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好地满足城乡人民的需要”

——邓小平关心中国建筑业发展

徐元宫 刘金东

众所周知,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鲜为人知的是,邓小平还是中国建筑业发展的积极推动者,在长达几十年的治国理政实践中对中国建筑业的发展倾注了关切和心血。本文以史实和文献材料为根据,对新中国成立后近半个世纪岁月里邓小平在推动祖国建筑业发展、关心建筑工人生活、改善城乡居民住宅和居住环境、美化城乡建设和人民生活等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进行梳理和分析,以缅怀这位世纪伟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所作出的丰功伟绩。

邓小平参观天津居民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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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种建筑基本停止,造成大量的建筑工人失业”

新中国成立初期主政西南之际,西南地区的建筑业及其职工生活就成为邓小平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关注的重要工作内容和对象之一。根据1951年12月2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次城市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西南地区百人以上的厂矿共有359个”,职工19.3483万人;“邮电、铁路、交通运输、海员、农林水利和金融六业”共约职工4.9460万人;“搬运、建筑和水上三个重要行业”共约职工54.3249万人。以上近80万人的工矿企业和行业“为一九五二年民主改革的主要对象”。由于搬运、建筑和水上三个重要行业具有“很大、很散、很复杂的特点”,所以其民主改革工作比厂矿还困难。而“建筑业私营比重很小,关键在于公营企业的改革和一系列制度的确立”,“其任务为降低国家基本建设的成本而又能适当改善职工的生活”,因此,西南建筑业及其职工生活成为邓小平和西南军政委员会牵挂于心的重要工作环节。[《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上),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20、323页]

当时,全国正在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和爱国增产节约运动,而西南地区建筑业却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对此,邓小平及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1951年10月31日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58次集体办公会议上讲话时,他切中肯綮地指出,“在建设中的浪费更是严重”,“最近我们发现革大修建校址,没有设计好、没有勘察就动工,结果打下去地基都是水,不能造房子,造成了严重浪费。现在有的地方造的一幢房子的价钱,实际上可以造三幢,至少可以造两幢,这是绝对不合理的”[《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上),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96页]。同年12月19日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直属机关党代表会议上作报告时,邓小平再次指出“西南各地在建筑工程上的浪费数字也是惊人的”[《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上),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16页]。鉴于此,邓小平明确提出要求:“在进行基本建设工作时,要严格地根据基本建设程序进行勘察、设计和施工,加强工程现场的检查,严格控制和纠正基本建设中的严重浪费现象和贪污行为。”[《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上),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07页]

与此同时,西南地区积极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开展了包括“反对浪费”在内的“三反”运动以及“五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在西南地区的开展产生了一些新问题。1952年2月22日邓小平在发送给毛泽东、中共中央并陈云、薄一波、李富春的电报中汇报了这些新问题:“从外部来说,工商业已表现暂时的显著的停滞现象”,“贸易额大大缩小”,“由于各种建筑基本停止,造成大量的建筑工人失业,重庆失业人数已达两万三千人”,“更严重的是由于工商业的停滞,影响到大量的城市贫民的生活,重庆第一区三分之一的人口,约有两万人陷于无食或缺食的境地,他们对‘三反’、‘五反’已开始表示不满,特务亦开始借此兴风作浪,如不迅速设法解决,将使我们陷于被动地位,甚至影响‘五反’的深入。”对此,邓小平领导西南军政委员会采取的一系列紧急应对措施包括:“(1)立即恢复一些房屋修建,因为缺乏设计人员,故决定扩大技术简单的工人宿舍及营房的建筑,重庆市也修整一些路面,这样可把一万三千失业建筑工人安置下去”;“(4)对所有失业工人包下来加以救济”;“(5)只要我们抓住重点解决建筑工人和私营工业两个问题,就可使市场略为松动、市民生活增加出路”。[《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上),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40、341页]

5天后的1952年2月27日,邓小平在发送给陈云、薄一波、李富春的电报中请求从1951年行政费节余的5000亿元中抽提1000亿元解决“西南几个迫切的问题”:“……(2)重庆在修建一批仓库(包括临时仓及简易仓),解决贸易公司百货棉花均露天堆放的问题。(3)在重庆建盖一批房屋,以供工业、民政、卫生三部门需要。以上两项亦可解决部分工人失业及产品积压问题……”[《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041—1042页]

上述措施逐渐产生了积极的效果,这一点在两个多月之后的1952年5月11日邓小平发送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得到了证实:“至于工人失业情况在西南各地尚不突出,在一、二月时比较严重,三月份以后多数已分散安插下去。”[《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上),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61页]不过,由于经济改组,随后几个月建筑、搬运工人失业人数又出现波动,1952年6月12日邓小平在就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情况给中共中央并毛泽东的电报中报告:“对于当前的经济改组情况,各地党委及财委应好好研究,多想些办法,使波动小一些。西南失业工人现约八万,多因经济改组而失业,以建筑、搬运工人为最多。”该报告提出的相应对策和解决办法是:“如果我们把已经确定的基本建设和城市建设的计划迅速订出并提早施工,就可以很快地解决这个问题,并可附带地解决现有的半失业的二十万城市贫民的问题。”[《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上),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68—369页]

两天后的1952年6月14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对于西南地区的城市建设提出了规划:“关于城市建设,重庆、成都、贵阳、昆明都要引起注意。九百亿元应集中用于四个城市,主要用于修下水道。成都四百亿元,重庆三百亿元(包括北碚),贵阳、昆明各一百亿元,成都用不完的拨给重庆。”为了确保规划的完成和实现,邓小平还提出了具体要求:“从这次会议起,各级党委的中心要转入城市工作。根据计划要求,围绕这一任务的城市建设、基本建设、伐木等一系列工作没有强的干部不行。要尽一切力量完成有计划的调配干部,老的县委书记当地级干部来用。方案是今年调一百个县委书记、二十个地委书记。完成土改的地区调一半县委书记出来,四十个地委书记调一半出来,主要搞工业、铁路。”[《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上),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73页]这些规划和措施的施行,直接目的和效果之一是要尽快地解决建筑、搬运等行业数万工人失业问题,尽快地改善工人及其家属们的生活。

1952年7月下旬,邓小平和家人离开重庆到达北京。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调政务院工作。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当时,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涌进城市建筑队务工,并且很快就出现了供大于求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情况,其中以天津市为典型。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及时注意到了这一情况,为了保障各建筑工程的有序进行,同时为了避免给广大农民本人和社会造成不必要的支出和负担,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对农民进城务工情况进行节制和引导。1953年4月9日,邓小平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山东分局关于批转《天津市基建施工情况及转知各地农村工人停止来津的报告》的电报,电报指出:“兹将天津市委及华北局报告转给你们,请对山东农村劳动力盲目流入城市问题加以注意。”天津市的报告指出:目前,本市建筑任务小于施工力量,现有的工人及临时工即可满足需要,但农村工人却纷纷酝酿来津;对在本市已登记但尚未来津者,亦应大力劝阻,动员其尽量在农村参加生产,以免造成农村大量劳动力流往城市,城市又无法解决。

一个星期后的1953年4月16日,邓小平主持政务院第175次政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政务院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邓小平在讨论的过程中强调指出:这个《指示》主要有两条。第一,不能乱招工人,各建筑单位乱招来的,现在不需要,就由各该建筑单位负责处理。第二,不能乱开介绍信。凡县、区、乡乱给农民开了介绍信到城市后又找不到职业的,由县、区、乡负责动员农民还乡。如果再牵涉到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就要全面考虑,从各种不同角度去解决。[《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0、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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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像北京饭店的办法,很美观,花钱也不多”

邓小平不仅牵挂失业建筑工人的就业和生活以及建筑工程力戒浪费的问题,而且关心中国建筑既经济又美观的问题。

邓小平要求建筑工程要有严格的规范和标准,“各部门都在搞建筑,建筑要有一套规格,例如洋灰、木材、砖石,哪一等的应该用多少,造价多少等等,这应该由建筑工程部搞。建筑工程部在建筑上应该起一个综合作用,起一个参谋部的作用,应该搞一套建筑造价的标准。虽然现在要求标准统一还有困难,但总是一个方向。”[《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中),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55页]

与此同时,邓小平还要求监委加强对建筑工程的检查工作和检查力度:“监委的工作,苏联主要检查厂矿、企业的财政,苏联的做法对,我们也应该主要检查这方面。对建筑工程来说,就是检查建筑单价是否合理、有没有浪费等等。”[《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中),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54页]

邓小平比较重视中国建筑的民族风格问题,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这一点。比如,上文介绍的1953年12月3日在主持政务院第196次政务会议听取《关于建筑工程部目前工作情况和今后任务的报告》时,他就强调了中国建筑的“民族风格”问题:“我们的建筑要经济,又要有点民族风格。如像北京饭店的办法,很美观,花钱也不多。”1958年9月2日上午,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国庆十周年准备工作时,他再次强调了中国建筑的“民族风格”问题:“毛主席考虑,总想把北京搞漂亮些。我们趁此机会把北京搞好些,搞八个馆,即工业、农业、民族、艺术、历史、革命、军事、科学馆,还搞一个大戏院。大会堂盛一万人,一年突击盖出来。大戏院以后再搞也可以。所有的建筑都是民族风格的。”[《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49页]三天后的1958年9月5日下午,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为国庆十周年而拟建设的“十大工程”事宜时,邓小平又一次强调中国建筑要体现“民族风格”:“每个馆不超过二万平方米。应紧凑些,精致些,大会堂的主体要漂亮。戏院搞不起来可推迟到后年。总之,宁肯精干,不可庞杂。每个馆有单独风格,组织全国建筑师共同搞,要体现民族形式。”[《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0页]

邓小平非常关注农村居民住宅的建筑和美化。1958年9月25日,在视察太阳升人民公社时,邓小平要求公社应制定长远计划,“逐步把农村居民点建成一座座漂亮的城市,有电影院、剧院、运动场,房屋都要改建,城中普遍种花果,要绿化、园林化,工农商学兵全面发展”[《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5页]。1958年10月26日,在视察四川省郫县德元公社和成都郊区金牛公社时,邓小平对于农民的住宅建筑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农民的房子要修建得宽大一点,周围多留空地,种些竹子、树木,既美化环境,又能增加收入。每家每户都能有一个庭院,住起来心情就更加舒畅。”[《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4页]

邓小平重视厂矿企业职工宿舍和住宅的建筑及其美化。1961年5月13日下午,在听取铁道部党委关于整风工作的汇报时,邓小平在讲话中要求“职工宿舍问题搞个规划,算个总账,集中力量解决”[《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8页]。1961年10月17日上午,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七年计划问题时,邓小平再次强调要“适当解决职工住宅和市政建设”[《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3页]。1964年7月16日,在视察大庆油田时,邓小平叮嘱油田负责人多搞些畜牧业、多种树,“三年之内一定要解决工人住房拥挤问题”[《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822页]。1978年9月14日,邓小平再次视察大庆油田,在称赞“大庆贡献大”的同时,提出“工人工资太低了,应该提高。房子要盖得好一点,要盖楼房,要搞建筑材料”,“要把大庆建设成美丽的油田”[《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75页]。1978年9月19日上午,邓小平视察唐山矿绞车房、新风井、液压综合采煤机修车间和正在施工中的开滦煤矿职工宿舍建设工地。在视察职工住宅区时,邓小平又一次叮嘱:“楼房房间的净高要降低,使用面积要扩大,水管、煤气管道都要安装好,还要考虑洗澡问题。这样,占地面积小,使用价值高,还干净卫生、节省材料,用建四层楼房的造价可搞五层的楼房。同时,住宅区要种花、栽树,搞好绿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页]

邓小平高度关注城市居民住宅建设和市政、市容美化。1978年9月19日中午,在中共唐山市委第一招待所会议室观看唐山老市区、丰润新区建设规划模型,听取关于唐山城市建设规划问题汇报后,邓小平对于建设美丽的新唐山提出了意见:“过去唐山旧城区一不整,二不洁,布局乱得很,不合理,不紧凑”;“现代化的城市要合理布局,一环扣一环,同时要解决好污染问题。废水、废气污染环境,也反映管理水平。现在的规划,商业网点少了,电影院也不多。新唐山的建筑要美观一点,多姿多彩,不要千篇一律。搞一两个小区后,要总结一下经验,不断改进提高。第二批要搞得很好,把美观、适用、节省结合起来。城市建设是一门学问。现在资本主义管理讲美学,讲心理学,讲绿化。美观使人感到舒适,会影响人们的情绪,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一个区的建筑式样,不要搞一个样,其实这并不多花钱。总之,你们建设新唐山,要规划好,不要用五十年代的观点,而要用七十年代的观点来规划。”[《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86页]1978年10月20日上午,在视察北京前三门新建的公寓住宅楼时,邓小平肯定了北京市为改善人民居住条件所作出的努力,并对新住宅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意见:“今后修建住宅楼时,设计要力求布局合理,尽量增加使用面积,更多地考虑住户的方便,比如尽可能安装一些淋浴设施等,还要注意内部装修的美观,多采用新型轻质建筑材料,降低住房造价。同时,要请一些会挑毛病的人来提意见,研究一下怎样把住宅楼修建得更好些。”[《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05页]1979年8月29日,在北京西郊视察四座框架轻板试验性居民住房时,邓小平指出,要尽快把新型轻质建筑材料工厂办起来,要讲究质量,要降低造价,“质量包括美观,花样要多一点”,“把用新型轻质建筑材料建造的房屋质量搞得好上加好”。[《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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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挖地基起,就要采用现代化方法”

邓小平高度重视学习国外先进技术,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建筑业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三大支柱产业之一,“建筑业的发展越往后要求越高”,“在美国,建筑工业是三大经济支柱之一,七八年时间就可以建起一个现代化中等城市。我们还差得远”[《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30页],力主走出国门掌握先进的建筑理念和技术。1978年11月13日上午,在访问新加坡期间,邓小平特意考察了新加坡公共住房建筑的相关情况,并亲自登上新加坡住房和发展局22层办公大厦的顶层,瞭望周围新建成的公共住房,还详细询问了新加坡每年住房建筑的总面积和其他有关问题。在得悉新加坡总共有3万名技术人员和工人从事住房建筑的情况后,邓小平称赞新加坡建筑业“机械化程度高”。第二天,即1978年11月14日上午,在接见中国驻新加坡机构主要负责人时,邓小平指出,北京在前门一带建了30栋房子,外面好看,里面就不行了。可派人出来看看,学人家是怎么搞的。大家要开动脑筋,有的人总认为自己好。要比就要跟国际上比,不要与国内的比。[《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28、429页]

邓小平力主中国的建筑业“要革命”。他认为,我国发展工业有两个先行官:电力、交通。现在又加了一个建筑业。现在很需要盖房子,居民住宅很少。“我们建筑材料贵,施工技术和设备落后。我们要搞现代化,建筑行业发展起来,可以为其他行业提供就业。建筑行业要革命,老办法不行,香港盖楼一层层用升降机运材料,我们可以学习嘛。”邓小平这里说的“革命”实际上就是指改革。所谓改革,首先就是改变对于建筑业的传统观念,“过去我们很不重视建筑业,只把它看成是消费领域的问题。但是这种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也是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要改变一个观念,就是认为建筑业是赔钱的。应该看到,建筑业是可以赚钱的,是可以为国家增加收入、增加积累的一个重要的产业部门。建筑业发展起来,就可以解决大量人口的就业问题,就可以多盖房,更好地满足城乡人民的需要。随着建筑业的发展,也就带动了建材工业的发展。在长期规划中必须把这个问题放在重要地位。”[《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58、615页]邓小平眼中的中国建筑业的改革,还包括实行机械化、自动化、现代化。他主张把建筑业“作为重要工业部门来抓”,认为“建筑不走现代化道路,就要造成数百亿元的浪费,而且还耽误时间”,“从挖地基起,就要采用现代化方法,实行机械化、自动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30页]此外,邓小平主张对中国的建筑体制进行改革,“现在我们的建筑体制,特别是住宅的建设,住房商品化,一下子还改不过来。我们的建筑施工速度慢得很,像蜗牛爬,深圳蛇口因为采取责任制,建筑速度快,几天一层楼。建筑队伍还是那些人,只是办法改了一下。我们的一些制度要改,吃大锅饭不行。”[《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60页]

邓小平还主张把城市建设和发展旅游业综合起来考虑,“开始时国家要给城市建设投些资,旅游赚了钱可以拿出一些来搞城市建设。发展旅游必须考虑城市建设的配套。新加坡的城市建设值得我们参考。公路搞立体交叉,可以搞两层、三层的。北京到十三陵、长城可以修高速公路,也可以用直升飞机,还可以安排几个专列,边走边看”。[《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65-466页]

“北京大变样了,我都认不得了”

邓小平深情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他把毕生的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在长达几十年的治国理政岁月中,中国的很多重要建筑项目都留下了他的足迹。1959年4月20日下午,邓小平到天安门前工地,察看国庆十周年北京十大重点工程之一人民大会堂的建设情况。同年5月8日上午,邓小平参观北京新建成的农业展览馆。1965年7月1日,邓小平和朱德、彭真等人出席北京地下铁道一期工程开工典礼,为北京地铁奠基,并强调指出:“地铁车站建设要朴素大方、坚固适用,不要豪华。”[《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867页]1984年10月5日,邓小平视察北京地下铁道第二期工程和三元立交桥。1988年4月3日,邓小平视察北京亚运村建设工地。

在邓小平的深切关怀和直接推动下,中国建筑变得越来越经济而美观,中国城乡也变得越来越漂亮,就连他老人家本人都为此发出由衷的感叹。1986年8月19日至21日,邓小平视察天津市区、天津新港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8月20日,在天津中环线西半环的八里台立交桥上俯瞰街景,对于34公里长的中环线用10个月建成,邓小平表示:“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外国人就是不理解后面这一条。”在察看东半环的中山门蝶式立交桥并接见设计者——一位30岁的中专毕业生胡习华时,邓小平称赞他“干得好”。在视察红桥区咸阳北路居民小区的楼间花园和河西区体院北居民区园林小品时,邓小平高兴地说:“人民群众有了好的环境,看到了变化,就有信心,就高兴,事情也就好办了。”8月21日上午,在参观天津市容和古文化街时,邓小平称赞天津变得漂亮多了:“天津这几年变化确实很大,比以前漂亮多了。”[《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9—1131页]

北京的巨变也让邓小平感叹。1979年2月28日上午,在会见美国阿拉斯加州州长杰·哈蒙德一行谈到北京的市政建设问题时,邓小平告诉客人:“北京市容整理还是不好。二十九年来我们做了一些事情,但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有点进步,但进步不快。”[《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90页]而14年之后的1993年10月31日,邓小平乘车游览北京市容,在视察了北京机场高速公路、四元立交桥之后,发出的感叹则是:“北京大变样了,我都认不得了。”他还赞叹深圳、烟台、青岛的巨变:“深圳只用六七年时间,从一个小城镇变为一个现代化城市,经验是很宝贵的。还有烟台、青岛,一搞对外开放,也是五六年时间就变样了。”[《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5、1191页]

邓小平会见美国阿拉斯加州州长哈蒙德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已经亲眼目睹中国正变得越来越美丽。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十多亿中华儿女正满怀信心、昂首阔步地奋进在新时代新征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中国必将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来源:《纵横》杂志2024年第8期

文/图:徐元宫(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刘金东〔中共江西省委党校(江西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