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坪的秘密

冉 奎

大山坪位于宣汉县东乡街道、芭蕉镇、下八镇和黄石乡交界处一带,是王维舟领导川东游击军开展革命活动的核心区域。这里与周围的云雾山、黑天池、杨柳关、童家山紧密相连,山高林密,给养丰富,易守难攻。这里群众基础良好,老百姓舍生忘死、倾尽所有支援川东游击军。

大山坪

东乡街道大山村贺家沟的贺家院子因年久失修,难以修复。如果不是旁边立有“川东游击军军部旧址”字样的石碑,外地来的人根本不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惊心动魄的故事。贺家院子的主人是思想觉悟高的贫苦农民贺值三,他是从芭蕉镇小塆(花山村2组)搬迁过来的。他的两个家都是王维舟居住和开会的地方,都是川东游击军总指挥部。

宣汉县芭蕉镇花山村小塆川东游击军军部旧址

1

掩护王维舟

1931年夏,去成都开会的王维舟在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男扮女装脱离险境后,回来就住在芭蕉场小塆贺值三家中。小塆地势平坦,视野开阔,贺值三的房屋一排七间。王维舟在这里重组川东游击军,召开秘密会议,制定对敌斗争策略和方针。王维舟化名周克西,对外公开的身份是教书先生。

宣汉县芭蕉场镇全貌

群众都知道,王维舟的队伍是劫富济贫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王维舟是劳苦大众的“主心骨”和“大救星”。每次开会,都会聚集二三十人,听王维舟传达上级精神、分析当前形势、宣讲革命道理。贺值三的家人忙着碾米煮夜饭,为避免动静太大被敌人察觉,他们在碾桩上浇些水,动作轻手轻脚,石碾发出的吱吱声很轻微。会议结束后,一顿可口的饭菜也就悄无声息地做好了。

川东游击军在大山坪一带站稳了脚跟,王维舟把这一带搞红了,反动军阀恨得咬牙切齿。有个夜晚,被坏人告密,敌军数百人分三路扑来,放哨员发现后立即报告给王维舟。王维舟临危不乱,收好文件,镇静地对贺值三说:“你们首先隐蔽一下,免得遭受牵连。”贺值三说:“我怕啥子,一个农夫汉,这年头活着也等于死了没有埋,还是你们要紧。”说完,贺值三让儿子贺泽良带着王维舟等人向童家山和炉厂坪安全转移,又安排家人取出箩筛和格筛,在开会的房间筛灰劳作,制造假象,迷惑敌人。

敌人气喘吁吁地包围上来,连游击军的人影都没见到。敌人扑了空,抓住贺值三,询问王维舟和游击军的下落。贺值三说:“我不晓得哪个叫王维舟,也不晓得什么叫游击军。”见问不出什么,敌人挨家挨户搜查,先后抓了百余人,逐个盘问审查,毒打妇女和小孩,最后把贺值三、贺宝廷和贺泽忠抓回去交差,把他们关押到南坝刘存厚的驻军团部。在阴暗潮湿的黑屋里,敌人金钱引诱不成,便采取“给鼻子灌辣子水”“烧八筒花”“猴儿搬桩”“背洋油背儿”(将洋油桶烧红,在桶内放入燃烧着的木炭,脱光衣服让人背)等残酷刑罚逼供,他们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始终没有透露王维舟的行踪。王维舟托人设法营救,经多方周旋,由南坝上层人士保释了贺值三、贺宝廷,但贺泽忠被枪杀。

有一次,王维舟正在贺值三家中,外面突然来了一个奸细,把悬赏捉拿王维舟的布告贴在堂屋门上就走了,群众自是对布告视而不见不予理睬。王维舟派人跟踪,发现奸细等几个坏人夜里纠集在河边一个窝棚里烧大烟。游击队员突然袭击,把这几个坏人全部抓住,绑上石头沉入河里,为屈死的贺泽忠报了仇。

又一次,有叛徒告密,说王维舟有20支驳壳枪和银子在贺值三家中。敌人搜查无果,把贺泽良的妻子抓去,悬吊在屋梁上,使用酷刑拷打,逼她交出枪支弹药和其他物资。她手里保管了王维舟的一份地图,不管敌人怎么折磨,哪怕几度昏迷,她一直守口如瓶,宁死不招。由于小塆这个家已成为敌人重点监视对象,贺值三举家搬到东乡街道大山村贺家沟。

川东游击军军部旧址(东乡街道大山村贺家沟)

与小塆一山相隔的是王家坡(芭蕉镇桐林村8组),海拔近700米。这里有一户大富人家,主人名叫王忠元,王维舟在他家居住过一段时间,他家为川东游击军指挥部提供后勤保障及掩护工作。今年56岁的王泽兵是王忠元的孙子,曾任村支部副书记,据他介绍,他家受到革命熏陶,大爸王仁福1933年参加红四军,1936年在甘肃省临夏县牺牲,二爸王仁禄跟随王维舟外出革命,解放后在重庆工作。

宣汉县芭蕉镇桐林村王家坡川东游击军军部旧址

宣汉县芭蕉镇桐林村王家坡川东游击军使用的圆形水缸

宣汉县芭蕉镇与天生镇交界处川东游击军活动地——峨城竹海

川东游击军袭团局、歼顽敌、打“委员”、惩叛徒、除恶霸、抓“肥猪”,为劳苦大众谋利益,赢得广大群众的坚决支持和衷心拥护。在敌人的屠刀面前,群众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甚至不惜牺牲全家老少的身家性命,这是对王维舟及游击队伍情感深厚的真切体现。

2

建地下兵器厂

这里是东乡街道大山村5组高家湾,眼前的房屋一楼一底,砖木结构。今年80岁的陈元汉是原大山村支部书记,据他介绍,这栋房屋是新建的,原来的房屋是三合院,是川东游击军地下兵器厂所在地。原来的房屋主人是李忠汉,因房屋缺乏维护成为危房,20世纪80年代被拆除。

宣汉县东乡街道大山村高家湾川东游击军地下兵器厂旧址

游击斗争需要武器,大刀、长矛是基本武器,数量不够时农具充当。“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当敌人不给我们造时,王维舟决定筹建以修理为主的小型兵器厂,自行制造简易的枪械。

高家湾有一位叫李忠汉的富裕户,十多年前为躲避土匪骚扰,修建了一座三合面房子,房子里修了一个藏身的夹墙,夹墙暗室有十多平方米,从楼上撬开两匹挨墙的楼板就能下去,王维舟决定把地下兵器厂建在那里。炉厂坪支点(东乡街道秧田村)有一位农会会员任泽武,是远近闻名的铁匠,有高超的铸造鸟枪技术,王维舟动员任泽武当师傅。

任泽武借用李忠汉的阶檐筑大炉,搭起铁匠铺,为附近的农民打造锄头、砍刀,给铁器加钢,给镰刀宰齿。任泽武在夹墙暗室也建了铁炉,白天在阶檐修农具,晚上派人四周站岗放哨,带着刘明善、张伯于、崔文海、任忠和等几个帮手,躲进暗室修理和制造枪弹。

地下兵器厂开工后急需钢材,游击军拨了一百多个大洋给任泽武,派他到南坝、开江、开县(今重庆市开州区)、万县等地采购。买好的钢材不是直接运回来,先是分别寄存在王维舟指定的店铺,然后再派人神不知鬼不觉地零星运回。

1932年夏的一天,王维舟等十多名同志正在这个联络点开会。中午时分,游击军安插在三河团丁中担任班长的孙久林,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敌人到这里‘清剿’来了,我是主动要求前来侦察情况,先行一步来放信的,你们快隐藏吧!”王维舟镇静地吩咐大家,准备好武器迅速进入夹墙暗室。

任泽武和两个帮手依旧“丁当、丁当”地打铁,拉风箱的依旧“呼哧、呼哧”拉个不停。敌人一来就将房子包围,一个当官模样的人往铁匠炉前走来:“你们在这儿打铁有几个人?”任泽武回答:“有时两三个人,活路一多四五个人。”当官的又问:“这房子是谁家的?”任泽武回答:“李忠汉的,我们是借房躲雨安炉。”此时李忠汉不在家,当官的要求把他叫回来

李忠汉回家后,当官的问:“人家密报这铁匠铺有坏人进出,还有王维舟经常在这里搞破坏活动。”李忠汉回答:“我用生命财产担保,实在没有这回事。”当官的命令士兵搜查,士兵翻箱倒柜搜了一些值钱的东西,报告说没有搜到什么。当官的恶狠狠地说:“跑得了人跑不了庙。”

当敌人走远,王维舟等人从暗室走出来,李忠汉又惊又喜,惊的是家里来了客人,喜的是没有被搜出来。任泽武介绍:“这就是我们常谈的川东游击军总指挥王维舟。”王维舟笑着问李忠汉:“跑得了人跑不了庙,将来你该怎么办?”李忠汉坚定地回答:“庙在人在,庙不在人也在。”王维舟紧紧抓住李忠汉的双手:“好一个庙不在人也在。”

地下兵器厂先后制造了新式枪、弹子枪、九子枪10余支,修复旧枪30多支,还制造了手榴弹、土大炮等。为扫除三河乡团总杨吉成这个反共顽固堡垒,川东游击军决定将其铲除。一个满天星星的夜晚,100多名游击队员从大山坪来到三河场河对岸,向街上点燃了一个自制的木囊大炮(用活松树挖空装进火药、铁条),轰隆一声,惊天动地,接着沿岸山坡枪炮齐鸣。三河乡的团丁和国民党一个连的兵满山遍野不要命地逃跑。游击队员立即分乘小船过河,恰逢杨吉成从一户吊脚楼上跳下来,游击队员用自制的新式枪瞄准,将其当场击毙。地下兵器厂自制的武器第一次显示了威力,游击队员欢欣鼓舞。

3

策反与镇压

川东游击军执行正确的统战政策,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各地保甲长、团总和豪绅,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为我所用。对顽固的恶霸官吏和坚持反共的首恶分子坚决镇压,对摇摆不定的中间势力积极教育争取,对开明士绅尽力团结利用。

吴志太是芭蕉团局分队长,出生于芭蕉场一个贫民家庭,靠父亲吴洪贵做小生意谋生。吴志太从小爱打抱不平,对群众和善,人称“吴山羊”。王维舟派人做他的思想工作,他被策反后很快加入中国共产党。吴志太以团局分队长身份作掩护,四处宣传革命,支持川东游击军开展打富济贫活动。

敌人多次清剿王维舟,吴志太与吴贵洪以开茶馆、旅栈为名,暗通情报,竭力保护。有一次王维舟在童家山一院子召开干部紧急会,敌人突然向童家山扑来。吴志太立即派人送信,王维舟等人找来蓑衣、斗笠和锄头,化装成出门看水的农民混在群众中脱离险境。

宣汉县东乡街道与芭蕉镇交界处川东游击军活动地——童家山

芭蕉豪绅秘密揭发吴志太,国民党抓去审问,给他“烧八筒花”,后背烧得油往下滴,他仍然咬紧牙关保守秘密。由于未找到吴志太通共的证据,通过营救保释。红军来到宣汉后,吴志太将团练改编为游击队。红33军成立后,吴志太所属游击队编为99师298团,他任团长。

芭蕉团总汤干臣及同伙漆裕禄、周文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扬言一个月内消灭游击军,游击军将其处决。团练武装在吴志太的控制下,不但没有真正与游击军对抗,反而掩护游击军的行动。事后,宣汉团练局派县保卫团第一中队进驻芭蕉场“清剿”,王维舟派贺值三到敌军营房前摆“八字”摊,伺机争取第一中队长廖开太。王维舟在信里约请廖开太秘密前往桐树湾会面,订下“双方互不侵犯”协定。从此,凡游击军与敌人遭遇时,廖开太的团练中队对着天空或草木鸣枪放炮,虚张声势,掩护游击军战斗或转移。

1933年2月25日,叛徒覃明光(时任国民党县委委员)、收款委员伍超到黄石场清产提款,游击军决定锄掉两人。当晚,支队长冉南轩率10余人直奔该场,一面将团总部围住,威胁团总彭正远“互不侵扰”,一面派人趁两委员打牌之机一举击毙。彭正远早就被王维舟做过思想政治工作,游击军撤退后,彭正远才命令团丁鸣枪追捕。锄恶任务圆满完成,彭正远采取追捕行动也不用担责,一举两得。

宣汉县黄石场镇全貌

1933年6月,农会干部冉瑞安、谯仕礼在传递情报中不幸被黄石场团练抓捕。二人系交通联络站联络员,王维舟立即给黄石团总彭正远写信,晓以利害,促其将游击队员释放。彭正远立即通知分队长张友三:“向官军报告,说我们捉到的是本地农民,他们带的是鸟枪,不是共产党,抓错了,不必上送。”同时找甲长李安品取保,释放了两名川东游击军战士。

下八团总李清澄在大山坪收租200多担,开有药铺,并掌握了几十条团枪。王维舟、冉南轩通过各种关系对李清澄开展策反工作。李清澄不仅把团局的枪支暗中借给川东游击军使用,而且还把在大山坪所收的租谷送给川东游击军。在李清澄的影响下,甲长贺保廷、排长张云润以及绅士李福安等都倾向革命,其中一部分人参加了农会和川东游击军。李清澄后来利用其妹夫在刘存厚部当连长的有利条件,随时向川东游击军送情报,使敌人的行动不到一个小时就被川东游击军总指挥部掌握。

宣汉县下八场镇全貌

来源:《达州日报》2024年6月28日第6版

文/图:冉 奎(中共宣汉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