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历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

高尚全

2024年7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开幕。从1978年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历届三中全会都以改革开放发展作为鲜明主题,都对中国的改革发展作出战略性部署。《纵横》杂志社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曾采访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同志,听他讲述历届三中全会的故事。从1984年开始,高尚全六次参加中共中央重大决策文件的起草工作,先后30余次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重大改革建言,受到中央高层领导的肯定和批示。

1956年1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的署名文章《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这激发了我对经济体制改革调研的兴趣。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朝气蓬勃的改革浪潮增强了我对改革的兴趣和信心。1982年,我调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从那时起,我与改革结下了半生的缘分。30多年来,我的所思所想从未离开过改革,改革已经成为我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尚全(1929—2021)

改革35年来最重要

最关键的是经济体制的变化

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了中国改革,到现在已经35年了。35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结下来,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向:第一,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三,从封闭、半封闭转向全方位开放;第四,从贫穷落后进入到小康社会;第五,从人治转向法治。

在这五个方面的变化中,最重要、最关键的是经济体制的变化,即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逐步实行的,它主要是依照苏联模式及在解放区一些体制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体制对于我们国家在比较落后的情况下集中全国的财力、物力搞经济建设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弊端也很快暴露出来。不仅现在有所暴露,其实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就已经逐渐暴露出来。

我举两个典型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沈阳原来是重工业比重比较高的一个城市,第一机械工业部(一机部,原来我工作的单位)在沈阳有个变压机械厂,冶金部有个冶炼厂,两个厂正好挨着,一墙之隔。当时变压机械厂生产变压器需要大量的铜,怎么办呢?由一机部从全国各地调到沈阳,而冶炼厂生产的铜,则由冶金部调到全国各地。本来仅一墙之隔,却在全国绕了个大圈再回来,现在看起来不是很傻吗,当时确实是很傻。为什么?因为企业产供销、人财物都集中在部里,企业没有自主权,又没有市场,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所以说,靠政府来配置资源,效率是低下的,当时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第二个例子, 1956年夏天,上海天气很热,企业为了不影响生产,需要购进一些降温设备。那时候还没有空调,企业就想买几台鼓风机。但企业没有自主权,必须打报告层层审批,当时需要七个部门审批、盖章。最后章盖完了,夏天已经过去了。所以说,我们原来的计划经济其实就是审批经济,是过于集中的体制。

这两个例子都是很深刻的反面案例,当时我在一机部工作,曾亲身经历并感受过这种体制的弊端。后来,经过调研,我写了一个调研报告,叫《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反映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讲它造成了资源的浪费,造成了官僚主义,使得企业职工没有积极性。后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时有人批判说,企业怎么能有自主权呢,企业要是有了自主权那还了得吗,企业就应该政府叫它干什么它就干什么,企业有了自主权,就变南斯拉夫、变修正主义了。总之,社会上反应很激烈。

当时,我正好跟汪道涵同志一起出差到沈阳,他当时是一机部的副部长。早上我们散步时,他说:“小高,《人民日报》发表了你的文章。”他是用赞赏的口气来说的。但当时别人不这么看,很多人认为这是大逆不道,企业嘛,就应该政府叫它干什么,它就干什么,竟然有人主张企业要有自主权,别人很难理解。所以反“右派”的时候,有人给我贴大字报,说我是修正主义,我差一点被打成“右派”。

匈牙利领导人说

“连我们的牛都认识你们中国人了”

不仅国内的例子证明由政府来配置资源是效率低下、不成功的,国外的例子也说明了这一点。

匈牙利、南斯拉夫是搞改革比较早的国家。当时匈牙利搞改革,大家都很重视,所以中央派人去考察,后来地方、企业、研究机关也都派人去。匈牙利是个小国家,当时看这么多人来,他们就说,你们派这么多人来考察是好事。但因为当时大家都去考察,却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经常会出现重复性提问的问题,他们就开玩笑说:“连我们的牛都认识你们中国人了,因为你们问的问题都是一样的。”

1986年,因为国家要搞明后两年的改革思想,让我带一个18人的代表团去匈牙利考察。当时我是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随行的还有马凯(现任国务院副总理)、杜鹰(现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李剑阁(原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泽鹏(原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人。马凯后来写信跟我说:“记得1986年我随您作为团长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考察团队到匈牙利、南斯拉夫进行了为期40多天的考察,这是一次探索改革之旅、解放思想之旅。大家夜以继日地看、问,热烈深入地讨论,至今历历在目。”当时除我以外,其他都是年轻人,大家都是坐公共汽车去考察。在考察中发现的重大问题和启示,通过驻匈使领馆用密电传回,送给有关领导人。

1986 年,高尚全(左二)访问匈牙利期间与匈牙利领导人会谈。

当时我国人员去国外考察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重复性考察。各单位考察回来、向本单位汇报完情况后,就把考察材料往抽屉里一塞,再也不去管它。当时我作为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就决定要改变这种状况,不能再这样重复考察下去了。考察的结果应该大家来共享,而不是各自为战。所以,我们那次去匈牙利考察就搞得很细,我们跟匈牙利的国家领导人、部长、企业家、研究单位都做了深入交谈。考察的结果后来写成一本书,叫《艰难的探索》。以后谁再去考察,可以在已有的资料基础上进行,这样可以提高考察水平,避免重复,不然人家也很烦,对我们来讲更是资源的极大浪费。

1986年5月,与匈牙利财政部研究所所长交谈,左侧沙发中为高尚全。

在匈牙利考察期间,我问匈牙利主管改革的一位副总理:你们为什么要取消指令性计划?因为在这之前,国家体改委委员廖季立先去了匈牙利,他回来后就传达了一个信息,说匈牙利取消了指令性计划。这个信息一放出来,就受到猛烈的批判,有人说,怎么能取消指令性计划呢?取消了指令性计划就取消了计划经济,取消了计划经济,就取消了社会主义。当时就是这么上纲上线批判的。所以,当时改革的环境很不好。

我就问这位副总理取消指令性计划的原因,他说,我们匈牙利过去是根据平衡表来编制计划的,计划编制好后,执行的结果有的完成500%,有的只完成10%,但最后谁也没有责任,既然资源不能有效地配置,我们就取消了。他们没有意识形态的障碍,觉得不行就取消了,但我们国家当时不一样,我们一说到这种问题就上纲上线到姓“资”姓“社”的问题,就认为既然是社会主义,就不能取消计划经济,取消经济计划就是取消社会主义。所以,那次考察的认识确实是很深刻的,我们回来后整理了考察报告,向国务院领导汇报,领导也很重视,后来报上也发表了匈牙利、南斯拉夫改革对我们国家的启示。

后来我又去了捷克斯洛伐克。捷克和斯洛伐克现在是两个国家,当时还是一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化搞得比较早,工业产品是世界上比较有名的。原来它有一个名牌皮鞋叫拔佳牌皮鞋,但后来因为搞计划经济,名牌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计划部门按照捷克斯洛伐克的1600万人口来编制计划,一人2双,这样生产3200万双皮鞋的计划就编制出来了。把这个计划发到皮鞋厂,皮鞋厂就开始生产。最后生产的结果,老百姓要的它没有,它生产的大家基本上不需要。因为皮鞋是个性化很强的用品,男人跟女人的需求不一样,大人跟小孩的需求不一样,有钱人跟没钱人的需求不一样,怎么能千篇一律地生产皮鞋呢?最后导致产品的大量积压。所以,从外国的例子来看,靠政府配置资源也是不成功的,他们取消指令性计划也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事。

1986 年5 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考察团队参观南斯拉夫工厂。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到底什么叫社会主义?当时一说社会主义,首先想到的就是计划经济,一说市场就认为是资本主义。但后来的实践经验证明,我们国家只搞计划经济是不行的,不搞点市场调节是不行的。比如广东人爱吃鱼,但是自从搞了计划经济,没有鱼吃了,为什么?因为计划经济价格是国家管的,把价格管死了,养鱼的人没有了积极性,鱼当然少了,所以大家吃不着鱼了。后来,广东把养鱼的价格放开了,一放开以后,养鱼的人有积极性了,鱼又多了,又因为竞争,价格回落了,价值规律开始发挥作用了。这个例子也说明,我们不搞市场调节是不行的。

十二届三中全会

建议把“商品经济”写进《决定》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对改革作出过四次重要决定:第一次是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二次是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三次是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四次是最近,也就是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此外还有一些专题性的改革决定,如农村改革、企业改革、科技改革、教育改革等。这四次中央改革的决定,对我国的改革和发展,对改变我国的面貌、提升我国的国力都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前三次改革决定的起草工作,我有幸都参加了,第四次没有参加,但给中央提了一些改革的意见。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当时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方针呢?因为计划经济作为我们国家的制度,必须要坚持,但是不搞一点市场调节也不行,所以要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一个是制度,一个是手段方法,要两者结合起来。

到了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央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这个《决定》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在理论上和政策上有很多重大突破。之前不是说没有改革,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就搞过改革,但因为我们计划经济体制的特点是集中过多,集中过多了以后,就出现“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又统,统了又乱,乱了又放”这样的恶性循环,所以一直没有找到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只是在你管、我管上做文章。到了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终于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的创新点,是提出了“商品经济”的概念。原来我国一直是计划经济,现在提出了计划经济跟商品经济不是对立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商品经济。

当时我参加了这个《决定》的起草工作。那时我已经到国家体改委工作,是调研组组长兼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在会上我说,根据我的调查,哪个地方搞了商品经济,哪个地方的经济就比较有活力,哪个地方的老百姓也就比较富裕,所以我赞成把“商品经济”写进《决定》。但是,我们起草小组也有人不赞成把商品经济写进去,主要担心什么呢?害怕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混同起来,怕变成资本主义。因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是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后来又经过讨论,他们有所让步,说只能写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我说,有了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就必然有商品经济,所以没有什么风险。过去有一句话,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说现在应当加上一句,只有商品经济才能富中国。

当时中央是这样考虑的,我们国家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可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直发挥不出来,反而暴露了很多弊端。所以中央领导认为,必须要改革,否则没有出路。老百姓也希望改革,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结果还是这个样子,老百姓也希望改变贫穷落后的状况。所以,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动力比较足,阻力也很小,所以改革推进得还算比较顺利。

虽然这样,关于“商品经济”是否写入《决定》还是统一不了思想。鉴于这种情况,1984年9月初,我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名义,找了一些经济学家在西苑宾馆开了一个会,当时请了一些思想比较解放的经济学家,如蒋一苇、董辅礽等。在会上我首先提出,应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这是当时改革要求在理论上的一个关键性突破,经济体制改革不从理论上突破是不行的。后来大家讨论的结果也一致认为,必须要提出“商品经济”,因为“商品经济”是个必然的途径,和资本主义制度并无必然联系,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范畴;“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和计划经济不是对立的。

1987年10月26日,高尚全(前排左二)在中共十三大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

另外,我们还讨论认为,十二大报告中“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种提法存在问题,因为它前后不对称。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制度,是必须要坚持的,市场调解是方法和手段,是作为辅助作用的。应该是,要么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要么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要么是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不对称。后来,经过反复征求意见,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中,不再提“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而是改成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种提法。

关于“劳动力市场”和

“劳动就业市场”的争论

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在我们国家历史上非常重要,我也有幸参加了这个决定的起草工作。

1992年,十四大提出了我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去没有目标,十四大首次提出了改革的目标。但是怎样实现这个目标,当时并不明确。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里提出了到底怎样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答案是要建立五根柱子:第一,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第二,要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第三,要建立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第四,要建立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第五,要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在第二条“要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中,就提出来资本市场、商品市场、技术市场、房地产市场、劳动力市场等概念。但在提出“劳动力市场”时,又有争论。

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劳务市场”概念,到了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就提出来“劳动就业市场”。我参加文件起草小组后就说,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把资本市场提出来了,把技术市场、商品市场、土地市场都提出来了,而其中恰恰最重要和最活跃的一个要素——劳动力市场却没有提出来,这是不应该的。所以我建议,一定要把“劳动力市场”写进去。

当时的阻力很大,有人说,劳动力是国家的主人翁,主人翁怎么能进入市场呢?我说,劳动者、劳动力、劳动力市场,这三者有联系,也有区别,劳动力进入了市场,不是劳动者进入了市场,而是劳动者的能力进入市场。过去计划经济时代,人家说搞导弹的和搞茶叶蛋的是一样的收入,所以不公平。人本来天资是有差异的,后天努力也是有差异的,所以分配的时候应当根据劳动能力来分配,不能一刀切,不能搞平均主义,搞导弹的不能跟卖茶叶蛋的一样的待遇。怎么样才能够区分开呢?没有劳动力市场的评价,就体现不出这种差别来,单纯靠政府定价是不行的。

为了说明我们国家“工人阶级是主人翁”的观念根深蒂固,我还举了一个例子。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先生对我们中国的司机不“感冒”。因为他觉得我们国家的司机态度不好,心态不平衡,司机老以为自己是工人阶级,是主人翁,而坐车的是仆人,觉得主人怎么能给仆人服务呢?针对他们提出的把“劳动力市场”写进《决定》就不能体现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的意见,我解释说,工人阶级是一个整体概念,主人翁也是一个整体概念,个别的工人不能替代整体,不能等同于整体,个别的概念和整体概念应该相区别,我们不能误解。劳动力进入市场,是劳动能力进入市场,不是劳动者进入市场,跟过去贩卖黑奴是不一样的。工人进入市场不能说贬低了工人,而是更加尊重工人。工人进入市场有了市场评价后,可以自由选择,有了选择权,能更进一步体现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为了使我的建议得到高层的支持,我还分别征求薄一波同志和李岚清同志的意见,他们的反应都很积极,都作了表示赞同的指示。

后来,中央专门开常委会讨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参加常委会讨论的除了常委外,还有个别政治局委员和起草小组组长。起草小组里,有若干分组,我是市场体系分组的负责人。当时我们小组是三个人,除了我,还有郑新立(原来是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现在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和张卓元(原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所长,现在是学部委员),我是组长,所以我列席了常委讨论。常委讨论时,因为《决定》的原稿上是“劳动就业市场”,我心血来潮,就举手发了个言,建议把“劳动力市场”写进《决定》。

关于为什么要把“劳动力市场”提出来,我一口气讲了五个理由:第一,劳动力的价值只能通过交换体现出来,劳动力进入市场是劳动的能力进入市场,而不是劳动者本身进入市场,劳动的能力有大小,贡献有大小,所以反映它的价值也是有大小的。第二,确立劳动力市场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我们要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就必须使劳动力要素进入市场。如果劳动力这个最活跃的要素不能进入市场,那么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很难建立起来。第三,我们现在就业压力那么大,不放开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解决不了。第四,我们现实生活中已经有了劳动力市场。第五,提出劳动力市场不会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当时常委没有讨论,总书记就问了一句,你提出“劳动力市场”,社会上能不能接受?

第二天,我找了温家宝同志,因为他是主持文件起草工作的。我有点内疚,说我昨天不该发言,常委开会,政治局委员一般都不发言,结果我却发言了,但是如果我不讲的话,“劳动力市场”就出不来,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我才突然要求发言的。温家宝同志说,我赞成你的观点,但是能不能上中央文件,我也没有把握。我说,那我们共同努力。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时难度确实很大,提反对意见的人中有的职位是很高的。后来温家宝同志为此做了很多工作,他曾向江泽民总书记单独汇报,说现在对“劳动就业市场”有不同意见,也讲到我的意见。后来,总书记要求看我的资料,温家宝同志就要了我的材料呈给总书记,总书记又批给各常委,最后各常委没有意见,“劳动力市场”才被吸收进《决定》里。

1993年11月19日,《经济日报》刊发高尚全文章《为什么要提出“劳动力市场”》。

所以,“劳动力市场”在改革文件当中能够逐步被接受,也是听取了各方面意见的结果。领导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多提意见,最后作出决策,所以每个文件的制定都是大家群策群力的结果。

“改革无止境,完善无止境”

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对于怎样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的起草工作我也参加了。

自从十四大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来,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并日益发挥出市场机制的巨大效益。对外开放则因为加入世贸组织而取得了跨越式的进步,许多在内部难以突破的体制机制障碍因为对外开放的倒逼机制而被迅速克服,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到2003年,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取得巨大成绩,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人均GDP达到1090美元,首次突破了1000美元大关。当时就有人认为,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搞得差不多了。十六届三中全会重申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对十六大提出的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是否需要重申,却有不同意见。

在2003年4月23日温家宝同志主持的起草小组全体会议上,我发言说:“改革无止境,完善也是无止境的,不能说到到某个时间点就能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为,第一,从理论上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二者的矛盾是不可能停止的,是长期的;再者,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也是长期的,矛盾的长期性决定了改革的长期性。第二,从实践上来讲,发达国家搞市场经济搞了那么多年,照样出问题。出了问题就解决问题,暴露了矛盾就解决矛盾,这样社会才能进步。所以,不管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来讲,改革是无止境的,完善也是无止境的。

当时我提出这个问题是比较大胆的,对“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质疑。后来,《决定》没有把“到2020年要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写进去。现在,这种发展的观点已经形成共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就说:“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思想解放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

市场基础性作用的演进

我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小组会上提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如何正确理解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与国家宏观调控的问题。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里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后来,随着时间的发展和实践的检验,我认为这个表述不确切,问题就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这个地方。

第一,要发挥市场的作用,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怎么能把“市场配置资源”置于“国家宏观调控”这个前提之下呢?这样的表述,说明要使市场发挥作用,必须先经过国家的宏观调控,国家宏观调控变成市场调节的前提条件了。第二,配置资源的主体是市场,而不是政府,所以“国家宏观调控下”不能作为前提条件存在。第三,政府发挥宏观调控作用是在市场基础上发挥政府的作用,不能先是发挥政府作用,然后再是发挥市场作用。第四,宏观调控主要是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来调控,而不是主要用行政手段。第五,谁代表国家宏观调控?国务院理所当然代表国家,但到了地方省里、市里,也想代表国家掌握宏观调控权,大家都宏观调控,这样就乱了。所以,在2003年4月起草小组开会的时候,我就提出:“国家宏观调控”这个表述不科学,应当改一下。我说,马克思主义要与时俱进,不能说党和国家的政策就不要与时俱进了,根据实践发展,党的文件也是要与时俱进的。

我提出的这个意见被温家宝同志听进去了。在他的努力下,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不再用原来的表述,而是改成“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在十八大的报告中,关于市场经济的表述则改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加了“更大范围”,这是我们的认识逐步深化的表现。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有了更大的突破,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

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最大亮点。《决定》提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回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定位。

什么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去一直没有很好地取得共识。一种理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都必须要遵循;另一种理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可以不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所谓“中国模式”,就是政府主导配置资源。我在1993年就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般,社会主义条件下是特殊。”(高尚全:《中国经济制度的创新》,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23、24页)

国内外的经验证明,违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违背反映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违背市场配置资源,就会受到惩罚,资源就会错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会受阻,因此处理好一般与特殊的关系非常重要。

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是经过长期实践形成的普遍规律,是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是长期积累的共同财富,不是资本主义独享,我们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大胆吸取和借鉴。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所说:“一切从实际出发,总结国内成功做法,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

我们党历来重视和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指出,我们“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一切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式我们都可以借鉴。党的文件里也多次强调要学习反映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管理经验,比如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等。现代企业制度是西方企业长期积累起来的经验,它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否则企业的经营活动没办法进行。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现代企业制度是必不可少的。还有股份制,原来一直争论它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直到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来,股份制既不姓“资”又不姓“社”,是资产的一种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在强调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时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不是不要发挥政府的作用。有效的市场取决于有为的政府,有为的政府重在促进有效的市场。政府的职能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市场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促进共同富裕。

(本文选自《纵横》2014年第3、4期,高尚全口述,杨玉珍整理,文字有删节)

来源:纵横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