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转折关头

张曙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全会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全会之所以能实现伟大转折,与邓小平在这次全会及此前中央工作会议上发挥的关键作用密不可分。

北方谈话为三中全会的方针“作出了决策”

1978年9月13日,邓小平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后回国。之后的8天时间里,他马不停蹄地走了8个地方:本溪、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鞍钢、唐山、天津。时年74岁的邓小平,上午、下午甚至晚上都在工作。一路上发表讲话、谈话,大声疾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打破思想僵化,支持真理标准讨论,并根据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形成了工作重点转移和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和新决策。

关于改革问题。9月15日,在视察大庆油田后,邓小平着重谈了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指出:

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这样……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

9月17日,在听取辽宁省委的汇报后,邓小平指出:要提倡、要教育所有的干部独立思考,不合理的东西可以大胆改革。9月18日,在视察鞍钢后,邓小平对发展生产力和改革的问题讲得更为迫切和坚决。他指出:我们要在技术上、管理上都来个革命,发展生产,增加职工收入。要加大地方的权力,特别是企业的权力。大大小小的干部都要开动机器,不要当懒汉,头脑僵化。以后既要考虑给企业的干部权力,也要对他们进行考核,要讲责任制,迫使大家想问题。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

1978年秋,邓小平视察东北三省,多次发表重要讲话,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号召要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右一为李德生。

邓小平还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来阐述改革的必要性,思考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问题。9月16日,在听取吉林省委的工作汇报后,他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

9月17日,在听取辽宁省委的汇报后,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归根到底要发展生产力。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

关于对外开放问题。视察东北期间,邓小平一路大谈对外开放。9月13日,他在谈到本溪、本钢的发展时说,现在就是要好好向世界先进经验学习,不然老是跟在人家后面爬行。要到发达国家去看看,过去我们对国外的好多事情不知道,应当看看人家是怎样搞的。9月16日,在听取吉林省委的汇报后,邓小平指出:“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要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9月18日,在听取鞍山市委负责人汇报时,邓小平再次重申:“我们要以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1978年9月14日,邓小平在大庆听取汇报。

关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当时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正搞得如火如荼。在北方谈话中,邓小平首次在党内明确提出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9月17日下午,他在听取中央政治局委员、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汇报时,一方面提出搞好揭批查运动的五条标准,同时指出:“运动不能搞得时间过长,过长就厌倦了。有的单位,搞得差不多了,就可以结束,可以抓训练,可以组织学习科学知识。”9月20日,在天津听取揭批查运动的汇报时,他再次指出:你们可以考虑一下,如果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单位运动搞好了,就可以转为搞业务,搞久了不行。

邓小平的上述思想观点,立即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激起巨大反响,很快在中央领导层取得共识。对解放思想和冲破“两个凡是”的禁区,对改革开放和加快发展生产力,又作了一次重要的思想发动。当时任吉林省委书记的王恩茂回忆说:“小平同志在吉林对我们所作的讲话促进了我思想的大解放,过去有些不敢想的问题,现在敢想了;过去不敢讲的问题,现在敢讲了,所以,在三中全会以前,小平同志还是做了很多思想发动工作的,这就为召开三中全会打下了一个很好的思想基础。”胡耀邦后来也评价说:“1978年9月份,小平同志在东北提出了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为三中全会的方针,为今后党的工作方针,作出了决策。”

确立会议主题

引导会议“向前看”

1978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和中央党、政、军各部门以及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分6个组进行讨论。会议原定三项议题:一是讨论农业问题,二是商定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按照这个议程,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经济工作,并不涉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这个根本问题。

1978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关键时刻,邓小平再次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提出,应该在讨论经济工作之前,首先讨论一下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这一建议得到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常委的支持。工作重点转移的议题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代表们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提出为了保证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先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是非功过问题。他提出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平反,要肯定彭德怀对党的贡献等6个重大历史遗留问题。陈云的发言受到与会者的赞同和热烈响应,代表们还提出了“一月风暴”“二月逆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许多“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是非问题,要求中央作出正确的结论。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讲话,宣布了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等几项重大决定。可以说,正是由于邓小平提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重大倡议,才使得中央工作会议突破原定议题的局限,引发了与会代表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讨论,使十一届三中全会开成了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

1978年11月,邓小平应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三国总理的邀请,出访东南亚三国。图为李先念等到机场为邓小平送行。

中央工作会议开始时,邓小平并不在国内。11月5日,他开始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11月14日晚回到北京。一回到北京,他马上就成为了会内会外的主角。此后一段时间,他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听取有关汇报,就一些重大问题发表意见。

关于对一些重大事件人物的评价。11月27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的汇报。在华东组提出“二月兵变”需要澄清时,邓小平指出:“我那时就说,这个事不可能。当时我是总书记,但调两个团到北京也不行。那时规定,调一个连,归大军区管,调一个营,归军委、总参谋部管。”在华东组提出对“一月风暴”的评价问题迟讲不如早讲时,邓小平指出:“‘一月风暴’问题,势必要解决,还是早一点讲好。”在中南组提出康生的问题时,针对《五一六通知》附件二讲《二月提纲》是背着康生搞的这一说法,邓小平明确表示:他是《二月提纲》的组织人之一。邓小平的这些意见,推动了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

天安门事件被公开平反后,北京等大城市出现了一些自发的群众集会和大、小字报,在表示拥护党中央决定的同时,也要求追究压制解放思想、阻扰平反冤假错案的领导人的责任。有的人还提出了全盘否定毛泽东的错误观点。围观群众之间也由此出现争吵和混乱。针对这一动向,邓小平在11月25日的讲话中指示:

我们的工作要跟上去,要积极引导群众,不能和群众对立。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毛主席的旗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旗帜,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毛主席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我们不能要求伟大领袖、伟大人物、思想家没有缺点错误,那样要求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外国人问我,对毛主席的评价,可不可以像对斯大林评价那样三七开?我肯定地回答,不能这样讲。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

1978年11月,邓小平在访问新加坡期间,登上高层办公大厦的楼顶瞭望。

11月27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听取各组召集人汇报时,邓小平再次表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的伟大,怎么说也不过分,不是拿语言可以形容得出来的。毛主席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我们不能要求伟大领袖、伟大人物、思想家没有缺点错误。邓小平的指示传达下去后,北京等地的这类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同时,邓小平反复强调,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为的是引导群众向前看,要安定团结,以大局为重。11月25日他指出:安定团结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政治条件,不能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这是中央的战略部署,这是大局。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要从大局着眼,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要引导群众向前看。11月29日他指出:对过去有些事情,群众不满意的,也确实有错的,要按照毛主席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把它纠正过来,把那些冤案、错案了结了。大的就是天安门事件这样的问题,错了就改,改了就完了。对有些人,过去搞得不对的,搞过头了的,要改过来,比如对彭德怀同志的评价。这样去引导全党、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奔向四个现代化。实际上,我们现在议的就是怎么样万众一心搞四个现代化,中心议题就是这个。

因此,对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提出的如何处理几个有错误的领导人的问题,邓小平多次表示要以大局为重,不动他们。11月27日上午,他在回答一些大字报批判了一些人是否是一个信号、说明不久将要把他们开除出政治局时说:“不会。对一个人的评价不能只看他一段时间的表现。”11月27日晚他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指出:“现在国际上就看我们有什么人事变动,加人可以,减人不行,管你多大问题都不动,硬着头皮也不动。这是大局。好多外国人要和我们做生意,也看这个大局。”12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部分解放军大军区司令员和省委第一书记开会,邓小平着重谈了对人事问题的意见。他说:“常委意见,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现有的中央委员,有的可以不履行职权,不参加会议活动,但不除名,不要给人印象是权力斗争。”

邓小平在这次会上也谈到谁上的问题。他说:至少加三个政治局委员。太多,也不切当,不容易摆平。加上几个什么人?陈云,兼纪委书记;邓大姐(指邓颖超),胡耀邦。够格的人有的是,如王胡子(指王震),也够格。两个方案,一是3个人,一是4个人。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不能选中央委员,想开个例,补选一点,数目也不能太多。有几个第一书记还不是中央委员,如习仲勋、王任重、周惠,还有宋任穷、韩光、胡乔木、陈再道。将来追认就是了。

在随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还被选为刚恢复成立的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邓颖超、胡耀邦、王震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基本上体现了邓小平的意图。

被誉为“宣言书”的“主题报告”

中央工作会议原定开20天,最后开了36天,直到12月15日才结束。

12月13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也是闭幕会。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先后讲话。邓小平的讲话题目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据于光远回忆,这个讲话题目是邓小平自己定的。

邓小平对这个讲话非常重视。在10月份出访日本之前,他就找有关同志谈了自己的意见,让他们围绕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起草一个初稿。胡乔木根据邓小平的要求,起草了两稿,重点论述工作重点转移。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后,形势迅速发生变化。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原来着重讲的重点转移问题不需要特别加以强调了,需要重起炉灶。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是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于是,邓小平自己用铅笔亲拟了一个3页纸、400多字的讲话提纲,于12月2日约见胡耀邦、胡乔木等,谈重新起草他的讲话稿问题。这个提纲共7个部分,后来他讲话中的关键词和主要思想尽在其中。此后邓小平又于12月5日、9日多次约见胡乔木等人,谈讲话稿的修改和润色加工。

12月13日下午4点,邓小平走上讲台,宣读这篇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讲话。这篇讲话共分四个部分。

(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邓小平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针对人们最为关注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邓小平明确指出:这场讨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顺利发展。

(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三)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邓小平指出,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他强调,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有的问题不能够一下子解决,要放到会后去继续解决。但是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对过去遗留的问题,应当解决好。”他同时强调,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解决得十分完满。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

(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指出,当前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在管理方法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在管理制度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讲话提出了改革的重大任务,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邓小平的这篇重要讲话,提出了当前实现历史转折和进行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最重大、最关键的问题,明确了党的主要任务和前进方向,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认识和新决策奠定了重要基础,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有人曾回忆说:“当时听了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就兴奋地预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划时代的会议。”也因此,中共十五大将邓小平这篇讲话誉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伟大的转折历史的丰碑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共290人。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审议通过有关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和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讨论人事问题和选举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讨论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审查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由于之前中央工作会议的充分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只开了5天就顺利完成了各项议程。12月22日,全会一致通过了会议公报。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左起:陈云、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

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决定人事任免问题。会议讨论了新增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分工问题。接受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上许多人的意见,通过一系列人事变动:设立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协助中央领导处理日常工作。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胡乔木为中央副秘书长兼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姚依林为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任命宋任穷为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不再兼任中组部部长);免去张平化的中宣部部长职务,调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不久又调任国家农委副主任);免去汪东兴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党委书记,8341部队政委兼党委书记,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等各项兼职,等等。这些重要的人事变动,为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组织保证。

在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中,从党的正确指导思想、决定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实际作用来看,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

邓小平后来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有过多次评价。

1980年10月17日,他在会见法国总统德斯坦时指出:“真正转折是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确定了我们的方向、路线。这条路线的核心是将工作重点转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

1982年,邓小平陪同金日成在成都参观。

1982年9月18日,他在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总书记金日成时指出:“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从以后的实践看,这条路线是对的,全国面貌大不相同了。”

1985年4月15日,他在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指出:“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

1987年10月13日,他在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指出:“粉碎‘四人帮’后,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了以发展生产力为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改革才重新发动了。”

1988年6月22日,邓小平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时说,我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要丧失时机。

1988年6月22日,他在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时指出:“1978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

在我们党、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上,十一届三中全会都是一座伟大的里程碑。1998年12月18日,江泽民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显示了我们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建设社会主义新路的坚强决心。”

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从此,我国改革开放拉开了大幕”。

2021年11月11日,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1978年12月,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作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决策。40多年来,党始终不渝坚持这次全会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终于从严重的挫折中重新奋起,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来源:党史博采

作者:张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