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点燃四川率先改革之火

——试论“成都点火”对开启四川改革的重要作用

范 斌

1977年7月17日,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心急如焚,迫切地想多为党和国家做点事。他首先选择到地方调研视察,熟悉掌握实际情况。视察调研中,他对一些地方违背规律、禁锢思想、忽视生产等做法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合理现象,表达了深重关切和不同看法,并对症下药,力所能及地予以纠正。正如他1978年9月17日在沈阳视察时所说:“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恰是这“三把火”,点燃了改革开放的火焰,推动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其中“第二把火”的“点火地”是成都,本文称之为“成都点火”。

一

“成都点火”是指1978年1月31日 至2月2日,邓小平在出访缅甸、尼泊尔途中返回四川成都短暂休整期间,所作的一系列重要谈话,主要体现在他2月1日上午听取省委负责同志工作汇报后的讲话中。他指出:“有些问题是共同的。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一下,各地要清理一下,零碎地解决不行,要统一考虑。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先解决一些。总要给地方一些机动。”他还指出:“真正解决下乡知识青年问题,归根到底是城市工业发展,重工业发展之后,是不是开辟一些就业门路,比如轻工业、服务行业,都可以用一些人。”并强调“工厂里要培养科技人员”“可能有两个问题拖我们的后腿。一是农业,搞粮食可不容易;二是工业管理水平,我们不会管理”。他对四川省委负责同志说,在农村政策方面,你们的思想要解放一些,万里在安徽搞了个《六条》,你们可以参考。并亲手将一份安徽《六条》交给了四川省委负责同志。

1979年2月20日,《四川日报》刊登金鱼公社“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办法(范斌 供图)

“成都点火”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坚持原则、敢抓 敢管、直面难题的一贯作风。“怪得很”“怎么能行”,表明他对地方存在的一些不合理现象十分关切、不解,甚至反感;“有些问题是共同的。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表明他认为四川最大的问题,与其他地方一样,是现行政策有问题;“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总要给地方一些机动”,表明他主张给地方和干部群众松绑放权;“各地要清理一下”“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先解决一些”,表明他支持地方党委对上面定下来的条条框框敢于说不,放开手脚探索创新。这些话火药味十足,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无疑是“点火”。紧接其后,他又开出重症良方:要解放思想、要统筹解决问题、要发展城市工业、要培养科技人员、要重视农业、要提高工业管理水平、要学习借鉴安徽做法等等,结合讲话的前部分内容,还包括要清理制定政策、要给农民余地、要给地方机动、要大胆突破等。谈话既阐明态度观点、思想认识,又点明方向路径、策略举措,有宏观有微观,有整体有局部,有战略有战术,极具针对性、引领性和指导性,对处于历史转折关头的四川而言,犹如在幽暗黑夜中点亮一盏明火。

1978年,金鱼公社在全省率先进行“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的改革。图为金鱼公社十一大队(范斌 供图)

“成都点火”有一个重要背景:1978年1月,由于广汉金鱼公社之前在全社116个生产队中采取包产到组,使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恢复,故广汉县委迅速在全县推广这一做法,省委对此予以了高度 关注,但遭到诸多方面非议和承受着不小压力。因此,这次“点火”,邓小平是有的放矢,特意而来。“点火”讲话,拨云见日,为四川的探索者们吃下了“定心丸”,注入了“强心剂”,使他们如释重负,奋勇前行,在巴山蜀水间趟出了一条生机盎然的改革新路。

二

1978年2月5日,在邓小平离开成都3天后,四川省委即向全省印发了在四川农村改革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文件——《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又称《十二条》)。文件开宗明义提出当时急需清理落实的农村经济政策,特别是肯定了四川农村不少地方已经实行的“定额到组、评工到人”的做法,强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开始进行农村打破“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的改革探索。在全省引起强烈反响,有力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6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对四川全面清理、认真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情况作报道。

9月12日至10月1日,省委召开市(地、州)、县委书记及省直机关负责人会议,会上介绍了广汉县金鱼公社率先实行包产到组的经验;10月27日,省委办公厅《工作简报》以加按语的形式,将金鱼公社的经验转发全省。这是四川发出的第一个突出 “包”字并要求全面推广的文件。这意味着,在距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前一个多月,四川就已拉 开农村改革的序幕。在省委支持下,包产到组责任制随即在全省农村广泛推行起来。

四川农村改革的创举引发多方面关注支持。11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问题的决定(草案)》,“金鱼经验”以“联产计酬”的形式被记入,后印发全国;12月16日和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先后两次报道广汉全县农业普遍推广金鱼公社包产到组的做法和经验。广汉金鱼公社也因此被誉为“四川农村改革的发端和全国农村改革的先导”。

三

根据邓小平“成都点火”谈话给予的深刻启迪和有力指导,四川省委全力做到“两手抓”:在“一手”大刀阔斧探索推行金鱼公社包产到组改革的同时,“另一手”不失时机谋划启动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

1978年8月,省委主要负责人利用随中央领导人访问南斯拉夫的机会,及时向中央领导 人提出四川先行一步开启改革的请求。10月,省委选择宁江机床厂、成都无缝钢管厂等6家工业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探索性改革试点。这表明,在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一个多月,四川就已经开始探索改革企业经营管理体制和增强企业活力的办法。

1979年2月12日,省委在总结6家企业试点经验基础上,及时制发了对后来四川企业改革产生极为重要推动作用的一个文件——《关于扩大企业权利加快生产建设步伐的试点意见》(又称《十四条》)。文件核心内容是“放权让利”,明确提出要使企业拥有利润提留权、扩大再生产权、联合经营权、外汇分成权、灵活使用奖金权,要把企业的责、权、利结合起来,把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结合起来,并在100个工业 企业中扩大试点。文件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自此,四川省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突破口,正式拉开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

1978年10月,省委确定在重庆钢铁公司、成都无缝钢管厂、宁江机床厂等6 家企业进行扩权试点(范斌 供图)

6月25日,宁江机床厂第一个在《人民日报》刊登推 销生产资料广告,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9月14日,省委发出《关于发展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激发新津县刘永好四兄弟,开始从种植业、养殖业起步发展,很快奠定了立足四川、面向全国、走向海外求发展的基础。

100个工业企业试点工作取得较好成绩,省委、省革委及时对其做法经验进行总结,并据此对《十四条》进 行补充完善,于1979年12月22日下发《关于进一步搞好地方工业企业扩大自主权试点工作的通知》(又称《十二条》)。与此同时,四川还着手在商业企业中扩权试点,试点范围由最初的3个扩大到40个,再到后来的150个。

在此期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媒体对四川扩权试点成效进行集中报道宣传。1979年7月,在成都召开的全国公交工作会议上,康世恩时任副总理对四川的改革实践给予充分肯定。1980年9 月2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的意见的报告》,总结了包括四川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的经验。就这样,四川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一路高歌猛进,再一次走到了全国改革的前头。

四

在邓小平“成都点火”谈话精神的不断鼓舞指引和前期改革成效的启示激发下,四川改革者们激流勇进,乘势而为,直击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进中的突出问题,及时开启了撤社建乡改革试验。

1979年9月,广汉县委在向阳公社进行政社工 作分开试点,把公社16名干部分成行政6人、农副业6人、社队企业4 人“三个班子”,形成了党政企分开的格局,转变作风,促进生产,减少开支,取得很好成效,得到省委肯定。1980年4月,在省委、地委和县委支持下,向阳公社内部宣布取消人民公社,成立乡党委、乡人民政府和农工商联合公司;9月,向阳公社正式改挂“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成为全国第一个取消“人民公社”的地方。

1980年,四川省广汉县向阳公社在全国率先撤销人民公社,恢复乡政府,成为全国最早改变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党政分工、政企分开新体制的乡(四川省档案局 供图,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紧接其后,广汉县委在全县推广向阳撤社建乡改革经验,四川省委通过逐步扩大试点范围在全省推广向阳公社改革经验。1981年8月,广汉全县基本结束撤社建乡工作。1984年底,四川全省撤社建乡工作基本结束。其间,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要求全面改革人民公社体制。向阳公社撤社建乡改革,在国内外引发强烈反响,被许多媒体评为“开启了中国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先河。”四川农村基层政权改革,再次为全国改革提供了先进做法经验,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

五

邓小平对哺育他的蜀乡沃土有着无与伦比的透彻认识和山高水长的深厚情怀,促使他在酝酿、思考、开启和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业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四川作为调查研究的“联系点”、探寻路径的“试验田”和推行铺开的“根据地”。“成都点火”即是一次最鲜活的明证和最生动的写照。他的这次谈话,直击处于重要历史转折关头的四川何去何从的要害所在,不仅对四川省委制定开创农村改革的第一个重要文件(《十二条》)给予明确指示和强有力支持,引领四川农村改革快速拉开序幕,并不断 扩展深入取得新突破;而且促使四川在试点基础上以最快速度出台了开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个重要文件(《十四条》),推动四川探索城市国营企业改革步步深入、层层递进、高潮迭起。从之后的历史发展来看,邓小平的“成都点火”,直接激励指引四川于1978年、1979年、1980年三个重要年份,分别取得包产到组、扩大企业自主权、撤社建乡三项重大突破,先后三次走到全国改革前列。这三项改革,不仅对四川后期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基础,注入了强大动能,提供了方法指引,更重要的是,让四川在关键时刻起到了积极响应支持中央重大战略部署的关键作用,在重要时期担负了积极示范带动全国改革发展大局的重要责任。 正如 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所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改革。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一个是安徽省,那时候是万里同志主持。我们就是根据这两个省积累的经验,制定了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

企业扩权后,积极以广告的形式推销产品。图为 1979年6月25日宁江机床厂在《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广告(范斌 供图)

邓小平1978年初特意停留成都的“点火”, 点燃了四川率先改革的熊熊烈火,在四川改革发展史和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

六

关于邓小平对四川改革所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两位当年在四川极具影响力的改革者的评价最具说服力。一位是当年推动广汉农村改革的广汉县委书记常光南,他在总结包产到组和摘掉人民公社牌子时感慨地说:主要是中央领导的伟大正确。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过后,特别是邓小平提出要解放思想,后来又提出胆子要大一些,提出来如何把经济搞上去……在他这个总设计师的指导下,我们下面基层响应,积极地搞一点工作, 这些功劳应该属于邓小平的。另一位是20世纪80年代初主导四川改革的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他在一篇回忆邓小平的文章中深情地写道:“如果说我在四川的工作还有一些成绩,那是遵循小平同志教导的结果。”

“真正伟大的历史人物,他所展现出来的价值和意义,绝不是所处的那个时代所能够局限的,一定可以超越他所在的那个具体的时代和具体的生存环境,超越时空,焕发出历久弥新的永恒的价值。”邓小平就是这样的一位伟人。

四川人民将永远铭记邓小平对家乡改革所作出的特殊而巨大的贡献。

(本文载《巴蜀史志》2024年第3期)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范 斌(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