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志》中记载的邓小平与四川

编者按:邓小平(1904.8.22—1997.2.19)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1986年1月6日,邓小平登上美国《时代》周刊1986年第一期封面,继1978年后再次成为《时代》‘年度风云人物(1985年度)’”,这是第二轮《四川省志》中记载的一句话。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为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贡献了一生;作为四川人民的“老乡”,他热爱家乡、建设家乡、关心家乡,为家乡的革命、建设、改革付出了大量心血。在上世纪、本世纪编纂的第一、二轮《四川省志》中,有许多邓小平关心四川的记载。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们选取节录一部分,以表达我们对小平同志深深的感谢、怀念和崇敬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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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四川解放与建政

“1949年5月和7月,中央军委先后指示:由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指挥,在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率领的第一野战军一部协同下,以60万人的兵力,准备进军西南,完成解放川、滇、黔、康诸省的任务。”(《四川省志·军事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6页)

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商议解放大西南要事

“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在部署进军西南时,强调指出:进军西南作战,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必须兼用政治方式。刘伯承、邓小平遵照中央指示,对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实施以军事打击为主,并加强对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统战工作,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促其分化瓦解,加速西南战役的胜利进程。1949年11月,‘大西南防线’被突破后,盘踞西南的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士气沮丧。有些高级将领,认为国民党军败局已定,即准备寻机起义。鉴此,刘伯承、邓小平于11月21日向川、康、滇、黔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四项忠告,敦促他们停止抵抗,弃暗投明,悔过自新,立功赎罪。人民解放军会同中共四川省委及其各地组织通过多种渠道开展统战工作,并发挥民主同盟、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农工民主党等民主党派的配合作用,加强与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特别是地方实力派的联系,宣传政策,消除顾虑,策动起义。”(《四川省志·军事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2页)

“入城后,军管人员有计划派出,以各种形式,向各阶层人民广泛宣传了‘约法八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及中央人民政府的有关政策法令,先后召开了与中共地下党员的会师会、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大中学校教职员工及学生代表座谈会、妇女代表座谈会等。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在重庆、成都的有关会议上与群众见面,解释中央的有关政策。接管工作有重点有步骤地展开。军管人员纪律严明,秋毫不犯,廉洁奉公,待人和蔼,受到各阶层人民的竭诚拥戴。各界人民纷纷主动向军管会提供情况,帮助接管,使接管工作有条不紊地迅速展开。”(《四川省志·卷首》,方志出版社,2003年,第405页)

邓小平在批阅文件

“1949年,四川解放,由刘伯承、邓小平主持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在稳定社会秩序,着手建立人民政权的同时,把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作为当时农村工作的首要任务,要求不丢荒一亩耕地,产量不能低于1949年,并争取尽快达到和超过建国前历史最高水平;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减租退押,分期分批进行土地改革,把没收地主的4700多万亩耕地,分配给3600多万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摧毁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愿望,农业生产力得到解放。”(《四川省志·农业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6年,第3页)

“与剿匪同时进行的另一重要工作就是征粮。四川解放时,全省境内接收国民党政府的存粮及部队缴获的粮食仅有1750万公斤,而当时在四川的解放军部队,公教人员,国营企业职工和起义、投诚、被俘的国民党军队官兵有100万人以上,还有广大城市和缺粮农村需要供应。正如邓小平在当时所说的,‘如不解决好吃饭穿衣问题,势必大乱……将会使整个工作陷于被动和混乱之中’。”(《四川省志·卷首》,方志出版社,2003年,第409-410页)

邓小平和刘伯承等研究西南剿匪问题

“1950年,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同志批转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关于重庆市天主教教徒组织革新促进会的情况报告,各地党委极为重视这一动向,集中力量放手培养与发挥爱国积极分子的作用,发动群众,发动各界人士声援和支持,坚持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四川省志·宗教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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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四川工业建设

“1949年12月,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在重庆接见黄汲清教授,询问有关资源情况并委托他筹建地质调查机构。”(《四川省志·石油天然气工业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69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四川的地质矿产事业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新时期。1949年末,重庆解放后不久,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即约见了留居重庆的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要他立即主持组织开展西南几省的矿产地质勘查工作,以满足恢复经济和今后建设对矿产资源的需要。1950年4月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下属的西南地质调查所在重庆成立,黄汲清任所长,乐森璕、常隆庆任副所长,迅即在云、贵、川开展工作。在四川组成四个普查勘探队、四个石油勘探队和三个工程地质队,分别开展綦江铁矿、乐山地区铁矿、中梁山煤矿、彭县铜矿的勘查和对隆昌、金堂、简阳、仁寿、犍为、乐山等地区及龙泉山构造的石油普查,以及重庆九龙坡电厂工程地质勘查。”(《四川省志·地质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第6页)

“1959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副总理李富春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陪同下视察第二重型机器厂。”(《四川省志·机械工业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3年,彩页)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1965年11月视察自贡鸿鹤化肥厂。”(《四川省志·化学工业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彩页)

“1965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川南盐化基地。”(《四川省志·盐业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彩页)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1965年11月亲临攀枝花审查建设方案。”(《四川省志·冶金工业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彩页)

“1978年2月1日,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视察四川,在成都听取了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四川工作的汇报后,对四川工作作了重要指示。他强调,要清理各方面的政策,要抓好领导班子的建设。”(《四川省志·大事记述(下册)》,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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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四川农业与水利

“1953年1月9日,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和副主任陈希云、段君毅、刘岱峰联名向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和民族事务委员会呈送报告,请向西南区少数民族刀耕火种地区免费发放旧式农具。报告提出的投资计划为925万元,分5季投放。政务院迅速批准计划,1953年拨款408万元,四川、西康分别获得36万元和160万元。”(《四川省志·农机志(1986—2005)》,方志出版社,2019年,第286页)

“1955年,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到省农科所考察,观看了步犁田间试验。”(《四川省志·农机志(1986—2005)》,方志出版社,2019年,第288页)

“1980年7月11日,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视察都江堰。”(《四川省志·都江堰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3年,第79页)

“1982年9月20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在邓小平的陪同下参观都江堰。”(《四川省志·都江堰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3年,第81页)

“2000年8月,被邓小平誉为‘第二个都江堰’的大型引水工程武都引水工程第一期工程全面建成。该工程渠首位于江油县武都镇,从涪江引水110立方米/秒。”(《四川省志·水利志(1986—2005)》,方志出版社,2016年,第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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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四川社会事业

“解放初期,群众性政治活动较多,西南电台运用广播的特点和优势,多次采用实况转播、广播大会、录音座谈会等形式,开展规模较大的宣传,并组织群众收听。在1950年内,举行大会实况转播达12次之多,其中有两万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参加的‘七·一’庆祝大会,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领导人主持,邓小平发表了开展整风运动的重要讲话。”(《四川省志·广播电视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31页)

“1951年,西南电台建台一周年时,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为台庆书写‘西南人民广播电台’台标,并作了题词:‘人民的广播事业,是传播政策,教育人民同敌人斗争的最重要的武器之一。一年来,在这方面工作的同志们是尽到责任的,尚望继续努力,为更高度的发挥它的作用而努力!’”(《四川省志·广播电视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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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四川旅游发展

“1980年5月5日至9日,邓小平同志由省委书记谭启龙陪同,视察了峨眉山。对峨眉山的开发、建设作了重要指示。”(《四川省志·旅游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30页)

“1982年9月19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由邓小平陪同到达成都,对四川进行访问。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举行欢迎会。金日成一行在成都参观访问了132厂和附近的县、公社,并游览了名胜古迹。21日离开成都。”(《四川省志·大事记述(下册)》,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第228页)

“1982年9月19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一行96人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陪同乘专列抵达成都……金日成主席访蓉期间由邓小平、谭启龙陪同参观了成都飞机公司、都江堰水利工程和双流县白家公社顺风二队,游览了杜甫草堂、武侯祠。”(《四川省志·外事志》,巴蜀书社,2000年,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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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四川大熊猫

“1982年3月,在中国煤炭等行业有巨大投资的美国西方石油公司总裁哈默访华,他在拜会邓小平时提出请求:希望借一对大熊猫做客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事后,邓小平指示有关部门研究办理。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受国家委派承办了此事。1984年7月,第二十三届奥运会开幕前夕,在邓小平亲自过问下,四川籍大熊猫‘永永’和‘迎迎’如期到达美国洛杉矶,哈默亲自到机场以国宾的礼仪迎接。”(《四川省志·大熊猫志(1986—2005)》,方志出版社,2018年,第342-343页)

“1984年4月28日,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总统罗纳德·威尔逊·里根时表示:‘你为我们大熊猫做了不少事情。谢谢你!’”(《四川省志·大熊猫志(1986—2005)》,方志出版社,2018年,彩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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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视四川历史文化

(一)关心川剧艺术家。“1957年反右时候,我们(成都市川剧团)正好在外巡回演出,没搞反右。所以宣传部说要派工作组来补反右的课。邓小平来了,看到人民剧院后面贴起的大字报,问我们这是做什么?我们说反右。邓小平说:‘你们演你们的戏就行啦,搞这个干啥?’这样我们就没有反右派了,一个右派都没划,工作组第三天就走了。(李轼华、徐仲旭采访,林捷讲述,载《川剧老专家口述史》。)”(《四川省志·川剧志(1986—2005)》,方志出版社,2016年,第539页)

“1958年,全国上下大炼钢铁。我团也不例外,在办公地点自建土高炉。一次,小平同志到人民剧场(解放前叫‘三益公大戏院’,现在的‘新闻电影院’)看戏。剧场休息时,他来到剧团办公地点,看见我们正在炼钢,便说:‘你们炼啥钢啊,唱戏的还是把戏唱好。’听了小平同志的话,剧团党支部进行了认真讨论,拟定了具体的贯彻意见,经成都市长李宗林同志批准,停止炼钢,组织三个演出队赴各地演出。那年的观众人数、场次指标和经济收入都超额完成了计划,并演出了《二姑翻身记》《青春之歌》等优秀剧目,涌现了舒元卉、李小伶、张运喜等一批有代表性的青年演员,这批演员成为以后建立成都市川剧院青年川剧团的骨干力量。(选自李笑非口述、张志刚整理,载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院编《培育·振兴·发展》)”(《四川省志·川剧志(1986—2005)》,方志出版社,2016年,第539页)

(二)热爱川剧。“1958年3月9日至2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都会议在成都金牛坝召开。四川省川剧院、成都市川剧团为会议演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贺龙等中央领导人多次观看演出。”(《四川省志·川剧志(1986—2005)》,方志出版社,2016年,第460页)

“1978年1月31日至2月2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连续三个晚上在成都金牛坝宾馆观看了四川省现代川剧团、成都市川剧院老艺人演出的川剧传统折子戏《拨火棍》《胡琏闹钗》《乔子口》《请医》《告贫》《金台将》《拷红》《柜中缘》《花田写扇》《迎贤店》《评雪辨踪》《画梅花》《归舟》《告贫》,并对开放川剧传统戏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四川省志·川剧志(1986—2005)》,方志出版社,2016年,第468页)

“十年浩劫以后,川剧舞台一片凋零。1978年春,小平同志因外交事务路经成都,有关部门为他们准备了歌舞晚会,可他执意要看川剧。于是省文化局便抽调陈书舫、周企何、周裕祥、曾荣华等在金牛宾馆演出了13个川剧传统折子戏。小平同志看后,对演出的剧目极为赞赏。在接见演员时,小平同志说,有些剧目可以对观众嘛。这几年他们没看到过。要趁老艺人还在,拍一些资料,要准备一两台戏,将来可以到北京演出。小平同志的这一番话,解放了我们的思想。自此以后,川剧以及其他剧种的剧团纷纷恢复了传统戏的演出。(选自邓自力《小平‘解放’川剧传统戏》,载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院编《培育·振兴·发展》)”(《四川省志·川剧志(1986—2005)》,方志出版社,2016年,第539页)

“1978年11月,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之际,我带四川省川剧团到京向文化部作汇报演出。在京演出期间,小平同志曾多次前来观看。有一次,他要看《晏婴说楚》这个戏。因我们戏单上没有,团领导小组的同志和几位老艺人商议,临时作了一些调配,终于如期演出。小平同志爱川戏是有其由来的,他是四川人,从小就爱看木偶戏,皮影戏和川戏。他爱看川戏,是喜欢川剧的词。他说:这些拨贡秀才有文字修养,又接近群众,因此词藻好,生活气息也浓,把谚语用得恰当,可以说是雅俗共赏。看了戏得到了知识又增加了乐趣。他认为川剧应该是一大剧种,甚至超过了某些大剧种。他说川剧可以把《三国志》演完(从‘桃园三结义’一直到三国统一),别的剧种就找不到了。他虽然离川几十年,但对川剧中的土语还记得十分真切。有次看戏,因他近年来耳朵的听力减退,由他的孩子旁坐助听,《文昭关》中守门役甲对乙说:‘你还在挺尸啦!伍子胥都快来了,不小心让他混出关,你我脑壳都要搬家。’他未听清,问孩子说的啥,孩子对他说了,并反问:‘爸爸,什么叫挺尸啊?’他回答:‘就是像死人一样在那里睡觉。’因为记得方言土语,看起戏来也就不煞兴了。正是由于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对川剧的关怀和厚爱,才使川剧在1978年解冻以后,能在短时期内得以恢复,并在国内产生广泛的影响。(选自邓自力《小平同志喜爱川剧》,载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院编《培育·振兴·发展》)”(《四川省志·川剧志(1986—2005)》,方志出版社,2016年,第539-540页)

“1983年9月,四川省振兴川剧赴京汇报演出团在京演出。次月14日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杨尚昆等及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观看演出并接见演员,合影留念。”(《四川省志·川剧志(1986—2005)》,方志出版社,2016年,第472页)

(三)引领川剧振兴。“我在1982年年底调到省委宣传部,主要分管文艺工作,着重抓振兴川剧。省委重视振兴川剧,是与邓小平同志重视川剧一脉相承的。解放初期,小平同志任西南局第一书记,他与贺龙同志一起,在定期举办晚会时经常安排演出川剧。据一些同志回忆,有一次演出川剧时,有些外省来的同志看不起兴趣,中途退场,有的一听帮腔就发笑。贺龙同志便站起来要大家好好看,不要笑,还叫人把剧场大门锁起来。以后,小平同志提出,外来干部一律要学四川话,晚会如演川剧必须看完,不得中途退场。贺龙同志说,四川人民喜欢川剧,我们就应该喜欢,这是群众路线问题。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川剧界同志的努力下,川剧得到很大的发展。50年代被誉为川剧的‘黄金时代’。可惜‘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川剧和别的戏曲一样,被扣上‘只演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产物’的帽子,一律被打倒,一些道具、行头也在破‘四旧’时被砸了。后来只准演移植的‘样板戏’,四川省革委会的一位‘宣传大臣’甚至提出川剧演员要说普通话,真令人哭笑不得。经历十年浩劫以后,一切都有待拨乱反正。川剧怎么办?天赐良机,1978年春,小平同志因外事任务到了成都,一到成都,他就提出要看川剧传统戏,点了长期被禁演的优秀剧目,而且请遭受迫害的老艺人演出。当时,马识途同志主管文艺工作,他和省市文化部门一起,组织老艺人,从1月31日到2月2日,一连为小平同志演出了三场,共十三个折子戏。老艺人阳友鹤、周企何、周裕祥、陈书舫、戴雪如、竞华、杨淑英、许倩云、刘金龙、唐云丰、蓝光临、晓舫等参加了演出,开初杨淑英因病没有去,小平同志问:‘是真病,还是被打倒了?’得知是真病,立即派人把她接来,请医生给她看病。小平同志看完演出高兴地说:这么好的戏,可以对观众演出嘛。这些年,他们都没有看过。趁老艺人还在,可以拍些资料片,准备一两台戏到北京演出。小平同志在成都看川剧传统戏的消息,很快传到全国戏剧界,其他剧种也纷纷上演传统戏。被林彪、江青等禁锢了十几年的传统戏曲,被小平同志解放了。同年12月,一个阵容庞大的川剧团晋京演出,受到中央领导和观众的欢迎。据带队演出的省文化局局长邓自力同志回忆,小平同志曾说,川剧是一个大剧种,可以多演‘三国戏’,从桃园结义到三国统一,把它演完。小平同志还嘱咐剧团,演出时一定要把字幕写好,字迹不要潦草。在小平同志的关怀下,省委于1982年成立了振兴川剧领导小组。国务院副总理张爱萍同志每次来川,都要看川剧,与演员谈心,提出了很多适应时代发展、加强改革(如加快戏剧节奏)的意见。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提出:‘振兴川剧,务求实效,千锤百炼,精益求精。’经过一年多准备,在1983年9月下旬到北京汇报演出,先后演出了《巴山秀才》《绣襦记》《禹门关》三台戏,还演出了一场折子戏。小平同志的夫人卓琳同志到住地看望大家,认为那里条件较差。张爱萍同志很快把十三位老艺人请到远望楼宾馆去住。卓琳同志兴致勃勃地看了每一台戏,主动告诉我们:小平同志的听力不好,不来看戏,由她来看望大家。所有演职人员都因小平同志不能来看戏而感到失望,但都不愿勉强他老人家。谁知在我们意料之外,奇迹出现了:我们得到小平同志要来看戏的通知!一下热气腾腾,兴奋之情难以言表。可是出现了一个‘难题’:小平同志点了7个折子戏(陈书舫的《花田写扇》,杨淑英的《营门斩子》,竞华的《思凡》,周裕祥的《花子骂相》,周企何的《请医》,曾荣华和许倩云的《祭灶》,陈全波的《做文章》),演出时间必须在两小时之内。演出团的顾问严永洁同志和艺术指导席明真同志与大家一起商量:鉴于小平同志对川剧十分熟悉,完全可以删掉一些过场和压缩某些情节。老艺人自报压缩时间,席公统一安排,终于做好准备。后来称这种做法叫‘川剧折子戏片段演出’。演出地点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小平同志邀请了原在四川工作过的几位同志来看戏,正在北京参加会议的谭启龙等同志前来作陪。开演前,我和演出团副团长郝超同志在小礼堂门前恭候,小平同志按时前来。一见他身体健康,步履稳健,神采奕奕,我们感到既高兴又亲切。我主动上前握手,自报家门,又介绍郝超同志。演出开始,为了保护小平同志的听力,压低了锣鼓声的音量。我选择了一个从旁可以看见小平同志的座位。在整个演出过程中小平同志的兴致很高,不时露出笑容。老艺人的表演十分精湛,舞台上没有任何差错,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演出结束,小平同志主动上台祝贺,与演员握手。他先和全体演职人员合影,又与十三位老艺人合影,再和工作人员合影。管理小礼堂的负责人见此盛况,羡慕地说:‘只有你们川剧才办得到呵!’我与小平同志握手时,新华社记者抢拍了照片,可惜没有得到,好在我参与的两张合影一直保存到现在。我把小平同志与全体人员的合影上了塑料硬膜,放在书柜里。只要一看到它,我就想起小平同志对川剧的关怀,重温他看演出时的全过程,感受到他温暖有力的握手。(选自李致《我与川剧》,四川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四川省志·川剧志(1986—2005)》,方志出版社,2016年,第540-541页)

(四)关心川菜技艺。“1983年11月18日,邓小平、王震、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四川饭店’接见参加全国烹饪名师技术表演鉴定会的四川及重庆厨师并与领队、厨师、工作人员合影。”(《四川省志·川菜志(1986—2005)》,方志出版社,2016年,第420页)

(五)重视四川革命传统教育。“1982年8月1日,朱德故居纪念馆举行开馆典礼。邓小平题写了馆名。纪念馆坐落在朱德的家乡仪陇县城南35公里的马鞍场朱家塆。馆内陈列朱德各个时期的珍贵照片、实物400多件。”(《四川省志·大事记述(下册)》,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第228页)

“1983年5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于红军强渡大渡河48周年之际,在石棉县安顺场落成揭幕。纪念碑构图严谨,正面上方呈半圆形,塑红军战士头像;下半身是红军17勇士强渡大渡河激烈场面的浮雕图。碑背面正中刻有邓小平题写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鎏金大字。刘伯承、聂荣臻、杨得志、宋任穷、张爱萍为纪念碑落成题词”。(《四川省志·大事记述(下册)》,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第234页)

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正面与背面(图源:中国军网)

“‘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于红军飞夺泸定桥50周年兴建,由邓小平题写了碑名,聂荣臻撰写碑文。以碑为中心规划了一座小巧玲珑的城市公园。纪念碑占地720平方米,碑体高30.25米,由主体、底座铜像和底部梯式平面组成。”(《四川省志·大事记述(下册)》,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第256页)

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图源:红船融媒)

“1990年4月13日,赵世炎烈士塑像在黔江地区酉阳县赵庄揭幕,邓小平题写‘赵世炎烈士像’碑文。”(《四川省志·民族志(1986—2005)》,方志出版社,2020年,第336页)

“1990年8月25日,红军长征纪念碑在松潘县海拔3104米的元宝山顶落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成都军区司令员张太恒等出席落成典礼。邓小平题‘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江泽民题‘红军业绩万代流芳,红军精神代代发扬’,杨尚昆题‘长征精神永放光芒’,李鹏题‘学习红军长征革命精神,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李先念、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王震、刘华清、萧克等分别为碑园题词。”(《四川省志·大事纪述(1986—2005)》,方志出版社,2019年,第63-64页)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整理:齐杨鑫(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省情信息工作处)

唐海灵(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综合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