个县,确保省内四条主要公路干线通车。集中3个师兵力,清剿交通线两侧及经济富庶地区的股匪。到5月底,共歼灭匪特3.9万余人。6月,抽调了5个团的兵力,组成东、西两个剿匪集团,开展重点合围。东集团对瓮安、余庆、湄潭等三角地区和石阡、江口、岑巩等地区进行合围进剿;西集团对金沙江一带合围进剿。到1950年底,先后歼灭了“黔东北反共人民自救军”“黔东南绥靖司令部”“贵州人民反共救国军”“川黔湘反共自救军”“黔桂边区人民反共救国军”等股匪19万余人,2.25万人投降自新。

云南省,于5月6日, 召开了全省第一次剿匪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实行“先腹心地区,后边沿地区;先匪患严重及交通要道两侧地区,后其他地区”的作战方针。将全省划为滇南、滇西、滇东三大剿匪区域。以十三军9个团的兵力向滇南宁洱、玉溪、蒙自、文山4个地区的土匪展开围剿;以十四军8个团的兵力向滇西保山、丽江、大理、楚雄、武定5个专区的土匪展开围剿;以十五军四十三师向滇东北昭通、曲靖、宜良3个专区的土匪展开围剿。到1950年底,先后将匪“云南反共救国军”“滇西人民义勇自救军”“青年抗粮军”等10余主要股匪全部歼灭,共歼土匪6.2万余人,收复镇雄、威信、绥江等10座县城, 取得了剿匪战役的胜利。

为了保证川、滇、黔、康四省边境交通畅通,1950年3月14 日, 西南军区命令十五军军长秦基伟率军部四十四、四十五师开赴泸州、宜宾一带担负剿匪、保卫交通任务,该部在四省边境各军区部队的积极配合下,经半年多的奋战,共歼灭土匪10余万人,基本肃清四省交界地区的股匪,保障了四省交通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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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进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

土匪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国民党军队在溃散过程中形成的,具备军事作战技能。惯匪和训练有素的股匪,更是擅长利用地形及自身优势作战。土匪们遇到人民解放军部队集结力量进剿时,就有组织地后撤,化整为零,潜伏隐藏在深山老林和人民群众中,过后又啸聚为害。如果单纯依靠军事剿匪,只能起到驱散的作用,工作较为被动,难以根本见效。另外,前期剿匪斗争中发现,不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对剿匪斗争的艰巨性和重要性也认识不足。认为国民党正规军都消灭了,大江大海都过来了,小毛毛土匪算不了什么,只需十天半月的时间即可剿清匪患,因而心理上麻痹大意,没有迅速转变战法,剿匪方法与策略不适当,没有注意实行政治攻势和发动群众,结果因人民群众没有充分发动和组织起来,而使剿匪斗争陷于被动,甚至造成土匪越剿越多的局面。

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贺龙意识到,必须贯彻执行“军事进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的方针。在军事歼灭打击基础上,展开政治攻势,宣传我军政策,号召匪特投降自新,另派干部充任区、乡、保长或农会主任,与农村剿匪积极分子、进步知识分子及开明士绅组成剿匪委员会,展开发动群众工作,训练农民积极分子。在条件成熟时,建立人民自卫武装及地方武装, 协助剿匪。1950年5月2日至9日,邓小平在西南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又强调指出:剿匪斗争要有步骤、有策略、有方法;要发动人民群众,组织人民武装。

各省剿匪部队陆续成立群众工作队、群众工作组,召开各界代表大会和群众大会,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组织农会和农民自卫队,发动群众及时发现匪情、报告匪情。同时出布告、散发传单,广泛开展政治攻势,使匪特内部日益动摇分化、纷纷投诚自首,据统计,仅1950年西南地区匪首、匪众投降自新者就达49万余人。其中,川北区在执行过程中实行:英勇顽强的斗志与机敏灵活的战术相结合,党委、政府、军队、群众相结合,宽大与镇压相结合,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战斗队与工作队相结合,发动群众与分化地主、控制保甲相结合。川北区剿匪进入全民参战新局面,群众主动上交枪支,自发设岗放哨、举报匪情,使匪“反共救国军”军长王义民及七师师长鲜政祥,在解放军和群众的强大政治攻势下,走投无路,自动投降。万源县群众张云凤深入匪穴瓦解土匪1000余名,给匪特以沉重打击。到8月底,川北区共歼灭股匪7.3万余人,其中政治瓦解2.4万余人。

贵州剿匪部队在进行铁壁合围进剿土匪主力后,仍有一些漏网匪首和散匪逃匿在深山密林中。为了全歼土匪,各县组织、发动群众开展了清匪运动,采取的方式是村村动员,人人上阵,一村捉匪,四村响应。一旦发现匪踪,便立即组织群众大搜山。如麻江县组织的一次大搜山,就有4万多群众参加。各种大小规模的搜山清匪,一时遍及全省,使得隐匿的土匪纷纷落网。1950年,贵州共歼灭股匪19万余人,2.25万余人投降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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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捕捉匪首与镇压匪首工作

西南匪首多为国民党溃逃军官、潜伏特务、恶霸地主、惯匪等,他们不仅拉队伍鼓动各地暴动、攻击新生人民政权,而且还严重破坏城乡建设,干扰各地的征粮、生产等工作。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对于罪大恶极的匪首要严厉惩办。1950年2月24日,西南局、西南军区发出第四号剿匪指示,要求各剿匪部队,开展捕捉匪首与镇压匪首工作,全面清剿匪患。除在清剿中严密收捕、盘查行人,及依靠群众与投降自新之匪特检举指认外,还普及组织了便衣捕捉队,以专门捕获某一匪首为任务,使一大批匪首落网,给土匪以致命打击。

四川省川北区在执行西南军区开展捕捉、镇压匪首工作中,涌现出为捉匪首与其搏斗并摔下山岩与匪首同归于尽的广元县的李登燕;放火烧毁自己住房,帮助解放军击毙匪首李坤山的苍溪县的陶老太婆等英雄人物。先后将“国民党华蓥山区联防总司令”谌克纯、“游击第二路纵队司令”冷开泰、匪“中国人民复兴军”总指挥黄光辉、“乐南游击挺进军”匪首李泽儒、匪“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军川黔滇边纵队司令”夏斗枢抓获。将蒋介石亲自委任的“西南反共游击队第二路绥靖总司令”、女匪首赵洪文国(俗称“双枪老太婆”)公审处决;将攻打营山的“扇子会”匪首李树生、唐虞成、李清云、陈子光公审处决;将攻打南充的“四川省反共救民义军”匪首胡伯洲、李旭光、方显柜、莆清等公审处决;将匪“反共救国军第六路游击司令”钟焕章处决;在泸州将匪“川康滇第一游击纵队”司令陈超,副司令杨晤农、阳大光、徐云、陈明公审处决。在广安将匪“西南人民救国军”直属第六总队总队长陈显达公审处决。

西康省将“西康反共救国军总司令”兼“川康边区挺进军总指挥”程志武,匪“川康挺进军”第二路司令戴圣、第三路司令吴俊逸抓获。击毙匪特“反共救国军”西康先遣队匪首羊德清、张金波,匪“川康挺进军”纵队司令乔子均、郭保芝。

贵州省将匪“川黔反共建国委员会”一一三军军长吴清河,匪“黔东北反共人民自救军”副总指挥吴登仁,“黔桂边区反共军”匪首屠占庭,匪“湘黔桂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第八纵队”副司令龙相池,匪“川湘鄂国民党整防委员会主任”彭景仁等抓获。将匪“戡乱建国军”总司令陈一鸣,匪国民党“十四兵团副司令”杨通贤,匪“挺进军”四纵队参谋长等击毙。将匪首“贵州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总司令曹绍华,“贵州人民反共救国军委员会主席”马启忠等,在贵阳示众三天公审枪决。

云南省将匪“滇川游击第九军”云南总指挥王汝为,匪“云南反共救国军滇中独立师”师长金绍云,匪“滇西人民义勇自救军”司令杨永寿,匪“西南人民反共救国军”副总司令苏慕武等抓获。将“云南人民抗共救国军”匪首王辉云,“云南人民救国军”洱海纵队匪首王梓才等击毙。

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 西南区共处决罪恶极大的匪首8300余人(缺云南、川东,另公安部门捕获者除外),使西南各地新生人民政权和社会治安得到了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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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少数民族参加剿匪

邓小平在欢迎赴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少数民族问题,在西南来说是很重要的。单就国防问题考虑,也应该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在指挥西南剿匪战役中,他关注民族工作,指示工作团队、剿匪部队进入少数民族地区时要谨慎稳妥地消除历史遗留的民族隔阂,团结各民族人民,以模范纪律、政策及尊重少数民族风格习惯等实际行动,揭破匪特谣言,争取少数民族群众参加剿匪。

西南剿匪部队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邓小平的指示,严明纪律,并在少数民族同胞的支持帮助下,出色地完成了剿匪任务。特别是西康、贵州省委、军区,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川康边番民区、黔东苗民区及大凉山、黔西北彝民区的会剿部队,争取少数民族群众参加剿匪工作,与少数民族群众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少数民族地区广大群众由最初助匪抗我或怀疑观望,转变为助我剿匪,自动将匪首和枪支交出。西康省凉山彝族民众主动捉拿土匪、特务近千人;贵州省铜仁松桃县发动全县苗民群众参加剿匪,一个月中就清出土匪1000多人,加快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剿匪进程。贵州省独山县布依族莫凤楼、平塘县布依族陆镇藩、水族潘一志等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积极协助剿匪部队,全省少数民族武装自卫队10余万人参与了剿匪战斗。

1950年2月至年底,西南地区剿匪战役取得了巨大胜利,共歼灭匪特85 万人,重要匪首大都被抓捕或枪毙,缴获各种炮790多门,轻重机枪3700余挺,长短枪40余万支。1951年1月5日,邓小平和贺龙致电毛泽东和党中央,报告1950年剿匪情况。28日,毛泽东复电:“路线正确,方法适当,剿灭匪众八十五万人,缴枪四十余万支,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望即通令所属,予以嘉奖。”

1950年底至1951年春, 西南区在抽调十八军进军西藏后,又奉中央军委命令,先后抽调六个军兵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西南各地匪特乘我剿匪兵力相对减少,又一度再起,发动暴乱。邓小平提出: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是西南地区反封建斗争中的“淮海战役”,必须彻底、干净清剿土匪。2月初至4月中旬,川西军区先后投入10个连的兵力,平息了川西靖化(今金川)、懋功的土匪暴乱,歼灭“反共联盟军”3000余人。3月,贵州军区协同云南、广西部队,对黔桂滇边、黔桂边组织了会剿;西康军区围剿盐边、盐源地区的土匪;云南军区对滇西南镇康、耿马、双江和滇南红河地区的土匪进行了清剿。在清剿作战中,各地区部队在地方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依靠各族人民群众,组织联防联剿,在1至4月份的清剿作战中,歼灭土匪7万余人。到1951年底,西南军区剿匪部队在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地区共歼灭匪特20万余人。被土匪盘踞一年多的贵州省册亨、望谟、罗甸、荔波四座县城全部收复。西南绝大部分地区的土匪已被消灭,仅有匪“反共突击军第二四九路军”司令傅秉勋率匪特数千人逃往阿坝黑水,按照台湾方面的指令煽动当地一些少数民族首领,发动武装暴乱。1952年7月, 西南军区抽调七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并配备战斗机,发动了黑水剿匪战役。经过两个月战斗,彻底消灭了这支匪特残余势力3000余人,匪首傅秉勋跳水自杀,刘野樵被击毙。黑水剿匪战役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建立“西南游击根据地”进行反共的梦想,基本除去了四川的匪患。

到1952年8月邓小平调任中央政务院副总理,西南剿匪大获全胜,共歼灭110万余人,保证了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为西南社会经济发展扫清了障碍。

来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载《百年潮》2020年10期)

作者: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档案馆 张洪林 王良慧 王邱悦 李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