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1975年整党

张 曙

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力挽狂澜,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局面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整党作为邓小平全面整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邓小平战略部署的一个核心问题。这次整党虽未能全面展开,也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对“四人帮”的帮派势力构成了一次沉重的打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党的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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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突”、派性问题“很严重”

1973年8月中共十大后,江青集团利用“批林批孔”运动打击周恩来、叶剑英和一批军队干部。在“四人帮”煽动下,产生了一批“反潮流战士”。他们打着“反复辟”“反潮流”的旗号,向各级党组织发动全面夺权。“有了一帮人,就有了一帮势力,就可以无法无天称王称霸”,是这些“反潮流”分子的体会。王洪文还提出“靠派不靠党”。这些“反潮流”分子虽然目无党组织,却极力加入党组织,把入党当作“往上爬”的阶梯。他们宣称:“当官不入党,有权也难掌。”“过去受排挤,在班子里待不住,就是因为我们这些人不是党员。这次要打下钢筋水泥的基础,首先要解决入党问题。”还散布:“反潮流战士不入党谁入党,反潮流战士不当官谁当官。”他们把所谓路线斗争觉悟高、“反潮流”作为提干、入党的主要条件,在他们控制的地区和单位,乘机大搞“双突”(突击入党、突击提干)。如本支部通不过,就“飞过海”到外单位支部或搞一个临时支部通过。有的“反潮流”分子甚至迫不及待地给当地省、市委发出“通牒”,附上名单,强令“三天内落实官位”60个。从而使大批有野心的“反潮流”分子混入党内和干部队伍中。

“双突”问题尤以河南和浙江两省最为突出。

河南全省从1973年10月到1974年4月就突击入党18万人,突击提拔干部6.6万余人,数量居全国之首。该省范县7天内突击发展党员 2000多人,致使有的单位新党员超过原有党员三四倍。一批帮派头头混进了各级领导班子和党的队伍里。

浙江造反派头头张永生(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翁森鹤(省革委会常委、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革委会副主任)、贺贤春(省革委会常委、杭州市革委会副主任)等人在王洪文支持下,控制了浙江“批林批孔”运动的领导权。他们在杭丝联、浙江美术学院和杭州市民兵指挥部大搞“双突”试点,提出“反潮流”的新干部要在各级领导班子中占大多数。他们还采取“上督落”“飞过海”等不正当手段把大批造反派拉进党内,仅1974年一次就突击提拔50余名“反潮流战士”到省级领导机关控制党政财文大权。杭州市一次报批10名“反潮流战士”做市委常委。1974年,浙江全省突击发展党员3.6万名,突击提干约9千人。

类似河南、浙江“双突”的情况,在上海、湖南等省也有发生。

1974年1月,“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

在“四人帮”直接控制的上海市,王洪文等人要求把“老造反”和“批林批孔”中涌现的“新积极分子”吸收入党,或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在受到党员、群众抵制反对的情况下,他们采取压任务、抠比例、直接点名、限时限刻甚至涂改过去审查结论、抽换档案材料和“飞过海”等手法,将这帮人吸收入党。据1985年统计,上海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突击入党而又不够党员条件予以除名的达5413名。据1975年估算,湖南1974年全省属于突击接纳的党员有3000余人,突击提拔的干部有1000余人。

1983年9月20日,邓小平在同胡耀邦等谈到怎样使整党不致“走过场”的问题时,曾对1975年整顿中提出“党也要整顿”的缘由作过回顾。他说:

“文化大革命”前夕,全党有1800多万党员。“文化大革命”中,从1966年到1976年,发展了1610多万。其中最突出的是1974 年,搞了一个“双突”:突击提干、突击入党。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不是说全部),是占据了领导岗位的造反派头头欣赏的人。1975 年我主持工作,那时有同志到河南、浙江跑了一趟,回来讲这两个省突击提干、突击入党数量相当大。河南突击入党的24.5万多人。浙江突击入党的3.3万多人。看来问题很严重,于是引起注意。当时提出各方面要整顿,就加上党也要整顿。

“双突”与“四人帮”抢班夺权连在一起,“双突”上来的这些人成为“四人帮”抢班夺权的社会基础,造成党组织的严重不纯。凡是搞了“双突”的单位,领导班子都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生产都大幅度下降。1975年上半年,浙江省的国民经济继续恶化,一些地方和单位长时间停工停产或半停工停产。工业生产状况几乎降至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末位。1月至8月,全国工业产值比上年同期增长17.3%,而浙江却下降了6%,成为全国工业生产低于上年同期水平的两个省之一。杭州市1974年全市工业产值下降25%。杭丝联是搞“双突”的典型单位,由于实行干部大换班,工人不服,工厂停工8个月,损失1200万元。1975年8月24日,纪登奎在召集中央组织部有关领导开会时曾说:“‘双突’造成了党组织的严重不纯,有些‘反潮流’分子,实际上是一批流氓无产者,有的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有的是腐化堕落分子,他们掌握了一部分领导权。”数年后,叶剑英在谈到“双突”问题时,仍痛心地说:“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领导班子动乱。“他们用‘双突’的办法、越级提升的办法,把一批青年搞坏了。”1983年2月,邓小平在浙江视察谈到整顿班子时还感慨:“1975年浙江打派仗打得好厉害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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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和河南的问题解决得不错”

“双突”和派性问题引起党中央高度关注。1975年2月,毛泽东主席视察南方到浙江治疗眼疾,了解到浙江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有关造反派在各地突击发展党员、突击提拔干部的问题。4月毛泽东回京,中央即下决心解决浙江的问题。7月初,中央派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率领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有关部委组成的工作组到浙江,调查研究和协助处理浙江问题。中央还让分管华东的王洪文一同前往。

邓小平对解决浙江问题极为重视。据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的铁瑛回忆,纪登奎亲口对他说,这次带工作组来,邓小平亲自同纪谈话,指示纪要为解决浙江派性问题、“双突”问题制定出办法和措施。纪登奎派中央组织部干部袁木、王英先行赴浙江作调查。纪登奎嘱咐他们说,现在是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你们工作可以放手一些。

7月初,纪登奎赴浙江前,曾两次去305医院看望病重的周恩来。周恩来很动感情地对纪说:“浙江是鱼米之乡,可现在却要吃北方省市支援的地瓜干、玉米面,我听说,运粮的火车厢上大字写着送给浙江懒汉吃!我这个当总理的,对不起浙江人民……”周恩来眼角闪着泪光,语调十分沉重,再三叮嘱纪登奎一定要制定出切实办法,解决好浙江问题。

1975年,邓小平开始“全面整顿”。

纪登奎到浙江后,在浙江省委召开的工作会议上三次讲话,严厉批评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等人蛮横阻挠批判派性、搞“双突”、大搞武斗、搞乱社会、破坏生产的行为。警告他们不要走得太远了,指出再这样下去,历来是鱼米之乡的浙江只好喝西湖水了。浙江省委果断采取措施,撤销了翁森鹤搞派性活动的据点——省“工人政治学校”,作出《撤销三台山山头的决定》,“端”掉了翁森鹤及其“山上派”的老窝。对翁森鹤进行拘留审查,将张永生、贺贤春等人分别下放农村劳动。7月13日,向中央报送《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突击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提出:对于突击提拔的干部,全部回到“批林批孔”运动以前的原单位、原岗位,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培养和考察,对于表现好、符合干部条件的,再根据工作需要办理任命手续;对于突击发展的党员,经过考察,不够条件的予以除名;对于混进来的坏人坚决清除。

7月15日晚,邓小平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浙江省委的《请示报告》,要铁瑛坐在身边,向他询问有关情况。7月17日,经毛泽东圈阅,中共中央下发16号文件,批转浙江省委的《请示报告》。中央批语肯定浙江省委“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坚决纠正前一段这方面问题的做法”,提出要对“双突”人员抓紧教育,严肃处理,把被坏人“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夺回来。”同时强调指出,在整顿党组织的过程中,要划清两个界限:一个是敌我界限,一个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和一般的“反潮流”分子、“造反派”分子的界限。

必须坚持毛泽东的建党路线和干部路线,严格按照党章办事,坚持接班人的五项条件,而决不可草率从事,采取突击的方法,更不允许适应某些资产阶级派性头头的需要而突击发展党员。凡有两派的地方,在资产阶级派性还没有得到克服,群众仍然严重对立的情况下,应当暂缓发展党员和提拔干部。一切共产党员,决不容许参加任何资产阶级的派别活动。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浙江省委迅速调整了领导班子。新上任的浙江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在省委会上说:“现在还有人在搞分裂,搞阴谋,要顶住”“要拼着老命干,不要怕打倒!”浙江省委规定:一切共产党员决不允许参加任何派别活动。浙江省委、杭州市委先后召开几次贯彻16号文件的万人大会。浙江省委还确定把杭丝联、杭州齿轮箱厂等8个单位作为纠正“双突”的试点单位。浙江对各级机关、企业中“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一大批人进行了清理,不够党员标准的,坚决劝退出党;不够干部条件的造反派头头,坚决调离领导岗位。

纪登奎

纪登奎解决浙江问题后,又于8月初由浙江赶赴河南,指示中央组织部和河南省委对派性严重的郑州国棉四厂、郑州车站、洛阳轴承厂派出工作组,进行整党试点。这些单位经过整顿,建立起新的领导小组,对强行搞“双突”的帮派头头区别不同情况作出处理。经与河南省委商定,纪登奎点名批判了几十名无理取闹、横行霸道、违法乱纪、贪污腐化的派性头头,把他们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下放劳动。河南省委8月29日发出《关于增强党性,加强党的建设的决定》,要求所有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都要与派性作斗争,凡陷入派性的要与之彻底决裂。“任何党组织的领导成员,不准里通山头,搞派性活动。对长期陷入资产阶级派性,又屡教不改的,坚决调离,或给予纪律处分。”“对于混进党内证据确凿的坏人,要坚决清除出党。”“对于被坏人篡了权的个别领导班子,要在上级党委直接领导下实行改组,把被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夺回来。”《决定》还提出,在今冬明春要分批对基层党组织进行一次整顿,对于“双突”的党员和干部,要在整党过程中认真加以解决。

8月纪登奎从河南回京后,邓小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听取浙江、河南两个省解决“双突”问题的汇报。邓小平肯定“浙江和河南的问题解决得不错”。

张永生不服从浙江省委决定,继续在当地搞串联活动,后在王洪文等庇护下装病在天津住院。浙江省委提出,将张永生调离浙江,下放到河北劳动。10月5日,王洪文就浙江省委处理张永生问题致信邓小平、张春桥、纪登奎并报毛泽东,信中写道:“对浙江目前在贯彻中央16号文件中的一些问题,我提出了一些意见,特别是对省委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提出了些不同看法。我认为浙江原来从上到下,特别是省主要领导同志、地县主要领导同志都存在资产阶级派性的情况下,提出这样的口号会把形势搞乱。”“关于对张永生处理问题,我意见可同意浙江省委再次提出的,调离浙江由中央组织部安排到别的省劳动学习。”

10月7日,邓小平作出批示:“此事在政治局五日会议上议过。在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派性问题上,我认为省委的做法是正确的,不宜对省委作不恰当的批评。如果不对省委支持,浙江一个多月来刚刚好转的形势,势必会有反复,这很不利。对张永生,政治局会议上,大家认为也以调至其他省份劳动为好。但也要准备张永生连中央决定也不听,到时再说。”王洪文的信和邓小平在王洪文信上的批示,实际上是在处理浙江派性问题、“双突”问题上的一次较量。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支持浙江省委的做法,表明了他在反对派性、处理“双突”问题上的坚定态度。毛泽东等阅看了王洪文的信和邓小平的批语,没有提出异议,实际上支持了邓小平。张永生后被押送到河北遵化县西铺大队劳动。1979年4月,张永生因现行反革命罪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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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

浙江、河南整党试点及其经验的推广,为在全国开展整党做了准备。

邓小平很早就提出党的整顿问题。1975年7月4日,他就在中央读书班第4期学员的讲话中提出:“毛泽东同志讲军队要整顿,整个党也有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党的领导和党的作风方面。”

关于党的领导。邓小平对党的领导的重要性有深切的体会。在7月4日的这次讲话中指出:“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加强党的领导,把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坚持下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针对相当一部分地方党的领导没有建立起来,党的领导削弱的状况,邓小平提出,没有党的领导怎么行?党讲话不大灵怎么行?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建立省委一级的领导,“使省委说话有人听,能够担负起领导责任,做到一不是软,二不是懒,三不是散”。他强调要维护省委的领导,帮助省委建立威信,使省委对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各项工作都能够领导起来。“省委坚强了,敢于领导,就能帮助地委、县委。这样,我们党就能够实现自己的领导了。”

关于党的作风。毛泽东1971年8月至9月在南方巡视期间,曾提出“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在1975年7月4日的这次讲话中,邓小平指出,这是党的原则,也是党的作风。在这一系列党的原则中,他着重强调反对派性的问题。指出:“反对宗派主义,也就是反对派性,增强党性,是很重要的一条。”搞宗派、搞派性的危害是很严重的,“树山头、垒山头,或者站到这个山头、那个山头,如果这样,党就分裂了,就没有战斗力了……现在解决各地区、各部门的问题,都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加强党的领导,反对派性,把毛泽东同志树立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这个问题,全党同志要注意,特别是中央委员、高级干部,更要注意。”邓小平对徐州铁路局的派性提出严厉批评,指出:“徐州有那么几个人,就把共产党的市委打入‘地下’,这是什么专政?是派性专政。这根本谈不上什么安定团结。”当然,坚持搞派性的毕竟只是极少数,大部分群众是跟着闹的,是可以教育过来的。因而邓小平提出,要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解决群众中的派性问题。

邓小平

7月15日晚,邓小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浙江省委的工作报告时,在中央批语中加写了一句极为醒目的话:在全国范围“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中央16号文件的发出,揭开了全国整党的序幕。

8月18日,邓小平在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指出,不但各行各业要整顿,党也要整顿。浙江的“双突”,不只是浙江一个省的现象,全国各省、市的一些地区和单位都不同程度地有这个问题。不整顿不行。不整顿,我们这个党就成问题。

纪登奎从河南回京后,邓小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汇报。鉴于浙江、河南已经取得整党的初步经验,他建议中组部代中央起草一个整党的文件。8月24日,纪登奎在中组部党的核心小组传达了邓小平和中央政治局的意见。他说,中央决定全国今冬明春把党整顿一下。要求中组部在国庆节前要进一步作调查研究,代中央起草一个整党的文件。根据中央和纪登奎的意见,中组部在9月中旬召开云南、福建、四川、湖北等6个省组织部负责人会议,并派出3个组到贵州、吉林、宁夏三省进行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中组部起草了《关于整党问题的汇报提纲》和《整党问题参阅材料》,并组织力量代中央起草《整党工作指示(草稿)》。《指示(草稿)》的主要精神是:第一,消除派性、增强党性是思想整顿的重点。“批林批孔”以来,各地帮派势力猖狂,以派压党,派性高于一切。这次整党就是要消除派性,讲党性,讲纪律,讲团结,恢复党的传统作风。第二,在组织上彻底纠正违反党章规定的“双突”。文件明确规定,对突击发展的党员,都要经过一年的实践考察,具备党员条件的重新办理入党手续,不具备党员条件的除名,对混入党内的坏人坚决清除出党;对突击提拔的干部,一律要回到“批林批孔”以前的原单位、原岗位。第三,调整领导班子,选拔党性强、敢抓工作的领导干部进班子。

9月19日,邓小平会见前来请示工作的胡乔木,明确提出今冬明春要整党。9月27日、10月4日,邓小平出席全国农村工作座谈会。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

邓小平随即进一步提出整党是整顿的核心。他说:“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这次座谈会要议议整党这个题目,这是毛泽东同志同意的。整党怎么搞?办法肯定应当不同于过去。请各省根据自己的特点,搞出个规划来。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农村包括公社、大队一级的,工厂包括车间一级的,科研机构包括研究室一级的,这样解决问题比较快。领导班子整顿好了,党员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他还提出,要在整党的基础上挑选干部。一个大队,一个公社,一个县,选好了一、二把手,整个领导班子就带起来了。特别是抓好县委一级,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县委非常重要!

从在浙江、河南进行整党试点,到起草《整党工作指示(草稿)》等文件,再到提出整党是全面整顿的核心,整党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一场全国性的整党即将展开。

根据中央的部署,有的省市已开始整党,或进入整党的准备阶段。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明确要求省、市、县级领导在反对派性的斗争中要“反右倾”。他批评有的地方在反派性中“稳字后面隐藏着一个怕字,怕字后面隐藏着一个右字”。7月,福建省委把反派性上升到“围歼派性”“消灭派性”的高度,要求各级党委“反右倾”“抓重点”,克服“恐派病”。对派性要打“总体战”,发动“总攻击”,努力使其“总崩溃”,从而达到调整班子的目的。山东省于9月17日至28日召开党的基层组织工作经验交流会,会后转发了省委组织部《关于全省党的基层组织工作经验交流会议的情况报告》,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坚持党要管党的原则,切实把党的建设抓好。吉林省委于10月17日至24日召开全省基层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胡乔木布置、邓力群主持起草、1975年10月完稿的指导全面整顿的纲领性文件《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提出:“在各方面的整顿中,党的整顿、党的工作的整顿是重点。”“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论总纲》提出党的整顿有两个重点,一是整顿领导班子,二是整顿党的作风。这体现了邓小平整党的基本思路。

毛泽东对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是支持的,但是不能容忍他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975年11月后,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开展,邓小平受到错误批判,整党还未在全国普遍推开就不了了之。随着邓小平被打倒,邓小平1975年整党的举措也成为被攻击的目标。浙江的整党被攻击为“纪登奎奉邓小平之命,赴浙江是镇压造反派,执行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论总纲》被批判为“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尚未正式形成的《整党工作指示(草稿)》被当作邓小平的“三株大毒草”的姊妹篇批判。尽管如此,1975年的整党,对纠正“批林批孔”所造成的恶果,解决部分党组织的不纯,削弱“四人帮”的帮派势力,推动经济建设,都起了积极作用。同时,对新时期党的建设也提供了有益经验。

来源:党史博采

作者:张 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